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那些年的那些事

舟行水

　　人老了，容易恋旧，闲时总会想起往年的一些琐事，细细咀嚼这些事，依稀浮现出那些流逝的时光，亲切、暖心，酸涩之余，却也还能嚼出一丝令人回味的甘甜。

曾经的龙开河

当年的小河

我生于九江，出生仅十天我家就从西门口搬到三马路。 曾经的龙开河从城西沿一支路南侧向东流淌，将接近三马路时折向南，绕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再折向北汇入长江。一、二、三马路就在这拐弯河道环绕的怀抱中。我自幼生长在三马路，对这龙开河自然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情愫。

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河边洗衣服，母亲与邻居们习惯把西面靠八里湖这边的河道叫作小河（因其河道相对较窄），而把东面老铁桥那边的河道叫作大河。我家三马路离小河近，所以母亲大多是带我到小河边洗衣服。母亲洗衣时我就站在后面，不敢乱跑，只是眼睛免不了要东张西望。

那时候小河里鱼虾肥满，常有渔船在这里打渔，最早我就是在这里见识了渔民在船上撒网、扳罾，以及渔民们的水上生活情景。有年春天，母亲在小河边洗衣服时，随手把带来的篾筲箕放在河水里，大概是河虾的繁殖期，没一会儿筲箕里就游来了十多只虾，我们赶紧捞了上来，再把筲箕放到水里，几分钟又游来了十多只虾，我们又捞了上来。如此反复，不多会儿就捞了足有一大碗虾，给家里添了一个好菜。后来我和姐姐专门来此捞了几天虾，这件事在我童年记忆里印象很深。

后来在兴中纱厂那边修了个飞机坝，河的上游被截断了，茅山头垦殖场筑堤又在老地委党校后面修了个闸，小河被隔断成了死水，失去了活力。上世纪60年代末这小河还是在的，记得新建第六中学时，施工的工人师傅经前纬路去六中工地还利用竹排运输材料及往返交通，后来还曾在此建了个小桥。往后这段河道被称作死水港，再后来就被逐渐填没，小河彻底消失了。及至到了90年代，整个龙开河都全给填了，这条流淌了至少有几千年的河就从此在地球上给抹去了。人们曾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山川河流，然而怎禁得在利益驱动下的人力折腾。九江人枉自嗟呀：河休矣，折腾何日休？如今两湖死水，让人如何不愁？

刘胡兰食堂

刘胡兰食堂

　　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最热闹的两件事就是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童年的我曾见过家家户户捐废铁，也看到过炼铁炉，没听说炼出过什么钢材，倒是见过地上流淌的铁渣。刘胡兰食堂就是那时的产物，是街道居委会办的。当时在一、二、三马路除了桥西居委会办的这个刘胡兰食堂外，还有港西居委会办的“三八”食堂和环河居委会办的钢铁食堂，我小学时的早餐大多是这几个食堂的稀饭馒头。

刘胡兰食堂开办时还动员居民捐献桌椅板凳，我家那时也捐出了一个长条凳。食堂开业后，我家也有全家都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还喜欢在饭堂里寻找我家捐的长条凳放在哪里。后来粮食紧张了，家家都要在煮饭时加些红薯丝菜叶什么的，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吃胡萝卜叶子饭，那股味道让我难受。一次家里又是煮了胡萝卜叶子饭，我不肯吃，母亲心疼我这个独子，偷偷给了我一张刘胡兰食堂的四两饭票，那时还是十六两制，四两相当于现在十两制的二两五。我去食堂吃了一顿白米饭，嘴上是舒服了，心里却不好意思独享这份待遇，以后再也不提这样的特殊要求了，哪怕是吃薯丝、吃菜叶子、吃糠粑，我都硬着头皮吃下去。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其他食堂陆续停办了，而只有刘胡兰食堂坚持一直办了下来。刘胡兰食堂处于一、二马路两个路口的交汇点，东面是一马路，西面是二马路，整栋建筑呈三角锥形，又邻近铁桥头和老火车站，当时也算是一个交通要道口，它除了一楼办食堂外，楼上还开旅社，晚上饭堂还有说鼓书的夜场，所以生意一直比较红火。直到填了河拆了桥，火车站也迁走了，这个地方逐渐冷落了下来，但刘胡兰食堂还在坚持。最终大拆迁来临，刘胡兰食堂也结束了它的历程，与周边的老建筑一起被夷为平地。

上水山小记

九江历来有水患，九江人把逃避水灾而临时迁居高处称之为上水山，就是避水而往山上去的意思，大概旧时就有这么个说法。我没有专门去考证上水山这个说法的由来，倒是有过几次上水山的亲身经历。

九江城以西门口环城路为界，往东至东门口称作城里，西门口以西被称作城 外。城区地形东高西低，1954年长江流域特大水灾，九江城大片被淹，城外全泡在水中，直淹到城里四码头一带。那年我才两岁，当然不记得那时的情形，那次上水山的情况都是后来听母亲讲的。

我家三马路的房子是两层的砖木结构，洪水快淹到了二层楼板，情况相当危急。当时父亲还在外地，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焦急万分。好不容易让五个孩子先搭上邻家租来的船，转移到城里九江一小（现柴桑小学），母亲又另外租船搬些箱子衣物等日用品赶来汇合。说起当时情形，母亲事后还是心有余悸，一方面牵挂孩子们的安全，十四岁的大姐领头，我最小，母亲叮嘱只有十岁的二姐专门照看我；另一方面还担心房子被水淹倒，家中财物难保。母亲请船工搬东西，有个船工扛箱子时打开箱盖把手伸进去捞东西，幸母亲及时发现制止。挨到天黑后母亲还未过来与我们汇合，我饿得只哭，先来的邻居家盛了碗饭给我吃，母亲来后才赶紧安顿一家人吃住。

后来学校还来人撵我们走，说我家与学校无关，不能在这住。母亲找到有关方面求告，总算是让我一家赖在这里住下去，直到水退才回家。那时的窘迫状况实难尽述，想起来也不免心酸。

1962年又涨水了，此时我已有10岁，还记得一些情景。开始水是从马路边的下水道里沁出来，每天看着水上涨，没几天水就进屋了。家里先是搭起跳板，人都撤到楼上。在家里进水约一尺多深的时候，我和5岁的妹妹在楼下跳板上玩。妹妹手撑在墙上，一只脚在水里搅水玩，不料手一松，人就滚到水里去了。我吓得大声喊叫母亲：“小妹掉水里了！”当时涨水很急，水从家里后门进前门出，流速较快。看到小妹在水里往门外淌，我趴在跳板上，伸手扯着妹妹的头发往回拉，还好母亲及时闻声赶下来，把小妹拉了上来。

水还在涨，我家只好再次上水山，这次是搬到父亲单位在城里租用的办公室里过渡，20多平米的厅堂，挤了两家上水山的人家。那时的人都能将就凑合，再简陋的条件都可以对付着过。这次家中浸水有一米多深，约一个多月等到水退，我们再回家清理家中的淤泥，晾干几天就搬回来了。

1964年再次涨水，这次水势略小，家里进水约30多厘米。我家有个远房亲戚住在城里延支山上，他家是那种带天井的老房子，听说我家要上水山，就特地来我家叫我们上他那儿住。这次是住在亲戚家的天井里，相对来说就宽松多了，大概也就个把月，水退了就赶紧回家。

九江市区的防洪堤完善后，城区就不容易进水了，我家也好多年不用上水山了。1983年洪水较大，八里湖大堤情况很紧张，居委会动员居民撤走，甚至准备了铜锣在紧急时敲锣疏散居民。此时我二姐家住塔岭北路，及时把我父母亲接到她家安顿，一切安好无恙。

谁知1998年特大洪水时，九江城西长江大堤决口，我当时家住河西水厂，看到洪水不断涌来，虽然我住在六楼，但八里湖已是一片汪洋。此前父母已先后故去，我又与当年父母一样，携着一家三口上水山，来到二姐家避住了二十多天才回家。

这前后多次上水山的经历，让我对水患记忆犹深，避之唯恐不及。

　　英勇的解放军官兵在九江长江大堤决口处拼搏堵口

传闻的恐慌

“文革”前，每到夏天九江城里总会闹出一阵关于豺狗的恐慌。夏天，家家户户都在门外搬竹床搭门板纳凉过夜，不知是哪年开始，一到夏天纳凉季节，闹豺狗的传闻就风起。

家家户户搬竹床纳凉

　　这些传言传得特别快，诸如什么从庐山上下来了一群豺狗，哪天哪里有个男孩被豺狗叼走了，又在哪里有人看到两只豺狗蹲在一起盯着谁家的孩子等等，有的还说得有鼻子有眼，弄得人心惶惶。

我家住的三马路就多次被这种传言惊扰。那年头夏天晚间都是竹床铺板沿马路两边一字排开，短裤背心甚至光背赤裸就这样过夜，男女也不太避讳，都是这样的。因豺狗的传言很甚，人们都很惊恐，熟睡到半夜，听到一点异样的响动，如有人走过的脚步声，或是有东西掉在地上的响声，只要有人发出有反应的呼叫声，立刻就会引发大家“嗬嗬嗬”地响成一片，从地委党校到三马路口，整条路都“嗬”起来了。于是各家抱着孩子往家里跑。待稍微清醒过来，问有什么事，谁都没看见什么，无非是虚惊一场，大家嘻笑一阵又各自睡觉。

这种情况不仅三马路发生过，其它地方也有过，而且每隔两三年就会闹腾一阵子。老人们说这是邪气作祟，还真有点道理，自从“文革”开始后，闹起了武斗，冲冲杀杀的多了，老人们说这个煞气重，那些关于豺狗的传闻无影无踪，自那以后，九江城里再没有了这种恐慌。

路边纳凉过夜

　　1976年唐山地震后，全国都防起了地震，九江那年也是闹起了地震的恐慌。本来夏天纳凉就睡在外面，还要尽量离房子远些。后来天凉下来了，许多人还是坚持不进屋睡，好些单位还搭起了防震棚。我对地震的传闻不以为然，天凉了就在屋里睡。母亲一生谨慎，对我睡在家里不放心，反复催我睡到外面去，我执意不去。还没睡一会母亲又来催，无奈几番催促，只好搬到外面睡，心中自是嘀咕不已。

　　结果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大家再也没有心事防震了，都忙着悼念主席，防震棚也都拆了，地震的传言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些传闻带来的恐慌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凡事要动脑筋想一想，科学地予以分析，谣言不攻自破。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期艾艾老之将至，一些往事挥之不去，时不时地从脑海中跳了出来，偶尔梳理一下，也许是对自己一种心灵的慰藉吧，老且老矣，且行且珍惜。善哉！

周起鑫

2019年3月写于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