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祭·祭家

岁月如歌·W

清明时节雨纷纷，

思亲寄哀欲断魂；

如烟岁月心中留，

薪火相传又一春。

霏霏春雨，

岁岁清明，

又是一年芳草绿，

天涯此时共寄哀。

清明的雨缠绵着人的思亲追忆，

让人感伤着生离死别；

而春又昭示着生的希望，

让人感悟着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

   

“家”，是两颗心灵碰撞的地方，是生命延续的摇篮；

“家”，是家庭成员灵魂的栖息地，是精神的乐园，是情感的全部所在；

“家”，又是一段温馨的时光，是一种不舍的情怀。

自己没有成家前，父母的家便是唯一的家，自己成家后便有了两个家。

但这两个家的意义是不同的：父母的家是表明我们来自于哪里；而我们自己结婚生子的家则昭示着我们将去往何处。前者有“根”的意义，有“本”和“源”的追溯性，有一种哲学的、宗教的仪式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父母在，家在！”的那种源于灵魂深处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表达。

对子女而言，父母在，儿时的家便在，便有一种回望的精神寄托，便有亲缘情感的依附，便有灵魂的根在；父母不在了，儿时的家便不在了，精神的家园也便坍塌了，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变为了美好的、伤痛的、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的父母给我们兄弟构筑的“家”，始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没于本世纪初叶的07、08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在他们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因为求学而人生轨迹有了交集，并相识、相知、相恋，最后结婚成家生子，风雨相携，互敬互爱，终老一生。

他们的一生虽不像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样——“生如夏花，逝如秋叶”般的灿烂和精彩，却也是两个平凡的人用他们自己平凡的经历，书写出的平凡而不朽的人生，在我们儿女子孙心中仍然是值得永远怀念和绝世传唱的！

我的母亲于1924年3月10日，诞生在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的一个开明地主家里。

从小听母亲说，井研黄家在当地是较为殷富的大家望族，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她的婆就像贾母，在家族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母亲就像林黛玉——体弱多病，多愁善感，沉静内敛，淡泊真实，自尊自爱，悟性很强。

正是由于她的这种特质，她的婆和我的外祖父母对她疼爱有加，使她从小便过着养尊处优、众星捧月的生活。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的兄弟姊妹们）

　　我外祖父是一个有着开明思想的豪侠仗义之人，他不仅善待自家的佃农，私底下还同情革命，冒着风险帮助革命者。

据中共井研县委宣传部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所撰《西山纪事》记载：1935年1月22日，中共青神县委的三位领导人——毛慈影、邱骏、赵汉生被国民党军警押上断头台，在“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号声中被砍下了头颅。他们就义后，青神烟捐局长黄绍封以同乡关系出面，雇人缝合其头颅和躯干，停尸待运；随后交其亲人装棺运回下葬。

此文中的黄绍封，就是我外祖父。

（初中毕业时的母亲）

　　慢慢长大，由于母亲的好学、敏学、悟学，同时也由于我外公的开明和他受新学影响的缘故，母亲16岁那年，他便令家仆抬着滑竿，把她从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送到了省府成都入读省女子中学。

（左图：1943年，省女中高中时，母亲三姊妹在成都的合影；下左为大姐，下右为二姐。右图：分别为三姊妹的结婚照。）

（ 四川省女中同学，1944年高中毕业时的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互赠的照片。）

相片中的长辈们想必大多都已作古，少有在世者应该都已在九十五岁左右了吧。在此，谨向逝者致敬——向您们那一代人饱受战争磨难的青春和为共和国的成长作出贡献的生命致敬！并向生者问好——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母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

     

我的父亲是四川成都郫县崇义桥人，比母亲小半岁——1924年10月18日生。

父亲的童年是在崇义桥两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大家族中度过的。家族中的各个小家庭都在曾祖父的统领下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图片来自网络）

1924年，大革命的激荡风云和炮火硝烟席卷全国，也飘进了偏于西南一隅的小村落。

（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受革命形势的影响，满怀激情，怀揣梦想，抛妻别子，毅然南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左为我祖父，在大家族同辈人中行三；右为他的四弟）

遗憾的是，两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看不到光明，丧失了斗志，落魄而回。（试想，如果两兄弟坚定革命意志，那结局又会是怎样呢？……）

（图片来自网络）

在归家的路上，兄弟分手，我四叔公潜回了老家崇义桥。因他自幼喜好读书习字，在当地略有文才，便办起了私塾，教习自家子弟和四邻八乡的村童识字习文，我父亲的启蒙便由私塾开始。

（左为我父亲，右为他的四叔，也即是他的启蒙老师）

（我的祖父）

而我祖父在归家途中遇一乡党，介绍他去了雅安，投奔到了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麾下，后官至其后勤部长。

祖父深受刘文辉宠信并重用、提拔，这里面还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左为刘湘，右为刘文辉——图自网络）

1932年10月至1933年9月，刘文辉、刘湘叔侄间发生了川军“二刘”大战，后刘文辉兵败退守雅安。

当时，我祖父仅是一排级军需官，但却管理着辉部的现大洋驮队。队伍打散，溃不成军，开战时的辉部12万人，战败时仅剩2万多人，刘文辉保住了性命已属天佑，哪里还想到军需盘缠的问题，岂料我祖父由死人堆中带着尚存的几位兄弟牵着驮队返回了雅安，对二十四军的生死存亡，可以说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作用。

后来，刘文辉感念于祖父的忠信不贰、生死相随，遂逐级提拔至军部要职。

（我的祖父祖母）

当年，我曾祖父主持家族时，家道尚贫，三餐难济。我祖父外出谋生时，还是祖母拿出了家里仅有的靠她纺纱织布换回的两个银圆作的盘缠。

后来，由于祖父的发展，一个实足的靠天吃饭的农耕家庭，乃至整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便开始了购田置地、修房造院、改换阶级的过程……

不仅如此，祖父还与人合资，在成都春熙路附近开了一间私人银行——祺昌银行。

　　这个过程不长，到新中国成立，大概也就二十年时间，但其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却颇具戏剧性，其中最典型的是：

致富过程中，家族大院和家族祠堂被土匪觊觎，多次遭其攻打、抢掠，最后是在祖父带了一队人马回去，土匪闻风丧胆，登门跪乞谢罪，这才得以改变局面，从此土匪再不敢造次为乱。

而由贫至富的结局则是最具喜剧色彩的事儿：

解放后土改时，原本世代为农的家族成员，全部被划成份为“地主”！

当我在1972年第一次回老家去时，家族中的长辈们便向我抱怨：“你爷爷到好，把他那一支的儿女全部弄到大城市去了，而我们留在乡坝里头的人，却因你爷爷购买的大量田地而全部被划成了地主。” 而我心里却在想：其实，当年你们应该都还是以此而引以为豪的，并乐于享受这荣华富贵！

我父亲便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变化中成长着。先是私塾，而后村小，再后来便离开老家进了省城中学。

抗战胜利那一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银行保险学系，先我母亲一年入校，这便与我母亲在人生轨迹上有了交集。

（1945年，父亲入学报到时的重庆大学校门）

　　父母亲的相识，像极了许多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大学新学期开学，老生激情彭拜地去迎接新同学入学报到并帮助卸车、搬运行李至寝室；进而互帮互学、同游共嬉、畅叙人生，再进而产生校园恋情。

（四川省中校友1947年底在重大的合影）

（1950年1月，银保系三班的同学在校园的留影）

四川老乡，又是同院同学，这为他们的进一步接触提供了便宜——课后的学业探讨，礼堂的诵诗歌会，校园的林荫小道，周末的同学聚会，民主湖的造湖工地，饶家院的读书沙龙，磁器口老街的青石板路，嘉陵江畔的老码头、鹅卵石堤岸，歌乐山麓的渣滓洞、白宫馆，以及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和迎解放的各种校园学生运动，到处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和身影。

寒暑春秋，物换星移。校园生活转眼结束，新中国成立之初，父母相继毕业，分配到了西南大区时期的中国人民银行，一个在解放碑分理处，一个在小什字分行营业部（原美丰银行大楼）。

（刚参加银行工作时的父亲和母亲）

爱情经过时间的考验，终于到了瓜熟地落的时候。1951年底，两人步入了婚姻的神圣殿堂。

（父母亲的结婚证和结婚照）

（上图为“群林市场”；下图为“保安路口”）

在位于解放碑群林商场旁一排两层楼房的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陋室里安了家；一年后又搬到了保安路（现八一路好吃街）的川盐一里，在那里一住就是四十年。

（大跃进时，国家号召大炼钢铁，提出口号工业要“超英赶美”。这是银行职工参加解放碑的游行活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前排中者为我母亲。）

尽管，父亲后来的工作单位离开了解放碑——先是银行内部调整到了上清寺分理处任要职；1957年，又响应党鼓励大学毕业生去充实教育战线的号召，主动报名去了重庆市第二中学校任教，但我们的家却一直在那里，直到1993年川盐一里拆迁。

川盐一里，是解放前老川盐银行的职员宿舍，是一个有着108户人家的大院子。院子很大，很有纵深感，中间是一顺溜的青石板铺就的路，两边是分列式般整齐相对的三层青砖小楼，说它是院子，只缘于它是封闭的，其实就规模而言还真有点像古镇老街。

这里便是父母给我和兄弟的真正意义的“家”，因为我们在这里生、这里长，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直到我们自己成了家。

父母给我们构筑的家，尽管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但却是温馨而实在的，它和大院一起承载了我们儿时太多的成长故事、青春经历甚至朦胧初恋，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

大院里的同龄孩子很多，每天早上，大家相约一起去院子右边隔着“王鸭子”和“正东担担面”、与“杭州小汤圆”相邻的“邹容路小学”上学；下午放学后回到大院，便开启了疯耍模式，直到夜幕降临，各自归家，晚饭后便开始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

周末和寒暑假，那更是孩子们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孩子们要么在院子里“滚铁环”、“抽螺陀”、“抓杏核”、“砍砍板”等各种游戏活动；要么在解放军剧院前的大街上玩“逮官兵盗”，或是去较场口中心路上放自制的滑轮车；要么就是约起一帮孩子去大阳沟、较场口、临江门、人民公园甚至小什字、朝天门玩耍，跑遍了解放碑附近的大街小巷、旮旯角角。

仲夏傍晚，太阳西坠，每当炙烤大院长道那最后一抹热辣的阳光刚被三层楼顶挡住，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帮助大人们往院子里洒水，然后在约定俗成的固定位子铺上凉床。待晚饭后夜色降临大院，孩子们便仨俩成对，跳绳修字(儿)、打牌抓杏(儿)；或志趣相投者，围坐讲故事；或成群结伙，满院子疯跑捉迷藏；或躺在凉床上，仰望狭长的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满脑子的天马行空、仙来神往……

孩提时的男孩贪玩、调皮、闯祸是常有的事，挨顿打也便成了家常便饭。而我的父母却很少对我们动粗，甚至也没有过多的说教，言传身教基本化于无形之中。

偶遇我们兄弟俩闯有过分之祸时，我那个性柔弱而又充满慈母情怀的母亲，是绝下不了手打我们的，但不教又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父亲回家后“告状”……待父亲打完，当她看到我们那皮开肉绽的屁股时，便又抱着我们痛哭，然后敷药、包扎。

后来大了，这种事没有了，但印象中慈母泪还是为我们流过多次：一次是我12岁时，在化龙桥嘉陵江边游泳差点淹死：一次是我16岁时，渴望外面的世界，毅然出走雅安到祖父母那里去；一次是我在雅安骑车驮炸药去雅河中炸鱼，结果差点把自己给炸死；还有就是1975年兄弟去綦江当知青时。

儿是慈母心头肉啊，儿行千里母担心啦！

可能是因为父母所受教育、脾性相投，加之又是同学间自由恋爱感情深厚，几十年间我们从未看见他们红过脸、拌过嘴，倒是时而玩笑互讥之，其乐也融融。

父母对邻里之间也是与人为善、谦让为怀、和睦相处、热心帮助，从未与人有过什么过节，因此在大院里也是很受人尊敬的。

什么是家风，什么是美德，我以为从他们身上就可以找到最好的答案。

（1948年除夕日，热恋中的父亲和母亲相约去沙坪坝的“派拉蒙照相馆”，分别照了一张艺术照并互赠留念。父亲在照片背后的赠言为：“给爱慕惠存，永挚的晶！” “慕”和“晶”分别是父母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永挚的”三个字，应该就是他们爱的宣言和终身的承诺。）

往事如烟，岁月留痕。父母之爱、家庭之欢、儿时之事，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儿时印象最深的还有那解放碑的钟声。那清脆而悠扬的旋律般的钟声，从早到晚，准点报时，早晨它飘进小屋敲我起床，催我出门；晚上它更是进我梦乡，伴我入眠。我们就在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敲击下慢慢成长了起来。

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青年时代，解放碑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家的象征，我们的任何活动都是以它为起点，也是以它为终点的；心灵的半径也是以它为核心向外辐射而画圆的，也就是说，无论迷路也好、远行也好，找到它，也便找到了家。

记得五十多年前，那时我5岁，弟弟3岁，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文化宫游玩。天近黄昏，游兴未了，爸爸向妈妈提议，他俩躲起来，让我们兄弟俩找找他们。

结果夜色戏人，爸爸妈妈看丢了我们，我们更是找不到他们。弟弟嚎啕大哭起来，吵着要找妈妈。我牵着他的小手，对他说：“弟弟不哭，哥哥带你找妈妈去！”我们在公园里找啊找，找啊找，就是不见爸妈的踪影。最后，我说：“我们自己找回家去吧！”我牵着弟弟的小手，照着大人们说的方法：顺着电车线走，就能找到解放碑。

于是我牵着弟弟的小手，顺着电车线硬是从文化宫找到了解放碑，找回了家。

四十年中，有过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全家集体弃家出走的经历。那是1967年的8月中旬，当时“文革”中的武斗已到了血雨腥风的极端阶段，“八一五”和“反倒底”两派除了天上飞的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大院里也时不时地有分属两派的比我们长几岁的大哥哥们提着枪进进出出，气氛异常紧张和恐怖。

13号晚，“八一五”用燃烧弹炸燃了“反倒底”在解放碑的唯一据点——交电公司。

14号一早，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我们冒着流弹袭人的危险，居然跑到和平电影院的门口去向街对面燃烧着的交电大楼打望，满眼的迷茫与恐惧。

第二天，父母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带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流落到了两路口—上清寺一带背街的一个朋友家里。直到战事基本消停，又才返回解放碑的家。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当知青也好，还是后来在外读书直至参加工作以后，每次回到解放碑，远远看见碑顶上那十字瓢形的风向标，听到那清脆而熟悉的钟声，热血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心跳加速，眼眶微湿，脚步加快，眼前就会出现父母的身影和那熟悉的家……

（1995年，45年后陪父母重游重大校园：团结广场、民主湖、饶家院。）

家，在岁月的流走中沉淀到了心里，哪怕时空的变化也无法更改。1993年，川盐一里因建“香港城”而被拆迁，父母的家也因此而搬到了七星岗捍卫路的临华村。尽管，那时我和兄弟都已各自安家在外，但父母的家仍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

（2001年12月，父母金婚时，在临华村家里为父母举行的简单家庭仪式）

平常工作非常忙，还要打理自己的小家，所以不能经常或每个周末回临华村去看望父母、陪伴父母，但一根电话线却满足了每天的精神需求，了却了思念的心愿；另外，一遇家里有大小事情，我们便集中回家，陪伴父母并处理家中的各种家务。

（2004年3月，为母亲举办的八十华诞庆典。与银行老同事合影留念。）

时光在日晷的变化中流走，父母也一天天变得老迈。捍卫路的十字路口，往北去往临华路，往东去往解放碑，往西去往两路口，往南去往枇杷山，这周边的区域几乎就是他们的活动半径，也是他们全部生活的场景。

（1998年11月19日，与重大老校友相聚于重庆枇杷山公园）

（2004年10月7日，枇杷山公园，川盐一里的老邻居们在分别11年之后重聚。这次重逢盛典，在重庆开了老院子老邻居拆迁分别后重聚的先河，得到了各种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量报道，并为后来者竞相仿效。）

本想，等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忙了，生活也相对闲适一些了，心理负担不那么重了的时候，好好带着父母外出去旅游旅游；或回他们的老家井研、成都去看看，拜望一下亲朋好友；甚至我还于2000年考了驾照准备买辆车，好好带他们去看看直辖后的重庆那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

岂料，2000年的5月，父亲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后便从此行动不便，后更瘫卧在床。从此，我那大小姐出身的母亲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管理之责。这以后，我看到了一向依赖性很强的母亲，变得能干而坚强、乐观而无畏，表现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情怀。

天意弄人，祸不单行。五年后，母亲也突发脑梗塞而瘫痪在床。这次，她比父亲病得还重——完全没有了意识。

（烛光中病榻前，为母亲过八十三岁的生日，也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以后的日子里，勉强可以下床坐坐的父亲，经常要求保姆把他弄到母亲床前坐下，他拉着母亲的手轻轻摩挲着，嘴里呢喃着并轻唤着他对母亲的爱称。那情景让人悲不忍看、泣难忍泪。这时，我才真正地领悟了所谓的“镂骨铭心”、“生死相伴”、“一生一世”的“绝恋”！

2007年8月母亲仙逝；不到一年，父亲也追随母亲西行而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父母走了，儿时的家没了，孝尽的对象也没有了，每每看到别人父母双全，母慈子孝，那种椎心的痛是难以言状的。

“孝心不能等待”，父母在，尽孝快；父母不在，空悲叹！

父母走了10来年了，那种浓浓的印象虽渐行渐远，但却深埋在了心底，幻化成了一种现实的延续：

    生活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

    家 的 延 续……

    爱 的 延 续……

    情感的延续……

    心灵的延续……

    精神的延续……

生命和家就在这种一代代的“延续”中，向未来延续着……

                    

                   2019年 清明

     

      （父母西去远行已经有十二三个年头了。十轮冬夏春秋，转瞬已逝；岁月无情，人子有情。今天清明又至，为了这不能忘却的纪念，聊作此文，以奠先人，以慰我心，以示后人！）

      

（文中几张解放碑附近的场景老照片取自我的老同事戴前锋的《故城》和网络，特向原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原创作品

图/文 吴张卓尔

20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