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上）

一为迁客

记忆中的母亲，极富韧性和善良，孱弱的身体蕴含的如水的母爱，用她浓浓的柔情，始终温暖着一家老小。她似乎总在无奈与满足中游走，留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为了活着，在底层拼命的挣扎，以至于艰辛成了她特别明显的人生标签。

母亲的脚步总能趟过生活的无奈，护佑着全家前行；母亲的的润泽让全家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甜蜜了一家老小；母亲的呵护总让儿女仿佛浸泡在一池温泉里，享受无限的温暖和安心。一幕幕就在眼前，极其鲜活和刻骨铭心。一切溢美之辞用在这里，似乎都有些轻浮，其人格与精神浓缩在一起，也只有伟大了。

吴家有女初长成

1930年4月的兰州，春意盎然，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农村，开始忙活了起来。

此时，在距兰州城西20余公里安宁区刘家堡一个叫吴家庄的村子，桃花盛开。粉红的桃花一朵紧挨着一朵，挤满了枝头。那花瓣有如一片片咽脂，渲染着春之山乡，又像是一团团云霞，映着充满生机的农村。

桃树下，家家户户忙活着，翻地，施肥，细心的侍弄着，正在播种。空地上，几个小孩将一个自糊的三角形风筝放上了天空，一个个仰起头，使劲拽着线，露出傻傻的微笑。

庄上地不多，少量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大多种着各色瓜果疏菜。到了收获的季节，收获后大都用马车运到城里，出售后换点生活费，以此养活全家。

地的一旁便是村子。村子不大，有百十来户人家，大部分吴姓，故叫吴家庄。

和那个年代其它的农庄一样，吴家庄一色的土坯房，也没见谁家格外高大显阔。

房前大都有土夯的围墙修筑的院子。有些人家的围墙有些年成，显现着破败，有的一脚就能跨过，里面泛绿的果树和蔬菜点缀了稍显单调的土黄，显得有些生机。

在春光灿烂的日子里，阳光透过雕花的门窗，映在明堂的地上，可以窥见屋里的老人喜欢静坐在老旧的木椅上，安详的享受着那一阵子的暖阳。

村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日子，看上去有种麻醉般的满足。一切都显得自然宁静，茫然和谐。

26日这天，和往常一样，地里一样的忙。村里威望比较高的姥爷家在这一天却异乎寻常的忙，人进人出。不久，从姥姥的房里传出新生婴儿的啼哭，姥姥的第三个闺女降临了，取名吴玉兰。

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和庄子上的吴姓有N代的血缘，算是庄上的大户，听讲庄子上有啥事都要请姥爷出面协调。记事起我没见过姥爷，那时庄子上大事小情一般请舅舅出面，主持公道，协调家长里短的事。

母亲有7个姊妹，她排行老五。那时的农村，都没有学上，男子只要很会侍弄庄家，就算庄子上的能人；女子嫁个好人家，就是最好的归宿。

母亲姊妹们中，小舅舅10岁时赶上兰州解放，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学习班，算是文化人，其他的都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舅舅们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兰州，在家里侍弄农活。母亲和姨姨们早早嫁了出去，离开了生养她们的村庄。

母亲年少时，和她的姐姐一样，在姥姥的安排下裹了小脚。

当时，裹脚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母爱，为了让女儿找到最好的婆家，最心疼自己的男人，姥姥必须让女儿经历自己年轻时同样的痛苦，裹出“唯美”的小脚。

这是一个自宋以来中国独有的、畸形审美对女性身心极度摧残的陋习。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母亲这样介绍：

“先是将脚拇指以外的四趾挝放在脚底，用长长的布条裹紧，等脚定型后，穿上专门为小脚做的“尖头鞋”，白天家人搀扶行走，以活动血液，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等上2年，再将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脚变形，最后只靠趾端的大拇指行走。”

裹脚后，母亲基本待在房内，无法出门。白天痛得寸步难行，晚上睡觉双脚蒸热，如炭火烧着一般，只得把双脚伸出被褥之外，在冰冷的墙上来回摩擦取凉。

伴随着痛，常常在黑夜里能听到母亲长长的、低低的哭泣。可又无奈，不得不又狠下心，咬咬牙，每一天如炼狱般挺过。

母亲成型后的小脚，大概10多厘米长，像大人的手掌一样大，按现在的鞋样尺寸，应该是22码，也就是童鞋的尺码。现在成年女子鞋码最小的是35码，可以想象，这是一双怎样憋屈的脚？

还算幸运，19岁时，母亲参加了兰州妇女解放运动，和许多女性一样，去了裹脚布，放了脚。

后来给母亲洗脚时，我曾认真端详过她的“三寸金莲”：小小的脚，脚弓轻轻隆起，有些显粗的大母脚趾非常显眼；其余四个脚趾紧紧的挤在一起，簇拥在大脚趾旁，脚趾的前端略向脚底弯曲挤压，曾经极度扭曲的样子还依稀可见。脚型大致像正三角形，大拇指像三角形的尖角，其它的四个脚趾像三角形的斜边。脚跟很厚，开着老旧的裂口。

母亲解放了的脚后来也长的不是很开，大概22厘米的样子，穿35码的鞋依然感到很松。

母亲出嫁

母亲16岁时，坐着马车进了城，嫁给了家里做生意的父亲。

和许多创业者一样，从陕西一路打拼过来的爷爷，靠聪明与勤奋在兰州最繁华的张掖路经营着文具店，在黄河铁桥头开着车马店，在陕西老家也置了不少田产，算是一个从农村出来有出息的生意人。据父亲将当时家里的生意一度做到了西安和上海。

人前很风光的爷爷当时却有一个心病，这就是取了两房也不见生个儿子。父亲是爷爷娶到三房时才生的第一个儿子，当属老来得子，宠爱有加，全家上下也极尽呵护。听父亲讲，小时候他去上学，家里雇了一个长工专门背着他去，像个少爷公子。

或许是创业的艰辛，爷爷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也要求家里其他人和他一样劳作，不允许家养闲人。

作为长媳的母亲也不例外。刚嫁过来不久，十六岁的她承担了全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的做饭任务。

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母亲总耿耿于怀那个让她不能忘记的厨房：厨房很大，又深又高，从天窗漏进的亮光也没多少，人进到里面空荡荡的，这让弱小的母亲时常感到来自厨房瘆人的气息，而略显黑暗的厨房又增加了这种让人精神不安的恍惚状态，常常使她陷入封闭的紧张中不能自拔。

厨房成了母亲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所，早上要比其他人早起做饭，晚上一般天黑才开饭，吃完收拾完也就迟了，几乎一天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这其中最具挑战的活是蒸馍。厨房的灶台高出地面许多，灶眼上的锅很大，几十口子人吃饭全指望它。

在偌大的锅台边，小脚的母亲每天需要将很多层的笼屉搁在锅上，或者从锅上取下，这对她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放上去相对好办一些，慢慢弄还行，取下来就难了。取的时候，需要踩在凳子上，小心挪动。移过最上层的笼屉盖，便裸露出里面的蒸馍。

那一瞬，袅袅的蒸汽弥漫了厨房，一下子将人吞噬，薄薄的衣衫顷刻便湿透了，额头上也挂上了不少晶莹的汗珠。

这些每天都遇见的东西，于她自然觉得理所应当，木然中全然不顾，只是急急的伸出一只手，迅速的伸进笼屉，顾不上烫，紧忙的抓起一个馒头，跳下凳，拿到亮出查看馍像，又迅速跳到凳子上，放回馒头，盖上盖，准备取馍。

取馍是一个急快的动作，需要全身协调配合。只见一双手慢慢的挪动笼屉，拢到跟前，使力抱紧，快快的放在灶台，烫的又迅速松开，不停的甩手，时不时将几个指头拿在嘴边吹，双脚也配合着一高一低的在跳。

一双小手，一双小脚，每天就这样甩着，跳着，重复着，侍弄着一大家的一日三餐。

母亲就这样开始做起了媳妇。期间，她用她的善良征服了全家老小，也用吃苦耐劳诠释着当时一个好媳妇应有的样子。她做的似乎无怨无悔，一点抱怨都没有，一切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

然而，这只是做媳妇的基本要求。在传统家族里，传宗接代才是女人最高的职责。婚后过了两年，母亲的肚子依然平平，家里开始有了议论。

当时，生孩子成了家里最大的事。爷爷奶奶非常着急，到处寻求名医良方。奶奶踮着小脚还专门爬了趟华山，拜了送子观音，希望孙子降生。

母亲也开始整天泡在了苦涩难咽的中药里，仿佛做错了天大的事，只知一味承受。伴随着的，便是指责和冷嘲热讽，一股脑砸向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母亲。

她开始惴惴不安，陷入莫名的懊悔，承担了不该在她那个年龄应当承担的心里折磨。

皇天不负有心人，结婚第10年，母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

1968年，38岁的母亲生下第五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妹妹后，完成了这辈子生育的最后一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