进入四月,渥太华的大街小巷依旧是冰雪的天地。朋友圈里有人晒出一张家庭后院的照片,一台烧烤的炉子,突兀地站立在冰雪覆盖着的露台一角,早春的渥村,依然冬日模样。


望着照片上皑皑白雪中的烤炉,心中泛起和朋友们一起烧烤的盼望。虽然能烧烤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但害怕食品不够的担忧却开始涌现。每次家里请客吃饭,准备的食物总是几乎多出实际需要的一倍,但每一次都会被食物不够的担忧所困扰。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担忧根植在我的骨子里了。


最近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原生家庭的影响”。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原生家庭有关,但是我对食物不够的担忧,却与原生家庭有着莫大的关系。


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谁家不穷呢?一年当中,农历三月四月是最难熬的时候。“三月四月,青黄不接”,上一年的粮食吃完了,新一年的麦子还不到收割的时节,家家户户没有粮食吃。那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家里来客人,来了客人没有食物招待。只是我比较晚熟,不会体谅大人们的难处。记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四月的一天吃中午饭时,我带了一个同学回家。那时家里人多,两个叔叔家和我们家都在一起生活。那一天父亲和叔叔们都不在家。母亲和两个婶婶做好了面条,我就一碗一碗的端给那个同学吃,乡下人好客,加上食物匮乏,家里来了客人,好吃好喝得先尽着客人,其他人都得等客人吃完了才能开始吃。上初中的小伙子正是能吃的年龄,一家七八口人老老少少的午饭都被这个同学一个人吃了,一直吃到我没有东西再往饭桌上端了。那一天,全家人都饿了肚子,而没有食物给客人吃饱的耻辱感却成了我一生的梦魇。从此只要家里来客人,我最担心的事就是准备的食物是否能够让客人吃饱。


儿时有许多非常美好的记忆,但最深刻的记忆却总是与饥饿有关。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玉米芯,榆树皮,灰条籽,豆腐渣,油渣,都是上好的食品。食物短缺,似乎是那个年代的标配,这样的标配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几年以后。记得一九七四年的四月,高中毕业不久的我成了生产大队的文书。上任后所作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辑各生产队报上来的无粮户的名册,然后带着大家去国营粮站买国家下发的救济粮。这样的事情,也成了随后几年我当生产大队文书时工作的标配。


食物短缺的年代早已远去,但不时有文字讲述那个年代的事情。许多人强调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缺乏,好像地里长不出庄稼,是因为农民懒惰不好好干活的缘故。其实这样简单的论断却无视了乡下人当年真实的苦难。从高中毕业到离开老家进城,我实实在在的当了四年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春节休息几天外,地里的劳作从早晨天麻麻亮开始,直到晚上天黑看不见为止,每日两餐,其余时间全在干活,靠的是手拉肩扛,纯粹的人工劳作,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这样的耕作方式,累死累活,每亩地也只能有一两百斤的产量,在一个人多地少的村庄,又怎能不饿肚子呢?


同样的村庄,同样的土地,如今,人们早已不再为吃饭发愁。老黄牛变成了拖拉机,独木犁换上了播种机,有机肥料被化学肥料所取代,原来需要每年自己留存的种子也变成了每年改良培育的新品种,从播种到收割全部机械化,人们不再需要终日在土地上汗流浃背,劳作的强度和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大部分村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与土地无关的工作,土地的出产却由原来的一两百斤变成了现在的七八百斤甚至一千多斤。今昔相比,饥肠辘辘的岁月,实在不是因为父辈们的懒惰或者生产积极性不高,而是因为当年科技水平实在太低下了,低下到人不得不像牲畜一样地劳作,像牲畜一样地活着。


岁月的长河也许会把记忆的河岸冲刷得面目全非,但苦难的记忆却会如长河中的沙洲,不会随着河湾的变迁而消失。感恩苦难,让我们学会坚韧,感恩对苦难的记忆,让我们不忘前事,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