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第一榜

排云碧霄

　　我的母校旧址就在我们单位对面，在我们年少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如今新建了一所小学，平时常见到小学生来来往往，上学放学，晨熙暮攘，络绎不绝，这自然勾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

我的母校全名叫梅里斯第一中学，我在这就读过初中三年级一年，一九七九年八月入学，一九八零年七月毕业，班主任老师叫于学智，中等身材，干瘦型的，说话慢声拉语，口头禅是“差不多”“大概”“有可能”，只有熟悉了他之后，人们才能充分领略他的“于式幽默”。初中三年级一共有六个平行班，我们是三年一班，大约有四十多名同学。由本校初二升上来的学生原来只有两个班，其余都是周边各村学校的同学，所以一开始老师和同学以及同学之间，并不是很熟悉，相互很少能叫上名字。使我和老师同学们熟悉起来的契机，是我们上学期期中考试结束后，由班主任于老师公布全部七科（语文、数学、俄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成绩的总榜单的那一刻。

　　全班成绩榜单照例是用一张大红纸书写而成，当于老师拿着榜单走进教室准备宣读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在全班是个什么位置。听本地的同学说于老师家庭成分不好，因为受“文革”时期唯成分论的影响，原本学习成绩很优秀的于老师，被剥夺了考取大学的资格，所以一直以来意志很消沉。工作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平时没课的时候很少上班级里来，所以班级大多数同学他都叫不上名字来。这次张榜公布全班同学考试成绩，也是于老师认识同学们的大好时机，大家当然希望能取得好成绩，好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于老师开始宣读考试成绩了！第一名于秀珍，569分！被叫到名字的同学站起来，老师从榜单上抬起头来看该同学一眼，然后该同学坐下；第二名刘连城，556分！刘同学站起来，老师照例抬头看一眼；第三名王鑫，530分！王同学站起来，老师看一眼……第五名徐宁瑞，522分！徐同学站起来，老师看一眼；第六名蒋文彬！终于念到我了，我立马站了起来，518分！但从我这起，老师就第七、第八地一直念了下去，任由被叫到名字的同学们此起彼伏地站起来，又坐下去，于老师再也没有抬起那高贵的头颅来，看上我们一眼，哪怕就一眼。

　　受到老师冷遇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什么感触，我的自尊心是受到很大伤害：上初一的时候教物理的杨老师，其高傲的性格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给我们讲已知光速是多少，照到月球返回来，是多久的时间，让求光源与月球的距离，只有我和另两个同学反应过来，速度乘以时间后还须除以二，标准答案是乘以½，其他同学都不知所以，这时候杨老师就曾经说过，除了我们三个外，其他人都不是学生！杨老师这句话虽然没有说我，但其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意绪，还是令我感到很不舒服。没想到于老师比杨老师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明摆着瞧不起我们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啊。于老师用头不抬，眼不瞭——这样一个漫不经心的无视举动，彻底激发了我的少年小宇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取班级第一名，给瞧不起我们的老师看看，我们也不是好欺辱的，我们也不都是没有血性的！

　　因为学校距离我家十二点五公里，来回骑自行车跑实在太耽误时间，我干脆搬到了学校简陋的宿舍来住宿，这样可以早点写作业，走读的时候，放学到家就已经黑天了，那时候还总停电，写作业都成了难题；搬到学校住宿以后，晚上写作业的时间不仅充裕了很多，不会做的题，还可以就近请教上高中的大哥哥们；早晨起来还可以背课文记概念，省得老师提问还得在课桌下，偷偷看看书，才能勉强应付下来。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班级的炉子上烤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大饼子吃，于老师正巧碰上了，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了看，后来说了一句：“就吃这个？”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家里人口多，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在那个年代，因为贫困，没少遭人白眼，心性高傲的于老师，当时是什么表情，我没有敢抬头看，但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屡遭白眼的命运。经过半学期的刻苦学习，上学期期末考试之后，于老师再张榜公布全班成绩的时候，我已经跃居全班第一名了；而且下学期期中和毕业考试成绩，也连续霸榜，不仅如此，转年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七科成绩平均93分，尽管与三班两名平均95分的同学还有差距，但当五班班主任德老师炫耀他的弟子沈玉坤七科平均分91分的时候，于老师当即甩了一句：“我班蒋文彬平均93分！”然后转身扬长而去。当同学把这一幕转述与我的时候，我是百感交集，这一刻我又成了老师的骄傲，而一年前，老师连正眼看我一眼，都是奢侈啊。这不禁令我想起了被美国军队奉为圭臬的《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所倡导的理念，再美丽的语言，也不如朴素的行动啊。人要想被人瞧得起，就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啊。

　　据八五年夏天师范学校历史系毕业，分配回母校任教的于秀珍同学讲，于老师还是很关心我们那届同学的，象调皮捣蛋的鄂晓春、任永强、何树龙他还记忆犹新，尤其是挂念我。还说起我在班级的煤炉上，烤玉米面饼吃的情景，并总结道：人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能磨砺出顽强执着的精神。我特意问起首学期考试发榜的事情，秀珍同学取笑道：“我就那么一次霸榜，你还念念不忘，真小气！”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忙不迭地向她解释：只想知道于老师那样公布成绩的原因。她说于老师没有提起这件事，但在我带班教学时，他时常跟我强调：“对于贪玩而导致成绩不理想的潜力股，不能用常规的说服教育手段，那样是不会有效果的，切记响鼓得用重锤。”我仔细斟酌着这句话，似有所悟。

　　后来毕业后的二十一年，鄂晓春同学组织了一次全学年的同学聚会，到场的也就大约十多个人。在酒桌上，我曾经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当场就有同学私下里给我使眼色，我当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后来他跟我说：“你当于老师面说这件事，于老师多下不来台啊！”我倒浑然不觉，我提起这件事，并不是心怀怨谤，寻衅滋事，而是投桃报李，心存感激的，如果不是于老师那近乎极端的冷然态度，我也不能狠下心来发奋读书，兴许至今还是一问三不知的小混混吧！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极端的方法，才能彻底激发出来啊。于老师不会是钻研过什么高深莫测的心理学吧？事隔多年以后，我私下里猜测。后来，我在阅读时接触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的一段话：“分数、学历、甚至知识都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算真正理解了于老师“冷处理”做法的奥妙之处。于老师的类似于激将法的“冷处理”算是彻底把我唤醒了，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被唤醒的，我自认为是于老师教育教学实验的受益者。四十年之后，我仍禁不住感叹：人的一生，能遇到于老师这样的好老师，真的是幸运啊！

前些年夏天在街上，偶尔还能看到于老师的身影，近两年见不到了，据说是跟儿子享清福去了。老人家自然是故土难离，前些年是暑期回故乡叙旧来的，近年没回来怕是上了年纪，儿子怕他身体吃不消吧——人至老境，恐怕都要面临着子女和桑梓的两难选择吧。于老师的家教自有其独到之处，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国内名牌理工大学，圓了他老人家年轻时的大学梦，那个年代是包分配的，儿子的生活条件自然是错不了的。愿一生抑郁不得志，有些愤世嫉俗的于老师，在异域他乡，能够尽享天伦，天年颐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