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温州: 黄浦江码头涛声依旧

艾丽

自打记事起，我每年都随父亲坐船从温州到上海，有时甚至是一年两次，我们乘的海轮叫"民主号"，我们总是买三等舱的票，票价虽然只有8元钱，那也是当时小半个月的工资。许多年都没有变过，上下十六铺码头，是伴随我们家跨越半个世纪的乡愁之旅。

在上海外滩的黄浦江边，竖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物(不知道该称纪念碑，还是城市雕塑)，上面用中文、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写着"十六"。它的形状像是拴缆绳的船桩，底座上还系一条象征船缆的小细绳，细得很不成比例。这里就是原先大名鼎鼎的十六铺码头，上海开埠最早、远东最大的客运码头。然而，"十六铺"是一个地名概念，和十六这个数字，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就譬如北京的三里屯，你只写了个"三"字，能让人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同样，用"十六"来象征十六铺码头一个半世纪的变迁，那叫后人如何望文生义、浮想联翩。

五十年代 我父亲从上海分配去温州工作，后来在那里安家，就再也没有打算调回上海。那时候一个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可谓凤毛麟角，父亲在温州中学当英语老师，一直工作到正式退休。

温州的朔门港在瓯江上，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在黄浦江畔，东海水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从上海到温州，出了黄浦江到长江，出了长江到东海，过了杭州湾，就是宁波和温州。如果从温州去上海，出瓯江口向左拐，沿着东海一路北上，如果向右拐，就会进入台湾海峡，那时候往南去的航道，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畅通无阻。

六十年代 教英语的老师，在学校里的位置很边缘，上课的课时被安排的很少。在温州的那些年，我们一直住着学校宿舍，就在学校操场的后面，一个平房围成的四合院，中间有一口大水井。院里住的都是从各大城市分配来的教师，很简陋，大家用井水煮饭、洗衣，那时候父亲只好把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家庭和回上海探亲。余光中有《乡愁》一诗，像极了我们家当年的境况: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父亲在这头，祖父祖母在那头；而我总是随着父亲往往返返，无论身在何处，乡愁是两头: 上海在这头，温州在那头。

从上海到温州的水路是320公里，轮船要航行一天一夜，如果走公路是600公里，有太多崎岖盘绕的山路，浙江丽水的崇山峻岭把温州围堵得死死的，温州人要去上海，走世界，海路是最好的出路。

七十年代，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当班长，和做团委工作，三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大家还叫我班长。我不记得那时候有任何同学的志向是经商，只听大人们说过，早年在温州做生意的都是宁波商人和福建商人，浙商能说会道、走街串巷善于推销，闽商勤劳敬业，哪怕只赚一分钱，也要执着坚守，他们大概就是后来温州商人的先辈和老师。如今，我同学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经商和办企业的。

温州是一片狭长的沿海平原，瓯江水穿城而过，流入东海。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不平等条约中，温州也被赫然列入"通商口岸"的名单之中，孙中山先生曾经指着条约中温州的地名发愿说，要把温州建成东方大港，还写入了他的《建国方略》。温州市瓯江口的地理形态和长江口的上海市很相像，灵昆岛和崇明岛一样，在入海口把宽阔的江面分开左右两个航道。只可惜瓯江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水系，空有一身十足的水动力，却没有其他河流与之相通而发展内陆航运，瓯江的上游隐没在了东南丘陵的大山深处。

八十年代 不知道温州人哪来的勇气，带头搞起了农村经济的个体化，和前店后厂的小商品经营模式。温州人还延续了中国马帮、茶帮的商帮传统，传承了历史上徽商、晋商的商族文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温商群体。中国历来的商族都以省籍为单位，温商是唯一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商业族群。

温州的北端是乐清，靠近宁波和杭州湾，乐清不仅有著名的雁荡山，还有几个像柳市和白象那样名动天下的小镇子，当年遍布全国的温州推销员，几乎都是出自这里，所谓温州模式，主要是指当年的乐清县。温州的南端是瑞安，靠近福建，秦始皇设天下三十六郡时，把温州划归闽中郡，温瑞平原，水资源丰沛，有良田万顷，却是浙南、闽北最穷的地方。于是，温州人率先包产到户……

九十年代 我已经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许多年，在给父亲写信时我说: 您一辈子学习外国语，却大半生没见过几个外国人。是否打算提前退休回上海？父亲回信说: 我一辈子教师生涯，大半生种瓜得瓜。现在我的学生都在准备出国，能种得桃李满天下，教的学生遍世界，此生无憾，我心足矣！

那时候人们出国的目的不外乎留学、移民、务工，只有温州人说得铿锵有声: 是去寻找商机。温州虽然地处偏远，封闭狭小，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却造就了农林牧副渔样样齐全，温州人从小见多识广，个个身怀多种技能，他们不仅足智多谋，还善于成帮结伙，协同合作，这是他们不畏商途艰险的勇气所在。温州人虽无山穷水尽之忧，却有沧海桑田之志。

虽然我建议父亲提前退休，可我知道，随着出国大潮，父亲已成为学生们最崇敬的老师，而且当时温州人学英语的热情，不亚于任何一线大城市。父亲还有更多非正式的学生，仅凭出国前的几个月突击学英语，便昂首远帆，商海驰骋，有成功者回来谢师的，也有石沉大海，再无音讯的。

上海到温州的航线，最早只有一条海轮，每周一班船，听说进入九十年代后增加到七条大船，每天一班，还一票难求，这条航线成为中国客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

二零零零年的某一天，上海到温州的航线，因为没有人买票乘船(被称为"零客运")，而宣布停止运营。

同时，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也嘎然而止，黄浦江码头在风雨中飘摇……

我还依稀记得，第一次站在黄浦江边仰望大轮船的情景，那个年代的黄浦江航道百舸争流，热闹拥挤；十六铺客运码头人头涌动，熙熙攘攘。民主号是海轮，高大俊朗，和挤在周围的江轮河船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尤其是它"呜呜"的汽笛声，低沉宏亮，悠长回荡，立刻盖过了所有嘈杂刺耳的小喇叭汽笛尖叫和摩托引擎轰鸣……

二零零一年，我第一次坐飞机返回温州。九十年代中后期，温州相继开通了火车，修建了飞机场，尽管人们对海上客运的式微有几分惋惜，却没有太多眷恋。我没有体会过北上青岛和大连的海轮，但我相信每一个坐过南下宁波和温州海轮的人，都有被无情颠簸的经历，"宁波"是我们对滔天巨浪的祈祷词。

二零一八年 我第二次返回故乡温州，坐的是上海到温州的高速铁路。

以前曾经坐过几次德法高铁，从法兰克福到巴黎。拥挤的车厢，巨大的火车噪音，让我并没有体会出和传统火车有多大的区别。由于沿线两边的隔离物离得太近，时速200公里的时候，景物晃动叫人头晕。

这次归乡，使我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人们会对中国高铁如此赞誉，平稳—安静—快速，一直是我们对公共交通的梦想和祈愿！上海到温州的高铁，只要三个小时，就轻快自如地穿越了东南丘陵的山峦峰岭，经杭州、义乌、丽水，然后拐入福建省。温州终于被贯通南北，我们再也不需要为今后的温州人文地理，到底是姓"浙"还是姓"闽"而纠结了。

如今，在外滩宽阔整洁的休闲大道上，已看不到任何旧时的印迹……黄浦江的江面显得安静空荡，堤岸被加高许多，江水依然奔涌湍急，昔日的浪涛，撞击着堤岸总是发出不堪负重的喘息和低吼，如今的清波浅浪，拍打着轻质游艇的船舷，偶尔几声"噼、啪"的脆响……

这是当年经常乘坐的"民主十八号"客轮，尽管它只有三千吨，可看起来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巨大无比。

八十年代坐海轮到上海的温州青年

这很可能是十六铺客运码头最后的模样

今天的上海黄浦江游船码头，没有人在乎它是否还叫"十六铺"。

上海城隍庙九曲桥

一直保留着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上海国家博物馆，上海进博会正在举行。

上海浦东陆家嘴环形天桥夜景

谢谢您的阅读！ （图文原创，老照片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