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阳高忆故人

陶之夭夭

去年我去包头参加堂侄的婚礼，火车经过了我曾经插队的山西阳高，故地重现，勾起了我对知青生活的回忆。

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就在我满怀理想，准备中考时，文革爆发了。停课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斗校长老师。破四旧，到社会上造反抄家……书读不成了，过去宁静的校园一片混乱。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场运动，特别是批斗那些爱我们的老师，无奈我只能选择了逍遥。1968年底，我接到了去山西插队的通知，12月28日和同学一起来到阳高，当时的车站很简陋，没有现在好。记得一下车，我们就受到老乡的热烈欢迎，老乡们列队敲着队鼓，用山西方言喊着欢迎知青的口号……。

记忆的闸门被打开，那些在阳高的日子逐渐清晰起来……

现在的阳高火车站。

我这次坐的是绿皮火车～五十年前我们就是乘坐绿皮火车来到阳高的。在火车上，大家面对未知的地方，情绪都很低落，很多同学想起离故乡和家人越来越远，一直在哭泣。

记得为了缓解气氛，有个同学模仿列车在铁軌上的运行的声音说：“吃醋，喝醋；吃醋，喝醋，西儿到了！”

列车在阳高站停了两分钟后继续前行，我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几个让我记忆深刻的阳高故人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陈恒

艰苦的插队生活开始了。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到了一个陌生艰苦的环境，开始了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雁北地区属于寒冷干旱地区，农作物以黍子，谷子和土豆为主。

当地人把干农活叫“受苦”，受苦中最苦的就是除草。一把鋤头握在手里，每人鋤一垅地，如果别人都跑前面去了，自己落后就着急，不抬头地紧紧追赶。汗水流下来，模糊了双眼，看不清草和苗，有时草没鋤掉，反而伤了苗。

那天给土豆地除草，长长的一垅地望不到头，我感觉腰都要折了，周围的人都跑前面去了，我不敢停下手中的锄头。突然有个人从对面锄过来接应我，我立马看到了曙光，锄完最后一锄，终于可以直腰了，我扔下锄头，仰面躺在地上，真舒服啊！

我突然想起要感谢帮助我的人～陈恒，他是大队保管员的弟弟，刚来时，和同学去领粮食就认识他了，那天他正巧去找他哥，看我们几个女娃，就帮我们扛着粮食送到我们住的窑洞。

陈恒原来当过兵，后来在大同工作，六十年代有很多人被下放返乡，他又回到了村里，婆姨不愿意回来受苦，就离开了他。

他很乐于助人，冬天井台冻了很厚的冰，打水需要用辘轳往上摇，我们没那么大劲儿，再加上脚下湿滑，真是胆战心惊。这时候陈恒经常来帮助我们，还帮我们把水挑回去。

陈恒虽然已经三十多岁，却是一副童心未泯的样子，很随和，我们有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助。

有一次，队里发麦子，一人五斤，我们五个人分了二十五斤，得背着去离村八里的电磨，陈恒主动跟我们去了，一路上帮我们背着麦子。

回来后我们拿出既洗脸又洗脚的脸盆，开始活面，那可真是百分之百的全麦粉，一脸盆面，有人做饼，有人拉风箱，一阵面香，饼出锅了，大家一分，风卷残云。那天估计我们一顿就吃了五斤面。

平时老是小米土豆，终于吃上白面了，虽然饼很黑，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饼。我们让陈恒和我们一起吃，他坚决不肯，他说你们这些城里娃，到我们这儿受苦了，好容易吃顿白面，自己吃吧。

插队期间，陈恒一直像兄长一样帮助我们。

陈局长

那是在冬天的一次垫地劳动中，雁北的冬天非常寒冷，冰天雪地的干不了什么农活。但生产队会安排一些农田基本建设的活，比如出羊圈，到沟里挑土垫地等等。

那天我和几个社员挑着筐，扛着铁锹，到沟里垫地。活也不紧，干了一会儿，大家就坐在太阳地里聊天。

我旁边坐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很是与众不同，脸白白净净，没有长年劳动的沧桑。温文尔雅很有文人气质。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赵仲陶，然后他笑着问我，是不是家中的老二，并且说出了伯，仲，叔，季的排列。他又问了我一些家里的情况。

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陈九公，这个村“陈”姓是大家族，而他所属的“九”字辈，又是村里辈份最高的。他原来是雁北农林局的局长，由于是富农出身，文革中被批斗，全家被遣返回原籍。

这里阶级斗争的弦没有那么紧，他在村里是长辈，又曾是局长，他在位时，还拨款给村里修了一座桥。所以村干部对他都非常尊敬，劳动时也对他很照顾。

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下工后没事就去找他聊天，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尧，舜，禹。文革中，他几个儿子的名字也成为一条罪状，说他想让儿子当皇帝，篡党夺权。因为还乡，儿子们都辍学了，在家里除了参加劳动，就是自学文化。

他经常跟我聊历史，聊文学，有时也会给我讲点农林知识。

他知道我感到前途渺茫，就时常鼓励我，说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今后还是需要知识，不能放弃读书和学习。

他的一席话对我如同醍醐灌顶，一直影响着我，后来我回京后，进了工厂，干过很多岗位，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也因如此，给自己带来了不断的提升。

他家里有一些小说，茅盾的《子夜》；杰克.伦敦的《毒日头》和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都是向他借了看的。

由于认识了他，我的思想不再空虚，白天努力劳动，有时间就看书，过得很充实。

后来他和队长建议，说我们这些女知青还在长身体，不宜干太重的活，队长就让我们和妇女一起干活了。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贵人，陈局长就是我在阳高遇到的贵人。后来我病退回京后，听说他又官复原职了。

我常常会想起这位睿智的长者，不知他现在可安好！

交通

交通不是战争时期的交通员，而是阳高对邮递员的称呼。

刚到村里，大家心情都不好，主要是想家，遇到不顺心的事，一个人哭，大家都跟着一起嚎啕大哭。老乡就安慰我们，说过几天交通来了，就给你们带来家信了。

在我们望眼欲穿的时候，交通终于来了，他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人又黑又瘦，身着绿色的制服，一辆绿色二八加重自行车，后衣架上驮着大大的邮包。

大家蜂拥而上，交通喊着名字把家信交给我们，我们迫不及待的拆开信，真是家书抵万金啊！

后来我们和交通熟悉了，知道他姓曾，也当过兵，退伍后当了邮递员。在这里当邮递员可不容易，都是深沟险壑，经常要推着自行车上坡下坡。

家里有时候给我们寄钱和食品，我们都要去离村八里地的公社去取，自从和曾大叔熟悉后，邮包都是他给我们带来，方便了不少。

有一段，曾大叔一直没来，由一个陌生的人代替他，原来他在一次送信途中，赶上下雨，他虽然带了雨衣，但怕信件和包裹淋湿，把雨衣盖在上面，自己却被雨淋发烧了。

他是我们知青的好朋友，就像绿衣天使给我们架起和北京沟通的桥梁，给我记忆中的阳高留下了难忘的那抹绿色。

在阳高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是前年和朋友去陕北，在榆林县的麻黄梁摄影基地，看到眼前的黄土高原，同行的人都很兴奋，不停的拍照。而我此时好像回到了阳高，黄土高坡，深沟险壑都是那样熟悉，和阳高如此相似，于是我在麻黄梁留下了这张照片，作为我青春时代插队的回忆。

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五十年前这大潮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如今大潮早已退去。知青中仍有以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时代自恋式的怀旧，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给很多年轻人造成错觉，似乎文革时代是多么的美好。

很多人说苦难是一笔财富，我不知道他们获得了什么财富？我认为，我们在应该学习的黄金年龄，被发配到穷乡僻壤，接受所谓的再教育。在蹉跎岁月中度过了青春年华，曾经的理想都化为泡影。只有苦难，何谈财富？

还有人高唱“青春无悔”，我们的青春已无法重来，现在再谈悔不悔，已没有任何意义。但对那些无悔的人，我实在无法理解，只能说他们是斯德尔摩综合症。

有些知青因为事故，生病或其他原因，折断了青春的翅膀，失去了健康，从此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著名作家史铁生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了广阔的天地，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异乡冰冷的墓碑上。相对于他们我是幸运的。

像高尔基一样，我的大学也是在社会完成的，在农村，在工厂，使我深深感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劳苦大众面对苦难的坚忍，自强不息，以及他们的苦中作乐，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阳高插队的日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地人的善良和纯朴。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那些在我困难和无助时，在我迷茫时，帮助过我的人，常使我心存感激之情，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