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见到高班长时,她正穿着白大褂,两只手各拎着一暖瓶开水走在我们女兵宿舍的门前。与我陌生的面容相对时,她冲着我咧开嘴笑了。


高班长个子不高,长得有点黑。不过五官倒并不难看,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嘴唇,笑起来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新来的吧?一看就是七七年的兵。”她笑着问我。而她笑起来时,脸上有两朵红云一块升起来,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种“高原红”。


  是的,我是七七年的兵。


  而高班长是七三年的兵。


  我刚从基层卫生队调上来,在这所师部医院的药房工作,而高班长在制剂室。我们同属于非临床科,她是非临床科女兵班的班长。


  后来,每次想起高班长,总是她拎着两暖壶水,笑着冲我迎面走来的形象。


  高班长生在军人家庭,十五岁就参军入伍。因此她的身上有明显的军人特征。待人朴实热情,做事雷厉风行,连走路都是脚下生风,而且非常乐于助人。


  我们住的宿舍里是没有暖气的,每到冬天,都必得烧一个大煤炉子。全宿舍八个女兵,除了我当兵前插过队外,都是从城市直接入伍的,谁也不会弄火炉子。那炉子常常就会灭。


而在陕西严寒的冬季,是一天也不可以没有火炉子的。每当我们的炉子又灭了,来帮我们生火的永远是高班长。


  高班长还经常帮我们打开水。每天上午十点,是锅炉房打开水的时间。这个时间,常常是上白班的正在班上,下夜班的又正在睡觉。又总是高班长跑回来帮大家打开水。而她其实跟我们七七年的兵并不住在一个房间。


  高班长的手还特别巧,能把毛衣织出很多花样来。于是,她的花样毛衣就穿在无数女兵的身上,给绿色的军营添许多色彩。


  她坐在门前的马扎上,两只手上下翻飞织毛衣的快乐样子,后来的岁月里也曾经一次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对于中国人来说,七七年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标志性的年份。那时刚刚粉碎了“四人帮”,万象更新,高考开始恢复,许多年轻人重新捧起书本,走进了学堂。


  还有一些变化是在悄悄进行的。比如大家开始偷偷看一些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少女之心》,等等等等。女孩子也开始换掉千篇一律的蓝或者绿的衣服,尝试五颜六色。


  不过,处于军营中的我们,仍是在观念和纪律之中,活得中规中矩。

 

  在我们这种施工部队里,女兵数量少,因此非常地惹人注目。走到哪里,都会有无数羡慕的眼光在打量我们。


  我们都正是应该情窦初开的年龄,但那时的我们都普遍骄傲地懵懂着,全然不理会那些热辣辣射来的眼神。况且,部队是有铁的纪律的,战士不允许谈恋爱。偶尔会有一两个偷尝禁果的人,其结果总是以复员为结局,作为对违反军纪的行为的教训。


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军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每天上班,下班,出操,训练,军营里平淡乏味的日子,因为年轻而仍被我们过得新鲜有趣,一团火热。


部队是个温暖的大家庭,被高班长这样的老兵体贴地照应着,我们的日子很快乐。每次集合,会跟男兵一道扯着嗓子高声地唱:


  我参加了解放军,

  穿上了绿军装,

  我走进了革命队伍,

  扛起革命枪……


  可是,忽然有那么一天,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医院流传:高班长“出事儿了!”


  “出事儿”在那个年代是有着特定含义的。一个女孩子“出事儿”了,能是什么事儿不说谁也都明白。


可是,怎么会是高班长?人们有那么几天都不相信。说别人还有可能,说高班长打死也不信。她不是女兵里最漂亮的,她的性格也不是很温柔的那种类型。


关键是,她是个老兵了啊,还是党员,还是班长,她应该以身作则,怎么可能带头违反纪律呢?


  但是我们不能不信了。因为高班长的脸上没有笑容了。她不再出来进去地帮我们打开水,也不再坐在门前织毛衣了。她的房门紧紧地关闭上了,门前的马扎在晚风中寂寞着。


  偶尔看到高班长,惊见她的肚子微微隆起来了。肚子隆起的高班长,低着头从人们眼前走过。

  高班长一次次被叫到各级领导的办公室里问话。关键句只有一句:“他是谁?”


  高班长一直沉默着。她的脸上不见了“高原红”。


  后来的一天,高班长就突然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两个星期后,她又回到了医院。隆起的肚子不见了,走路恢复了常态。


是内科的护士长带她去外地的医院做了手术。


  人们终于知道了,那个“谁”竟然是我们医院一位首长。天呐!许多女兵惊吓得一齐呕吐。因为,那个模样和蔼可亲,令人敬重的首长,见了所有的女兵,都会慈祥地拍拍对方的肩膀。


  我们大家都以为,高班长的“事儿”就这样于无声无息中解决了。她是个多么好的老兵啊。既然找到了那个“谁”,而且对方也已经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高班长又完全是被逼迫的,那么,高班长的生活应该回到从前了吧?


  年底到了,是老兵复员的时候了。大家惊讶地看到,七三年那批女兵里,被宣布复员的只有高班长一个人。


  每个人都清楚原因。


  不过,高班长走得很快活。她久违的笑容这时开始呈现。因为她被告之,由于出事的责任不在她,所以她的档案里完全没有提到此事,领导让她安心到地方工作,继续保持军人的光荣传统。


  我也在这一年离开了医院,被调到兵种新成立的一所院校的门诊部工作。


  所以,当复员的老兵们开始整理行装的时候,我也打好了背包。


  那几天,医院里到处是告别的身影和依依不舍的眼泪。


  我和高班长与医院里几乎所有的女兵们都挨个合了影。

  

    那时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从我们医院所在的县城去任何地方,都必须在西安转车,所以我和高班长坐同一趟车到了西安,又同住在我们部队的转运站,等候转运站的同志帮我们买火车票。


  我们因此有两天的时间一起相处。


  正是十二月份,到处冰天雪地,但因为共同面临着新生活的开始,所以我和高班长的心情都不错。我们利用等待转车的两天时间去看西安的古迹,浏览了镌刻着古人书法的碑林,还爬上了高高的大雁塔。


  那时,西安正好在举办日本电影展,有《追捕》、《望乡》和《狐狸的故事》三部电影同期上映,我就和高班长泡在电影院里,把《追捕》看了两遍,从此记住了高仓健那冷峻的面庞。然后我们又一块看了《望乡》。


当看到年轻时的阿岐婆在南洋的妓院里被迫失身时,我发现刚才还和我小声讨论片中细节的高班长忽然没了声音。我奇怪地转头看了一眼,借着银幕闪动的光线,我看到,高班长身体僵直地靠在椅背上,脸微微向上仰起,两行眼泪正顺着她的脸流下来。


  我轻轻握住了高班长的一只手。她的手正在颤抖。


  电影散场后,我和高班长都不说话。两个人相视时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


  那时太年轻了,有什么喜怒哀乐,总是一转头就忘记。很快,我们又一道拉着手,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边走边滑起冰来。


两个女孩子清脆的笑声,飘荡在古城的上空。


  夜晚,睡在转运站简陋的平房里,想到未知的将来,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转头问躺在另外一张床上的高班长,“哎,高班长,你回到家乡,希望到什么单位工作啊?”


  “肯定还是医院呗。”高班长憨厚地笑着。她笑起来,微黑的脸上总是会有两朵红云升起。


  “我想,我将来如果复员了,也肯定还会去医院。”


我跟高班长一样,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护士。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新兵连的训练结束时,我才要求穿上白大褂的。


  想到医院,我不由望着低矮的屋顶叹了口气。“我现在开始有些想咱们医院了。也不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回来看看。”


  高班长说:“我也挺想的,我们七三年的那批兵除了师宣传队的那几个外,都留在医院了呢。我十五岁就当兵,在这里呆了六年。我的整个少女时期都留在部队了。”


  我们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


我猜想,高班长的心情肯定特别失落。她挂在衣架上洗得泛白的旧军装,已经摘掉了领章。


  两个女孩子趴在被窝里,双手支在下巴上,眼睛在昏暗的电灯泡下闪着光。眼神里既有对新生活的憧憬,又有对旧日战友情谊的不舍。

  两天后,转运站的人帮我们买好了车票。

  高班长要去湖北襄樊,而我要去江苏徐州。


  我们就在古城分手了。


  高班长的火车比我早几个小时,我帮她拎着背包,送她到火车站。


  “我们有机会就通信吧。等我知道了学校的具体地址,我会告诉咱们科里战友,你分到了新单位也一定给战友们写信啊,这样我们就又能联系上了。”我说。


  “好。那是肯定的,你如果有机会到襄樊,一定来找我啊。噢,对了,我把我妈妈家的地址给你吧。”她匆匆抽出一张纸条,两臂撑在车身上写下一个地址,把纸条交给了我。


  高班长上了火车,转身冲我扬着手,张开了嘴,笑得很灿烂。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抹笑意。

  

  几个月后,有一条惊人的消息从我们医院辗转传来:高班长自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学校简陋的门诊部里,用一个大号铝锅给一锅注射器和纱布消毒。我在锅前愣了好久,因为忘记关掉电炉子而差点把水烧干。


  那一刻,我脑子里全是与高班长在西安火车站分手时她对我的回眸一笑。


  那笑容里,是对战友的一腔温情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带着这样笑容的高班长,怎么就会自杀了呢?


  这个答案,我直到几年后才解开谜底。


  当初,高班长如愿以偿分到一家市立医院当了护士。她满怀热情投入到了新生活当中。可时间不长,一股流言就像长了翅膀开始在医院里飞。说高班长其实不是正常复员而是被处理回家的,因为她与男人通奸,还怀了孕,流过产。


  高班长所到之处,再没有友好的目光和笑脸了。人们总是对她施以白眼,即使看她两眼,也不是看她的脸,而是意味深长地打量她的肚子。


  高班长终于按捺不住,于是有一天便去向院领导质问。院领导对她的质问竟然也是不屑。说是自己干了什么事儿自己还不清楚吗?被高班长问得急了,就叫来人事科的人。


人事科的人拿来一个黄色的牛皮纸口袋。高班长只扫了一眼就什么都明白了,那是她的档案。


  一个薄薄的牛皮纸口袋,在高班长的眼里,却是沉重而又沉重,像一颗铁钉子,猝然钉在了她脆弱的心房。


  高班长凄然地笑着离开了院长室,转身上了医院高高的楼顶。几分钟后,她白色的身影就飘飞在了正午的天空。


  我想,高班长是有意没有脱掉白大褂的。她说过,她平生最热爱的职业就是护士,她喜欢被人称作“白衣天使”。可她永远不会想到,就是因为她选择了在医院工作,她的命运才成为了一桩悲剧。


  天使都是飞在空中的。


  那一天,在襄樊的某个医院里,好多人都看到了高班长那白色的身影从空中划过,又沉重地坠落在地上,像天使折断了翅膀。


  有好长时间里,我一直不能忘记高班长,想到的全是她的好。想到她帮我们洗衣服,帮我们打热水,帮我们烧煤炉子,帮我们这批在她的眼里是新兵蛋子,其实跟她同龄的女孩子们做所有事情时那憨厚、友善的笑脸。


  高班长的死,让我开始对档案这种东西从神秘和敬畏转而深恶痛绝起来。所以在我复员时我坚持要看一眼我的档案。


这其实不合规矩,但我们门诊部主任和教导员都待人和善、爱兵如子,对我的要求并没有见怪。在档案封存之前,他们给我看了我的复员鉴定。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复员鉴定竟然全是溢美之词。我至今记得有一句话,说我“受到广大伤病员的一致好评”。


  但我还是不放心。那一刻,我想起了高班长。而想起高班长的结果是我竟然有了一丝小人之心。万一领导们用这份鉴定来应付我,一转身把又把随便一个什么鉴定塞进那个破牛皮纸口袋,那我的后半生不就毁了吗?


  于是,那晚临下班时,我去找军务科同一年从北京入伍的战友。


听了我的要求,他初时愣了片刻,但老乡观念战胜了原则,他二话不说,转身从一排铁皮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写着我名字的牛皮纸口袋,口袋边缘上的浆糊还没有完全干。


他说:“你来得真及时,我刚刚贴上,要是晚一点,等浆糊干了,我可就说什么也帮不了你了。”


他就那么轻而易举地给我打开了我以为我这辈子也见不到的档案袋。


  白天那份鉴定乖乖地躺在口袋里。


心满意足地看完复员鉴定,我还乘机看了口袋里其他一些东西,有我中学时的入团申请书和批准入团的登记表、各科目的成绩单、高中毕业时的鉴定、我姐姐代我填写的入伍登记书和体检表等等一系列东西。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档案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嘛,怎么在人们的眼里就那么神秘呢?


  几年后,我看到梁晓声写的《从复旦到北影》一文。其中有一个细节,他分到北影厂时,是自己拿着档案去报到的。在档案交给人事部门前,他趁着夜黑风高,在招待所里蘸着洗脚水,偷偷撕开档案袋想要发现一些秘密。


看到这里,我不由会心一笑。他那一刻的心理,代表了很多中国人对于档案的态度。


  可是,一想到高班长,我这一笑就变得苦涩起来。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能理解高班长。就算有那么一份档案,她也完全可以不死嘛。档案真的那么重要吗?现代职场人三天两头地跳槽,他们甚至根本就不要档案,无论你过去干过什么,只要换个单位,重打锣鼓另开张,就是一片新天新地了。


他们永远不懂,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档案就是他的影子,人的一辈子全寄托在一份档案上。而一旦你的档案里被写进了某些不能见容于社会的道德品行上的鉴定的话,你就被拴上了无形的枷锁,会如影随形般地终生缠绕着你。好像霍桑《红字》中那个佩戴在海丝特·白兰胸前,代表着耻辱的红色A字。


高班长也将终生戴着这样一个看不见的红字,生活在世人鄙视和厌恶的目光中,生不如死。所以,高班长几乎别无选择。


  高班长从楼上纵身一跃时,正是阳春三月,是江南满树桃花盛开的季节,也是她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可是,因为一纸档案,她的生命永远终结在了22岁。


  这一跳,惊落一树繁花。


  不知在天堂里,高班长会得到怎样一份鉴定,而上帝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打开她沉重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