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著《茶经》“余杭说”的致命破绽

太湖侠客

　　陆羽在哪里著《茶经》，什么时候完成的《茶经》，以及为什么著《茶经》，《茶经》的内容、地位和影响，等等，都是茶文化界非常重视并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按理说，问题应该是越辩越明才是，但茶文化界却有些奇怪，许多事情是越理越乱。特别是陆羽在哪里著《茶经》，近年来，越研究越复杂，越讨论越糊涂，圈内圈外，吵吵嚷嚷，本来很明白的一件事，现在连茶文化的一些权威也已经把握不定了。

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纠结的历史，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家说”阶段，时间是自古以来。也就是大家都认同“湖州说”，陆羽在湖州著《茶经》，毫无疑问，决无疑义。第二阶段：各说各话阶段，时间自本世纪初开始。在“湖州说”的基础上，先是产生了“湖北说”。有学者认为，其实陆羽自小便为龙盖寺主持智积禅师煮茶，并因之为禅师所喜。逃出寺院加入戏班子后，先后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竟陵司马崔国辅垂爱，不仅有机会投邹夫子求学，还常为崔国辅煮茶。因受崔的鼓励，便开始立下宏愿，开始考察茶事、编著《茶经》。后又产生了“余杭说”。有专家找出了《余杭县志》，云：陆羽在苕霅著《茶经》不假，但这个“苕霅”并不是湖州，而是指余杭。并召开会议造声势，筹集资金拍电视，搞得煞有介事。第三阶段：和稀泥阶段，时间在本世纪十余年后。事情闹到这个时候，该有好心者出场了：别争了，别争了，谁也不要争，大家都有份。原指望能讨个好，结果却谁也不买账。问题没解决，反而更糊涂了。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茶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茶文化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茶文化对茶产业、茶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有力。一句话，茶文化里有利益、有好处。于是，原来只有少数茶叶专家、茶文化界坐冷板凳者捣鼓的事情，突然间涌进了一大帮原来对茶文化理都懒得理的“文化人”。于是，茶文化的“江湖”就开始乱了，一个个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本来很简单的事，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好在真相只有一个，并不因谁会说、谁会争，就会变了样。

“湖北说”虽说有点不靠谱，一定要说十几岁的孩子便开始四处考察，着手撰写《茶经》，说到天边也没人相信。但好歹陆羽是从湖北来的，人的成长总有个过程，说陆羽自小在寺院便受茶文化的熏陶，后又受崔司马的点拨，由此爱上了煮茶，还有点道理。

但还有一点仍使我不明白，几年前我随茶文化团体到天门考察，却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既不产茶、也不喝真正意义上的茶。那里的人们喝什么呢？历祖历代多喝米茶：一种用炒米泡制的“茶”。香是真的香，也真的很好喝。但再好喝，也不是陆羽《茶经》中讲的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是对物质的反映。湖北天门一带历来不产茶、也少喝茶，多喝“炒米汤”。那么陆羽幼年煮的应该是什么呢？他真的年纪轻轻就有意识、有能力、有经济保障地四处考察茶事、编写《茶经》了？

再来看“余杭说”。本世纪初，有学者提出，陆羽著《茶经》并不在大家公认的“苕霅”——湖州。在哪里呢？在余杭、在双溪。理由有三：一是“苕霅”之名，余杭也沾边。虽然没有霅溪，但苕溪有一半：东苕溪。二是余杭有“陆羽泉”。有这个泉在，就是陆羽在此写《茶经》的证据。三是明.嘉靖《余杭县志》载：“陆羽在苕霅著《茶经》其地。”看看，当地县志都写着“在苕霅著《茶经》”还“其地”。这不是铁证么。

对前两个问题，许多学者已经作了很多考证，早已弄得清清楚楚。对“苕霅”一词，中国权威辞书《辞海》明确表示：苕溪、霅溪都是湖州的别称。而流经余杭的“东苕溪”之名，只是在明、清以后的事，在唐、宋时期叫什么呢？叫“余不溪”。宋《嘉泰吴兴志》载：“余不溪，在湖州府，出天目山之阳。经临安县，又经余杭县，……”。而苕溪一名，最初见于《山海经》，其《南山次二经》记道：“句余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苕水出于阴，北流注于具区。据史籍记载，引文中的浮玉山就是天目山的北支，位今安吉县孝丰镇境内，亦即西苕溪的发源地。与浮玉山相连往南延伸的广苕山，也是苕溪之源，且苕溪之名取自此山。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之十《山墟类》载：广苕山在孝丰县“南三十里，即天目之阴，别起峰岫，多生苕草，苕水出焉。”

至于说有“陆羽泉”便可证明陆羽在此写《茶经》，那也太草率了。陆羽尽管自28岁起便长住湖州，到72岁去世并埋骨于此，但此前此后去过许多地方，是很正常的事。据史料记载，陆羽去过的地方至少有：苏州、杭州、越州、丹阳、无锡、上饶、洪州，还到过湖南。或考察茶事，或访朋问友，或担任幕僚。在中国，特别是江南，为纪念陆羽而叫的地方也不少，叫“鸿渐村”就有好几个。我们能够这么说，凡是与陆羽有关的地名、凡是陆羽到过的地方都是著《茶经》的地方？

再来看看第三个理由：明嘉靖《余杭县志》载：“陆羽在苕霅著《茶经》其地。”我横看竖看感到别扭，文句不通啊。可当我终于看到原文时，禁不住笑了。原文在“陆羽泉”条目下是这样写的：“唐陆鸿渐隐居苕霅著《茶经》其地常用此泉烹茶……”问题在于，这句话该如何句读，也就是如何断句、如何标点。“余杭说”的理由是，“陆羽在苕霅著《茶经》”还紧跟个“其地”。以此来强调陆羽就是在“其地”写《茶经》的。

可惜，偏偏是这个地方使“余杭说”露出个天大的破绽：断句都彻底错了。正确的句读应该是这样的：“唐陆鸿渐隐居苕霅著《茶经》，其地常用此泉烹茶……”

说穿了其实根本不是个问题：陆羽当然是在“苕霅”，也就是湖州写《茶经》。而“其地”，也就是“余杭”，确实常用“陆羽泉”烹茶。当然，也不排除陆羽也曾用“其地”的泉水烹茶，并品定等次。

我们应该承认，明·嘉靖《余杭县志》的记载和表述是严谨的，出问题的是后世的个别“文化人”或者是太聪明了，或者是太糊涂了。我们研究陆羽、弘扬茶文化，首先要学习陆羽的科学精神，学习他求真务实的态度。尤其是做学问，最要紧的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认真严谨，碰到问题要尽量读原文，看原著。切不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