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大连下放户（城镇居民）下乡五十周年

原野

大连文革时下放户的历史背景资料：1969年3月13日，市革委会在斯大林广场召开欢送第一批上山下乡人员大会。会后陆续下乡的有2万名临时工、合同工，3万名家属生产自救工和1万名劳动服务队人员。至1971年上半年，全市共动员26753户、119597名城镇人口下乡落户。1978年后，中共旅大市委、市革委会制定落实下乡人员政策的若干规定，逐步处理下乡人员遗留问题。至1990年末，经市下乡办批准，为121886名下乡人员(含下乡后所生子女5000多名)落实政策，办理回城或就地安置。仍在农村的约有5000多人（这个统计没有说明有多少人把命永远留在乡下，我们家下乡的小队里有一薛姓下放户，夫妻两人带领四个子女下乡，因为男主人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下乡第二年就去世了，女主人也在返城前去世了）。（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1968 年，会宁县城的城镇居民下乡落户运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经过《人民日报》加编者按的经典宣传，影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辽宁省成为重灾区。

下放户运动最积极的有辽宁的大连，1969年大连市的名称是旅大市，这一本当年旅大市革委会编印的学习资料是为了动员城镇居民提供给街道和街道办学习班使用的动员材料。其中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指向为城市的无业居民和没有正式单位的家庭妇女。其后，街道便开始组织人员入户动员。他们锁定目标，三番五次做工作，强调重大意义，强调非走不可的趋势，并暗示或明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别无选择。但仍以“动员”的形式进行。父亲是批斗挨整的对象，动员的对象是街道石矿里工作的母亲（临时工）。被逼无奈，母亲只能报名下乡，成为街道第二批“下放户”。

　　从形式上看，下放户的上山下乡还是很光荣、很体面的事情。如果从“主动”上去理解，甚至还有点“积极”乃至“革命”的意味。其实，下放户下乡是一种流放而不是所谓的改造。其中主要有极左政治原因，也有经济上减轻城市物质供应压力的原因，甚至还有当时战备紧张的原因。

　　下放户和知青不同，是全家下放。也和下放干部有别，下放后便没有了工资。他们完全和当地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养活全家，物质上的贫困是可以想见的。

大连“下放户”的构成是这样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被批斗、抄家等有政治问题的家庭；临时工、无业人员等非正规单位人员等。

我们家居住的甘井子区椒房街道下放户对口下放到当时的复县（现在的瓦房店市）土城公社和许屯公社，我们小学班就有10名同学随家下放到农村，巧的是我们都被下放到一个公社。由于各自家境不同，只有四名同学选择继续上学，那六个同学不得不在15岁时选择了弃学务农或辍学在家的不幸生活。

　　下放户子女和和知青最大的不同，是知青还有被抽调回城的指标和希望，而下放户子女则完全没有一点希望。所以下放户子女，尤其是下放户的女儿在农村结婚成家的不少，一是回城无望，只能在农村成家；二是已到结婚年龄。三是因家庭经济生活压力所迫，不得不找一家靠山。我们生产队一薛姓下放户，全家六口全部下放，男主人属于四类分子，经济收入完全靠三个子女在生产队挣工分，而生产队非常穷，一天一个工才八分钱。下乡第二年薛家父亲就去世了，薛家大女儿不得不嫁给本队的生产队长，依靠这个女婿的暗中帮助，薛家才在艰难的困境中活下来。遗憾的是，在贫困中薛家的女主人也不幸病逝。

我们大队有十户大连下放户，其中有六户下放户女儿在当地结婚，其比例之高，远远高于知青在农村结婚的。文革结束后，下放户都陆续落实政策回城了，按照回城政策规定，在农村结婚的下放户子女属于不能回城的对象，离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像当初制造“下放户”这个名词一样，“离婚回城”又成了一个特定的代名词。一些人在回城时选择了离婚，也有结婚的下放户子女选择留在农村，成为被当地化的农民。下放户子女中男子在农村结婚的相对较少，我在城里小学的年级同学郭仁亭娶了当地在农村供销社工作的妻子，他就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大连下放户，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在农村的特定群体，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大剧。

至今还保存着“文革”时大连下放户一处老房子的瓦房店市土城温家村小付屯。也是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郭恒身曾经居住的房子。

至今依然还保留在大连庄河市荷花山一处“文革”时大连下放户的老房子。

这是1969年4月王家三姐妹与邻居原家姐妹下乡前的留念照片。

这是同学们送别随家下乡的张红同学，遗憾的是同学们聚会时至今还没有联系上下乡到瓦房店许屯的张红同学，真是：一别五十年，少儿变老翁。

1968年10月，大连知青下乡大会召开。

1968年10月17日，甘井子4所中学的老三届知青从周水子火车站乘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