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那些学校

丽莎1088557

文字原创：丽莎

图片：网络，致谢。

我的童年与少年，有好些年是随着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从乡下的一所学校迁徙到另一所学校，不知道是何缘故，那个时代的乡村教师调动频繁，象候鸟一样，过一两年，就拖儿带女匆匆搬到另一个学校。幸亏那时候的物资生活极其简单，母亲用一担庞大的皮箩（一种用竹子编织的有盖子的容器）和一担箩筐就装下了全部家当，我和弟弟则背着自己的书本和衣服跟在母亲后面匆匆走向另一个陌生不可知的地方，那种漂泊不安宁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隔一段时间在梦中就会留连在某座似曾熟悉的老屋子里面，在寻寻觅觅中惊醒，我知道，是乡下的那些学校到记忆中来找我了……。

范家祠堂

当年的乡间小学校多是设在祠堂、庵堂，或是地主老财的宅院，给我留下最初印象的乡下学校是范家祠堂。

范家祠堂座落在离隆回荷香桥镇的两公里远的一条小河边，那是座颇有规模的家族祠堂，范姓是当地的大姓，出了几个有钱人，祠堂修得威武气派，高高的四合墙围着有两个天井的院子，厚实的青砖一块抵得上今天的三四块红砖，屋顶青色的厚厚瓦片如黑鱼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幽幽的光泽，高高翘着的屋檐雕刻着精美花鸟图案，显示出祠堂的庄严与华美。

祠堂的空间足有四五米高，由巨大的木柱子支撑着，仰望屋顶，也都是一根根大木做的横梁，这些木柱与横梁不知是用了多少棵百年大树才做成的，这些大树在做了屋梁与屋柱后又经历了人间的百年风霜，中间多空了心，成了老鼠与蛇的家园。老鼠虽然讨厌，但并不可怕，且这些昼伏夜出小偷似的活物在蛇们的眼里，只是一顿顿美餐，蛇与老鼠的追逐不过是猫戏老鼠的翻版罢了。

按照村里人说法，家蛇是不必要怕的，尤其是祠堂里的蛇，是沾了灵气的活物，绝对不会伤人的，我从理论上认同这种说法。但我从小就害怕象绳子样蠕动的蛇，看到这种无足的软体动物，全身就起鸡皮疙瘩，更别说近距离地接触它们了。一天下课后，我推开我与母亲住的宿舍，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只见挂蚊帐的竹竿上，一边挂着一条白花花的两尺来长的蛇，正在晃晃悠悠地吊秋千，我的尖叫声惊醒了这两条正在快乐地做游戏的花蛇，它们从帐杆上窜到了柱子上，钻进一个洞子溜走了。

当时的我绝对没有因惊散那两条正在嬉戏的蛇而产生任何内疚，只觉得恐惧与后怕，以至于好多天不敢走进房间，总是要跟着母亲或其他人的后面才心安。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与蛇有关的事，一位刘姓女教师，半夜起来小解，那时没有电灯，她仗着熟门熟路，也没有打开电筒，摸到平时放便盆的地方，一提盆子，竟然沉甸甸的，手一摸，冰凉冰凉不知是何物，她赶紧打开手电筒，一条大蛇盘在盆子中，睡得正香，满满实实一盆子！她赶紧敲开几个男老师的门，拿着锄头，呼啸而来，那条蛇早就溜之夭夭了。

自此后，我连做梦都被无数条缠绕着的蛇惊醒，逃离这个蛇的乐园是我那时最大的渴望，好在下个学期母亲就调到了荷香桥镇小学，终于离开藏鼠卧蛇的范家祠堂。

金田小学

母亲在条件较好的镇小呆了两年，又调到了离镇子有四五公里远的金田小学。

这所学校是土改时期没收的地主家的院落，是座带围墙与大门的宅院，青砖青瓦，高大的正屋两边是长长的厢房，前面是空坪，坪里有两棵枝叶茂盛的樟树，房子之间都是用杉木板壁隔开，房子是两层楼，楼上楼下每一间房都铺了木地板，是旧时比较考究的天楼地板的建筑，虽然是几十年的老屋了，结实好用，算是条件好的乡村学校。

究竟是老屋子了，地板多有松动。一天，我的一颗纽扣掉进了地板的一个小洞里，我俯下身子，把手探进洞里，掏了老半天，扣子没找到，倒是摸上了一支挖耳勺，银质，刻有精致的花纹，这个精美的小用品激发了一个十岁女孩的遐思，已经看过一些课外读物的我猜测着，在这个院子里过去的主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这间房子里住过的女子是穿金带银的少奶奶，还是娇气美丽的小姐？一支挖耳勺尚且这样精巧，想当初她们的衣着首饰该是如何华丽讲究吧。

一个阴暗的下午，放学后的学校静寂无人，老师都做家访去了，来了几个老太婆，都着青衣青裤，满脸碎皱纹，她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子看过去，“二嫂，那间房子是你住的么？”“三妹，你住的那间与大嫂的打通了，变成教室了嘞……”。零零碎碎的话语飘到了我的耳朵里。这几位形象苍老的老太婆私访过去的家园打碎了我琦丽的想象，年少的我没有意识到时光流逝的无情，更不会想到多年的歧视与改造更是摧毁红颜的无情杀手。我的遐想随着那个挖耳勺的丢失而云消雾散了。

金田小学有七八个老师，一位杨姓女教师与校长相邻而居，那是个极老实木讷的青年女子，她的丈夫在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中学教书，一个月难得来一次，据说夫妻感情也是淡淡的。校长有四十多岁了，个头不高，精明能干，也很严肃，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两个人会有瓜葛。一位曾划过右派后又摘了帽子的教师，夙来反感校长对他的挑剔，经他一手策划，金田大队的民兵营长带着几个民兵在一个深夜，从杨老师的被窝里堵住了校长。（那时，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捉奸”是人们乏味生活里最刺激的快事）。

原来这位举报者从校长的房子与杨老师相通的那扇门看出了问题，门上的门闩一尘不染，磨得发亮，若不是每天开开关关，焉得如此！这位具有福尔摩斯侦探水平的“前右派”终于扳倒了校长。那位女教师的丈夫得知真相后，反而认识到是自己的冷落导致了妻子的红杏出墙，赶紧想办法把她调到了身边，这场闹剧总算没有酿成了悲剧，只是成了人们一段时期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在金田小学时已上小学四年级了，那时乡下学校特别分男女界线，男女同学之间是不搭话的，农村里男尊女卑的意识在这些半大的孩子们身上居然很明显。每天放学后，分小组轮流打扫教室，男同学们都不动手，他们在女同学忙着扫地搬桌子凳子时举着扫把互相追逐，把水洒在女同学身上。冬天下课时，男同学常常排在墙壁边互相推挤，名曰“挤油”，在哄闹中驱走坐在冰冷的教室里上一节课后的满身寒意，女同学们在走廊上踢毽子，“丢田”（城里称做‘跳房子’的一种游戏），“挤油”的男同学们挤着挤着就故意往女同学这边倒过来，在女同学的尖叫声中哄堂大笑。

上课铃响了，老师还未来，总有一两个男同学跳到门边的桌子上，一只脚搭在门框上，要女同学一个个从他们的胯下钻过去。

我少时性格刚烈，且已读过一些文学书籍，哪能受这样的“胯下之辱”，但我不善于吵架，明明满肚子理就是说不出来，只好站在门边怒目而视，等候着他们自动结束这种“游戏”。有一次，终于忍无可忍，把门边的桌子一把推倒，站在上面的男生倒了下来，他恼羞成怒，爬起来和我扭做了一团，幸亏上课的老师来了止住了这场争斗。

从此，我与这些男同学结了“梁子”，他们明里不敢欺负我，毕竟我的母亲在这里教书，暗地里却想法子整我。

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教师都到学区开会去了，我关紧学校的大门，一个人呆在房子里看书。突然门外的坪里响起一阵阵高高低低的怪叫，传说中的鬼叫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我吓懵了，赶紧把煤油灯点拧亮，紧接着，一把把河沙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在怪叫声中有“呲呲”按捺不住的低笑声，我终于醒悟是人在“闹鬼”，拿起门边的扫把猛然打开门，一阵“噼噼叭叭”的脚步声随即跑得远远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宅院里有个地下室通向院外，顽皮的男同学知道那天只有我一个在学校里，他们在白天时打开地下室的门，趁着夜色溜进来，搞了这场恶作剧。

许多年后，回想当年这些顽劣之举，其实是特殊年代中的男孩子萌动的对异性的好奇与关注，我这个不同于他们熟稔的乡下女同学的另类女孩，更是这些乡下男孩子特别注意的对象罢了。

竹叶村

母亲在金田小学也只呆了两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她这个“走资派”的老婆，出身破落地主的“臭小姐”理应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于是，把她发落到没有小学的竹叶村办学。

竹叶小学也是设在祠堂里，这座祠堂远没范家祠堂气派，一边是正厅，一边是间厢房，都没有天花板，天晴的日子抬头望上去，有几缕阳光从瓦的缝隙漏进来。母亲住的那间房空荡荡的，连张床都没有，大队秘书搬来了两块门板和十几块土砖，我们把土砖垒成三排，把门板架在土砖上，摊开几捆稻草，再铺上母亲带来的被褥，就是我与母亲的床了。

晚上，我躺在母亲的脚边，连身都不敢翻，我怕翻身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惊醒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每天，我在黑夜里大睁着眼睛，听着一群群老鼠呼拉拉地窜来窜去，用被子把头与脚蒙的严严实实，害怕饿极了的老鼠把我的耳朵与脚趾头做了点心。

下雨的夜晚更难过，没检修过的屋顶好几个地方漏雨，我与母亲把脸盆、脚盆、洗碗盆都用来接漏水，叮叮当当的滴雨声如小刀子一点点割裂着我年少脆弱的神经。在好多年以后，尽管我睡在无比舒适的席梦思大床上，却常常还会被那些夜晚从梦中惊醒……

母亲教的是复式班，一个人教两个年级且是包班，语文、数学、体育、图画、唱歌，一路教到底。每天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谆谆教诲着那些乡里孩子。母亲是相当敬业的，即使“发配”到这样的学校，她也尽心尽力备课、上课，早晚还去做家访，劝说失学的孩子复学。母亲一天忙到晚，每天还得做两顿饭，拾柴火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那时在几里外的镇中学上学，只要是天晴，放学后，我就挑着畚箕，拿着竹筢去扒枞毛。秋天晴朗的日子，晚上风一起，我就满心欢喜，这种欢喜与风花雪月无关，因为第二天早晨，可以扒到厚厚的枞毛了。久而久之，我成了扒枞毛的能手，我知道哪个山坡的枞毛最好扒，哪个山头上有茂盛的枞树林，在扒枞毛时有可能采到无比美味的枞树菌。我学会了垒放枞毛，先用一把把枞毛在畚箕的周围打好底子，再层层垒上去，直到把畚箕的四周垒的密密实实，成了两个巨大的“陀螺”。

我挑着“陀螺”晃晃悠悠一路走回去，垒得紧紧的枞毛一根都不往外掉，路上碰到的村民说：“这是哪个屋里的妹子，垒的好枞毛。”有认得的就说：“是肖老师的女儿嘞！”我则很有成就感，下次把“陀螺”垒的更具有美感了。

我至今认为，我在扒枞毛与垒枞毛中体会到的乐趣，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态度，即使在困境中，我依然可以寻觅到生活中的乐趣，傍晚的彩霞，墙角的一枝野花，清晨的鸟鸣，都会使我心境宁静愉悦，对生命与生活充满感激……

回龙湾

母亲调到回龙湾小学时，父亲已“解放”了，调到七十多公里外的一所中学教语文去了，我与两个弟弟跟随母亲来到了这所学校。回龙湾学校的前身是座庵堂，与以前呆过的学校不同的是，它不是一所独立的学校，大队的经济场设在这里，还有一家农户也住在学校里。

这家范姓农民的母亲在解放前是庵堂里的尼姑，土改后还了俗，以庵堂为家结了婚，生了这个叫做“国清”的儿子后，丈夫就去世了，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的很艰难。国清二十五六了才收留了一个随母亲出来乞讨的女子做老婆，我来时这个叫艳珠的女子已生了娃娃，孩子才一岁多，曾经以乞讨为生的艳珠长得颇为不俗，身材丰满，五官端正，一双大眼睛顾盼有神，与矮小黧黑的国清站在一起实在不相配。

听经济场的人说，艳珠刚来这里时，才十六岁，又黑又瘦，矮矮小小，范家母子倾囊而出打发了她母亲十斤米，几十斤干红薯丝。有点好吃的先尽着她，农家的汤汤水水也养人，才两年功夫，艳珠化蛹为蝶成为漂亮出众的女子。她哥哥到这里探亲，见妹妹如此出色，觉得便宜了国清这个穷小子，索要聘金，国清哪里拿得出这笔钱，而且他觉得生米不但煮成饭且熬成了粥，便一口回绝了。这位大舅子也是把狠角，他回去后给艳珠另找了个婆家，悄悄托人捎信给她，要她在赶场的时候出逃。那一天，有村民见艳珠提着个大袋子，慌慌张张往镇上走，马上告知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国清母子，国清和几个民兵赶到车站，从快要启动的汽车上拉下了艳珠。

艳珠出身地主家庭，她那“地主崽子”哥哥一见持枪的民兵吓掉了魂，哪还敢吭声，黯然独自走了。自此，好长一段时间，国清和他妈轮流守着艳珠，直至她生了孩子，才稍稍放松了看管。

其实国清只是其貌不扬，人还灵泛，他上过初中，算得上有见识的农民。他常常在傍晚散工后，端着饭碗，站到我们与经济场共用的灶屋门口谈天说地。

他见我爱看书，告诉我，在我母亲来之前有位罗老师，“他的儿子跟你一样喜欢看书，作文写得蛮好，读小学六年级时，一篇作文写了个大作文本，还加上个小作文本才写完呢。”

我在学校里也算得上作文写得好的，差不多每篇文章都有老师批上的“传阅”，但充其量写个五六页、一两千字而已，与班上那些一写作文就犯愁，东拼西凑写个五六百字的同学比，也称得上身手不凡，与这个下笔洋洋洒洒万言的小才子相比，真是相形见绌了。听国清绘声绘色夸说这个不曾谋面的男孩子如何出色，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正是富于幻想的时节，便暗暗地对比我大几岁的他心存了牵念，那种带点梦幻的朦胧情怀，曾给我单调苍白的少女时代抹上了淡淡的温馨色彩……。

经济场种的是花生、百合等经济作物，场员中午在场里开饭，用的是大灶煮饭做菜。说起来，现在的人难以置信。成天种植经济作物的场里常常吃的是“红锅子”菜，很少放油的铁锅起着一层层红锈，每次做菜前都要使劲涮洗锅子，有时场员从田里捉来泥鳅，或者买了豆腐，掌锅的师傅就会不好意思的找我母亲借点菜油，因为这些解馋的美味比不得南瓜冬瓜之类，不放油就糟蹋了。当然借只是一种托辞，有借难得有还。

当时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二两油的指标，又买不到猪肉熬油，母亲只好卡扣放油的量，每次炒菜时就像放金子似的倒一点点在锅子里。就这样，经济场的人和艳珠都羡慕不已：还是呷国家粮好呵，每餐都有油呷。

那时，每天只上三四节课就放学的大弟、二弟精力无穷，常在放学的路上摸泥鳅，大弟属于天生“吃腥”的那类人，在河里游泳空手都能捉到鱼，捉泥鳅更不在话下，每每到家时，手中就晃荡着几串用狗尾巴草穿的泥鳅。母亲对大弟的“战利品”先是照单全收，给我们做香喷喷的炸泥鳅，后来却烦恼不已。计划吃一个月的油，吃了几餐炸泥鳅，剩下的日子就得吃“红锅子”菜了，就不准弟弟再抓泥鳅。以捉鱼为乐的大弟弟仍然隔三岔五带回一串串泥鳅。母亲一气之下，提起泥鳅就丢到坪里。艳珠捡回去做了吃后告诉我，没放油的泥鳅真是腥，不过再腥也是荤菜哟。

十多年前，二弟从西安回来探亲，小弟特意开了车，我们去了一趟回龙湾，三十多年的时光过去，回龙小学几经变迁。

先是修了新学校，从庵堂迁到了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这几年，农村生源萎缩，村里的孩子都到去乡中心小学上学了，锁了门的学校空置着，桌椅零乱地堆放在墙脚。向乡人打听，国清另外盖了房子，几个儿女都长大成人，日子过得还不错，他那病秧秧的母亲，居然还健在，还能看守重孙子，艳珠和他是一对拆不散的老夫妻了。想来，他们是再也不用吃“红锅子”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