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路

巴山夜雨

垦利县城正西偏北，黄河义和险工附近，有个不大的村子，叫小义和庄。这里靠近一号水源，碧水云天，林木繁茂，鸟语花香，郁郁葱葱，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20多年前我曾经到过这个村子，在这个村子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当然不是旅游观光，也不是走亲访友，而是带着人去这个村“拔钉子”。

那是1996年，麦收刚刚过去没有几天，县里征收公粮的任务就已经下到了乡镇，凡是种地耕田的农户必须缴纳公粮。这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群众自己也认可。

征缴标准不记得了。只是记得那时都是镇财政所根据上级的任务，依据人口数折算出来下达各村。对于特别困难的受灾户，有个减免的比例，好像是百分之三，这个由村委会自己掌握，用以照顾特别困难的户。即使这样，仍然有许多群众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垦利镇当时分了几个管区，每个管区负责几个、十几个村，由一名镇领导负责，每个村一名包村干部具体联系一个村。乡镇的各项中心工作，诸如集资、提留、公粮、工程、上访、纠纷、换届、征兵、计划生育以及党员冬训等等，都是这帮人一抓到底。每当中心工作任务下来，各个管区排名次、争先进，大家都希望有个好成绩，纷纷进村入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做工作。

初到垦利镇工作时，我负责北管区，说白了就是片长。带着十名包村干部，管着10个村子、7000口人。后来，镇上成立了党建、计划生育、工业、农业四个领导小组，书记和仨副书记一人抓一路，我负责工业生产。天天忙着自己分管的工作，与征收公粮并不搭界。

但是，镇上开会研究公粮征缴情况时，各村反映迟缴未缴的大部分都是钉子户，因为数量大，已经造成了较大的缺口，申请镇上去拔掉。拔钉子就是到“钉子户”人家把应缴未缴的公粮收上来。有粮缴粮，无粮也可以缴差价。镇党委政府联席会议研究来研究去，讨论了一个下午，最后考虑我当时没有征收公粮的任务，比较超脱，决定让我和镇纪委孙书记一起去完成这项工作。大家普遍对进村入户“拔钉子”发怵，自己年轻，三十岁出头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龄，便答应去试试。

第二天，我和孙书记乘一辆212吉普车，就是那种帆布棚，带着计生办的双排130，上面是镇计划生育小分队7～8个人，浩浩荡荡开进了小义和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样干确实是不可思议，但是那个年月可能只能这样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使得农民的自主意识家庭观念越来越强，集体思想越来越弱。但是，国家和政府需要农业、农村和农民继续履行的义务，依然如故，所不同的只是比大集体时缺少了刚性约束。一方面，仅仅依靠农民的自觉性和大局观，特别是面对没有组织的农民个体，集体的事情很难办。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任务，特别是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就必须狠下心来。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教育工作不是万能的”，靠宣传教育不顶用，就只有硬来。久而久之，乡镇干部自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这是那个时期乡镇工作的真实写照。因此，小分队刚刚进村，村民们就纷纷围了过来，都想看看是谁家倒霉了。

我们先去了大队书记家里，村书记、主任都在。记得村支书姓王，村主任姓孙。说明来意以后，他们心事重重不太情愿的拿出来一个本村未缴公粮钉子户的名单。我一看，有三户。“走，先去第一个户吧”。于是，村干部把我们带到了第一户的院子外，回头溜了。

我们一行出发前，进行了战前动员。对于抗粮不缴的“钉子户”，心中油然充盈着正义。“吃饭拿饭钱，种地缴地钱，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公粮国税都敢抗，不是“刁民”又是什么！因此我们觉得正义在肩，并没有什么不妥。村干部溜了就溜了吧，当庄本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理解。

这个时候，围观的群众已经有几十人，大家交头接耳喳喳咕咕的。面对这么多人，直接就硬干，影响不好，我们决定再做一次说服工作，能不动粗完成任务最好。让小分队在车上待命，囑咐他们等信号，里边谈好了就下车装粮，如果谈崩了就冲进去。冲进去一般就是看见什么值钱搬什么，搬回去处理一下抵顶公粮。安排妥当，我俩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个宽敞明亮的大院子，一溜前出厦的大北屋。气派的大门和一色的玻璃窗子，昭示着主人生活的富足和殷实。我们敲了敲门，门虚掩着，里边传出一个女人怯生生的声音。我们俩进去以后，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家徒四壁，空空如也。炕上铺的是席子，炕头是一床薄薄的满是窟窿眼子的褥子。房间又高又大，只是没有了家具。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电器。门后面是个烂了半截的小瓮，里边有见底的一点大米。唯一的一个值钱东西，是墙上的石英钟。看房子，这肯定在过去是个生活很好的人家。但看屋里，现在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天灾人祸。

我和孙书记对看了一眼，彼此心领神会：出发到哪个村是早上上车以后临时抽的签。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通联手段，这个户不可能有时间把财产转移。何况，看炕上病怏怏的妇女，面黄肌瘦，说话细声细气，也不像传说中的“刁民”。等我们道明来意，女人泣不成声的说到：“我们也明白公粮国税是抗不得的，可是家里的钱都被孩子她爹赌输了，家里的家什也让人搬走抵了赌债。就是这样，还天天有人来催我们娘俩还债！那个天杀的已经好几个月不见人了。孩子上学都欠着学费呢，我们娘俩已经十多天断粮了，可怜的孩子一天到晚就只是喝碗大米稀饭，呜呜……”，女人一边说一边哭，哭的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赌博在城关镇几个条件稍微好点的村子里很有市场。看到她这个样子，我顿时手足无措。我年轻，第一次办这样的差事，没见过这个阵势。她如果是个脑满肠肥为富不仁的主倒好办了，但是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根本不是有粮不缴，而是生活难以为继。看到这个家庭如此惨不忍睹，听着女人的哭诉，我的眼睛湿润了。

孙书记年龄大了，成熟练达，基层经验丰富。他走上前去，一口一个妹妹的劝她不要伤心，请她理解我们俩来她家也是组织差遣，职责所系。那个女人只是哀哀的哭泣。这时我想起她说的孩子上学还没缴纳的学费，便把浑身上下的衣兜摸了一遍，把身上带着的钱都掏出来。我问孙书记，带钱了没有？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也掏遍了衣服，把仅有的钱凑到一起，说：“大妹妹，不要伤心了，我和张书记家里条件也不好，不能给你多大的帮助。这点钱，你去村里缴上公粮差价，剩下的给孩子交学费吧。我们先回去了。”没等孙书记说完，女人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俩眼睛红红的走了出来，出门一看，门口台阶和窗户外边站满了人，大都是村子里的妇女。这些人随着屋里女人的哭诉，一起默默流着泪。刚才我没注意到，其实这些人早就聚集到了屋外，屋里的情况一清二楚。她们肯定也看见了我们俩倾囊凑钱的一幕。只是奇怪的是，她们手里都拿着一把改锥。就是纳鞋底的那个锥子。她们看见我们出来，自觉的让出一条路，有的心存感激抹眼流泪，有的心中不满怒目而视，人群中有几个妇女难以压抑的哭声不断传来，院子里一片凄惨悲伤的情景。

上了车，孙书记还在擦泪，司机说话了，“张书记，你知道这些人手里为什么拿着锥子么？”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司机说，“这是准备戳人的。只要开始抢东西，她们就会趁乱戳人。”他参加过类似的小分队行动，看来深有体会。

我一听，后背觉得开始冒凉气。心想幸好没有动粗。不然，人群骚动拥挤，谁知道是谁动的手。

回到镇政府，我们俩去找领导汇报了村子里的遭遇。“什么钉子户，饭都吃不上，孩子上学都缴不起学费，家里都已经断炊了，根本不是抗粮不缴。”后来，公粮征缴小分队再没进村。

后经调查，许多特别困难的户其实并没有全部得到减免照顾，那些照顾指标有的给了一些在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家。我们去的这户，情况更加特殊，因为赌博返贫，照顾还是不照顾？照顾，就是鼓励违法。总不能赌博赌输了还有情理吧。不照顾减免呢，家里确实一贫如洗了。赌徒虽然远走他乡一走了之，但是一家老小是无辜的。村干部也左右为难。上级的惠农政策一个方子下来，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落地，就是因为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很多事情到了基层，变得让人不知何去何从。好在以后，国家直接免掉了农业税，乡镇干部再也不用挨家挨户的去催缴公粮了。更加可喜的是现在实施精准扶贫，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救助体系的全面建立，农民的日子一天天真正的好起来了。

时隔多年，我经常回忆起在乡镇工作的时光，难忘磋砣岁月，但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还是当时到小义和庄的情景，一直忘不了当年那一双双带着泪痕带着生份冷漠仇视的眼神，忘不了那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哭声……这一切，深深的钉在了我的心上，让我难忘，让我心痛。

回想当年，作为乡镇干部，身处当时的环境，只能入乡随俗，顺势而为。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改革初期的阵痛，社会保障救助体系缺失。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在上级的指令性任务面前，在不理解不支持的群众面前，基层干部时常处于上级压、下面顶的窘境，他们除了尽心尽力的去完成工作，还经常挨打挨骂。这些大家习以为常，尚能接受。真正难以接受、无法释怀的，是在农村发展不平衡和农民收入不均衡的情况下，用“一碗水端平”的尺子去丈量千家万户。“一刀切”之下必然殃及无辜。他们的泪水，其实是厚道的善良和心酸的无奈。

现在偶尔路过这个村子，很少投入地欣赏美景，总是想起当年的事情，想起自己面对苦难中的妇孺束手无策的歉疚，想起那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和那次无功而返的“拔钉子”……这段改变并影响了我一生的经历，如同一颗钉子，虽在时光的长河里锈迹斑斑，但在脑海里历久弥新。

它用风一样的声音告诫着自己，永远不要居高临下冷酷无情的对待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孤苦无助的人们。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研究提出的混沌学理论，说“一只海鸥扇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还有一个说法，“在南美州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足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形成一场龙卷风”。这是科学，也是现实。因为谁也不知道哪里飞着的就是那只海鸥，何时蝴蝶会扇动它的翅膀……

这是我在基层工作时的一个片段。很小，但值得回味。如果想走近它，出县城，正西偏北。路不长，隔着20多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