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刘丙庐先生

忆忱

        51年前，在那个非常的政治岁月，父亲遭到恶毒的摧残迫害而死于非命.回望历史，期待未来，仅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父亲，为纪念他蒙难51周年。

我的父亲(摄于1940年)

       父刘丙庐（1912.8.19～1968.5.23）、字采之，江苏宝应人。

       据父亲在世时的说法,先祖是清朝嘉庆年间苏州的地方官,(相当现在地级干部),一生清廉,年老后,皇帝赐封了四十亩地,是在贫穷的宝应乡下叫养马场的地方的一片水涝地, 先祖留给了祖父兄弟两各二十亩,老大称泰余, 祖父称泰昌，是老二；老大泰余没有治理经营好那点土地,逐步把土地都败光了，到后来在土改运动时他的后代划为赤贫成分;而祖父泰昌治理略好点,除了土地还有经商活动,并供养了孩子们读书.由于水患、战乱和疾病,后来宝应的土地也无法维持，到1912年初祖父泰昌因病去世了；以后宝应待不下去，祖母只得离开老家。父亲是遗腹子，祖母怀着父亲随大伯父在上海生活。祖母生有四男四女，我所知道的有,大伯父刘丙彝（字叙之）(1890-1949)，是（解放前）国民政府的海关官员，按成分划分时称谓“官僚买办”，1949年位至上海中国海关总税务师，是当时中国人在海关担任的最高职位；二伯父刘丙珠（字振之(1893-1953），是南京海关的一般职员；三伯父刘丙彪(1908-?)，1932年清华大学医学专业毕业,留学美国，后在美国成家，失去了联系，据说育有两个女儿；我见过的还有一姑妈刘丙莲(1900-1960)，嫁给朱家，解放后,1949年,带着儿子朱树成到了南昌．

大伯二伯和父亲在1940年前后（前坐是大伯，左是父亲）

        父亲兄妹中排行老八，我的堂兄们称他四叔(男的排行第四)。父亲三岁时祖母也病逝了，父亲是他大哥（我称大伯父）抚养成人的。1929年，在上海圣约翰学堂（基督教会学校）毕业，同时考上了北平清华和上海震旦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专业。

当年的清华园

       父亲虽然是遗腹子，他母亲又早逝，但大伯对最小的弟弟（父亲）是很疼爱的，父亲与大伯的孩子们看是叔侄，但年岁差不多，从小亲密无间。

大伯在海关工作，流动性大，先后在上海、九江、沙市、重庆等海关工作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很忙。后来很少照顾到家。父亲到了清华后，读书和生活费的供给也很不正常，因此父亲时常靠勤工俭学补贴自己，他在校学习期间非常清贫，北京的冬天只穿两条单裤，里面一条还是破的，鞋子也是常常捡同学遗弃的破鞋子，里面垫上报纸，将就着过。

       但是父亲在清华品学兼优，曾任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清华周刊》总编辑，在清华，父亲素有‘清华才子’（钱钟书回忆录说）之称。【《清华周刊》（1914年3月－1937年5月，1947年）是清华学子创办的、曾在国内外文化界和学术界都有重要影响的大型综合性学生刊物。创刊于1914年3月，至1937年5月共出版676期，基本上每学期所出刊物为一卷。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南迁，《周刊》被迫停刊。1947年2月复刊后，只出了17期便再次停刊了。）

        1930年11月4曰，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父亲和钱钟书、曹禺、吴晗，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这份编辑名单曾经有过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钟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即我父亲），言论栏主任潘如树，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组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

1928年的清华周刊

        1931年11月7日，《清华周刊》第36卷第516号特辟为“对日问题专号”，扉页印有民族英雄岳飞劲书之“还我河山”四个醒目大字。其卷头语云：这次暴日突然出兵占我辽吉，焚掠烧杀，惨无人道，举国同胞莫不义愤填膺，群起抗侮。本校同学尤为愤激，大家都觉得为国家争生存，为民族争人格，为国际争正义，都非与倭决一死战不可。所以全体同学一致决议，请求学校当局允许停课三星期，专作军事训练，全校生活完全军营化，以奠武装卫国的基础。同时请求把三星期所缺的功课，在寒假与春假期间补习之，以示救国不忘读书之意。此期《清华周刊》的篇目有：《论救国之道》、《抗日声中国人亟应痛改之一种错误心理》、《外交上的觉悟》、《对日方案摘录》、《吾人对于国际联盟会应有之认识与觉悟》、《东三省事变之回顾与前瞻》等。（摘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父亲曾与进步学生一道，撰文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外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并作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抗日请愿团负责人之一，与北平数所大学的学生抗日请愿团一起南下南京向国民政府递交抗日救国请愿书并和其他请愿团负责人一道受到总统蒋介石的接见。12月4日下午，蒋介石到中央军校礼堂，以“训话”名义接见了请愿团，曾做了抗日的许诺。

蒋介石接见请愿学生代表

        1934年父亲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那时，清华每年有一个国家免费公派赴美国留学的名额，都是由校务委员会决定选派当年最优秀的毕业生去，那年有两个毕业生，其优秀程度不相上下，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最终因其他原因定不下来，导致那年清华没有公派留美学生。之后父亲又选修了母校的卫生工程专业，双学士毕业后就职于北平市政府卫生局。

当年清华的毕业证书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期间，与钱钟书、曹禺、吴晗等校友交往甚密，钱和曹是《清华周刊》文学副刊的编辑，吴晗是学术栏主任，大家毕业后由于战争动乱，彼此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和吴晗都遭受迫害含冤而逝。到1980年代初，我堂兄刘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有次开会与钱钟书见面，谈及父亲，钱老说找父亲多年了，当得知父亲已受迫害致死时痛说可惜可惜！

        1935年，父亲已是北平市政府卫生局付技正（相当付总工），那年他参加了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组织的赴日本考察团，参观考察城市卫生工程和环境卫生工程。在日本期间，因带团的负责人发言,说日本是“上国”而导致父亲在日本奋然打了这个负责人(父亲有很强的爱国之心，他认为不能称“上国”，最多可称“贵国”),因怕受报复，回国后即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接着到青岛工作，被聘为青岛市卫生局技正(相当总工程师).但没有多久,山东总督韩复榘（后被蒋介石处死）有一次到青岛视察,接见青岛市政府工作人员时,在许多人中发现留有头发的父亲,大发脾气,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时韩复榘规定他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剃光头,)父亲怕被杀头,只得连夜逃离青岛又回到北京。

        1935、1936年,国际联盟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性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战地卫生救护和卫生工程组织训练工作。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后，又剑指华北地区，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受国际联盟要求，在全国招聘人员,举办战地救护训练班，父亲正处在失业时，凭着爱国心就报了名,他有清华大学的卫生工程专业的学历,当然也就成了最优秀的学员之一，他的学识在南京的训练班是首屈一指的。连国际联盟的培训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官员都很赞赏.总统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训练班的全体学员，这也许给父亲以后的政治坎坷留下了隐患。

抗日战争期间的父亲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起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代表中国政府担任了国际联盟卫生工程第四大队大队长，授中校军衔，他积极参与了抗日战场的战地消毒及卫生防疫等工作。小时候，我曾见过委任状，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国际联盟组织当时在亚洲的总部设在杭州, 第四大队管辖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江西也属管辖地区. 在任期间，父亲主持开办了江西省卫生防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培养了一批卫生防疫骨干。父亲被国际联盟亚洲总部派到南昌工作时在南昌结识了妈妈,他们是在杭州总部结婚的.期间父亲还积极资助抗日青年前往延安参加革命，据我所知，堂兄刘奋（相伊）解放后曾任国防科委群运部长（少将军衔），当年就是父亲给了他200块大洋，资助他们（共有三人）从上海辗转到延安抗大参加抗日的，1963年我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时刘奋也资助了200块钱以示祝贺．

        由于日本侵入,战事紧张, 在1938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分裂后很快解散了,父亲就到江西省卫生厅工作,任技正职务.他在职期间在江西开展了许多战地救护工作,培训了许多救护人员,其中高安战役救护就是他参与组织的. 1939年3月，日军侵占了南昌，江西省政府南迁到江西泰和，其时的政府工作已经有名无实，薪饷经常没有着落，省政府秘书长郭同甫(此人后面有介绍)劝父亲另谋出路，用一技之长为抗日服务,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便辞去了政府职务，在江西泰和独立创办了震华营造厂(即现在称谓建筑工程公司)，并承接了不少政府工程.不久发展为拥有土建、水泥、油毡厂的震华营造厂。在泰和一带（江西省抗日政府驻地）颇有影响。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大伯父刘丙彝留在上海海关任总税务师,但他不愿给日本人干,一人独自逃到江西来找父亲,父亲又设法将他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大伯父随国民政府回迁到上海，并且位至上海海关总税务师，直至1949年病逝。

1943年父母和章堡、贡堡、予堡 在江西泰和 

       父亲大约是1937年前后和母亲结婚的，我父母一生共生养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抗日战争期间，1942-43年,父亲在遂川修建军用飞机场,这个机场是用于陈纳德飞行大队（飞虎队）轰炸日本侵略军用的摆渡备用机场。施工完成后父亲遭到土匪肖家壁的绑架，肖家壁是何许人呢,他原来就是遂川土匪出身,1929年投靠了井冈山毛泽东的红军,在1931、32年红军井冈山失败转移到瑞金时又背叛脱离了红军，背叛出来后带着队伍重新到遂川山区干起了土匪营生且投靠了国民党,据说还血洗了井冈山，绑架、杀害了不少红军干部和战士，由于血债太大，全国解放时，这个土匪曾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必须消灭的两个土匪团伙之一，那知他不自量力，认为和毛泽东还有老交情，又想再次投靠共产党，结果可想而知，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父亲遭土匪肖家壁绑架后用了几乎全部家产自救,出来后考虑在江西继续下去的话日子可能会更艰难，决定举家搬往重庆去找大伯另谋生路。但是，一走出江西，在途经湖南的路上，由于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第一个儿子章堡不幸溺水身亡，算是小日本欠下的一笔血债吧.那时我和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见上面1943年照片） 父亲万分悲痛，无法再往下走了，湖南又在打仗，（可能是长沙常德之战），转往重庆之事中途也只得停下而返回江西泰和。父亲对死去的章堡十分喜爱，他常说，章堡极聪明极懂事，如果他在世，是个完全胜任和有威信的兄弟带头人。

       若干年后，我和弟弟妹妹相继来了，父亲有了一个八口之家，他的六个孩子四男二女，是：老大贡堡，老二豫堡，老三复堡，老四宪堡，老五凤笙，老六凤芸。

       父亲很喜爱子女，尤其是女儿，1949年母亲生大妹凤笙时，向整条街的邻居都散发了红蛋,装了几箩担，放到路中间,庆祝了三天三夜。

父母1950年在上海

         他很少体罚我们孩子，他用一些西方国家的方式培养教育和锻炼我们；记得冬天曾要我们穿西装短裤并谓锻炼耐寒性。

        他从来不逼迫我们读书，一有时间就陪我们活动和玩耍，如打乒乓球、游泳、赛跑等，还为此专门制作了乒乓球台，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极少见的。他的身体很健康，年轻时也极喜爱体育运动，他曾告诉过我们，在清华读书时曾获得过北京市万米赛跑第一名。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甚密，他拒绝加入国民党。在南昌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人送来飞机票，要他带全家和全部财产迁往台湾，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并抵制了把工厂迁往台湾和香港的威胁，他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抱有极大的期望和幻想。在此期间父亲还保护和收留了一些留在大陆的社会名流和民主进步人士，如著名画家傅抱石、民主人士郭同甫等。

         傅抱石，著名国画家，解放后曾任南京国画院院长，与关山月同作“江山如此多娇”国画悬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厅．1948-1949年，他为躲避国民政府，在我家隐居有半年多时间，父亲免费供他吃喝（他嗜酒如命），提供绘画消耗，他离开时以每张二两黄金的价卖了四张画给父亲，记得有一张是日本仕女图，一张是<观棋不语>图．一张是<平沙落雁>图....后来父亲送了一张给朋友。到七十年代，剰下的墨宝下落不明。前几年在一个出版物中看到了<平沙落雁>图，并有“丙卢（父亲名字）吾兄字”，该是当年流失之物吧。

傅抱石（1904～1965），汉族，江西省新余县人。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新山水画”代表画家。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7年任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

       郭同甫，爱国民主人士.前清举人,有古文人之风韵，民国后被吴佩孚请为秘书,当过江西兴国县长,在抗战初期曾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因不满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愤而辞职。1948—1949年在我家居住多时，是我和两个哥哥的启蒙老师，解放后定居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在围棋和古筝上颇有造诣，著名围棋国手、国内第一个围棋九段、原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即师从于他。我1963年在上海时曾去看望郭同甫老先生，那时他已很衰老，但过去的记忆很清晰，他不时提起旧事，对父亲怀有收留感激之情．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带着一家大小及震华营造厂迁回南昌。暂住在叠山路豫章公园（现江西省政协）对面的叫“沈开泰”的楼房里。那时，“沈开泰”的楼房一片破败，房主下落不明，父亲于是先把房屋修缮一新，等房主回来再说。

        大约两年后，房主沈先生回来了，父亲把房子交还了他，并没有收取任何修缮费用，两人成了好友。若干年后（1970年左右）房主和父亲的老助手肖作民（后来的江西建筑预算权威）结成了儿女亲家。

         一到南昌，父亲便设计承建了国民政府的江西省中山纪念堂和江西省政府参议会大楼等工程，这两个大工程在当时是江西最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工程，中山纪念堂据电视《解密南昌》介绍在全国属第一早的纪念孙中山的专门会堂。这些工程的竣工奠定了父亲在江西建筑界的声望和泰斗地位。

1948年中山纪念堂工地前

左三是父亲，前排是我和贡堡予堡

        1946年，父亲在南昌马家池（原‘军法处侧’34号）盖了一栋楼房（三层，此房目前尚在），底层作办公用，楼上居住，房子很大，父亲的初衷是想等大伯父退休后，接到南昌来养老以报抚养之恩。

        大伯父在世时在上海有一个几十年交好的三人铁杆朋友圈，刘、陈、卢。

刘、陈二人有指腹婚约，将刘家大女刘凤纹许嫁给陈家大公子陈贻祥、又因卢家不育，陈家又送一女给卢；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之后在上海淮海中路（来德坊）899弄27号公寓住着一楼卢老、二楼陈公子一大家、三楼刘家二女。在我上大学的五年期间，来德坊大姐凤纹家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大伯父和三房生有一男二女。三房伯母是江苏农村穷人家的小丫头，1917年出生，家里很贫穷，因家里太穷，大伯父的一个朋友把她送给大伯父家做丫鬟（佣人），大伯并给她取名张雪英。有一次她染上了重病，几乎要死了，是大伯父及时送医院抢救了她，病好后，大伯父看她也长大该出嫁了，劝其回乡下，但她说老家无人，要想留在上海，报答大伯的救命之恩，于是后来大伯就将她收为三房夫人。二房伯母很专横厉害，可想三房伯母的地位是很低的，日子肯定十分艰难。

        哪知1949年冬大伯突因肝癌病逝，父亲急忙赶到上海奔丧，之后将无生活来源的三房夫人张雪英及三个子女刘坚（大福堡）、刘凤芝、刘凤华接到南昌抚养供其读书. 后来他们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天津大学。

我家的老房子（原‘军法处侧’34号）1948年（左起：徽鎏、复堡、豫堡、贡堡、母亲）

      我家的老房子（原‘军法处侧’34号）2011年

1950年的一大家

前排左起:凤华堂姐 凤华母亲张雪英 予堡 母亲 凤笙 我 父亲 宪堡 贡堡 姑妈

后排左起:堂姐凤芝 表哥朱树成 堂哥刘坚

        后来张雪英，大伯父的三房夫人，1955年随儿刘坚到北京后，曾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北京洁如保育院工作，与王母关系良好，在文革时被作为特殊另类（如间谍、特务之类）被关管，而在空军基地工作的凤芝姐也就因为此而受牵连惨遭迫害致死。

大姐姐凤芝 凤笙 大伯母 妈妈和小姐姐凤华(1951年)

1950年初

第一排:左起宪堡 予堡 凤华姐 贡堡 复堡

第二排:左起 大伯母 母亲 父亲 凤笙 姑妈

第三排:左起 凤芝姐 表哥朱树成 大哥哥刘坚(大福堡)

2014年夏至我们又一次聚会在南昌

左起：复堡、凤笙、凤华、宪堡、豫堡

        1948年国共两党打内战，省中山纪念堂和省政府参议会大楼等工程的政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父亲把家产几乎全部垫进去了，到1949年南昌解放时，中山纪念堂已经竣工，原省政府参议会大楼还未完工，当时接管后的江西省委书记兼军区第一任司令员陈其涵查询得知此工程是由震华营造厂承建后要求父亲抓紧竣工，那时，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陈正人(后任建工部部长）、第一任司令员陈其涵（后仼解放军最高捡察院检察长、上将。）、副司令杨国夫（后仼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将）与父关系很融洽，经常用吉普车邀请父亲到军区去，甚至大清早就来接他，对他十分尊重。有一次楊国夫付司令从上海回南昌，早上一到昌就派警卫员请老爸去喝酒，喝的是上海带回来的法国金奖白兰地。结果把老爸搞得大醉而归。

       省军区司令部很快就竣工了，直到现在，原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参议会大楼和大院一直是作为江西省军区司令部驻地，当年的大门和司令部大楼几乎没有变化。

      解放之初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省长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陈其涵都很欣赏父亲的才干，他的技术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短短的几年先后主持设计了人民电影院、南昌大学主楼、市工商联大楼、华中医学院、江西省军区医院大楼（九四医院主楼）等一批重要建筑。

        刚解放时，战后经济恢复需要用人，父亲的才华受到关注，1953年，省委书记陈正人调中央任部长组建建筑工程部时曾多次邀父随他进京工作，我父笑而辞之。父亲一生轻政治、重技术，对社会政治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他为人光明磊落、忠诚朴实，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但却不断遭到社会的磨难和打击，使他终生不得理解而早逝。

       解放前后期间，震华营造厂发展很快，那时，除拥有军法处则34号的办公楼外，在羊子巷（现羊子巷小学处）有一个约10多亩的材料场，右营街39号有一个木材予制加工场，约5亩地，一棟两层楼房和近千平米的加工车间和仓库，还有阳明路、大士院等处的仓库和房产。那时震华营造厂人才济济，拥有和培养了一大批土建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如后来在江西省综合设计院的王士端、聂鑫（地下党员）、吴本庄、肖作明、林玉山等；

       刚解放那时的新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一时无法恢复过来，执政党改朝换代，只能走当年闹革命时候的捷径---劫富济贫。紧接着不久，1950-1952年，开展了一个《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入狱（判二年）另加罚款二万万元。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瞬间倾覆而变得身无分文，新政权没收了震华营造厂的全部资产，同时把震华营造厂的员工收进了新成立的空架子的江西省建筑公司，半年后，当一切处理顺当后，父亲又被从牢里提前放出，这样一个有技术、有管理能力、有一套工程班子、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知识分子，瞬间变成了一个劳改犯式的穷光蛋，但因为有技术专长，但总还算留了一条性命。

       我们一家被赶到右营街39号的木材予制加工场居住，而右营街39号的住房也在经历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过程，通过“经租”的手段由私有财产变成了国有的了，至此父亲的家产全部变成“国家”的财产了，可笑的是那栋小洋楼，几十年后却成了某当权者的私有财产了，这就是新政权的“领导艺术”。

      1952年底， 父亲被从牢里放出来不久，被任命为江西省建筑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后来不久又调到南昌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任副总工程师，这样他与省建筑公司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他和震华营造厂的原班人马彻底分开了。

       1949年父亲接纳了我的堂哥刘浩和表哥朱树成，他们边学习边工作并陆续在南昌成了家。

        堂兄刘浩（浩哥哥）（1929--2013），（嫂杨满珍），是二伯父家的小儿子，因家境贫寒16岁离家谋生，解放前曾是国民党海军水兵，本来他1949年初已经到了台湾，后又跟军舰到福建接运败兵，结果在福建莆田被俘，遣散时有规定，如无家人接收则安排到大西北，于是父亲便接纳了他，放在身边培养他学建筑设计，1954年成了家。1955年堂兄刘浩由省建筑公司调援景德镇组建景德镇（第一）建筑公司，被评定为九级工程师；1957年由于他的那种刘家人固有的政治上无知的直率坦荡的性格，被错划为右派而蒙冤受迫害几十年，直到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才得以彻底平反。他在景德镇的建筑界小有权威，许多建筑事宜都有他的声音；当时他退休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后加到几百上千元，2013年3月5日他以85岁高龄去世了．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刘芳、刘景、刘逢春和刘敏。

1960年左右刘浩全家在景德镇

刘浩、刘芳、刘景、满珍

2007年在景德镇

        表兄朱树成（嫂徐惠娟），是姑妈刘丙莲1949年带着他从江苏宝应乡下逃难而来（可能成分很高，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据说那时宝应乡下老家正在搞土改，贫苦农民在土改工作队的带领下，杀人手段太凶狠，甚至用镰刀砍地主老财的头，太可怕了。姑妈排行老三，大家叫她三姑老太。表哥到南昌后，在父亲的帮教下进步很快，在1955年由省建调援西北宝鸡组建西北建筑公司也评定为九级工程师。

姑妈和表哥1952年在南昌

1957年姑妈 表哥全家在宝鸡 

        表哥全家到西北宝鸡去了，那边生活更艰苦，经常会来信求援，那时我们的家境也大不如前了，但每次来信父母总会接挤一些钱粮。姑妈刘丙莲1960年因节省口粮为救活家人造成饥饿浮肿而不幸去世．

       1953年父亲调任南昌市城市建设委员，后任南昌市城建局副总工程师，规划处主任工程师，负责拟定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参与了由邵式平省长主持的南昌八一大道的规划设计，记得父亲告诉我们,当时邵省长问,世界上最宽的马路是多宽?父亲答曰北京长安街100米，邵说不好比，那第二宽的呢？答曰巴黎凯旋门大街59米，邵曰那就60米吧，并在规划图上沿老东城墙位置比划了现在的八一大道。1953年父亲设计了工人文化宫主楼，几十年来一直是南昌老百姓最聚集的场所，直到2000年城市重新布局时才将文化宫拆除了。　　　

1953年父亲设计的南昌市工人文化宫主楼

      1954年江西发生有历史记载以来最大的洪水，扬子洲、青云谱都被淹，父亲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冒着风险，乘着小撸船，顶着大雨，视察水情，制定抗洪方案，确定防洪规划，得到省市领导的支持和肯定。

        1954-1956年父亲参与改建八一大桥，任副总指挥（与前苏联专家合作，苏联专家任总指挥）、修筑八一大道、八一广场、兴建孺子路下水道、加固富大有圩堤、新开辟人民公园和体育场等重大工程并担任技术负责。在此期间，还富有远见地规划了绳金塔公园，以及青山湖、贤士湖、上海路住宅小区等，成绩卓著.在远景规划中,指出了东至瑶湖,西北至昌北,南到莲塘发展的大理想规划。1955年父亲被动员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又被选为南昌市人民代表、江西省人民代表、南昌市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委员。

父亲在1956年

       解放后的几年，国家对知识分子还是有所关心的。1956年时，为照顾知识分子，政府把花园角朱德旧居隔壁的大约两亩地划出，城建局让父亲自己设计，又不知从何处调了些拆卸来的门窗等建筑材料，盖了一座小平房，有近200平方，一间客厅、四间卧房、一间存储间、一间洗梳间，厨房、卫生间和库房是在院子里另盖的。隔壁是朱德旧居，花园角6号，我家门牌就成了花园角6号附1号，我们在院里种了许多花草，有腊梅、芙蓉、玫瑰、合欢、梓枝花、还有葡萄、黄羊木、夹竹桃，我们用三合土铺打了小路和院落，大门口还做了一个屏风。这个小院现在是朱德旧居管理办公室。

       但是安定日子没有过多久，一场大的风暴又来了。

       1957年，记得有一天晚上，单位领导约父亲去谈话，直到深夜，父亲后来告诉我们，就是那晚，在王然和李淑伯（党在城建局的代表，书记和局长）再三动员劝告下父亲被迫顶替了一个指标，蒙受冤屈，莫须有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工资也由四级降为五级（当时的196元降为164元）。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一如继往地认真工作。

       1959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国十周年要大庆。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要举行盛大检阅游行活动，必须搭建一个大的检阅台。八月底下达任务，父亲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苦战拿出了设计图，连同其他人的设计共有十余份图纸送上芦山给正在芦山开会的江西省委的领导们选择，在诸多方案蓝图中，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的父亲的独具民族风格的设计和采取极为经济的结构材料的选择，被领导们选中。九月十四省委指定按老爸的方案施工，并要求九月卅日确保全面完工， 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仼总指挥，南昌市委书记郭光州，南昌市长張云樵为付总指挥。老爸为现㘯施工指挥（要知道他那时还是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笑话）。十五天施工老爸披星戴月，每天只能睡二个小时。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全面完工。这时的老爸已经疲惫不堪，嗓音撕哑。三十号晚上他在家喝酒时，自言自语：刘丙芦真伟大！第二年这个检阅台按原样重建为永久的建筑。地址就是現江西展览馆（万岁館）的位置。因他的出色成绩，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也被提前摘了，他那里知道，帽子却始终还是拿在“党和群众”手中，根据需要随时可以用的。

       1958年，由于首都北京发展需要，国家卫生部因了解父亲的情况，是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和卫生工程专业双学位毕业，来调令调父亲去卫生部工作，由于时任南昌市市长张云樵的不同意和抵制，结果始终没有调成。

        由于父亲有较高的学识，国家的建设还需要他的技术，在大跃进后物资供应特别困难的时期，父亲，摘帽的右派，还享受了特供品：每月三斤肉、两斤油、两条大前门香烟、三斤白酒和十斤大米等，这在那个年代是特别特别的高待遇，要知道那几年全国因饿而死的人有好几千万呀！我们一家也得以较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困难时期。

        记得那几年，我家把花园改成了菜园，还在人民公园开了荒地种菜，每个周末父亲带着我们挑着一周积下的肥料，一端是马桶，一头是土萁，浩浩荡荡穿过雄伟的八一大道去人民公园的菜地，回来时带回别人偷摘后剩下的几棵白菜或萝卜，虽有遗憾，父亲却安慰大家，这至少也救了一些别人。

         刚开始父亲不会种菜，他几乎每天都会用尺子量菜长高了多少并作记录，每每此时，我就会联想到“拔苗助长”可笑的寓言故事。后来在父亲不断总结试验下院里的青菜长得非常诱人，正是因为长得太诱人，曾发生过一晚上几百斤菜被小偷彻底偷光的遗憾事情。

        1959年我大哥贡堡考取了江西工学院电机系，可是因为他实在熬不过困难，读了两年大学就自动退学了。为此事，父亲就像大病了一场，就此父亲的酒瘾也越来越大了。

       1962年夏天南昌发大水，时任江西省省長卲式平要听取南昌市的抗洪汇报，可是防洪部门谁都讲不清楚，当时省长就发火了：到底谁清楚？没有办法，市长张云樵只好把老爸请去汇报，父亲从1954年的洪水谈到南昌历史地势水况及防洪的措施，邵式平省长很是信服。自此以后，卲式平好几次夜晚都派人来家请老爸去谈工作，听取老爸的建议。

        1963年，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江西军区司令员少将邓克明退休。他指明由父亲给他设计住所（别墅）。老爸十天拿出方案，一审即通过。如有机会去兴国县游玩，还能在老红军大街看到这栋建筑。

       1963年初，国家经济逐步恢复，城市建设也可以有投入了。省委书记白栋材对省建工局长说：南昌的形象太差了，要好好規划，看来还是要把刘丙芦请出来。南昌市市长張云樵认为南昌市的两个公园（人民公园、八一公园）的改造要放在首位，接着父亲调到南昌市城建局属下的南昌市园林管理处，任付处长并技术总负责，规划建设人民公园和改造八一公园。

       1963年初，那一年由于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父亲的心境也好了许多。在阶级斗争的岁月，我能考上这个院校是很难想象的。那几年父亲常以我的成绩作为他的骄傲，部分抵销了政治岁月的磨难打击的痛苦。

        1963年底，父亲到上海苏州扬州考察园林艺术时我正在上海交大学习，其时他与大伯家的子女聚会也把我叫去参加了，记得有堂兄钟堡、江堡、堂姐夫陈贻祥和堂姐凤纹、还有堂姐凤梧。正因为父亲和他们的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我在上海读书期间就把凤纹凤梧家当自己的家了，那几年来几乎每周都会去探望他们．江堡是在北京工作，正好到上海出差，他们和父亲年龄相差不多，却要称父亲为四叔叔．那次我第一次进了上海国际饭店，在大世界附近的“洪长兴”品尝了涮羊肉。

       父亲在南昌市园林管理处工作期间，他带着得意的关门弟子朱承昌干得得心应手，在人民公园，新设计动物园、建兰室、筑长廊、修道路、挖湖泊、立临水轩（映水厅）、造园中园、竖松涛阁等；在八一公园，建九曲桥、品字亭、筑水木清华、湖心亭等，使百花洲岛与湖边亭既遥相呼应又有九曲联通；各项规划建设布局自然，风景优雅，情景交融，颇具中国园林特色，其多处成果被收入全国性刊物《公园规划与建筑图集》，所著论文《关于园林建设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做法》论点新颖，有独到之处，受到圈内的关注和好评。

       1964年的某日，南昌市市长張云樵在对城市建设进行评价时，仅表揚老爸一个人，认为只有两园攺造做得最好。后来他几次到公园視察，有次对老爸说：我只有到这里心情才好了。当时老妈也在场，她也亲耳听到，并回家告诉了我们。

       我弟弟后来在园林局工作，期间几任处长和局長都说过：你老爸搞的两个公园几次想攺造，可都无法动，因为一动整体景观就破坏了，所以只能搞局部的点缀。

       直至今天，五十多年过去了，两个公园的格局和精华，还保留着当年的辉煌，没有看到后来者突破性的超越。一个对园林不熟的人，能把两园建得这样完美，确是不易呵！这正映衬l q父亲学识渊博，忠诚于事业，创新能力极强。

       1964年，因工作有成绩，他的工资又从五级（164元）升至四级（196元）。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䢖工程兵是刚成立，谷牧是司令员兼政委，正在搭架子，配班子。也曾征求父亲的意愿，但父亲在南昌两个公园的改造工程上干的正欢，而工作地在重庆，他就婉言谢拒了。当时南昌的主要领导和城建局的领导王然和李淑伯也都死活不肯放人。

       1953年的建工部、1958年的卫生部和1965年的基建工程兵部，人生会遇到多少次历史拐点，但终于还是错过了。

父亲在政治上是共产党的玩偶,经历了右派的洗礼后他又成了统战的对象,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南昌市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等一堆帽子又给了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父亲又遭遇到了更大的政治打击，理所当然地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揪斗出来。

        1966年春夏的某天，父亲看到报纸上揪出了“ 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还不知道大祸将至，指着报纸说“这个吴晗，大学时还是我的部下(指30年代清华学报编辑部)”一夜之间在江西，父亲就被作为三家村黑线上的大人物给揪出来了。

        不久，我家被抄了，全套的红木家具，大量的景德镇瓷器（官窑），还有许多字画等物件都没有了，即使后来平反，这些东西也大多下落不明。抄家后，单位的红卫兵造反派把我家从环湖路54号的单位宿舍给驱赶到铁路边乡下一个叫董家窑(烧石灰）的地方的工棚里，茅草的顶，透风的竹篱笆墙，没有门没有窗，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滴水，一个搞建筑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没有避风挡雨的栖身地，不由想起“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的古谣。

         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父亲承受着批斗、游街、带高帽、遭殴打体罚，每天清早挂着写着“打倒刘丙庐”的大牌子，低着头，在单位门口，喊着“打倒刘丙庐”的口号，接受着革命群众随时的批斗。更有甚者，有些人强迫父亲跪在角钢的尖刃上，膝盖受到很大的伤害，后来母亲用旧棉花做了一个护膝，包在里面，才少受了许多痛苦。父亲被揪斗后就再没有搞技术了，他被投放到苗圃花房，受到监督劳动改造，每天挑着沉重的粪担来往于苗圃和花房之间，用绘图的双手挥舞着臭哄哄的粪勺，一有批斗会或游街的需要，就得急急忙忙地挂着牌子被押解送去。

         从1966年到1968年，虽然台上的革命者在不停地更换，但父亲的状况却越来越恶化，毫无道理的污蔑陷害，无休止的批斗游街，残酷的身体摧残，无数次的人格侮辱，联想到解放近二十年的反复批斗和反复使用，耗尽了技术上的聪明才智却又没有政治上的任何希望，父亲对社会、对家庭、对生活终于失望了，他没能坚持住。1968年3、4月，又一轮的运动高潮到来，吴晗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相继自行离去，彻底击碎了父亲生的欲望，在一个风雨平静的深夜，喝完了一瓶酒，父亲用一根绳子，放弃了的自己的生命，他怀着悲愤绝望的心情，告别了妻子和孩子们，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56岁。那一天是1968年5月23日。

        这次政治运动，父亲是作为“政治敌人”而离世的，其主要“罪状帽子”有：

1.清华大学时带队抗日请愿在南京曾受蒋总统接见而戴上“大特务”的帽子；

2.在国际联盟战地救护学习班毕业时蒋总统的接见等而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3.因国共合作抗战时授衔“中校”而戴上“反动军官”的帽子；

4.因和吴晗同过学被戴上“三家村黑线人物”的帽子；

5.因办过震华营造厂而戴上“大资本家”的帽子。

6.因57年的“反右运动”而戴上“老右派”的帽子；

7.因是江西建筑界的泰斗而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8.因在城市规划和公园建设的创新和成绩而戴上“宣扬封、资、修”的帽子；.......

1968年父母的最后合照

        拨乱反正后，历史的真面目正在逐步恢复，父亲的许多沉冤也终于得到了相应平反，但是，父亲毕竟辞世太早，他本该是对中国的社会应有更大作为的人。

        父亲的平反昭血追悼会在他生前设计施工的人民公园园中园蘭室举行，那么多生前好友和家人齐聚一堂，追思他的人生......

        父亲的一生是光辉、正直、奉献的一生，又是当代老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典型。每当政权暴力更迭时，都会有许多生命和人物的无辜陪葬，历史就是如此。

       历史不可能回头，过去的冤假错案再平反也是安慰活着的生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活着就要像父亲一样，正直做人，努力奉献，没有必要去对过去的人、过去的东西过分地耿耿于怀，正视历史、宽容社会，吸取教训、期望未来、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吧！

1978年的平反昭雪

在父亲亲手设计的人民公园籣室里开会为父亲平反昭雪

（“蘭室”系朱德手迹）

刘丙庐后代的幸福生活（之一）

1995年

刘丙庐后代的幸福生活（之二）

2002年

刘丙庐后代的幸福生活（之三）

2004年

左起：前排 大栋、宪堡、豫堡、贡堡、复堡、平生

后排 凤芸、小芸、荷英、淑华、新建、凤笙

刘丙庐后代的幸福生活（之四）

2011年

左起：宪堡、复堡、豫堡、贡堡、凤芸、凤笙

附一:父亲年谱：

时期 经历 单位(部门) 城市 说明

1912.8.19 出生 上海 遗腹子

1923--1929 中学读书学习 上海圣约翰学堂 上海 基督教会学校

1929--1934 大学读书学习 北京清华大学 北京 土木工程与卫生工程双学位

1934--1935 付技正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

1935--1936初 技正 青岛市卫生局 青岛

1936 国民政府战地卫生训练班 南京 国际联盟与国民政府合办

1937 大队长，授中校军衔 国际联盟卫生工程第四大队 杭州南昌 国共合作期间

1937--1941 技正 江西省卫生厅 南昌 国共合作期间

1941 创办 震华营造厂 泰和

1943 遭土匪绑架 建遂川机场 遂川 土匪肖家璧

1945.10 搬厂南昌 震华营造厂 南昌

1948--1949 保护收留傅抱石、郭同甫 震华营造厂 南昌

1947--1949 承建江西省中山纪念堂、省参议大楼 震华营造厂 南昌

1949. 拒赴台湾 震华营造厂 南昌

1950--1951 因“三反五反”原因判刑二年 南昌 没收震华营造厂资产

1952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江西省建筑公司 南昌 （坐牢半年提前释放）

1953 副总工程师 南昌市城市建设委员会 南昌

1956 自留住房被“经租” （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南昌 充抵两年房租

1955--1957 四级工程师 主任工程师南昌市城建局规划处 南昌

1957-1959 戴帽“右派分子” 南昌市城建局规划处 南昌 1957年降为五级工程师

1963--1968 工程师 南昌市城建局园林处 南昌 1964年提升为四级工程师

1966.7 文化大革命被揪斗 南昌市城建局园林处 南昌

1966.7- 驱遣到茅草棚居住 南昌

1968.5.23 去世 南昌市城建局园林处 南昌

1978. 平反 人民公园 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