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洼知青原创作品集 (之六） 走出大洼篇

李树华2932240

作者/大洼知青

图片/大洼知青

编辑/李树华

音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下图为天津海河美景）

大洼知青原创作品集（之六）

第六部分 走出大洼篇目录

当兵转业回天津………………………刘和风

转到河北招回津………………………赵丽琴

户口的变迁故事………………………张卫玲

唐山地震后被招………………………金 玲

毕业后学校任教………………………张文彦

重返校园的知青………………………李树华

中学任教那些年………………………李树华

返城后历尽艰辛………………………刘志华

回津后招入铁路………………………王国庆

难忘的人生经历………………………覃宇成

知青在国企(上）……………………李树华

知青在国企(下）……………………李树华

多彩的退休生活………………………魏铁森

落叶归根回天津………………………李树华

当兵转业回天津

——刘和风

1970年，到陈家洼插队一年多以后，我当兵走了。

走出大洼后，在部队九年时间，我共授嘉奖十次，立三等功一次。部队首长对我的评价是“最能吃苦的城市兵”。我觉得这都缘于下乡那段时间，经受过锻炼的结果。

退役后，我到中石化天津公司车队做管理工作，后来到机关做专职司机。做管理时，我敢于管理，认真负责；做专职司机，不怕辛苦，兢兢业业，得到了组织和领导的一致好评。

(下图是在部队立三等功时拍的照片，以及在工作岗位上拍的工作照）

转到河北招回津

——赵丽琴

1972年秋末，父亲病了，我从陈家洼赶回天津照顾父亲。后来听说天津要到张家口地区招工，父亲就托朋友把我的户口迁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市郊区。

1973年，我又开始了在张家口郊区插队的知青岁月。 那个地方风沙大，条件比哈尔滨郊区还要艰苦。但是当地天津知青少，队里对我非常照顾，让我写板报，看场院，还派我参加了两次党校学习。我在那里插队一年多后，正赶上天津到张家口地区招工。

1975年通过招工我回到天津，到二轻局所属企业正式上班了。 经过几年的农村锻炼，我已经比较成熟了，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受到领导的信任。当时企业正在上马一个新项目，领导把我派到了这个项目最关键的岗位当主操作手。经过一段时间培训，我上岗了。在操作岗位上主要是看仪表，按电钮，不是很累，但责任重大。我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这个岗上一干就是十多年，从没有出现过生产事故。当时市里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市电视台曾两次到现场采访，并拍摄了记录片。

九十年代中期，天津修建古文化街，我们单位因占道被市里拆迁取消了，厂里给四十五岁以上的职工办理了退休，我也退休了。 那时我还年轻，爱人的战友帮忙又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他们那个企业里当库管，发放劳保用品，管理仓库。这样，我又干了九年工作，直到女儿生孩子，我才真正从岗位上退下来了。

回想这些年，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很平凡，也很满足。总的感觉，还是遇到的好人多，非常感谢帮助过我的人。同时，我也非常怀念在陈家洼的那段知青岁月，怀念那里的父老乡亲。

(下图是作者赵丽琴回津参加工作后的照片）

户口的变迁故事——我永远的知青情怀

——张卫玲

五十年前，我们迁移了户口，离开了深深热爱和眷恋的可爱天津，之后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都与“知青”二字相依相伴，又一次次地与户口的迁移紧紧相连。

——离津赴哈

1969年3月，我们响应号召迁移了户口准备赴哈郊插队。当时办户的情景和心情记不得了，如果说我们当初对集体去哈郊插队，还有些好奇、憧憬或几分兴奋的话，那父母的心情绝对是格外的难受、不舍和无奈了。因为要去的地方什么样？还能否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都是未知数。

6月1日，一列开往哈尔滨的专列终于出发了，驶向东北，驶向大洼，从此开始了我们57名同学时间长短不同，境遇状况各异的漫漫人生路。我和同学们在哈郊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了三年半的时间，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质，1970年4月加入了共青团，后又被公社评为“优秀知识青年”。

——由哈返沧

1972年冬，为了离天津离父母近些，为了与早已回沧州照顾老奶奶的我的堂姐张军同步，我带着几分留恋离开了大洼和同学们，转到沧州郊区代家坟插队落户，开始了河北农村的插队知青生活。

有了在大洼艰苦磨炼的经历，这里的农活感觉更得心应手些，生活饮食习惯更适应，乡亲们也很纯朴善良，我很快就和乡亲们打成—片了。代家坟村不大也不富，先后有五六十个知青，大多来自沧州市。这个村班子强，村风正，有支部委员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知青成长进步很快。青年突击队夜晚义务撒粪，也排节目搞文艺活动，知青们都积极参与，成为骨干力量。

到沧州第二年，我申请了入党，由副支书和支委作为介绍人，1974年7月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报公社党委待批，但因上学被搁置了。

最让父母放心的是，沧州市里亲戚多有照应，舅舅带着好吃的来村看望，我去市里开会办事时，奶奶姥姥婶子大娘也都把最好的饭菜让我吃。暖暖的亲情让人感动，父母终于不那么牵肠挂肚了。

——回津上学

1974年秋，我被村里推荐到天津护士学挍上学。虽然不是很理想，但上学是我的梦想，并且回津的机会很难得，我还是高兴地去读书了。

我们班38个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津女知青，大家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珍惜也很用功，两个班主任很尽责。两年的时间，我们学习了“内、外、儿、五、妇”五科的基础课程和护理知识。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死伤不少，正在第一医院实习的同学们，救死扶伤，大显身手。

临近毕业了，当时“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口号很响，学校也号召哪来回哪，作了多次动员。在—番纠结和思想斗争后，我选择了二次回乡，为公是响应号召，回乡作贡献；为私是弟妹们可以不再下乡(当时政策)，父母不再操二回心，村里也来信欢迎我回去。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又回到了代家坟。这次迁户离津，—迁就是近四十年。

在校期间我担任班委，1976年由班主任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次回乡

回村后，我很快就投入了火热的农业生产中，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春种秋收挖河挑沟，样样都干。晚上配合村上的赤脚医生，把所学的仅有的—点知识给乡亲们看病疗伤，风雨无阻地到社员家去打针送药。每天虽很忙，但很充实快乐。我的工作得到乡亲们的赞扬和肯定，后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副书记。

1977年我被派出工作队任队长，—年后又被任命到班子瘫痪又没人接班的祝家院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因党员有预备期，正式党员才能任职)。我和干部社员—起努力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直到两年后组建了新班子，我才离开该村选调到沧州郊区区委工作。

1978年我被当选为第五届全国、省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我深感“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之所以幸运当选，不是我有多出色，主要是我同时有农民、知青、妇女、少数民族等几种身份，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吧。

—直以来，我为没能上大学深造而遗憾，1985年通过考试选拔，我在市委党挍脱产学习了两年，取得了大专文凭，增长了知识，弥补了遗憾。在区委区政府工作多年，在几个部门任过职。不论做什么工作，自己始终保持本色，认真踏实，尽职尽责。惭愧的是政绩平平，少有长进。坦然的是能严格自律，从没有在房子、位子、票子等方面伸手张嘴，直至轻松退休。

——女儿回津

八十年代末，政策允许知青子女可迁户回津，因女儿小，也有些不舍，迟迟没办。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大弟弟突然来到沧州，告诉我们今天是办理子女回津的最后—天，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试试看，反正户口迁过去，女儿可以还在身边。可要办还有半天时间，需要派出所、居委会等三个部门的证明，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怎样，又是下午，能办成吗？没想到下午办理时，三个部门—路绿灯，顺利拿到证明。大弟拿着办好的证明，马不停蹄地坐车返回天津，赶上了知青子女回津的末班车。

——全家迁津

不知从哪年开始传言，凡符合若干条件的外地知青，可迁户回津，此事直到大女儿在津结婚、二女儿大学毕业后，我才着手咨询办理。

感谢政府还没忘记这些多年漂泊在外的知青，让我们老有所依，全家团聚。但办理回迁户口谈何容易，条件手续虽不算“奇葩”，但很繁杂，足有20来条，其中“下乡迁户证明”让我很担心，40多年了还有吗？我抱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墙子街派出所，说明来意后，女民警转身去了里屋，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出来了，递给了我当年迁移户口的复印件，好棒的天津户籍管理啊！我拿着上面写着久违的父亲的名字和老门牌号的户口迁移证明，顿感十分的亲切和激动，我多想告之爸爸妈妈：您们的女儿就要回来了！

经过近一年的审批，2014年4月全家的户口终于迁回了天津。至此，我已在外整整漂泊了45年。

回望走过的路，伴随我一生的是永远的知青情结和知青精神，还有那一纸户口，今后还将继续伴随我从容地走下去，直到注销户口的那一天。

(下图是大洼知青张卫玲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代表证和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以及在田间劳动时拍的照片）

唐山地震后被招

——金玲

我是回民，在大洼村磨炼五年之后，几名回民知青有的上学有的调走了，我感觉生活很不方便。1974年秋天，我便转迁到河北唐山老家，开始了一段河北知青岁月。

1976年赶上唐山大地震，伤亡惨重，我却毫发无损。地震后，唐山开始重建，到处缺少人力。1976年12月，我被招到唐山百货公司，从那时起有了正式工作，结束了知青生活。

到唐山百货公司上班后，我一切从头干起，虚心学习，不断进步。后来被上级党委任命担任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直至2001年退休。

1996年夏，我代表唐山百货公司到武汉参加了全国商业粮食管理工作会议。下图是作者金玲当年的工作照及参加会议时的照片。

毕业后学校任教

——张文彦

1974年9月，我们三名大洼知青离开了工作生活五年多的陈家洼，回到天津上学。

197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普通高中学校工作。曾担任教师，政教处干部，校团委副书记，党务干部等工作，直至退休。

第一张照片，是作者张文彦代表学校党总支参选“区先进党组织”后，进行评选情况汇报的照片。

大洼知青徐秀普，回津上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在教学一线，高级讲师，直到退休。第二张照片是徐秀普与学校老师一起参加招生咨询工作时的合影(一排左二为徐秀普）。

重返校园的知青

——李树华

1976年12月，我们这届新生经过三个月的耐心等待，终于等到了报到的那一天，此时也正是我25周岁生日。

到校报到后，安放好了行李，办好了户籍、学籍、学生证等一些手续，就按通知要求进入了中文七六•一班教室，坐到了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这一天，我和老师同学们见面了。同学们绝大多数是来自省内的兵团、农场、农村的下乡知青，个别的是回乡青年。年龄段从二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左右，相差十来岁。有老高中的，老初中的，还有个别小学水平的。班级里四十多人中，天津知青占了四分之一。

为了摸清学生的文化水平状况，一进校门没几天学校就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一张卷是作文《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另一张卷是基础知识测试，没有范围，没有准备，随机发卷就考。基础知识测试，班里有少部分同学打了八九十分，六七十分的较多，也有一些分数极低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打了91分，还有同学打了94分。我们这些知青学生，都在生产一线锻炼了长达八年之久，有多名党员，绝大多数是团员，都是各地方各岗位上比较优秀的知青，大家都是离开课堂十年之后重返课堂，共同的经历一下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辅导员老师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留校生，到校没几天就找我谈话，说她从学生档案上了解了一下班里学生的基本情况，想让我担任学生会委员，我担心影响学习，她说我基础不错没问题，我就这样进了校学生会。

开学没过多久就到了放寒假的时候了，我们天津知青用学生证购了半价火车票，回津过年去了。那时上学，哈尔滨市规定每个学生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21.5元，外地学生再增加2元，吃饭够用了，还能买几本书。学校食堂伙食比较简单，多是高粱米、小米、大馇子，菜是以白菜、萝卜、土豆为主。那时发放的食堂粮票是定量的，女生够用，男生饭量大的不够，女生经常把剩余的粮票送给男生。知青们重返课堂后，对吃什么住什么不太在意。过完年后，二月底我们天津学生都按时返回了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学后又换了新的辅导员，原来的女年轻老师到哈师范学院进修去了。

我们中文七六•一班非常幸运，正赶上“文革”结束，学校转变教育观念大抓教学工作，当时为我们配备了最强的教学阵容和最新的教学计划。我们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学得非常系统扎实，老师非常优秀，也很较真，使大家受益匪浅；古典文学课从古老的《诗经》作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选学了各年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现代文学精选了鲁迅等一批现代优秀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选学了一些名家名作；古汉语比较晦涩难懂，占了较多的时间；写作课，主要是学习各类文章的写法，并随之做了大量的习作；文艺理论课主要是学习如何鉴赏与评论文学作品，那时看了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还有教学法，教育心理学，政治课，写字课，书法课，板书设计……。最有意思的是政治课，上政治经济学或哲学课时，学生和老师经常争论起来，下课了还追着老师到教研室继续讨论，那老师头疼的逢人就说这班学生真不好教。在师范学校学习期间，老师们严谨的教学方法和认真的教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我走向教学岗位后心中的样板。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还要参与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会开始分工时让我担任文艺委员，这个行当还真没干过。新开学不久我们学生会和学校团委就共同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各班都出了节目，我班有个漂亮女生会弹琵琶，自然上选了。后来不久，我又改任宣传委员，学校有广播，板报，墙报，日常工作多一些，好在原来干过比较熟悉，各班同学又都很配合，按部就班地干就行了，没耗费太大的精力。

我们中文七六•一班是个非常团结又有趣的集体，后来的辅导员老师跟我们关系很融洽。他同时也是我们的现代文选课老师，经常引导我们读一些好书。他竟然在课余时间，还带着我们去看了多场电影，我们都拿他当朋友一样对待。班级里的同学们各有所长，有女诗人，短时间就能做出长篇大作；有头脑非常聪明的人，上课看似打瞌睡考试居然能第一；有政治哲学研究较深的，经常与老师纠缠不休；有钢楷书法爱好者，一手漂亮好字；有热心的党员班干，组织能力都很强。我是在写作方面强一些，我的习作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另外就是担任班级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为班级组稿并出墙报板报。在这样一个集体里学习生活，真是又紧张又愉快。

重返课堂对知青来说，时间太宝贵了，每天从早到晚，校园的各个角落都有同学们读书的身影，图书室和教室晚间九点关灯，我们看书经常是快关灯了才离开那里，宿舍和学校离的不远。同学们都是抓紧每一分钟在学习，同学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帮助，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学习的氛围很浓。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波动，一些基础较好的同学想报名参加高考。后来学校领导明确告诉我们，在校生是不能参加高考的，让我们安心学习。那时我们都是被推荐上来的，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和专业，不少人并不喜欢当老师，我也包括在内，不过我对学中文还是很感兴趣的。辅导员老师知道大家的心理，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你们不要小看师范，我们师范学校最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你们走出这个校门后，就是国家干部，人民教师，所以现在一定要好好安心学习。老师说得非常对！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我们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现在必须认真学习，才能对的起国家和老师们对我们的培养教育。

在学校期间，党团组织比较活跃，但那时以学习为主，没有发展新党员。我作为一名党的积极分子，积极靠近党组织，并努力做好团支部的宣传工作，被选为学校的“优秀团干部”，这是继大洼村之后又一次获得此项荣誉。

中文科主要课程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实习，也就是到中学进行教学实践，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学习如何备课，如何写板书，如何讲课等，并要求每人讲几次课，老师给每个人做出鉴定。

校园生活很快结束了，大多数同学获得了毕业证书，少数几人获得了肄业证书。由于报到时间晚，耽误了一些时间，教育系统又急需教师，我们中文专业提前分配到各学校去了，同期进校的理科班学生又学了一个学期才分配。算来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校领导在毕业总结时说得非常好，他说在校园里学习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离开校园后需要不断学习，他希望大家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要继续学习，教学相长，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绩。

我们中文七六•一班的学员们没有辜负校领导的嘱托，出了校门后又都先后考进了哈尔滨市教师进修学院，参加半脱产学习。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完成了中文专业大专学历全部课程的系统学习，获得了大专学历证书，还有个别年纪轻的同学读到了本科以上。同学们多数在教育领域干了几十年，还有一些在机关或大中型国企工作，成为了国家公务员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干部，大部分都晋升了副高级职称。

我们这些知青奋斗不息，学习不止，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就是我重返校园后的学习生活情况，我为自己没有虚度年华而感到自豪！

(下图为编者手机随拍“春花烂漫”）

中学任教那些年

——李树华

1978年3月，我们中文班提前分配到了各中学，我带着市教育局开的一张“分配调令单”来到了地方国企子弟校任教。

这是一所厂办学校，分中学部和小学部，学校紧挨着家属区，距厂区有一站地的距离。我们住在厂职工宿舍。学校新分配来的老师都是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温州、哈市的知识青年。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很快就熟悉了。这些外地老师分配到企办校主要是因为单位有宿舍（当时市办校都没有宿舍）。这所学校原来的师资以代课教师为主，从1976年开始才陆续分配来各科教师。

那时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学校的状况也是百废待兴。我们马上就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当时真是太缺教师了。从那时开始，我连续在教学一线当了六年多的中学语文课教师，同时担任班主任。这六年多的时间，是我从校门转入教学工作岗位的一个新的时期，也是我与学生教学相长共同成长的时期。这六年回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收获：

——收获了师生情

1978年的9月，我接任了一个初中一年的新班级。他们上小学时正是“文革”中后期，不知他们小学六年是怎么学过来的，基础非常差，但学生们却非常的朴实，家长也非常通情达理，把孩子放心地交给了我们这些新来的老师。

教师是个良心活儿，我那时真是对这群孩子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从练习造句开始，写日记，写作文，那时教学计划学期写八篇大作文，我组织学生写了十六篇，我对每篇都进行了认真的批阅，区教委视察员视察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学生都知道我喜欢作文写的好的学生，我经常通过作文的评语，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在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我还引导他们阅读了不少课外读物，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那时经常家访，足迹遍及整个家属区。我那时就想，不论学习好坏，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有上进心有自信心。

我与各科任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经过大家三年的努力，最后中考时，这个基础那么差的班，居然有八名学生考入了区重点，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进入了普通高中。现在这些学生跟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把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视为心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同时也把我视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我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不论是当领导的，当老板的，还是当工人的，也不论是在岗的，还是下岗的，都有非常好的生活态度，都有积极向上的进取心。送走了这届学生后，新学期开始我又接手了一个新班级。这时我感觉在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都自如多了。

——获得了第二学历

从校门出来后，我一直在寻找再学习的机会。1978年夏高考时，我了解了一下报考政策，如果允许准备报考。但当时政策是已毕业的学生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能再报考。子弟校有两名师范毕业的男老师正好够两年，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分别被上海和辽宁的大学录取，非常令人羡慕。

1979年夏，市教委正式文件下发了，要求师范毕业的各科老师在职进修学习，新的学习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报名参加了统一考试，我和几个老师首批考取了市教师进修学院大专班，1979年9月开始了为期四年半的在职进修学习。

那时我刚从校门出来一年，学习的劲头很足。进修地点离子弟校不算太远，但子弟校离公交站较远，每次上课得走两站地才能有公交。进修的那四年多时间里，我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风雨不误，完成了中文专科所有课程的学习与考试，以优异成绩于1984年1月获取了第二学历“大专毕业证书”。

——收获了爱情

当插队的同学们大批返城时，我也可以退回到大洼村，一同办病返回天津，但我没有舍得放弃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毕业后，家里也在帮我寻找调转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调成。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不断有男生主动接近我，但我那时还在想着回天津，只好婉拒了。毕业后仍在想着回天津，没心思找对象。

学校里陆续分配来新老师，多是外地知青，大家和我的状态差不多，经历了多年的蹉跎岁月，都成了大龄青年，回老家无望，只好随遇而安了。学校里先后结成了四对，还有几个找了外校的知青。我的先生是哈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性格外向，爱好广泛，与我的性格截然不同。但他对我执着的态度令人叫绝，居然到天津找到我家与我父亲直接面谈。家里也觉得调回天津希望不大，不能再推延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九八O年初登记结婚了。

那时我们这些外地老师都没有房子，仍然住在职工单身宿舍，那宿舍恰好是两人一间，我们自己串好了房间，单位领导只好默认。1983～1984年单位分别在道里、香坊、太平区盖了三栋家属楼，我们都陆续搬出了职工宿舍。1987年单位又在南岗区盖了一栋八层的宿舍楼，我们又改善了一次。由于我们是家在外地的知青，都是纯无房户，又都是学校的老师，单位对我们的住房问题比较重视，也算是给予了特殊照顾。

在学校教书的那些日子，是我放飞心灵的日子，没有生活的压力，忙碌而又快乐。只是把入党的事放在了一边，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抓教学，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团的活动到是很活跃，我又连续被评为“优秀团干部”，直到离开共青团。在子弟校任教六年，我觉得自己没有浪费时光，论其收获也是满满的。

(下图是作者李树华担任班主任时与班级干部的合影）

返城之后历尽艰辛

——刘志华

下乡近十年，1978年末终于返城了。刚回到故乡天津的时候，真是比走的时候还要艰难。当年下乡时走的是一个人，给家庭和社会减轻了负担。可是等我回津的时候，是拖儿带女一家四口人，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第一大难题就是“住”，一下回来四口人住哪？当时婆婆家住的是王串场铁路家属区的平房，一间半的房子一共才十几平米，家里还有三个没结婚的小叔子，还有公婆，再加上我们四口，九口人。没办法，只能在大间屋再加个小床，这样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处。

当时的生活是买一切生活用品都是限购的，凭证、凭票、凭副食本供应。要票的还好说，可凭本的一个门牌号只有一个户口本，一个副食本，所以有些食品只能是九口人吃五口人的定量。当时我们刚回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四口在家白吃白喝。只好让婆婆从街道多拿一些加工茶杯垫的活儿来干，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可是由于知青大返城，各个家庭生活压力都很大，就连这样的加工活也被抢的拿不到多少。

没有办法，我们一次又一次去找街道知青安置办，找街道主任，如果再有下乡的任务我们第一个报名还想走，真是生活所迫啊！后来街道先给我爱人（也是知青）安排了一个临时工的活儿，这样多少能给家里交一些伙食费了。

在我们返城七个月之后，街道按照特困家庭给我安排了环卫局的工作，当时的心情真是万分感谢，恨不得给主任磕头。因为我有工作了，就不用婆婆每个月去东家借西家借了，能够维持家里的基本生活了。

工作解决了，大小叔子又要结婚了，在哪结？怎么办？只能把房厦子接起来，有大约4.5平米大的地方。但是房厦子建好后，他们出进家门都要从我们这里通过，没办法我们只好拉个布帘。一家四口人就住在这里，当时睡觉想翻个身都费劲。

没有别的办法，我考虑再三，和单位领导说明了家里情况，提出来上夜班。当时的夜班是，夜里两点上班，早上七点下班，下午还要从三点干到五点。这样我晚上忙完家里的活，把孩子都哄睡了，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我再到单位睡一会儿，两点就要起来上班，早上七点下班后，要忙一天家里所有的活和这一大家子人的吃喝。

这样的日子没过一年，我的二小叔子又要结婚了。当时因为没有地方，公公不让结，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安排住在厦子这半间房用来结婚。就在他们结婚的当晚，等人们都睡下了，我们抱着三岁的女儿站在马路上不知道去哪里。当时已入冬了，夜晚天气很冷的。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遛达到环卫车队先看看，因为我爱人后来也进了环卫局在车队工作。这样我们就在男职工更衣室的大长椅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同事们看到后，就给弄了一个单人床，把他们爷俩安排在车队住。我白天要在单位做好饭送过来，晚上回去上夜班，一家四口分在三个地方住，儿子由爷爷奶奶给带着。就这样熬过了一年半，车队领导在车队院里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十几平米的临时建房，我们总算是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一家四口住到了一起。

我们在车队住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局里根据这几年我们两人的工作表现，给我们分了一套五十平米的两居室。八十年代分房是相当紧张的，只有老少三代才能分到两居室。我们真是感谢党，感谢各级领导，让我们有了一个真正自己的家，我们只能用更大的努力干好工作，来回报党组织，回报单位领导，回报社会。

(下图是作者刘志华当年在工作之余拍的照片）

回津后招入铁路

——王国庆

1978年，大洼知青们利用天津市有关政策，陆续回到天津故里，结束了长达近十年的知青岁月。

回津后，面临的困境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无工作、无房子、无婚姻，当时我们都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一切还得从头开始。那时成批的知青返城，就业是个难题。好在大洼知青都是铁路子弟，有的接父辈班进了铁路，有的赶上招工进了铁路。

细数一下，回津后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的有张连明、康志泉、张正文、谢东波、王国庆、张瑞萍、齐建英、刘占亭、周胜军、王庆仁、周春晓、柳风鸣、刘吉友、陈万来、路艳青、郑玉明……，大约有近二十名。

这其中有众多党员、先进工作者，有一线职工，有管理干部，也有后勤工作人员，无论在哪个岗位干什么工作，我们都尽职尽责，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了几十年，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在铁路分局建筑段工作，负责分局管内房屋及建筑物的管理及维修。工作期间数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上图是作者王国庆1983年刚发路服时拍的照片。下图是王国庆被评为北京铁络局天津分局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疗养院疗养时拍的照片。

难忘的人生经历

——我和张泽溥导师工作的日子里

覃宇成

1980年我如愿地进入了市农药研究所科研部生物测定室，这里有很多高学历的人，也有各级领导的子女。生物测定室里饲养了很多蚊子、苍蝇、小白鼠等动物，还种植了棉花、水稻、蔬菜等植物，以供做农药药效和残留实验用。为了避免来自车间和外来空气的污染，使实验数据更加科学和准确，生物测定室设在研究所西北角，这是一个空气新鲜环境安静的“世外桃源”。

我到了生物测定室，边工作边虚心向工程师们学习。几个月后，所里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要共同完成《杀草丹、杀草丹的邻氯苄基异构体及两者混合物对水稻药害的研究》这个课题，所里安排我和一名工程师去，当时我心头就有点小涟漪，毕竟我的文化水平低，只能算是初中文化水平，头一次接这个重要的课题，不知是否能很好完成。但这又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我内心充满着不安。带着这样忐忑的心情，我和王工来到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优秀的导师张泽溥先生

1981年的4月，中国农科院里春意盎然，桃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草地上盛开着一朵朵艳丽的花朵。我们嗅着惹人醉意的浅浅花香，来到了农科院的主楼见到了张泽溥张先生。张先生见到我们，亲切地同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坐下。他似乎感觉到了我们的紧张，他就先介绍了自己和课题的基本情况，在他的温暖的声音中，我们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当时我就想，能够和这样一位温和的导师一起工作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张泽溥张先生那时就是农科院的研究员，是中国植物保护科学领域的元老级科学家，在植物保护科学领域的生物统计、抗药性研究及新农药药效试验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农药大田药效试验示范田的组织者，多次赴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进行有关农药、民用航空、杂草科学方面的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他带出了多名研究生，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这些种种个人荣誉是我终生都无法企及的，但却能不断激励着我为之奋斗。

“做科研最重要的是实验数据的真实性”，这是张先生经常强调的内容。他会定期检查我们的实验报告，要求实验报告要详细记录原始数据，要杜绝数据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他告诉我们要学会尊重实验事实、尊重他人的实验成果、用平常心对待科研，不能因为心急或是懒惰而更改、编造甚至是盗用别人的实验数据。他还告诉我们做人跟做科研一样，都要学会严谨、学会尊重。

在我心目中，我的导师是一个品德高尚、理想崇高的人。身为植保科学领域元老级的科学家，他总是先人后己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我们能好好工作、学习，他默默地做了许多。在那段日子里，一个把我们当自己孩子看待，时刻温暖着我们的好导师，不仅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对我们有爱的教育，有理想信念的培育，有正能量的激励，无疑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起着积极向上的作用。

——工作

实验室在中国农科院主楼东南方，紧挨着主楼东面是图书馆，也是我一年半工作之余学习的地方。

刚开始做实验时，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难，不像人家大学毕业生，在学校里有多年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虽然在所里工作学习了几个月，但对专业知识掌握的还是太少，做起实验来很多专业术语都听不懂，实验思路很难理解，对自己十分没有自信，觉得自己比别人的基础差得很多。张先生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你要记得所里派你来不单纯是工作，而且还要学习，要坚守理想，然后想着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基础差没关系，你可以学，只要肯努力学就行”。我十分感激他的这番教导，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现在的工作、学习、生活，与下乡时有所不同，自己一定要有一颗科研的心，要有明确的学习与目标，要掌握上下而求索的方法，还要继续保持自由学习的态度。但还好，在科研的道路上，我不会独行，我有同行的工程师们，有学长，更重要的是我有着时刻为我指点迷津的导师。

在每天实验过程中，我都认真按照张先生的工作安排，把他讲的实验原理用笔记本记录下来，有不懂的地方就大胆地向张先生请教。张先生看到我那么愿意学，很高兴说：“不懂可以学，就怕不去问，不去学”，我听了心里特别高兴，能遇见这么好的导师，工作上感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还记得，在北京远郊有个军队农场，聘请张先生为技术指导顾问，农场领导经常派车来接张先生去那做技术指导，张先生也带着我们一同去，目的是让我们多学习些大田现场应用知识。我们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身穿军装的农场领导和农场农艺师们陪着张先生边走边查看水稻的长势和病虫害情况。他们会提出很多难以解决的技术上问题，张先生一个个地做出解答并指导，我跟在后面认真听着，记在心里。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大田植保应用知识的学习，能跟着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导师学习，是多么的荣幸。中午农场领导往往会摆上一大桌丰盛的饭菜，来盛情款待大名鼎鼎的张先生，我们自然也占了光。吃饭时我看到还有农场领导和农艺师在场的场面，有些不好意思动筷，张先生怕我吃不好，总要照顾我吃好了，这时我感到非常的温暖，我的导师如此的和蔼可亲。

——学习

工作之余我来到图书馆，这里很安静，我拿出笔记本反复领悟着实验记录。之后看起了《农药生物活性和作用机理》、《植物保护通论》等专业书籍，重要的地方用本记录下来。自己一人看起这些书来也是很枯燥，不像看小说那样津津有味，可我还是静下心来看了下去。

北京是个旅游的胜地，有很多可游览的地方，公休日同事王工叫我出去玩玩，开开心。可我没有心思跟他出去，因为我还有很多知识没有掌握，没有资本跟他游山逛景，后来他也知道了我的心思不再喊我了，我自己在宿舍里看书。记得有一次我在楼下遇见了张先生，他知道了我一个人老闷在宿舍里看书学习，就对我说：“干工作和学习时要认真地去做，玩的时候就开心地玩……”，他这句话说的我心里暖暖的。张先生是多么注重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啊！从那以后，我也注意了劳逸结合。每到周末晚上，农科院里和农科院大门马路对面的理工大学，总放映电影，自从那次在宿舍楼下遇见张先生后，我也常常看电影，換換脑子，轻松一下。正像张先生说的那样，工作、学习时认真对待，玩时开心地玩，身体得到了放松，工作、学习效果会更好。正是这种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让我们保持了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来应对科研上的问题和挑战，实验室是我们温暖的家。

——生活

张先生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而且还关心我们的生活，总是问寒问暖的。张先生的家在主楼后面不远的家属院里，到他家里时，师母总是拿出各种水果让我们吃，一边吃ㄧ边聊天。而张先生总是时不时地提醒师母别忘了做这个菜，那个菜，到了正经吃饭的时候，当然又是满满一桌。那种感觉，就像我下乡时回家一般。

科研工作一如既往的枯燥，然而课题在张先生主持指导下，工作气氛却是轻松愉快的。在科研工作之余，他鼓励我们要经常参与ㄧ些体育活动，劳逸结合，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每天的实验工作完成后，我在花园般的农科院里散散步，放松一下心情，和王工打打羽毛球或乒乓球，然后我再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晚上在农科院里跑跑步。

经过体育锻炼，增强了我的体质，疲劳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使我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科研工作和学习上。

——收获

研究课题在导师张先生主持指导下，经过我们辛勤劳动，１９82年底圆满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农科院，离开了张先生，回到了所里。

不久张先生把这研究成果总结出来，并写成了论文，用中、英文形式发表在《植物保护学报》上，我的名字也写在了这篇论文上，这是张先生对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这篇论文影响力很大，经常有人给我写信称我为老师或先生，询问或探讨技术上的事情，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这都归功于导师对我的辛勤培育和耐心的教导。

这篇论文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誉，他记录了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工作、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脚印，写下了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光和过往。我从导师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做科研和学习，更重要的是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做事风格，以及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张先生是我心目中的优秀导师，是我人生的导师。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她为我后来几十年的科研道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下图是作者覃宇成在中国农科院楼前的照片和论文照片）

知青在国企

——忆我在国企的那些年（上）

李树华

八十年代初，企业连续在市区建多处家属楼之后，随着职工家属的陆续搬出，子弟中学的学生不断减少，1984年4月子弟中学与哈铁七中合并，中学老师被归人厂教育中心，我被校长直接调入了教育科。

——教育科临危受命

教育科是个管理部门，管辖着厂教育中心所属的大专班，中专班，技工班，高中班，初中文化“双补班”，各类专业培训班，还有子弟校。

1984年５月份，正是全市国企整顿的高潮阶段，我刚到教育科正赶上全面整顿工作验收，科里已两次验收未通过，一周后上级还要来进行第三次验收。我到科里刚坐稳，科长就宣布让我接替了前任干事（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全部工作，眼前最要紧的是迎接下周的验收。我赶紧接收了档案柜，办公桌，一大串钥匙，还有前期的汇报材料，就开始工作了。

我先看了看职工教育验收的标准和前期有关资料，了解了前段大概情况，然后翻阅了职工培训教育的上千份档案，重新统计各类数据，做到心中有数。白天查档统计，到基层各处了解职工培训后的工作情况，晚间回家汇总写材料，连续干了三四天，完成了一个二十多页的文字汇报材料，并打印出来几十份。

验收的时间到了，我心里也没底，再通不过领导们可能在这里就无法干下去了，但愿别出现那种尴尬的局面。多亏我干的细致，验收当天顺利通过。当时全厂二十多项验收，教育第一个通过，一下轰动了全厂。我们教育科也成了市局的典型，后来东三省石化系统在大连召开论文交流会，局里点名让我参加了论文发布，并获“优秀奖”。

验收完之后，开始了教育科的日常工作。当时职工初中、高中的文化补习工作已接近尾声，那期间对全厂“文革时期”没完成学业的青年职工进行了文化补习，绝大部分是返城知青。提高性的专业培训和大中专学历教育正在进行中。企业当时技术人才是断层的，“文革”前分配来的大学生是技术骨干，然后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再有就是返城知青和新毕业的初高中生了。教育科有项任务是从青年职工中选拔人才送出去学习，那时我忙了好一阵，通过考试择优分别送出了几十名职工到哈化工学院脱产学习，后来都成了企业的技术业务骨干。涂料大专班是经市教育局批准办的，教师都是“文革”前从北京、大连，哈尔滨等高校分配来的工科大学生，这些人有理论又有实践，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厂涂料研究所所长是土生土长正高级工程师，有多项省部级研究成果，后来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领衔开辟了一个涂料专业系。当时的职工教育是直接与企业的科研、管理、生产经营需求挂钩的，也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一马双跨”两头忙

八十年代初，国企内部管理人才也是断层的，从“文革”前进厂的老职工到知青返城大批进厂，中间相隔十多年，到处都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

我在教育科每天是很忙的，书记过去是区法院的法官，五六十岁了，科长是女校长兼任也快五十岁了，事务员跟我年龄相仿，是返城哈市知青。科里的主要工作都得我来做，科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总念叨让我接她班，我当时真没那些想法。

没想到通过企业整顿验收，我被厂办主任发现了。这主任是老初三的，没下过乡，头脑灵活，办事能力很强，因前任秘书调走了，他得兼秘书，工作忙不过来。一次他给党委书记写了一份经验性的发言材料，有二三十页，让我帮他抄一遍。因为我总得跟他打交道，就帮了一次他的忙。没想到党委书记看到我抄写的文字材料，一个劲儿地说“好”，因为我把病句、错字、标点都纠正过来了，通篇没有一点毛病。党委书记是解放前高中毕业的老革命，思想水平、文学修养水平都很高，对下属的要求也特别高，主任说他很难“伺候”。没想到从那以后，他一有发言的材料，就点名让我给他抄一遍。就这样，那段时间两边忙。

1984年8月，我到大连开会后直接回天津，打算休息十几天，学校老师都放暑了，因为我前阶段大部分时间在教学一线，科长也给我准假了。刚到天津没几天科里就来电报让我马上回哈，去参加一个培训班。我赶紧返回单位，原来是参加省厅举办的秘书培训班，为期一个月，吃住在学校。

在培训班里，主要是学习各类公文的写作，主讲老师都是省市办公厅的领导和黑龙江日报社的高级编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写了一些公文习作，因为我提前介入了一段时间，对企业情况了解了一些，我写的通讯报道和公文习作在班里都成了范文。那次学习收获很大，也很实用。培训结束后，厂办主任直接把我调到了厂部办公室（党政合一），那时我还不是党员。

——正式上任当秘书

厂部办公室的工作分两大块，政务和事务，当时主任和秘书主要是政务方面的工作，负责参加各种会议并记录、起草各类文件，督办协调各部门关系，调研企业存在的问题，给领导班子当参谋等；副主任和文书、打字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主要是事务性的工作。

厂部的会议主要有党委会，党政联席会，厂长办公会，专业会，调度会等，除党委会我还不能参加外，其他会议都得到会负责记录，并起草会议纪要，编发《简报》，起草各类上报下发的文件，总结各阶段工作。

到厂部办公室工作，第一感觉就是“会”多，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接触的都是中层以上管理干部和专业人员，并且男士居多，女士很少，因此说话办事很谨慎。我觉得每天都很忙，但每天都有新鲜感，很快我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

企业当时是县团级单位，接收上三级（包括机密级）文件，文秘管理非常正规。厂级领导都是市委组织部考核任命或调转来的，老中青搭配合理，有老干部，有部队转业正团级干部，有“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也有知青工农兵大学生。年纪最大的党委书记是个老干部，足智多谋，对党忠诚；厂长是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的，放弃留校任教回到哈尔滨，曾是老高中知青，非常有魄力；总工程师是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文革”前大学生，企业科技带头人。中层干部由市局批准备案，年龄偏大，很多岗位等待年轻人接班，一些知青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开始进入中层管理队伍，在各部门承担着重要角色。

我到办公室工作后，经历了1986年创办省级“六好企业”，1987年兼并哈尔滨颜料厂，1988年申报国家大型（二类）企业等一些大事件，期间我负责起草了综合性的文字材料，并且每年的职代会我都负责起草了厂长的工作报告。

在厂部办公室工作，周围从上到下都是党员干部，由于我的好学与勤奋，很快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干了一段工作后，主任让我重写入党申请书，并列为积极分子重点培养。那时规定需要写实两年，预备期一年，到1988年12月才加入了党组织。我在五一大队插队时，1976年9月（上学之前），村党支部曾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因档案问题未被公社党委正式批准）。从那时到此时，已整整相隔了12年之久，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1989年1月，企业调整领导班子，因工作需要我被提升为厂部办公室副主任，并兼任秘书。

(下图为编者手机随拍“春花灿烂”）

知青在国企

——忆我在国企的那些年（下）

李树华

在厂部办公室的管理岗位上，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方式随之改变。由于工作范围扩大了，也就更忙了一些。

哈尔滨油漆厂最早是1929年由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开建的，1950年正式建厂，1963年从南岗区搬迁到现址，由国家投资重建而成。当时是国内比较前卫的现代化、立体化、管道化、专业化企业，是全国石油化工行业“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国家军委颁发“贺奖令”单位（航天配套产品），全国涂料行业评比连续“第二名”，全国500强化工行业利税排行第127位，国家企业整顿“二级企业”，省级“六好企业”，哈尔滨市六大“盈利大户”之一，省市级的其他荣誉还有很多。

1987年，在市经委和市局组织下兼并了亏损十年的哈尔滨颜料厂，我们当了一回接收大员。完成兼并任务后，企业占地面积40万平方米，国企职工2100多人，集体和第三产业职工1100多人，退休职工900多人。年综合生产能力4.8万吨，可生产18大类300多个品种1000多个花色产品，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万元。

1990年，企业被批准晋升为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后，为了适应管理需要，重新调整了机构设置，企业有26个管理处室，五个政工部门，十几个生产车间，几个独立经营公司及几十处省内外经营网点，还有下属集体企业制罐厂、纸箱厂和第三产业。企业设有科研所，质检站，消防队，子弟校，幼儿园，卫生所，专用铁道线和站台，运输队，基建队，俱乐部和生活后勤房管等。

当时的企业领导班子有厂级10人，其中厂长和经营厂长是知青，后来又有一名知青大学生升任副厂长。中层管理干部120多名，后来知青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与我同时，在各处室、车间、公司等行政、经营、管理、技术部门以及基层党支部，提升了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和知青中的优秀分子，这些人成了国企管理团队中的有生力量。

当时的哈尔滨油漆厂，是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厂部办公大楼非常气派，办公条件一流。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职工们都感到很自豪。我在不断熟悉企业的过程中，工作起来也更加自如，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努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好本职工作。我除了日常工作外，侧重了这样几个方面：

——企业情况调研

由于企业规模较大，管理和效益都很好，上级部门经常到这些重点企业了解情况，厂长经常汇报情况；省厅、市局及省、市政府有关部门有时还要求进行专题性调研上报；全国同行业需要信息交流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经常是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好在我已经基本掌握了企业的状况，并且与各处室各基层单位的关系都不错，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与数据，到各处室都是畅通无阻，各方都给予了密切配合。

由于工作性质，我每年都有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一次市经委召集十个大型企业办公室主任开会，让调研企业经营现状并写一篇调查报告上报。我回去后，召集企管，财务，计划等几个处长一起探讨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肠梗阻”问题，写了一篇《企业“三角债”问题如何解除》，按时上报到了市经委，他们从十篇中选了三篇上报国家经委，我的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了国经委主办的《经济工作通讯》上面。

还有些管理方面的调研，如当时施行“厂长负责制”，很多企业不知如何做好，我们单位开展比较早一点，经济效益又好，市局让我们总结一下，准备召开一个经验推广性的现场会。那一阵子我们非常忙，我们需要从厂长如何决策，党委书记如何配合，工会主席如何监督这三个角度去总结出三个经验性材料。当时企业这三个方面做得确实不错，我们如期完成了准备工作，在我厂会议室召开了200多人参加的现场会，省厅，市局领导及石化行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都参加了会议，效果非常好。

——行业信息交流

那时全国各行业都组建了专业性的协会，涂料行业协会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协会主办的刊物是《中国涂料》和《中国涂料信息》。

从1990年初开始，我作为《中国涂料》《中国涂料信息》的通讯员，每年都有一两个长篇，几十个短篇发表在那两个刊物上，连续四年被评为“最佳通讯员”。这个“最佳”不是人为评选出来的，而是完全靠业绩计算出来的，也就是发表文章的篇数加上所得稿费的数额，其综合得分最高者自然就是“最佳”，没有任何水分。在得到荣誉的同时，效益也随之而来。

那时，我经常在第一时间把企业的状况通过信息方式上报到协会，与协会的关系非常融洽。协会每年都组织召开经营、管理、技术、设备、环保以及思想政治方面的交流会议，我们也到全国各地去开会，各大企业都有接待会议的任务。在任期间，我厂负责接待了多次会议，有一次连续接待两个会议，我们会务组二十来天没回家。

每次会议，全国同行业到会人员都要到我厂参观，他们对哈尔滨油漆厂的整体布局，设备设施，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都赞叹不已。当时的企业管理非常细化，厂区环保达标，绿化达到了74%，到处是景点，是一座花园般的企业。特别是当看到职工同时乘坐18辆通勤大客车下班回家时，更是羡慕极了。那时是企业最辉煌的时期。

——主编《厂史》

九十年代初，市里编辑地方志，也要求各单位编史志，厂级班子决定编辑一部《厂史》。

编辑《厂史》涉及到全厂方方面面，自然由厂办牵头组织。我们成立了《厂史》编辑委员会，厂长为主任，其他厂领导和各部门正职为委员，建立了史志办，挂靠厂办，调来两名专职编辑，负责日常编辑撰写工作，由我任主编。

我们编辑了《厂史》主体内容的大纲，连续组织召开了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会议，要求各专业部门搜集各阶段的历史资料、生产经营、项目引进、规章制度、历史事件、荣誉成果、模范人物……，全厂各部门一把手负责此事。两位专职编辑非常得力，非常敬业，我审核校对也费了很大的功夫，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三十八万字的《厂史》。

与此同时，我还要给省、市和区有关部门，提供一些企业发展情况的相关文字资料，配合他们编辑地方志，同时也宣传了企业。

伴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个人得到了锻炼成长，同时也有很多收获。1990年，企业开始搞职称评定时，人事处把我从一级中学教师平转为政工师，1996年申报高级职称，由于平时工作累计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软件、硬件都具备条件，1996年顺利通过省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审，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1996年1月，企业调整机构设置，由于工作需要，我开始担任厂部办公室主任工作，同时配备了一名年轻的副主任。

在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工作更忙了，要求也更高了，要统筹兼顾方方面面的事情。办公室内部管理这块挺复杂的，当时还管理着档案室，史志办，小车队，信访接待，交换台等直属部门，加上厂级领导有几十个人，每天都是千头万绪。新来的副主任是个军转干部，年轻有魄力，工作雷厉风行，我制定了内部管理的各项制度，他认真执行，慢慢承担起了厂办内部管理这一块，使我从繁杂的事务解脱出来。

我主要是参与企业改革，厂长决策，企业各项工作的总体安排、督办、检查与总结工作，我见证了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同时又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为上级决策部门写出了多篇调研报告，一直干到2006年12月末，55周岁正式退休。

回想在国企工作的经历，我觉得在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中工作，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提升，工作是辛苦的但心情是愉快的。

我从1969年6月1日离开天津下乡插队，到2006年12月退休，三十八年的工作经历，干过四年半农田里的各种农活，养过一年鱼，当过两年广播员（专职宣传），重返课堂上学一年多，中学任教六年，任教育干事几个月，厂部秘书四年多，中层管理干部17年（副职6年，正职11年），除了刚下乡前几年遇到一些问题比较坎坷，其余都是顺理成章。当然了，这些年我也从未停止过脚步，每一步每一个环节自己都是在不断努力之中。

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知青一路走来，不管是在农村艰苦磨练，还是返城之后从事何种工作，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有了知青那段历史，经受过那种超常的劳动锻炼与心理素质磨练，后来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心地坦然，从容淡定。

(下图是作者李树华当年的工作照）

多彩的退休生活

——魏铁森

大洼知青返城之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都退休了，各有各的爱好，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在这里展示四组大洼知青照片。

——骑行爱好者大洼知青魏铁森。退休后参加了业余骑行队，这些年来每年都有骑行活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开阔眼界。

——文学、书法艺术爱好者杨芝城。爱读书，功底深，为《大洼知青作品集》奉献了十多篇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武术、旅游爱好者大洼知青康志泉。每日坚持晨练，功夫不浅。每年国内国外旅游，游览美景胜地无数。

——摄影爱好者大洼知青唐志民。退休后参加老年大学摄影班，并到各地采风拍摄。大洼知青很多合影出自他手。

落叶归根回天津

——李树华

望着眼前的户口准迁证，脑海里浮想联翩，不知是喜还是悲。我似一片秋叶，漂泊了几十个春秋，终于落叶归根，又把户口迁回了我的故乡天津。户口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能没有的重要证件，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个伴随着我脚步的历史见证。

——搬家迁到天津

我出生在北京，父亲从北京调到天津工作后，1958年1月份，我家的户口从北京西城区迁到了天津市河北区。父亲的工作单位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为家属们盖好了一大片新楼房，我们称之为“二十八段”，那时我们满心欢喜地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1959年9月，我上小学了，二十八段的适龄儿童们，基本都进了增产道小学。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少年儿童，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歌儿长大的，心里具有很强的优越感，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1965年7月，经过六年的学习生活，我小学毕业了，考入了离家很近的铁路二中。在中学，正当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刚刚学完一年级初中课程的我们，赶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那时期除了自己在家看点书以外，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我们小小年纪也卷入其中，并且参加了全国革命大串联活动，我和同学曾到过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算是第一次到离家最远的地方开了一次眼界，感受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1969年3月份我和学校57名同学响应国家号召，填写了《天津下乡知青登记表》，分别从所在地派出所迁出了户口，准备前往哈尔滨郊区农村插队落户。迁出户口时，只用了短短几分钟，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迁就是离家几十年。

——下乡落户农村

1969年6月1日，我们57名同学一同乘坐天津知青专列，驶向离津1250公里的北部边陲城市哈尔滨。6月2日，几经周转我们来到了哈郊新发公社五一大队，这是一个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的自然屯。这一天，我们的户口就正式落在了这个小村庄，变成了农业户口，我们从五谷不分的城市学生变成了自食其力的乡下农民，当时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既来之，则安之。艰苦的劳动生活，并没有难倒我们，十七八岁的我们经过几年的痛苦磨炼，都成了农田里的一把好手。除草，割地，打麦，种菜……，样样农活都干过。我还养过鱼，成功搞过土法孵化鱼种科学实验，1974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养鱼科学实验积极分子，并且在《水产》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这是我下乡获得的第一项荣誉，这年的十月份我终于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时一同下乡的同学，陆续有的招工走了，有的当兵走了，有的被推荐上学，还有的自己找地方迁走了。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上学深造，曾连续两年被推荐上学，因种种原因而没有走成，当时的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非常感谢父亲的多次来信，他的鼓励与支持是我找准方向继续努力的精神支柱。

1974年秋末，我被调到大队部，担任专职广播员和后勤团支部书记，同时我自编小报，写黑板报，还兼过出纳员，记工员，每天忙忙碌碌，那一年的春节因工作脱离不开而没有回津过年。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我又一次被淳朴的乡亲们推荐上学。这一次是真的要离开我战斗了整整七年的农村了，我的青春，我的足迹，永远留在了那里——我的第二故乡。

——上学迁到学校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举国哀悼，上学报到时间推延。坚持到年末才等到入学报到的通知书，我把户口从所在大队迁出，落到了哈尔滨师范学校。从这一刻起，我的户口由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在农村摸爬滚打七八年的知青们，总算有了再学习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每日起早贪黑挑灯夜读。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绝不能辜负这大好时光。

——毕业落入集体户

1978年3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了，和几名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哈尔滨油漆厂子弟校。由于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老师都是单身，无法单独立户，所以户口都落入了单位的集体户口簿。

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老师，都是天津、北京、上海的知青，家在远方举目无亲，只好都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后来恋爱结婚生子仍然是住在单身宿舍，直到单位新建了家属楼才搬出了单身宿舍。

当时正是“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时期，国家经济物资比较匮乏，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已经感到很满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中。

——分房转战三个区

我们在单身宿舍住了六年，有的老师带着孩子住在那里，非常不便。当时校长很重视我们的住房问题，到各有关部门据理力争，三对儿外地知青教师终于分到了住房。

1984年，我们搬进了新分到的住房，虽然不大并且是合厨，但这毕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窝”。随后，我把户口从集体户迁到了住房所在地太平区南直派出所。

在这个小房子里住了三年，单位又陆续建宿舍楼，我们又得到一次改善。1985年，我从教育口被调到厂部办公室，从事厂长秘书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经常在家写材料，合厨住房很不方便，主管领导考虑到这一点，1987年给我们分了一套单元房，我的户口又迁到了新的住址南岗区奋斗派出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住房水平不断提高。市教委在市区内建了两个教育小区，我爱人学校分给他一套90平米的住房，2000年我们搬进了这套位置在道里区的新住房。因当时女儿正在南岗学区读书，而没有马上再迁户口。

非常感谢当年的党组织以及各位领导对我们外地知青的关心与照顾，那时哈市的住房是非常紧张的，我亲眼所见很多返城的哈市知青，与父母兄弟姐妹挤在一起，比我们还要艰难，因此多年来我在工作上一直很努力。1988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同年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由一级教师平转为政工师，1996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副高级），同年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我每年都有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并且为这个大型地方国企主编了几十万字的《厂史》。

——落叶归根回天津

天津市政府有一项非常人性化的知青政策，从天津下乡的知青子女其户口可以办回天津。当时父亲从我是知青的角度积极操办这个事，但因孩子爸爸也是天津知青，当时政策是以男方为主，所以没有办成。后来我爱人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我父亲又再次申报，2001年我女儿的户口迁回到了姥爷的户口簿上。

2006年末，我五十五周岁正式办理了退休。女儿出国留学，母亲卧床不起，我正好有时间陪伴母亲，直到2008年母亲离开我们。之后我哈尔滨——天津两地跑（我爱人还没有退休），多半时间是在天津陪伴父亲，夏天回哈市避暑。父亲如今已经87岁了，他有个多年的心愿就是让我回到他的身边。

想来我1969年离开家乡已经在外漂泊近五十年了。过去不会想到天津会有这样好的政策，知青在外地退休后可以投靠子女迁回天津。真是非常感谢父亲当年的执着，如果当年女儿不先办回天津，我现在也就无法享受这项深得人心的惠民政策了。

我知道现在户口的含金量早已不像过去那样高了，过去是粮证、布票、肉票等各种生活物资全部是计划供应，没有户口很难在一个地方生存，因此各地对户口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员迁徙流动非常自由，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老人的观念没有变，落叶归根，人之常情。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把户口迁回天津吧。

2017年9月我开始准备申报资料，10月2日递交了全部申报材料，10月20日正式得到河北分局批准，因我在北京看外孙耽搁了几天，11月2日我回津拿到了《准迁证》。在办理过程中，当地派出所主办警官办事利落，服务很到位，非常感谢他们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

我的户口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人生如梦，一转眼就是几十年。人生不易，今后要好好善待自己。希望所有的知青战友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因为我们比常人更不易。

(下图为编者手机随拍”春天的大杨树“）

编后语：

1969年——2019年，半个世纪我们匆匆走过。还来不及回首，已白了少年头。心中无限感慨，又无比自豪。

走出大洼村的知青们，一刻也没有停留，面对返城后的困境，昂首挺胸，迎接挑战。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用无私奉献描绘着祖国美好的明天！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但心里充满阳光！毫无疑问，“老三届”知青，是共和国最坚强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坚信，明天会更美好！心有阳光，永远灿烂！

此篇献给共同战斗过的知青战友们！

献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