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迁中看得失，在得失中看变迁 ——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周光辉

一

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路径

这里说的是秦汉以降至清代的政治制度，说的是皇帝时代的事。

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总体评价给人的感觉有点以偏概全？

他认为汉代是真真建立了可取的治国理政制度，唐代也建立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制度，而宋代的政治制度开始走下坡路。至明代就很难说是一种制度了，只能说是一些事而已，而且是一堆烂事。到了清代，那就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只能说是一种法术。清代的政治制度，退化成满洲部族制。

汉代政治制度的可取之处在于皇权与相权的分立。皇帝是国家的领袖，但实际政权不是在皇帝手里而在政府手里。皇帝作为国家的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首脑，担负着治国理政的实际责任。有人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皇帝专制，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汉代的皇帝就不能专权。

唐代与汉代政治制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相权的变化。汉代由宰相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将相权分配到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个衙门。三省衙门的行政权相互牵制，中书省主发行政命令，门下省行驶对中书省政令的审核权。门下省对政令复核，如果通不过，中书省的政令就下不下。尚书省只负责执行命令，无权过问政令的制定。唐代与汉代在政治制度上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汉代的郡县长官可以自行任用下属，而唐代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地方官全部由朝廷派发。从此以后，地方再无用人权。

尽管如此，钱穆认为，汉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贫弱的朝代，整个宋代抱守半壁江山，蜗居在黄河边上的开封城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辽国的铁骑动不动就可以横冲直撞到皇宫大门前，大宋皇帝只能以屈辱求和的国策保一时的平安。宋代的政治制度乏善可陈，突出的表现就是相权开始低落，君权逐步提升。

明代在政治制度上相对于过往的朝代来了一个大退步，正式开启皇权专制时代。明太祖洪武12年，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废止了宰相。从此，明清两代就没了宰相，开始了皇帝的专制独裁政治。但皇帝有亲政勤政的皇帝，也有懒政惰政的皇帝。明代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167年，皇帝没有召见过大臣。明代政治制度最恶劣的时候，太监的头领司礼监不仅是宰相，而且直接就成了“皇帝”。真皇帝由着假皇帝胡作非为，真皇帝懒得打理朝政而是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成分多。以雍正为例，他别出心裁另辟了一个“南书房”，成立一个军机处，他的上谕就直接由军机处送达接受命令的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种秘密政治，很显然不是制度而是法术，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皇帝的独裁。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一定有人在蛊惑他和支持他，他才能天马行空的肆意妄为。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在清代这个集团就是满洲部族。

对清朝的政治制度，许纪霖就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满族统治下的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元体制的大帝国，不仅将过去一直不曾征服过的草原、森林、高原等各边疆民族纳入统治范围，而且大大扩展了中国的疆域与版图，为后人留下来了一笔丰富的民族和领土遗产。

但从总体上而言，钱穆认为：自秦以降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制度走的是一条堕落之路，不是跟随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发展进步，而是不断加码死守着腐朽的皇权政治，政治制度逐步被利益集团的私心所控制。皇权官僚制逐渐演变为皇权专制，再由皇权专制发展到皇权独裁制。

二

历代政权的主体与天下士人的命运

钱穆认为，中国历代政权的主体还是士人政权，也就是说读书人掌管天下。从汉到清，大抵如此。魏晋南北朝是门第政权，但当时也没有一个特许的大门第独揽政权，仍然是将政权托付给读书人管理。元代和清代总体是蒙古人和满洲人当权，但他们仍然离不开汉族的读书人。从中国历代政权来看，皇帝把政权放心托付给天下读书人，那种政权总体还是开明的，这也是汉唐强盛的原因之一。

所谓士人，指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他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又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精英社会群体。古代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既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又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更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士人有不少崛起于平民阶层，跻身卿相之列，在政治上尊王，在学术上循道，成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国家栋梁之才。

行伍出身的宋太祖说了一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之语：“不杀一个读书人！”大宋一朝的皇帝们都遵循了这一家训。宋朝尚文轻武，对文人大加优待，这就让广大文人学士放开手脚施展才华，以致中华文化又从五代十国的黑暗时代复兴起来。宋学兴盛，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推动儒家学说的创新和转型，并将其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道德伦理基础。这不仅加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巩固了全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而且避免了国家思想文化上的分离及政治上的分裂。

而在宋之前，曾有过秦代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34年，秦王朝出现了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秦丞相李斯是郡县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容许天下士人妄议朝政，于是对始皇说：现在天下安定，政令归于皇帝，读书之人要安分守己。可一些儒生至法令于不顾，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诽谤朝政，惑乱人心。政府如果不予制止，势必有损皇权，以致臣民结成祸乱朝政的私党，危及统治。他建议秦始皇焚书，始皇下令在全国各地点燃焚书之火。于是“经书缺失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大批春秋典籍被付之一炬，这便是史称的“焚书”。始皇35年，一心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派方士侯生和卢生入海寻找仙药。这种“万岁”药自然是寻不到的，怕杀头的卢生便与一些儒生窜通起来，在私下里诽谤始皇。秦始皇派御史去治罪，方士和儒生们相互告发，互相举报，结果查出了460余人妄议。秦始皇下令将这些人全部活埋，这便是史称的“坑儒”。

在宋之后，也曾出现过类似于“焚书坑儒”的事情。知识分子知识一多就会产生思想，有思想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其实思想并非很玄乎，有时候简单得就是对现实的反叛。知识一多就有可能认识真相、接近真理，一旦了解事物的真相，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难免产生要改变现实的想法。要改变现实势在必然要求变革，如果闹到非要革命这样的地步，你说还不反动？因此，开明的君主要统治天下、造福苍生，就会想到集天下人的智慧去治国理政，就会重用读书人，走精英治国之路。专制的皇帝只想着自己的家天下，维护的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就会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压，直到将精英打压成愚民，才可能独享天下。不会思想的愚民太可爱了，他们不但对皇帝的旧装习以为常，对皇帝的新装也毫无异议。当然，愚民有时候也会瞎起哄，对此必须给予呵斥与镇压。一呵斥才会听话，一镇压才会顺从；越呵斥越听话，越镇压越顺从。久而久之，听话成了习惯，顺从成了习性，主子不呵斥反倒觉得不自在，主子不镇压反倒觉得不踏实。

中国历代士大夫的命运跟世家大族的命运一样，或如雨中浮萍，或如路边野草，或如盆中残花，好不容易生长起来，但不是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派系冲突中彼此残害，就是在风雨飘摇的社会动荡中被折腾得七零八落，要不就在血雨腥风的战火中斩尽杀绝，世代相传的贵族血统和士族血脉几乎绝迹，就连跨代延续的士族也难觅踪迹。以元代为分野，汉唐时代的名门望族多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大分裂中消亡殆尽，大宋皇族在蒙古兵铁骑屠刀的驱逐下葬身崖山之侧的大海。明清两代虽有精英家族的涌现，但其衰落的速度较以往的豪门贵族要快得多。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的逐步衰落与士族精英的不断消亡是有直接牵连的。中国历代精英阶层的快速消亡，除了战争所造成的灾害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祸。在皇权专制或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中，皇权缺乏制衡及整个官僚阶级的权力分享，任性的皇帝在王朝律法对约束官僚失去效用时，便采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手段来管束官僚。一切不是依法定罪而是以专制手段定罪，专权定罪制度越严苛，势必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罪责泛滥，大小官僚被束缚在难逃罪责的恐惧之中，完全丧失保全自己的能力，而残酷野蛮的株连制更是使世家大族面临灭门之灾。

三

地方政府的职权和官多官少的问题

按照钱穆的观点，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是汉代，到了唐代，地方政府按照汉代一样设州县，但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设监察使，本来监察使只是在地方流动监察，但后来演变为常驻地方，并成为地方的最高长官。如节度使，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地方的用人权，全归节度使“节度”。久而久之便形成“藩镇”，成为唐代政治制度尾大不掉的“病瘤”。安史之乱，就是起源于这种制度设计。钱穆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但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使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以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宋代的地方政府分三级，最低一级仍然是县，县以上是府、州、军、监。到了宋代，中央进一步集权，将地方政府的军权、财权、人事权全部收归中央。宋代的知州、知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官，而是中央派出的类似于巡视官一样的官。明代把元代的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全国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成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首长。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一个管行政，一个管司法。还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承宣布政使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又叫臬司。明代的地方政府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州，再上面是省，也就是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上面还有一个“三司”，这就变成了四级地方政府。一省分成三个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出许多的分守分巡的司，衙门开始多起来，官吏也开始多起来。到了清代，地方政府在明代的基础上再加一级，也就是说由汉代的两级增加到五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再到总督、巡抚。此外，中央还派出经略大使、参赞大师之类管总督和巡抚的官。

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官僚机构愈增愈多，大小官吏也越来越多。这个祸害如果要追责的话，怕是要归之于曹操的尚书陈群。这个陈群始创九品中正制，从此官分九级。汉代地方官就只郡县两级，郡与中央九卿同级别，县与郡仅差一级。官员任用灵活，为官积极性高。而从魏起，官阶九品，下级官吏要进步，每一步都难上加难，官员积极性受阻，拥职自贪的现象就屡禁不止了。自秦汉到明清，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跟随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而进步，而是走一条自我堕落之路。从宋代开始，中央开始集权，元代设立行中书省的目的就是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到明代废止宰相形成专制政权，至清代完全变成君主独裁。随着朝代的更迭，越到后来越层层叠叠设置多如牛毛的管官的官，不断剥夺基层政权的权力，让直接理政治民的基层官吏有职无权，只能唯上行政，难以施展抱负。史学家顾亭林在《日知录》中阐述：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总而言之，地方政府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府干不好，天下就大乱。

钱穆认为，地方政府无权的危害在于，中央一失败，全国就跟着土崩瓦解。这是否是危言耸听，钱穆作为学者的论断，也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方可印证。

四

宋朝的“拾遗补阙”与清朝的“卧碑”

宋朝的谏官制度是比较的完善的。宋真宗天禧元年，正式设置谏院，在门下省和中书省设置专职谏官六人。朝廷挑选一批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又不深的人专门向皇帝提意见，从事“拾遗补阙”的工作。所谓“拾遗”，就是皇帝忘记了什么，谏官们可以适时地提醒；所谓“补阙”，是指如果皇帝有什么过失，谏官们要替他弥补。宰相不敢讲的话，谏官们可以向皇帝直来直去的讲，就算是讲错话也可以原谅。这就成了宋代政治制度上被史学家普遍看好的亮点，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而谏官的职责就是指出皇帝的过失。在宋代，谏官讲错话也会被免职，但如果是因为进言被免职，声望反而会更高，而且更有升迁的机会。

所谓“谏官”，就是专指劝谏天子过失的官，在古代谏官被看作是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谏官的要义在于直言以劝正，言者无罪成为谏官的特权。谏言不咎，谏官不罪，成为皇帝也必须遵守的规则。

谏官的设立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汉至唐宋时期。秦设谏大夫，职掌议论。唐太宗开“纳谏”之风，成为从谏如流的一代明君。自元代起，未设专职谏官。但明代设“给事中”兼领谏职，也有权力对皇帝提意见，对皇帝的“圣谕”有封驳权。谏官制到清代就被废止了。并且岂止是废止，顺治五年，清朝政府做了一件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顺治皇帝下令在全国所有学校里立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不准直着立只准躺着立，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卧碑”。“卧碑”上刻上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帝王独断的独裁政体，皇帝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独揽一身，对任何人都可以有生杀予夺之权。但仍有谏官不惧皇权，犯颜直谏，冒死也要一吐为快。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白居易忠于谏官之职守：“臣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清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实亦不负神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唐宪宗不得不哀叹，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擢拔的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历史上，魏征以犯颜直谏成为一代名相而名垂青史。他一生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谏诤多达数十万余言。其中“兼听则明、偏信者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等谏诤之言成为千秋金鉴。其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被史家称为“万世师表”。魏征深为唐太宗器重，魏征死后，唐太宗思念不已，发出千古一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也。”

这一镜，可谓是镜鉴古今。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不失为一面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