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心学：内圣外王观念

王峰

毛泽东幼年随母亲信佛，且拜石菩萨为干娘。8岁始读私塾。到20岁已饱读诗书，尔后不仅于经、史、子、集多所览阅，于孔、孟、程、朱、陆、王之心性修持之内圣外王之道，已得之于己且达不疑之地，在寻行外王之业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事业。他自述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此以前毛泽东于传统文化之心学已造诣良深，他表述深奥之理，多有新意。
一、对圣人的阐述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人也。 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愚者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唯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什么是大本呢?“夫本源者， 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所谓“大本”，本是《中庸》语句，“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 发而皆中节之谓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毛泽东对大本做了性理学的解释，认为大本即宇宙真理，而万事万物皆由本体发显，又有如下论述：

发显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事物， 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盖宇宙即我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
毛泽东所述乃内圣修持所达之人生观，是从一己扩充至天下，说:
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
由利己而放大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达到也。
自利之主要在自己之精神...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宝贵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对于所谓义务亦从内圣修持之心境阐释之:
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也...…此义务为精神中自然发生者。一、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救人，亦不在义务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即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能力至于极高之义务也。

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也。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所以至刚而至强也。对于济世利民，则说:
然小人者(指“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可悯者也。君子如何顾自己，则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以救小人也。

　　

以上引录的文字不多，但涵盖了孟子的心学观点，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的思想，陆象山“我心即是宇宙”的精神，王阳明《大学问》的大人之道。引文中的“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与王阳明的信其良知则属同一意蕴。
毛泽东不仅对心学—内圣外王之理表述精详，对境界也有发露。如“视窍，窍得用神入内，奇理自辟”。又如对时间、空间的看法中有:“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的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 ”此境与禅宗修持之“坐断三际”之景雷同，又如“解甲物而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大宇之内，乃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
“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的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 …(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唯注事际事物之真诚)”
此即由心体发用于事物之心物合一之整体境界。

　　二、对治学(内圣)之道的阐述
第一，学必立志，这是儒、释、道修学之老生常谈，然青年毛泽东所谈之立志，则尤其恢宏:
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之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 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战？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此言之志，当属立的学为圣贤之志。瞭此，对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经十多年的努力，到“三十而立”，就容易理解了。
第二，治学主旨。
力主身心并完，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与“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变。今乃知其不然，心神可以并完，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又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未有难成者。”故其治学主旨，有心智之学与体育之学。
对于心智之学，毛泽东说:
夫知者信之先，先有一种知识，即建一种信言仰，即成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 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
知识固大影响于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唯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者，仍自有道也。
于为学之内容，在1915年给萧子升的信有全面阐述，该信“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其于学问，宜先通识而后专门。其于知识之诸科则标举有，语文、历史、地理(风俗、教育、政治、军事、交通、产业、宗教皆在地理范围内)。对于“体操、图画、音乐、手工、技能的而美术的”，认为“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所以然者，“ 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其于《群学肄言、缮性篇》先介绍其“三难”“三科”，言学之则“心习姱，性灵善，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德即寓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辟，其人之君子，尚待言哉。”其于国学则说：“顾吾 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并指出：“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包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之精要。”还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 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也，执其微以会其通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也，施于内而遍于外也。”

此为学之论，堪称精辟之至，另外还曾对萧子升说:“吾人立言， 当以身心修养、学问研求为主，辅以政事时务…...唯贵其神。”对黎锦熙说:“今后宜戒， 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还说：“吾唯发展吾之一 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

于体育之道，毛泽东高度重视，于1917年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指出: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智德也。
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身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効远。于吾人研究之中， 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也。
对于锻炼之诀要，亦有精详之阐述:
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着吃饭，穿衣则想着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亦若是耳。
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
《体育之研究》所述内容良多，与一般体育锻炼之不同处，一是强调明理，“先精究生理， 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为偏缺，其体育即准此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使身体平均发达。”二是强调主观精神，“…....吾人盖尚有 主观的。内断于心，百体听令，祸福无不自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三是“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谓“身心可以并完。”

　　三、对应世(外王)之道的阐释

对于平治天下之道，在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中做了心学的表述：一是要有“内省之明”(“唯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二是要有“外观之识”。无此二者，则如“以欂栌之材，欲为炼梁之任，……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指出当时之中国“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 欲改动天下之势，“当动天下之心， 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大本大源。”若“本源未得”，仅从变法等枝节人手，则“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破碎。”大本大源为何？又如何以之济世?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早在1913年就有，“人心即天命， 故曰天视即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未成者，未之有也”。此论当属对张载的“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一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的发挥于实际。在该信中，主要闸述外王必具内省之明，明了大本大源。
外观之识， 不是指外在的知识，而是审时度势的心识。在1915年 《致湘生信》中有“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前，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教济，足下幸物暴弃”。同年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潜龙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求进取。
当时是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当了大总统，并想当皇帝复辟之时，黎锦熙在北京，毛泽东劝他不宜出来干预世事，因为不是时机，应该是“潜龙不见”，以待有为。
而他自己在“就良图，立远志”的思想支配下，厉励修学，充实自己，至1917年，心学之得于己者形诸文字。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革命形势已至，则毅然投身其中—举办了 《湘江评论》，发出了豪情满怀的革命壮言《民众大联合》: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者生，逆它者死。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客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地进行。
我们黄金的事业，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找到了“民众大联合”以动“天下之心”的方法。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的学习，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对传统心学的为圣之道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予以了积极的扬弃，踏上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的工农革命，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征程。在《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以上文字转载自庞鹤鸣老师于2018年出版发行的《中华心学沿革简述》一书。

第六章 传统心学的复苏与现代心学思想的萌发（辛亥革命以后）P464～P471

庞鹤鸣老师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传统心学的集大成者，并通过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心学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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