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蒋金宗蒋耀宗的母亲 ～沙家浜中的“阿庆嫂”

苏州老爷子

现代京剧《沙家浜》闻名遐迩，其唱段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唱。1963年，已经蜚声沪上的《芦荡火种》赴京公演，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改编为京剧。最终由毛主席拍板定名《沙家浜》，成为后来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

虽然是根据现实创作的，但剧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阿庆嫂的原型大概有8个，郭建光也有3个。我初中同班同学蒋金宗与工作单位同事蒋耀宗的母亲范惠琴是三个主要原型之一。今天，我们几位同班同学又来到蒋金宗的居住地西山岛，一起缅怀和探寻他母亲的英雄事迹。

搜索百度，范惠琴是被这样介绍的：

范惠琴老人有二个儿子二个女儿，大儿子蒋金宗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小儿子蒋耀宗是我工作单位的同事。由于小儿子耀宗是一位谦谦君子，我们二人由于个性脾性差不多，同时又是一个单位的，技术科与财务科又是隔壁邻居，所以平时交集比较多。

耀宗长期从事财务工作，当时在基层单位财务科工作时还兼任厂图书馆的管理员，借书、还书都有规矩，他做事认真到这个地步：当时尚未实施厂长负责制，大小事情书记说了算，图书馆的分管领导又是厂总支书记，这位领导借书逾期不还，这位财务科的小科员居然不转弯地直接去向W书记大人索要，大家都嘲笑他拿着鸡毛当令箭，其他人都可索要，为何你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他的认真与耿直可见一斑。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耀宗虽然没有父亲耀眼学府的正统学历，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后期的财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几年下来凭借自己的业务能力、工作态度、自身修养、群众基础，得到了基层单位和公司机关财务条线上那些有绝对权威的绍兴师爷们的认可和欢喜，并先后得到了集团公司的二位主要领导的赏识和信任，多少年后在新老交替中最终担任了集团公司审计处处长，可惜好人寿短，2010年4月因病去世。

金宗、耀宗的父母我都认识，因为我去过他们家很多次，一举二便当，既看同事又看同学。那时二位老人都健在，父亲蒋志华老先生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戴着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和蔼可亲又能侃侃而谈，据说解放后曾担任过柳州水泥厂的总工程师。母亲范惠琴老人则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无法想像和联系她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阿庆嫂”的那段经历。范惠琴老人和她的二个儿子都很低调，在当时，不论同学之间还是同事之间，很少有人知道范惠琴老人的这段历史，包括我在内， 直到最近借助网络的帮助，才基本了解了“阿庆嫂”原型人物之一范惠琴老人的这段抗日救国的革命历史。

范惠琴老人的外㽒金耀良比较开放，多次接受各路记者的专访，以下照片为常熟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书长金耀良与外婆范惠琴。

在上图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关于阿庆嫂原型之一的范惠琴是这样介绍的：

范惠琴（1911-2003），女，常熟沙家浜镇泗泾村人，中共党员，曾任苏州县横南乡妇女抗曰救国会主任，1940年12月当选为苏州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是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原型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家庭生活安定的范惠琴不顾生命危险和族人反对，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她家成了新四军的联络站，先后接待过谭震林、夏光、刘飞、任天石、冯二郎、吴冷西、李正廉、高山、等领导干部。

下图即为纪念馆内介绍范惠琴的影像件、范惠琴的塑像、范惠琴逝世后的追悼会影像件。

原沙家浜文化站站长、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徐耀良老先生是一位农民作家，2012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了很多个人著作，有散文集、英雄故事、长篇小说等，它们是：《沙家浜人》、《在阿庆嫂的故乡》、《沙家浜昨夜风云》、《近看沙家浜》、《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沙家浜民间传说与旧闻轶事》、《鱼水情深》、《芦荡情深》、《沙家浜演义》、《阿庆嫂传奇》、《芦笛声声》、《一世情缘》、《聚焦沙家浜》、《余光吟唱》。他还参与编写《沙家浜景区志》、《毛晋/书文化的传播者》、《沙家浜镇志》、《精彩江苏沙家浜》等图书十几种。他不辞辛劳地走村串户，探寻当年英雄足迹，挖掘整理这方面的史料。几十年来他执着于寻访和笔耕，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他利用参与编纂《沙家浜镇志》和筹建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机会，结识并走访了一批健在的革命前辈，并利用岀差与空闲时间先后采访了150多位新四军老战士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不论是挖掘整理军民鱼水情的沙家浜精神，还是开创传播沙家浜的红色文化，徐耀良老先生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有功之臣。

• 主要三位“阿庆嫂”原型人物简介在众多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原型一：范惠琴

范惠琴老人1911年2月14日出生于常熟沙家浜镇的一个名门旺族，丈夫毕业于上海交大，在当地也很有名气。抗日战争前夕，老人曾和丈夫去过上海、南京、青岛等地，接受了先进的文化观念，思想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回到家乡宣传抗日，还积极发动群众打击侵略者。1939年5月，新四军六团以江抗名义东进，建立了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根据地，范惠琴得知新四军来到，第一个主动将新四军指战员接到家中，并在她家里成立了抗日指挥部。

范惠琴1938年在抗日烈士殷志仁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新四军生活极为艰苦，战士们一年只有一套单身军装，而当地又非常冷，时任妇女部长的她，经常组织妇女编织军鞋，捐钱捐物慰问战士们。她让出自家的房屋给新四军居住，平时出入都以教书为由，掩人耳目。她常冒着生命危险，将受伤的新四军接到家中，只要一有动静，立即让新四军藏在地板下，有时通过边门，进入芦苇荡里。由于被叛徒出卖，她曾经两次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并且多次被上过刑，叫她跪在很尖的硬树柴上，然后用刀背敲头、皮鞭抽打，昏死过三次，让她交待新四军伤员躲藏地点、地下党成员，但她意志极为坚强，一次也没有退缩，更没有出卖任何同志。日本鬼子无奈将她释放时，她两个膝盖上的皮肉已全部溃烂，被人用木板抬回家中的。正是因为如此，上了年纪后的她腿脚一直不好，晚年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背部等处也老是疼痛。新四军北撤后，她将所有的秘密资料包括入党情况的说明等，全部烧毁，加上当时主要联系的同志纷纷牺牲，因此尽管她有革命经历，但一直没有被正式承认。后来她的经历被一位当地学者发现并写入书中，范惠琴才有幸成为“阿庆嫂”原型之一。但老人一生淡泊名利，从来不曾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平时也不向外人提起她的这段往事。在她儿子蒋金宗的记忆里，只有和母亲一起回老家沙家浜时，老人会指着经过的地方，给他们讲起年轻时抗日的英雄往事。事实上，老人解放后虽然住在苏州城里，但一直没有忘记且十分留恋当初战斗过的地方。

在老人临终前的几个月前，曾经想回沙家浜敬老院度过余生，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原型二：朱凡

朱凡，原名陆慧卿，生于下应街道江六村，后随祖母、母亲到上海，与父亲生活在一起。1932年至1937年，朱凡先后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救亡运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清凉寺难民收容所和难童教养所工作。1938年，她参加中共外围组织“雪影社”从事救亡工作，并改名朱凡。朱凡曾经这样解释改名的事：“朱，红色，代表红军，代表共产党，代表革命，我要做红色队伍里的平凡一兵。”1939年秋，刚满20岁的她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至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民主游击区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横沔区委书记。1941年调任中共辛莫区委书记。同年7月，朱凡不幸被捕，被日军捆在急速飞驶的汽艇后活活拖死，年仅22岁。

原型三：陈二妹(关林嫂)

在江苏常熟市董浜镇政府修订的《董浜镇史》上，只有短短的几行字记述了一位叫做“陈二妹”的烈属事迹：“陈二妹，革命烈士陈关林的妻子，曾和丈夫一同开设涵芳阁茶馆，作为我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丈夫牺牲后，她带着一儿一女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陈二妹是最为人们认可的阿庆嫂原型，因为抗战时期在常熟东乡董浜镇上有一家涵芬阁茶馆，是中共地下交通站，接待过谭震林、夏光、任天石等很多同志，茶馆的老板娘就是陈二妹。可是，因为陈二妹并不是党员，所以，人们很难把她和“高大全”的阿庆嫂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陈二妹的条件早已具备党员的资格，为什么不入党可能是当时的特殊状况所致。1941年农历7月26，陈二妹和丈夫陈关林被叛徒出卖，同年11月11日陈关林在虎丘山下被敌人用麻袋套起来用刺刀活活刺死。陈二妹独自拉扯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继续经营涵芳阁，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为帮助更多的革命者，陈二妹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此时陈二妹的女儿和谭震林的女儿年龄相仿，为让谭司令全身心投身革命，陈二妹狠心地将自己的一双儿女送到远房亲戚家寄养，而把谭震林的女儿接过来悉心照顾，对外宣称是自己的女儿，从而掩护她度过了艰难的抗战岁月。直到解放后，陈二妹的女儿和儿子才到她身边，一家人在董浜镇种田务农40年，好强的陈二妹从没说过自己是陈二妹，只享受“陈关林烈士遗孀”的规定待遇，从没有对组织上提出过其他要求，直到1996年7月18日去世。

2003年11月2日，范惠琴老人在苏州某医院逝世，享年93岁。苏州日报记者马小平、刘一丁在11月5日的苏州日报登载了《“阿庆嫂”原型范惠琴曰前在苏州去世》的消息。

2019年4月11日，同班的四位同学相约，驾车1小时来到了苏州市的西山岛环太湖的村落拜访我们的老同学蒋金宗先生。金宗前几年在西山岛买了个农民的旧宅，经一般装修后在那里安养晚年，星期六和星期天回苏州市区居住，那个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的古村落真适合我们退休的老年人居住。

见面后我们并没有久别重逢的那种激情和陈词滥调的客套，50年的同学平时经常见面犹如兄弟。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说：“金宗，今天在清明时段，我们想听听你讲讲你母亲“阿庆嫂”范惠琴的故事”；我又说：“今天来这里我是做好功课有备而来的，如果像以前一样你欲言又止或者三言二语打发我们，那么我就开始与你说道说道，因为我巳经通过网络将你母亲抗曰救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基本了解了，我看还是你自己说吧，你说更真实”。他笑了，并开始沉思起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虽然母亲已经去世15年，父亲去世时间更长一些，一旦碰触到这个话题肯定诱发了他对二老的思念，也许还会引起他的某些伤痛。他一边喝着茶，一边为我们娓娓道来，故事情节又一次将我们的意境引入到了具有藏身周旋、天然屏障功能的繁茂丛生、蜿蜒曲折的芦苇荡......

杂志、报刋、网文更多的是介绍革命志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事迹，而金宗的口述更多的是他们的家事和亲情，同学之间的交流显然与记者釆访大不一样，范惠琴老人既有光鲜的革命经历，同时与很多家庭一样，老人有着一个虽平凡但很和谐幸福的家庭。

范惠琴老人与丈夫并不是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那类，他们都是当地有名的旺族，丈夫是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他们都是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丈夫蒋志华后来是国家建设部糸统的技术干部，1958年受组织委派去广西柳州参加组建全国最大的水泥厂，后又转战云南等地从事国家基本建设工程项目，55岁那年因身体原因，经组织批准提前退休回到了苏州与亲人团聚。金宗说：“父亲的退休证是皮质封面，是国务院印发的”，退休工资仍然有100多元，在60年代时期，这样的高工资使全家基本生活无忧。

解放前后十年间，由于丈夫分别在上海、青岛、南京等地工作，范惠琴老人一直随丈夫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化陪伴左右照顾，在58年至63年这五年间，范惠琴老人一个人在苏州、常熟沙家浜二地照看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给家里100元生活费。

四个小孩中二个女儿是老大老二，二个儿子是老三老四，老大蒋颖1933年生，现一家在常熟沙家浜居住，老二蒋敏，1941年生，一直在贵州011第一设计所工作和居住，老大老二现在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

金宗的口述让我们同学的注意力开始凝固，同时我们好奇的刨根问底又彻底激活了他尘封在心底里的那些记忆，他将压在箱底的旧时照片全部翻了出来让我们与他一起观赏和回忆。

塑造英雄人物原型的正面宣传让我们了解了范惠琴老人经受住敌人酷刑的坚强与刚烈，浏览这些照片又使我们看到了范惠琴老人相夫教子含辛茹苦的柔情与爱心的另一面，同时还看到了老人夫君蒋老先生、作为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解放后百废待兴的那个年代、为建设新中国的漫长岁月中默默地无怨无悔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听从祖国的召唤，到最坚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值得我们当代青年才俊好好学习。我翻拍了一些照片附在下面供读者阅读。

上右一和下左一为蒋老先生，参加张树诚、言亚新夫妇的家宴。张树诚是一个十三级的副厅级干部，60年代末不知什么原因调到我们苏州一个县团级单位担任主要领导，那时我们都在农村插队，后来才到这个单位工作，也知道和熟悉了这个老革命。我问金宗，你父亲怎么认识张树诚？他也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因为其夫人言亚新是常熟城里有名望的言氏家族大户人家，与你父母是老乡，言也早期就参加革命工作，曾经是省交通厅的一个干部，我与金宗开玩笑，你父亲工资水平与张树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参加行政十三级干部的家宴很般配很正常。

上图家宴作陪的二个年轻人是张树诚的大女儿张小英和大儿子言重钢，现在都是70开外的老人了。

1971年，在贵州011设计所工作的二女儿生小孩时，60岁的范惠琴老人赴贵州帮助女儿坐月子，那个011是搞飞机的，女儿女婿都在那个单位工作（沈飞内迁单位）。

范老夫人抱着大儿子蒋金宗的女儿（1988年留影），蒋老先生抱着小儿子蒋耀宗的儿子（1990年留影），二老怀抱孙女孙子笑逐颜开、其乐融融。

左上为78岁的范老，右上为大女儿，左下为小女儿（1989年留影），右下为小女儿的女儿，在沈飞工作。

一九八五年四月至六月，蒋金宗公派在江苏省谭山工人疗养院疗养，他是苏州香雪海公司的中层干部。

本文作者在黄金年龄时段时分别与范惠琴儿子蒋金宗蒋耀宗的合影。

西山岛之行，同班同学共同追忆和缅怀蒋金宗父母亲大人。老三届的父母绝大多数已经驾鹤西去，他们的孩儿都已经70岁左右，孙儿辈都已步入中年，我们更体会到和平环境和国家强大是何等重要，虽然我们这一代人生比较坎坷，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的先烈和前辈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为大家，我们更应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我们更应教育我们的孩儿辈和孙儿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匹夫有责。

附件：范惠琴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此革命经历的回忆资料来源于苏州工学院（原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资料室

资料来源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F2DwnkL0mjNfhkeI1UllQ

共筑抗日根据地（范惠琴口述回忆录）

抗战时期，新四军派李正廉、周朗等同志前来沙家浜地区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当时由于环境险恶，各派反动势力众多，群众对新四军了解甚少，因此很多群众不敢接近他们。我由于在抗战前随丈夫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待过，稍有文化，对他们宣传的抗日思想，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顾生命危险和族人反对（我夫家和娘家都是当地大族，颇有资产），第一个接待了李正廉、周朗同志。由于我家祖传房屋很多，地方非常大，他们就吃住在我家。我和新四军几个女同志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学习，亲如姐妹。就这样，李正廉、周朗以教书为掩护，在我家乡开展革命工作。

从此，来沙家浜的新四军越来越多，在觉和新四军干部的教育和影响下，我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8年春，我们在志仁（区民政科干部）、袁金泉介绍下，秘密地来到前汪村一间朝南门面的茅屋里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宣誓后，殷志仁等又宣布了党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与我一起入党的有金阿秀、将芝仁、金根林）。

在我的要求下，新四军派李敏（女）前来领导我们，组织了妇女协会，我任横泾乡妇协主任。那时新四军支队司令部、后方医院、江南出版社、枪械修理所都设在我们这一带，由我们宣传、组织群众慰劳新四军及伤病员，并发动群众做军衣、军鞋，募捐物品支援新四军。李敏调走后，党又派吴敏来领导我们，我被调到区妇协组织部工作。吴敏调走后，党又派小胡（女）前来领导，当时我已调到苏州县委妇女协会组织部任职。

那时新四军派来的领导同志都是住在我家或殷志仁家的。殷志仁后被鬼子抓去，受尽毒刑，坚贞不屈，后被鬼子钉在门板上，壮烈牺牲。

李正廉、周朗奉命离开后（周朗后来在与敌人作战时，为夺一挺机枪而壮烈牺牲），新四军又派秦公亮来横泾工作，后又由赵公良前来接替秦的工作，他们都住在我家或王家坝殷志仁家。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也曾设在我家，司令员是谭震林同志（当时称林俊）。

由于我村位置比较隐蔽，因此很多新四军干部都住在我村，我家住的尤其多。每逢重要会议，一般都是在我家举行的。我还记得常来我家的有新四军三支队司令谭震林、“江抗”司令夏光、新四军江南出版社负责人老冯等，以及苏州县县长浦青，常熟县县长任天石（任为常熟名医，他家与我夫家是世交），苏州县政府施秘书长、高山科长、田涛，阳澄县长朱帆，县妇协负责人罗小平、周波等，还有张震和公婆的干儿子—新四军小战士小丁（当年16岁）。掩护新四军，坚守革命。

由于新四军领导机关、江南出版社、后方医院、枪械修理所常设在我们家乡一带，因此日伪军经常突然前来扫荡。我和同志们常把来不及转移的新四军机关人员、伤病员隐蔽到我家房间的地板下。房间地板离地有5060厘米高，靠外墻下有地龙，情况危急时，可以拆掉预先弄松的地龙，钻出墻到后院河边，由水路到其他地方隐蔽起来。用这办法我多次帮助同志们脱险。当时还有一新四军领导同志的爱人，拖着个大肚子，在敌人追赶的危急情况下，也是由我冒着生命危险，把她带到隐蔽地方才安全脱险的。所有这些，包括新四军伤病员，在我和同志们掩护下安全脱险的，我也不能—一记清了，反正有很多领导和同志，我都掩护和帮助过，我想他们也是能够回忆起来的。那时候新四军有很多物资堆放在我家里，当鬼子前来扫荡时，我焦急万分，心想这些东西都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从敌人手里夺取的，决不能再落到敌人那里。我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把缴获的物资分散装在一捆捆稻柴中。狡猾的鬼子把我家都搜遍了，也未发现这些秘密。

在我们的努力工作和宣传下，参加新四军的人很多。我的堂弟金炳辉受革命影响，在我们的支持下，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新四军骑兵团，立了战功，新中国成立后，部队还奖给他一匹战马（村上人都知道的）。后在福建海军部队任职，参加过击沉国民党“剑门号”“章江号”军舰的战斗。我表弟钱江，当时在新四军江南出版社工作（他原在上海读大学，后受革命思想影响，投身革命，其妻是广东人，参加革命更早），江南出版社设在一只船上，在水网地带行动方便，也容易转移。当鬼子扫荡时，我总是给他们通风报信。由于我熟悉地形，我经常亲自掩护出版社转移，出版社的同志与我亲如一家，我们都是以兄妹、姐弟相称。新中国成立后，钱江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任军代表。

在抗战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新四军为了抗日，生活异常艰苦，数九寒冬还穿着单衣（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多次与钱江、金炳辉谈起当时的艰苦生活）。那时我任县妇协主任，我不光发动群众支援新四军，还经常把家中的物品捐献给新四军战士和革命同志。

新四军战士和同志们都很感动，对我说：“小范同志，你对革命的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都会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只有不怕牺牲，革命才会早日成功。”新四军北撤时，我原是随新四军一起北撤的，当时由于党的地下组织力量较弱，还有新四军伤病员留下养伤，县委领导同志同我说明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因此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留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我任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新四军一撤离，我即召开了秘密会议，重申了党的纪律：努力为党工作，个人一旦被捕，宁死不屈，不出卖党组织，不出卖同志，保证新四军伤病员的安全。

坚守革命初心，勇抗日寇毒刑。

我的被捕是同村一位苏姓村民出卖的。当时苏在东横区负责妇女抗日工作，被捕后熬不住敌人毒打，领着鬼子前来把我和金阿秀抓到镇上鬼子司令部，逼我们跪在硬树柴上。当时正值盛夏，只穿单衣，鬼子军官为了要得到地下党员的名单，用皮鞭和指挥刀背对我们狠命地毒打，我数次昏死过去。又把我们五花太绑，并在我们身上绑了大石头，扬言要扔到阳澄湖里种荷花。这是鬼子毒刑之一，很多新四军战士和革命同志就牺牲在此毒刑之下。

由于我们党员身份是绝密的（当时县委与我们的合影，也防意外而烧掉了）。再则鬼子和叛徒只是怀疑我们，我们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在鬼子多次毒刑的折磨下，没有出卖党组织和同志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鬼子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把我们放了，但家中的贵重物品、祖上字画、古书籍、古玩被洗劫一空。当时我被乡亲们抬到王家坝时，地下组织同志从隐蔽处赶来（当他们得知我被捕，预防万一（已转移到安全处藏起来了），看到我们体无完肤，双腿血肉模糊，头发和血粘在了一起，浑身上下成了一个血人，已很难辨认出原来的我。他们哭着抱住我感动地说道：“大姐，多亏了你啊，要不我们要死多少人啊！”因当时还有新四军伤病员在湖中芦苇荡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革命同志，这些地方我都是知道的。在我被捕前，我还去送过物品，如果我一旦说出，那不知会有多少人牺牲。

出狱后，我拖着病残的身体，仍然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出力，直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身体由于受到日本鬼子两次毒刑的折磨，已是伤病缠身，创伤经常复发，有时甚至不能行走，还不能工作。当时我堂弟金炳辉、表弟钱江前来叫我去上海或南京工作，我自感身体已无法胜任，再则我丈天当时在南京江南水泥厂任建筑工程师，收入较高（我丈夫蒋志华毕业于上海交大士木工程系，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南京、青岛工作），我也不想给党和政府增加负担，因此未去工作。这些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但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50年代初，由于我丈夫从南京到常熟探亲不便，因此乡里对我照顾，帮助迁到苏州居住（苏州阊门外北码头13号）。现在我年岁已大，时常喜欢回忆往事，特别是我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一生虽无大作为，但值得骄傲的是：我在国家、民族和人民遭受苦难之际，我追随党和其他优秀儿女，为党和国家、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在民族存亡之际，我贡献了一份力量！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违背入党时的誓言，我无愧子党和人民，无愧于中华民族：因为我在日本侵略者的酷刑下，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以上为范惠琴的口述经历。

据《沙家浜镇志》记载，她的回忆录被北京京剧院征集过去，作为创作素材，并于1972年3月28日写信感谢范惠琴。在所有阿庆嫂式的人物中，她是唯一与北京京剧院有过联系的女同志。所以，当地人都称她是“绝版阿庆嫂”。

苏州老爷子完稿于2019年4月11曰

备注：并于2025年将原文字体调整为超大，便于老年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