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中）

一为迁客

上山下乡

母亲生妹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是一个举国癫狂的年代。

与领袖一同打下天下的共和国将帅们，主政一方，喜悦的享受胜利的成果；从扫盲班归来的无产阶级，正热火朝天的建设新中国，向往着共产主义的到来。

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到他们身边，让许多人猝不及防，好多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推进运动的漩涡。

高举红宝书的主政将帅，簇拥在领袖周围，主动喊着“主席万岁”的口号。没有举或者正观望的将帅们被革了“命”，低头认罪。在“文盲光荣，文化有罪”的价值导向中，占绝对多数、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个激进团体，用武力的手段，而非用文化的手段，革了占绝对少数、有文化特别是有文化的大大小小执政者的“命”，将他们送往各地劳动改造。许多的人因家庭成分回了老家，名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场革文化命的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组织结构被彻底打碎，国家陷入武斗中，几乎一夜间造反派享受了这场运动的红利，成了当时实际的当权派。

运动波及到每户家庭，没有人能幸免，我家也是。

爷爷辛苦一辈子积攒的家业，父亲没有守住，被当时的公私合营体制充了公。没了家业的父亲家庭成分有了问题，成了改造的对象。

于是，1969年冬日，爸爸将奶奶和大哥留在兰州叔叔家后，携一家六口，到了从来没来过的老家——陕西华县毕家公社拾村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老家的北面紧挨着渭河，自上游三门峡水库修好截流后，下游的华县等地原本湍急的河水变得比较平缓，致使河床里泥沙无法被冲走，新的泥沙又不断淤积，河床不断被抬高，到1968年，河床被抬高了近3米，已和周边农田平齐，甚或要高。河里发洪，便是水灾，连年不断。

我们去的头一年，也就是1968年9月8日 ，渭河发洪，大堤决口，毕家公社全境被水淹没，死伤无数，老家所在的拾村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庄，洪水几乎淹没了整个村庄，摧毁了大部分房屋。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家，洪水淹过的印记清晰可见，大部分房屋倒塌，黄河的泥沙淹没了许多农田，剩下的房屋也没有多少。

走进庄子，一地凄凉，一片破败。原本不多的枯枯的树枝上，被一只只乌鸦牢牢的占据着。极为稀少的麻雀自是不敢与之碰撞，躲得远远的，盼望着能偷偷啄食一些从家鸡嘴里落下的食物。

可惜的是，我们也听不到鸡鸣狗叫，小麻雀们也只好饥肠辘辘的咕咕乱叫，不停的转换地方。

庄子里几乎看不到人，死寂沉沉，父母一脸茫然，不知所以。

对于即将面对的生活，父母心里原本有思想准备，可眼前的景象，委实超出了他们心里承受力。

想到以后将要融入这样的贫穷与凄凉，父母内心不断涌出无助与绝望。这一刻，他们对未来生活最原始的希望破灭了，最低的生活要求也被现实撕扯的血迹斑斑，一向信命的父母一下子变得有些瞠目，有些发呆，有些茫然。

那一刻，父母内心的精神像是被人抽调了脊梁，坍塌了下来。原本不愁吃穿的生活到了这里，仿佛退回到了原始生命的原点，需要从刀耕火种开始重新来过。

唯一庆幸的是，我们从兰州过来的时候，按照政策父亲的单位给了配套的安家资金，村上接受这笔资金后为我们盖了一间土坯房，算是有了居家之所。

这样，一段每天为怎么吃饱而发愁的四年时光就开始了。

每天早上，随着一块废铁敲出的钟声，母亲和许多村民一样，走出家里，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到地里开始一天的劳作。

当时村上实行的是工分制。 一个强劳力上一天工，可以记一个工；妇女出一天工，大概记6到8分工；家里的小孩放学放假后都要去割草，将割来的草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斤折算成工分。

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出工，每天和村上的许多人一起走到地里，又一起回家。也不说苦，也不说累，连抱怨也没有，只是一头扎进田野里，拼命挣着全家的一日三餐。

农忙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拿着锄头镰刀开始劳作，直到太阳升到头顶，才在生产队长的一声吆喝下，拿出自己做的窝头，坐在地梗，就着凉水，一口口嚼着，打发午饭。

记忆深的，是一次母亲晕倒在棉花地里，吐血后被人抬回家的场景。

那天，天热的发狂，一丝风也没有，摘了大半天棉花的母亲，和许多人一样，脖子上挂着筐，弯着腰，弓着背，从棉花壳里不断的撕扯棉花。

开得好的棉花，一拽就摘了下来；开得不好的，要三个手指探入壳里，从花蒂撕拽，有时不免扎手。

谁采摘的多，谁记得工分就多，大家就像劳动竞赛一样，不约而同的拼命。

到了下午4点多，母亲的右手已经有了几道口子。摘着摘着，母亲突然晕倒在了棉花地里，嘴里还吐着血，干活的人赶紧将母亲抬回家。

抬回家的时候，我刚刚放学。大家本能的想到应该是累的，提议用红糖水补补，偏巧家里没有，出门借了一点，调了一杯红糖水给母亲喂了进去。

随后叫来了大大——爷爷抱养的儿子，是队上唯一的老中医，给母亲号了脉，叮嘱了要休息外，就开了方，取药去了。喝药后，母亲躺了几天，随又上工了。

人走后，我默默的爬在母亲身边，抚摸着母亲的手，等待母亲苏醒……

想来,那时的母亲，活着的全部意义，已抛却了欢乐，抛却了享受，抛却了除活着以外的任何奢望，甚至肉，甚至菜，只是粮食够吃，只是为了活着。

她似乎总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将有限的食材——粮食与野菜，合理的分配到每一天，让全家吃饱。 以至于过了20多年，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经常说：你们去老家的话，就扛上半片猪肉，比送啥礼都受欢迎。

当时吃的最多的是一种叫发糕的馍馍。 它是把玉米面舀到面盆里，倒入开水，烫好后摊成厚厚的面饼，用手卷起，切成小段，竖起来，用手一拧，形成上小下大宝塔一样的面胚，在锅里蒸熟，成了发糕。

一个月有那么几次，母亲会在玉米面上铺一层发好的白面，蒸出来的发糕一层黄一层白，算是家里最高级的面点。

蒸出来的发糕，一般都放在筐里，高高的吊在房梁上，说是怕老鼠啃，其实是怕我们偷。白面混合玉米面的发糕，一般只有我和妹妹享用，基本轮不到哥哥和姐姐。

那时各家吃的粮食，基本上都接不上茬。每茬粮食收割后除了留下种子，余粮勉强糊口，没有多余。

高粱下来了，顿顿是高粱；玉米下来了，顿顿是玉米；红薯下来了，顿顿是红薯，接不上茬时有那么几天还可能断顿。

当时，为了让肚子吃饱，常常用野菜充饥。实在没有吃的了，母亲就将饭做的稀稀的，用水来填饱肚子。以至于后来我见了稀的饭就发怵——除了臊子面。

当时村不远是兰州军区的农场,每到收割的季节,农场收割后，村民们便一窝蜂涌进农场地里去捡漏。

当然，为了填饱肚子，也有村里半夜组团去偷。现在想来，部队上当时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这样的方式让吃不饱的人们勉强维持着基本的生存需要。

记得有一次兰州的小姨父出差来家，父母好像慌了神，在伙房里嘀嘀咕咕了半天，商量着用什么来招待。

我看见母亲拿着瓢，想让父亲出去借点面，面子很薄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母亲犹豫了很久，放下瓢，下了决心似的，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玉米珍，全部倒进了锅里，锅里又放了红薯，稠稠的煮了一锅粥，又拿出带有白面的发糕，招待了客人。

姨夫走的时候，我卷缩在母亲身边，一直送到村外，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姨夫转回头的那一刻，泪水在眼眶打转，而这边的母亲，早已泪水浸满了双眼，愧疚的不能自己。

还有一次，二姨的儿子出差到了家里看望母亲，也被我们炼狱般的生活窘况所震撼，事隔几十年，舅舅的儿子才告诉我们，几十岁的表哥回去后，立即跑去向舅舅哭诉着介绍了陕西姨姨的生活情况，引来大家唏嘘不已。

每当夜幕降临，几乎每天，家里也是全村唯一的一台缝纫机就会响起哒哒的机器声。

老家人穿的衣服，都是用自纺的粗布手工缝制的。自从我们搬来后，缝纫机的细针脚，以及缝制的匀称和好看就为大家所喜欢。

自从这台机子被大家知道后，不时的有隔壁邻舍拿来缝纫的活让母亲做，记忆中家里的这台缝纫机从此就没有停歇的时候。

特别是临近春节，大多小孩都要做身新衣服，尤其喜欢用缝纫机缝制的衣服。

有些明事理的，拿来一件；有一些拿来许多件，母亲也不懂得拒绝；有些关系好的，是母亲自己主动揽的活。

接的活多了，就常常熬夜，母亲的眼睛就是那时候熬坏的，变成了高度近视。

即使夏夜，老家的屋里也闷热的极其难受，睡不着觉，家家户户都在屋外的高粱席上睡。

好多次我半夜被尿憋醒，仍能看见煤油灯下，瘦弱的母亲佝偻着背，头抵着缝纫机机头，一双虎口龟裂的手，时不时的撕拽线头，细细的线有时钻进了裂口，拉出丝丝的血迹。

这一幕，懵懂的我见了很是酸楚，心里隐隐生疼，不由会呆呆的看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