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下）

一为迁客

在沙井驿的日子

不得不说，我家在陕西的生活窘况也时时牵动着兰州亲人的心，1972年，在舅舅的努力下，全家迁到了兰州郊区的沙井驿。

这是一个依山面水的地方，它东接十里桃乡，南临黄河，北依凤凰山。在这个东西长约９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狭长型的区域里，地势的落差自然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北面相对较高，人们依山居高而居；南面靠河边相对较低，是人们赖以生活的菜地和果园。

单从字面上看，这里像是袖珍的世外桃源 ，有山、有河、有地、有树，具备秀丽锦华的一切要素。

历史上，这里的确也兴盛过，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自汉唐以来，这里便是由兰州西去河西、新疆的第一站，林则徐西去也曾在此留宿。明洪武年间，兵部设立了驿站，当时极尽繁华，饭店、骡马店和货栈四处都是。偌大的地方，鼎盛时期仅庙宇就达24座。

每天的清晨，或者晚暮，庙宇之内，灯火通明，香烟渺渺，即将西行的客人，纷纷走进庙宇，敬香求拜，护佑平安，甚是兴盛与红火。

直到后来，随着新兰州的建设，这些庙宇、长城、城墙、城门等，逐渐被砖瓦厂取代，遗迹尽失，繁华不在。

唯有砖瓦厂院内残留的一段长城，与这里的山、这里的河一起见证着这段历史的变迁，注视着现代砖厂怎样将曾经的繁华，变得满目疮痍；注视着脚下遍地的砖，以及遍地飘洒的烧砖的煤怎样将一个锦绣之地弄的一地鸡毛。

说是煤，其实是一种化工废料，像黑色的稀泥一样，运输时撒的到处都是，落地一干，变成黑色粉尘，到处飞扬，没有一处建筑幸免，全都像涂了一层黑黑的涂料，看不到原本的面目。

生活在这里的人，脸上也老是黑黢黢的，洗也洗不干净。

好在，这里是郊区，农民可以像城市的居民一样，由粮站供应粮油。

自此，母亲开始不再为吃不饱而发愁，心里踏实了许多。

七十年代，这里还是大队集体制，母亲和父亲需要按照大队的安排，每天去地里干活，像老家一样挣工分，每月队里会根据家里人数暂借一定的生活费，到粮站打面和油，年底算账，多退少补。

和老家不一样的是，这时候国家的农村政策似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每家可以按人头分到自留地，家里可以养鸡、养羊、养猪，院子里可以种菜，原本遭受批判的东西这会开始悄悄地被允许，一切似乎都超着让群众吃饱富足的方向而变。

这种变化，来的有些突然，被运动吓怕的人们总觉得不怎么踏实。

于是，大家小心翼翼的试着以最小的自然数，养一些猪、养、鸡，没有谁可以胆大到多养几只。

我家也一样，养了一头猪、一只奶羊、大概两只母鸡，生活相应的也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

家里的羊奶产奶时，每天以1角4分卖出1斤，剩余不多的羊奶，母亲会在里面掺上许多水，弄一锅含水的羊奶，就着馍馍算是一顿奢侈的早餐。

鸡下的蛋，母亲都有数，多的要卖钱。时间长了煮上2个，剥了壳后，用头发丝分成8牙，每人1牙，每次多余的2牙就给我和妹妹。

家里的猪，在母亲眼里当是全家一年的用度，几乎没有宰杀的可能，喂肥了以后，换成了零花钱。

记得那时候正上映《地道战》，里面一个翻译官吃着一整只卤鸡，我当时暗暗有了这辈子第一个人生目标：一定要奋斗到我一个人拥有一整只卤鸡。

这时期的母亲，望着一家老小可以吃饱，似有了大成就，脸上时不时洋溢出笑容，一下子催生了生活的信心，变得更加有了奔头。

于是，吃惯苦的母亲，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又开始在儿时熟悉的菜地忙了起来。

每日出工，母亲都会拿上镰刀，用镰刀把挑上竹筐，和队里的妇女一起，到2里以外的河边地里，伺弄起农活。

一般的，队里会将这些干活的妇女分为几拨，或者按人头划分工作量，谁先弄完谁先可以早回。

收工时，一般天快黑了，需要赶紧寻找猪羊吃的草，割满筐才回。

回家后，先要喂羊，然后将草剁碎，有时需要上锅煮，拌上麸皮之类，去喂猪，在这当间，会给鸡撒把食，才开始给我们做饭，晚饭一般吃的很晚。

或许牵挂太多，或许性格使然，母亲每天都在急匆匆赶着，跑着，踩着那条曾经无数次走过的碎石土路，往返期间。

有时累了，困了，只是偶尔将背上的框靠在土堆上休息一会，之后依然辗转在这条路上，从不停歇。

算起来，仅出工走的路，平均4年母亲就走完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一生中也不知她到底走了几个长征？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以前的粮农，也苦，相对而言，好伺候，活比较粗放，重点在种和收，完之后就OK。

当下的菜农，每一种菜都需要精心伺候，来不得半点马虎。到了采摘的时候，常常需要早起晚归，时间很长。

好不容易等到冬闲，又要搞所谓的“大会战”，和民兵一起开始战天斗地，一年四季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那时候每到摘菜的日子，母亲总是天还未亮就要出门，在满是晨露的地里，就着月亮的光，用心的采摘蔬菜。

像韭苔之类的蔬菜，天一亮就要采摘好，赶早送往城里。不然，太阳出来没了露水菜就发蔫，也掉分量，少收入不少。

采摘蔬菜也是一个技术活，比的是速度。采摘完裤子基本湿透了，手也浸染了绿植，变得绿油油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有时，采摘后吃起早餐，手上的馍也被染的发绿，嚼在嘴里多了些味，涩涩的。

大多数时间，母亲她们采摘的时候，河对面兰化厂排放一种黄色废气，气味及其难闻，谁遇上都会不自觉的流眼泪，止也止不住。

这种废气到底对人有多大伤害，没人去探究，倒是家家养的羊，不长时间牙就掉光了。

最难的应是在塑料温棚干活，好几十度的高温，里面像蒸笼一样，母亲和其她人在里面干活，只好脱了外套，剩下内衣裹在身上。

说是内衣，其实就是一件跨栏背心。在那个思想封闭又不知乳罩是何物的年代，每人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下身一件内裤，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却也无奈。

特别是有的背心由于穿洗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存了不少窟窿，内裤好多也是补丁摞补丁。

在这里干活，几乎没什么有自尊，当蹲下起来的时候，隐私的部位也会见光，感觉要闪瞎眼睛，却谁也没当回事。

有些带刺的菜或植物，刺的浑身红点，有的粘在省上奇痒无比，人们不得已只好在温棚的木柱上，蹭来蹭去。

可比起温棚里的湿热，这些似乎都能接受。

温棚里，上演着几乎半裸的劳动场景，这种当时只在偷偷传抄的小说才有的情景，却在母亲她们身上真实的演绎，不觉讽刺吗？

这样的日子一晃到了1980年，国家陆续为返乡人家开始落实回城政策，我们也随着政策的落实，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父亲也在原单位每月能领到一定的生活补助，哥哥姐姐相继也有了工作，母亲也结束了在土地里觅食的历史，回归了家庭。

回到家的母亲，还没来及修整，就将孙子抱在了怀里。

这一抱一发不可收拾，从侄子到孙子，一气带大了5个。

自从拉扯起孙子，母亲就再也没有闲过，心思全放在他们身上，吃喝拉撒，素面冷暖，他们的一投足，一举头，一回眸，时时刻刻牵挂着她的心。

在她的视线里永远都有孙子的身影，不敢离开，唯恐有个闪失，磕磕碰碰一下怕不好交代。孙子碰了她心疼，孙子病了她揪心，孙子伤了她着急，整天好像都在疼爱中过活，废寝忘食的伺候着这些“心头肉”。

那时还没有尿不湿之类的东西，用的是废布做的尿布，母亲每天都要用滚烫的开水先烫，然后用手洗，洗完了晒，干了叠成长方形，整整齐齐摞在一起，忙的不亦乐乎。

有时吃饭，一家人边和小孩玩边吃，挺乐呵。一不小心，小孩就会在这当间拉下稀稀的一泡，像是号令，瞬间吃饭的人一散而去，丢下碗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这时只有母亲抱起小孩换裤子，一边收拾地上的屎，一边嘴里念叨：我娃的屎有那么臭吗，黄黄的，消化多好，你们小的时候就不拉？还不是一样，有啥可嫌弃的。

拉扯完孩子的母亲彻底完成了这辈子的使命，按说应该歇下来了。

却不然，不管在哪母亲满眼全是活，这里擦擦，那里抹抹，一刻也不停。家里地上铺的砖被拖的红亮红亮，也不知每天拖了多少遍才弄出来的红亮色。

几乎每个节假日，儿女和孙子总要赶来，和母亲聚聚。怕吃饭时座不下，特意制作了2张大桌，加一下够30人餐用。

每到这时，母亲总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以前没机会展示的厨艺，这下全有了用武之地。

我特别爱吃母亲做的手工臊子面。面和好擀成大大薄薄的圆圆面皮后，案板放一大半，有一半放不下吊在案板外。

切面的刀，和母亲的胳膊一样长，切出的面又细又长。

做出的臊子有黄的鸡蛋皮、绿的菠菜和香菜、白的豆腐、红的萝卜、黑的木耳等，看上去就有食欲。

到了春节，我们每次走亲戚回来，母亲都会问亲戚招待的啥菜，我家没有的，她说啥也要弄会。

往往饭做好后，母亲不急着座桌，在旁边看家人用餐，劝也不座，永远是那句话，你们吃，我不饿。

似是看的差不多了，他才落座。更多的时候她嫌照顾不好孙子，给这个夹菜，给那个添饭。

看到儿女高高兴兴的聚在一起，热闹的吃饭，母亲脸上总洋溢着笑容。

那一刻，能感觉出她内心充满着成就与满足，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也许，在母亲的精神世界里，这几乎是她的全部。

回想起母亲的一生，好像一直在为全家的吃穿在忙，没有自己。

母亲唯一会玩的，是一种叫钱牌的东西。“钱牌”是用铜铸的，背有“鱼”、“宁”、“亚”、“通”等字样。“钱牌”形同钱币，外圆内方，只作娱乐，不能流通。它的玩法与扑克牌的玩法类似。

每到春节，母亲会去姨姨家拜年，四个大人凑在一起就会玩钱牌。也有几分的筹码，分别是大人身后的小孩保管，玩的人到没什么，身后的小孩却格外兴奋，整晚上没瞌睡。

有母亲的日子，家在 ，我每年都急着回兰州过春节。母亲走后，家没了，春节虽然也去和姊妹们相聚，但怎么也觉不是回家， 倒像是春节的串门走亲戚。

记得老舍在《我的母亲》中这样写到：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母亲留给我的，更多的是在极端条件下的强大与坚韧，这让我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这点困难，相比起当年的母亲，简直微不足道，难道过不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