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有关长牌的记忆

冷雨敲窗

　　　　1、在我老家四川省南部县乡下，父亲这一辈人，很多都喜欢打长牌。一张张窄窄的长牌，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人生。他们打的长牌，又叫纸牌，共有一百零八张。每张牌的正面印着红的或者黑的圆点，点数分别代表从二到十二。而这些圆点，承载着过去几十年里父辈们生活里的主要乐趣。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见到年轻的父辈们打长牌的场景。过年了，或者谁家办喜事了，他们就聚集在那家人的院坝里，围着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打长牌。木桌上有斜斜的裂纹，很像他们额头上隐约可见的岁月痕迹。早年的农村还没有通电，两只煤油灯安静地摆在桌子的两个对角，冒着浓黑的烟。每个人面前，都有几张皱巴巴的角票或元票，被一只香烟盒安全地压在下面。在炎热的夏夜里，他们光着膀子，抽着烟，无视蚊虫的叮咬，认真而愉快地参与着这一夜的牌局，这场牌局常常会继续到半夜，有时父亲回家甚至都我能听见鸡叫了。

那时候我在想，这些平常一脸严肃的大人们，他们内心其实也是贪玩的。不然，一场并赢不了几个钱的牌，为什么让他们那么投入那么高兴呢？

2、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以为，因为好玩，也为了赢钱，父辈们才那么热衷打牌，以致通宵达旦。这也常常引起各家女主人们的抱怨，她们会抱怨男人出去打牌深夜不归，抱怨他们会不会又输了钱，抱怨熬夜影响了明天地里的农活。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无知。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山里的父辈们内心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困惑。出去打工吧，家里沉重的农活没人干，而且也不知在哪里打工包工头那里容易拿到钱；就在家种庄稼吧，可泥土里的东西总是不值钱，而农业税和子女的学费一年比一年增长得快，巨大的开支逼近他们的承受底线。这些现实的负担像空气一样，随时紧紧包围着这些一家之主们。

也许只有在牌桌上，他们可以用一张长牌把这些沉重的负担暂时挡在脑后，打牌的快乐驱赶了眼下的烦恼，他们的内心找到了片刻放松的理由和出口。

农村有农闲和农忙之分，但农村人永远无法像城里人那样劳逸结合。那个年代的父辈们，他们的生活里只有无止境的劳动，以及越来越大的家庭开支。

3、除了谁家办喜事和过年外，父辈们唯一打牌的场合，应该就是“陪客”了。谁家来了喜欢打牌的客人，村里的人自会吆喝组织着晚上的活动，就是高高兴兴、和和气气地陪远道而来的客人打一场长牌，度过乡村夜里的无聊时光。我曾经一直以为，他们所谓的“陪客”不是他们自己想打牌的借口。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在“陪客”。

前几年我回老家，去看望一家远房亲戚。晚上亲戚张罗了一场牌局，叫来了村里几位邻居来陪我打长牌。他们都是和我父亲一样年近六旬了，打牌手微微有些颤抖。后来我发现，他们好像有意无意地让着我，我总能经常胡牌。尽管后来我也礼尚往来地打给了他们几张好牌，但后来还是我这个很少打长牌的年轻人赢了经常长年打长牌的老人。我心里很不过意，后来他们开玩笑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了：你是客人嘛，我们是陪客的，哪有陪客的赢钱的道理！呵呵。

我心里很感动。不在乎自己输钱，只是希望远道而来的客人玩的高兴，完成他们陪客的这一宗旨，表达出他们的友善和热情。按现在的说法，这叫打业务牌，或者人情牌。我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后生，从未给过他们任何的帮助和照顾，我何德何能受此待遇？

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反复回味这个场景，细细想来，这个场景里蕴含了农村民间礼仪的重要信息。父亲那辈人，大多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还没有被商业化破坏和掐断。他们长大成人中，吸取了上一辈人的谦和礼让、厚道待人的做人操守。这两位老人，他们识字不多，言谈举止却透露出质朴厚道的气息，即时面对一个并不认识的邻居家客人，一个年轻的晚辈，他们也会真诚尊重甚至看高对方，让自己卑谦地处于一个陪衬者的位置。

古语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很多人在追名逐利时，道德礼仪沦失了。只有在偏远的乡村去，那里的老百姓，还保留着纯厚的人情和传统的基本礼仪。

我相信这是一句真理，尤其是在人们为赚钱，藐视道德甚至挑战法律的当今，我更加怀念那两位陪我打牌的老人，怀念当年我们乡下那种“陪客”的长牌。

　　　　4、我们乡下的长牌玩法比较简单，但规则很多，年轻人打长牌，常常在规则上面吃亏，有时甚至会几个人连续犯规。这几年我回家旁观父辈们打牌的时候，却很难看到这个现象。桌面上到处是长牌，这些平时记忆力模糊的老人们，却清楚地记得哪些能“吃”哪些不能“碰”，他们轻松地在游戏规则里穿行，极少有人犯规。

我想，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与父亲那代人，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地做事的行为习惯有关。从未企图靠打牌赢钱来养家糊口，也不指望靠半点花招来胡牌，生活中也从不想靠一些冒险的举动来获得什么。游戏的规则和社会的法则，他们都心里有数。现在的年轻人，对胡牌和赚钱，都太急于求成了，所以他们常常在牌桌上和生活中犯规。

5、在我们当地，长牌的打法里，有五张“翻牌”。“翻牌”的意思，简单说就是碰了这几张牌胡牌就加番。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几张牌分别是“天牌”、“地牌”、“人牌”、“和牌”，组起来正好是“天地人和”。天地人和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千年的处世观念，其核心在于“和”字。我经常在想，发明长牌这种玩法的前辈，一定是高瞻远瞩，用一张薄薄的长牌来指示后辈们要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

在我们当地麻将的规则是谁放炮谁输谁给钱，但长牌是一家胡牌本局就结束，另外三家都输。所以一出现有人要胡牌尤其是“大翻”的时候，我姑父那样的长牌高手就知道打出一张关键牌，让“翻“小那家先胡了，“翻”大的那家自然就没机会了，也避免了大的输赢，和气收场。这些成天跟泥土打交道的农村人，不会常常把“天地人和”这四个字随时放在心上，但他们在牌局上却完美和生动地诠释了“和”字的核心内涵。父亲这辈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淳朴和温和。

后来我看见比我大几岁的老乡们打牌。他们都是在工地上搞建筑的民工，每月大概能挣四五千元，但一局长牌打下来，输赢却常常接近万元。我想，长牌的规则，他们很懂，却又完全不懂。

　　　　6、关于打牌的赌注，农村的父辈们玩的自然不大，在早年，一局牌打完，通常在十来块钱范围内的输赢。后来赌注随着农村整体发展而有所加大，但都在娱乐的范围，与赌博不接壤。

我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打牌这门“手艺”了。我小时候在旁边看他们打长牌，那是我最早的长牌启蒙，然后自学成才。估计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无师自通吧。

但父亲打牌，常常是以输剧终。我的印象里他赢钱的时候总是很少，我在头脑里几乎找不到他赢钱的画面。有点特别好的是，父亲输了钱从来不发脾气，不会迁怒于其他人打得不好。回到家，我或母亲有时会随口一问：今天赢了嘛输了？父亲总是淡淡地一笑：输得不多，几块钱！后来几年，他打牌又输钱了，回家甚至会说：今天赢的少啊，才赢几块钱！

说实话，在那个农村整体贫困的年代，我和母亲是很关注父亲打牌的输赢的。父亲这样一说，母亲往往相信了，转身继续做她的家务，父亲也以为家里人相信了，轻轻地喝上一口茶。但我之前跑去牌桌上悄悄旁观过，我知道他到底输了还是赢了。但对此，我，守口如瓶。

父亲这大半辈子里，我从没见他撒过谎，这是我知道他说过唯一的善意的谎言。他不是好面子的人，只是为了不想让母亲不高兴。钱已经输了，为什么还要让家里人跟着不舒服呢？我可以想象他那时，内心的矛盾和心里的不痛快。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父亲真的很可爱。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可以“穿越”的话，我真想把我现在的钱，都交给那时候的父亲拿去打牌，让他赢了高兴，输了心里也坦然，不再为那么几块钱的输赢内心不安。

7、后来的这些年，各地不同的麻将玩法也陆续被带了回村里。“成都麻将”“广东麻将”等外来娱乐方式快速融合进了我们当地“南部麻将”里，并且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参与麻将的妇女和年轻人很快接受并改进了这些外来事物，制定了固定的游戏规则。

而长牌的玩法和规则，这么些年来，却丝毫改变过。唯一改变的，是长牌的材质。早年是小作坊生产出的黑乎乎的长牌，后来，根本不会玩四川长牌的浙江人，却为我们生产出了精美的长牌。水浒里的一百零八将，被精明的浙江人恰到好处地融进了一百零八张长牌里。中国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洪水一样来袭，不可阻挡地涌进了我们那些山沟里。

我一直觉得，我们那种长牌玩法，确实需要改进了。比如，最后一张牌不能胡。这就大大降低了胡牌的概率，这盘牌就“黄了”，等于没打，等于少打了一盘。

为什么不能胡，我问父亲，他解释不了，其他长辈也说不出所以然，“反正规定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明出处的规定，他们却能规规矩矩地遵守这么些年。

有此我跟父亲说起此事，父亲一脸严肃地说了句他这大半辈子说过的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打牌非要胡牌才是结果？

我竟无言以对。

后来想想父亲说的其实很对，“黄了”等于没有输赢，和气收场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最后那张不能胡的牌，是制定规则的前辈在关键时候打出的一张最有水平的“和牌”。

而且父亲觉得我所说的改进简直是荒谬之极，“这么多年的规定，你说改就改”？

我不能指责父亲的不肯变通，后来我才想明白，父亲要守住的，不只是他们遵守了大半辈子的游戏规则，更是要守住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属于他们这代人的，独家记忆。

　　　　8、有次我请教一个地方文化学者:对川北地区的长牌文化有研究吗？他说，文化？没抓你去派出所就不错了。然后他才告诉我，现在那些长牌，都是年轻人在打，纯属赌博，跟地方文化扯不上关系了。

百度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者地方的风土人情、行为习惯、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早年的长牌，是父辈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带有那个年代独特的印记和痕迹，是一种能直接体现当时的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文化现象。多年来我一直想探寻这薄薄长牌里蕴藏的深层次的东西，窥视那个年代里父辈们的生活形态和内心世界，现在多少有些收获。

然而，我得到的更多是困惑。和中国很多传统文化一样，这种长牌文化，也正面临着流失和断代。

现在，父亲那辈的老人少了。走的走，老的老，病的病，一个村子里的会打长牌的老人，常常凑不够一桌。所以他们只能上街去茶馆里打。但是茶馆老板要考虑房租，人工开支等费用，收的茶钱越来越高了。他们打一下午长牌，总体输赢不过四五十元，却要支付六七十元的茶水钱。在外地大城市随子女生活的老人，再也无长牌可打。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认识的几位老人，却没有一个人会玩我们当地的那种长牌。

会打长牌的年轻人少了。打麻将斗地主炸金花，新的娱乐和赌博方式成了他们追逐的新宠。没有人再对这个老年人的娱乐有兴趣。

两个月前，表哥带着姑父来我家走走，从中午到深夜，我们打了很长时间的一局牌。那是我内心很愉快的一天。那一天，我和我的父亲，表哥和他的父亲，两代人，一大家子，我们感受着亲情，也完成了一次农村文化的交接和传承。

可是，再过一些年，父亲这辈人都去世了，谁，还会坐下来，和我们打一场充满温情的长牌？

谁还记得长牌上留存过父辈们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