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长

79，l7符林

3-05-29 09:56

我记忆中的朱月华军长

朱月华军长是1978年5月调我们55军任军长的。那时距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仅半年多点时间，当时军机关的许多机关干部对此颇有不解：此前朱军长是著名的万岁军--38军军长，而我们55军无论从那个方面讲都无法与38军相提并论。虽在解放军中沒有嫡系一说，但单从38军一直担负拱卫北京的重任，其装备和战斗力均属全军一流这点来说就足以证明38军非其他野战军能与其比肩，况且还属跨军区平调，这不能不引起大家的疑心和猜测。那时“四人帮”垮台不久，因此相当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地将朱军长的调动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我当时虽在军司令部任参谋，然而因我们处系司令部相对边缘的处室，不象作训、炮兵参谋们与首长接触那么多，况且中间还隔着参谋长、处长，自然与朱军长直接打交道和接触都很少，加上朱军长在55军待的时间前后仅二年，远不及我与其他军长接触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最为深刻的。这是因为朱军长在我们军的那二年正是对越作战的关口，也是我们55军威名大振、杨眉吐气的辉煌时刻。

朱军长是江苏人，参加八路军即在林彪任师长的115师（38军前身），从战士干起，当过班长、排长、副连长、参谋、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到军长一直都在38军，按他自己的话说，在38军干了38年（1940年参军到1978年调55军），55岁时来到55军（来55军时刚过55周岁）。他亲历过的他战斗无数，解放战争他所在的38军前身从东北一直打到西南中缅边境，参加了“三下江南”、“四战四平”、“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抗美援朝时任团长、师参谋长，率部打过三八线，并在三八线坚守了半年，可谓战功卓著。他身上战伤多处，其中最为显眼的是留在面颊两边的伤痕，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一发子弹穿透而留下的。

真正接触朱军长是在我军奉命往广西中越边境集结开进的途中。此前我们处虽与军首长同一楼层办公，上下班甚至于上卫生间都会相遇（那时一层就一卫生间），每次朱军长对我们的问候和致意都报以点头和微笑，极少言语。当然，他对我们谈不上了解和熟悉，大多只知其姓不晓其名，偶而会“×参谋”招呼我们一下，仅此而已。

1978年12月初，我军按军委命令组织全军部队向广西宁明、凭详集结。除坦克团绕道福建漳州搭载火车抵宁明外，其余部队均以摩托化方式开进。此前，如此大规模的全摩托化开进在我们55军历史上称得上绝无仅有，加上那个年代南方野战军配备的运输车辆不多所以倍显精贵，平日里除少量值班车辆和日常保障动用少量车外，大多都封存在车库、定期保养，大多驾驶员的实际驾驶水平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大部队连续行驶1500多公里。除部分运输车辆是由军区汽车团保障，但火炮牵引车等主要还靠自身力量，这样一来如何保证安全、减少杜绝非战斗损失和减员是件突出的难题。朱军长不愧是从解放军第一支摩托化军走出来的指挥员，对摩托化行军经验老道。据事后参与开进方案制定的参谋和助理员们说，按事先军长作的交代，方案形成出奇顺利，因为只须按军长的口授，稍加整理和补充数据，形成文字后整个框架就出来了。

我们军机关和直属队是随163师梯队后开进的，开进第二天，军长就带作训处长和我们几位参谋，携一部15瓦电台，分乘二辆北京吉普车和一辆大屁股（北京吉普改装的电台车），没再随大部队行动，直到最后一天才与军机关汇合。一路上朱军长针对行进中的问题通过各种渠道随时向部队提出改进和纠正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宿营时，朱军长向全军下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命令：鉴于大部队长距离摩托化开进、车速慢，司机精力不易集中影响行车安全等因素，除要加強对驾驶员教育管理外，生活上还要特别照顾。规定：宿营时司机要安排最好的房间，确保司机休息好；伙食要搞点特殊，比其他人多加一个好菜，晚餐允许司机喝点酒……。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于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广州军区三个参战野战军往边境开进过程中，我军行军距离最远、动用车辆最多，但行车安全工作做得最好，全军数千台车辆火炮和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几万名官兵都做到齐装满员按期抵达目的地。

朱月华军长

朱军长丰富的实战经验、高超的指挥才能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在1979年的对越作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朱军长话不多，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大会他很少讲话或干脆不讲。但凡是与作战相关的他却讲得多、说得细并相当有艺术。部队一到战区他就带着相关人员深入前沿察看地形，夜里则在作战室地图前沙盘旁，自问自答谋划推敲作战方案。还多次在作战会上要求参会人员用“如你是越军首脑会如何布防用兵”换位法调动大家积极参与、各抒己见，使大家对军作战意图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以致后来整个作战过程中，只要部队一报情况朱军长便能在地图、沙盘上指到战斗具体位置，对下一步行动提出具体意见，参谋们也能根据军长意图很快形成文书下达。

朱月华军长在对越作战会议上

用“大将风度”来形容朱军长一点也不为过。战斗打响后，朱军长的活动轨迹就基本上在指挥所和住处，无论战斗进展得是顺利还是受挫，在他脸上看不出有何变化，更不用说情绪的大起大落了。在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时，他的反应灵敏、处事果断的军事指挥员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开战初始部队在攻占越军一线要点后，越军残余凭借熟悉地形和作战经验丰富有利条件，利用山险树密洞多特点，上山钻洞偷袭迟滞我军进攻，针对这一情况朱军长召集会议，总结出“搜（烧）山对潜藏、小群对分散、伏击对偷袭、围剿对钻洞”之战法及时下达，各部队按此战法组成若干支以班为单位配置喷火器或40火箭筒组成的小分队，只要发现越军，不管隐藏何处，穷尽各种方法直至全歼。这方法后在全线推广，取得较好战果。战中稍有闲暇他还会将收音机耳塞放在耳中收听新闻或音乐，有时兴致来了会跟着收音机里哼几句，一副幽闲自得的样儿，全然看不出他是指挥几万大军横扫越军王牌三师、破同登、占谅山直逼河内的最高指挥员。我们165师最后一任师长孙秀银战时任军作训处长，他在回忆朱军长的文中写道：战前朱军长就走了几步好棋，利用战前训练，开通了多条便于纵横隐蔽机动的应急通道；兵力配置上也显独到高明，善于组织兵种协同。战斗一打响，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战斗始终按照预定方案步步推进。攻占同登、谅山两个战役阶段的战况都受到总部表扬通报。

战后战斗总结显示，我55军共歼敌10509名（其中俘敌108名），基本全歼敌3师、越地方部队2个营4个公安屯和越第12公安团，重创越327师、337师；我方牺牲1200余人、伤3000余人，在最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分别占16%和18%，是所有参战部队中比例最高的，这说明中央军委对我55军的充分的肯定，这一切成绩肯定与朱月华军长的出色指挥密切相关。此时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大战之前将大名鼎鼎的38军军长调来55军，也明白了军委为什么让我们55军驻凭祥，出友谊关、攻同登占谅山：从知名度讲，友谊关世人知晓；从战略位置讲，谅山为越河内屏障要冲，占领了谅山对河内的威胁和对越当局的压力显而易见，朱军长和我们55军全体将士沒有辜负军委的期望。

我55军从中越边境撤回广东潮汕不久，朱月华军长奉调广州军区任副司令，2008年病逝于广州，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