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哇玉香卡第59期

哇河

63年前的1956年3月10日是哇玉香卡农场

在切吉草原宣告成立的日子

哇魂生日快乐

哇玉精神永存

1956年建场初期的哇玉香卡农场场部，含管教、生产、后勤、警务、医务等科室。图片由刘文君女士提供。

1956年开荒播种的劳动场面

哇农的第一个篮球场

1956年部分建场开拓者留影

刘文君女士和小野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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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旺

响应党的支边号召，支援祖国大西北的建设，远离年迈的父母，放弃较为优越的城市生活，于上世纪1956年3月从开封随犯调往青海哇玉香卡农场，我们是进驻哇玉第一批拓荒者，也是第一批医务人员的先行者。

该场是1956年3月10日建场，地垮海西、海南二州（地区），北面是橡皮山，场部在青藏公路约320公里牌之南约30公里处，南边是南山，西北面是茶卡（盐池），东邻共和县切吉乡，是在柴达木盆地的东边缘地带，海拔3200多米（比盆地内的农场高出几百米），因此气候更加寒冷、恶劣，建场时没有树木，且是风口地带，常年刮风不断，每年3-5月的风力都在7、8级以上，阵风更大，迎风走不动路，还要倒退。初到之时，由于是戈壁荒漠，加之恰好是季风时节，风沙弥漫，搭建的帐篷经常被吹倒、吹跑。我们就是在这样高寒、缺氧的条件下安住下来。

早穿皮袄，午穿纱”是对这里天气的最好写证，每逢下雨天，通常是帐篷外下大雨，帐篷内下小雨；吃着粘牙又含着砂子的青稞面馍，吃起来咯嘣作响；喝的是混浊的含有泥沙和牛羊粪的水；刚到之时，由于高原反应，头痛、胸闷气喘、口唇干裂。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仍然在顽强的工作着。

三年自然灾害的60年代，生活更加艰苦，月供粮下降到十几斤，吃着含油菜杆的青稞面馍，喝着稀稀的青稞面糊糊，还有野菜、锁阳（中药）也填不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人们头昏、心慌、浮肿，连最基本维持生命的物质都达不到。我风趣的给他们讲起了1942中原大灾荒的年代，那时我才8、9岁，吃糠咽菜、吃树皮、树根、花生壳……，出门见到的都是逃荒的人们，随处可见饿死在路边的人，真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的场面。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无怨无悔在默默的忍受着，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党一定能领导我们度过这个难关。为此场党委组建了狩猎队和在青海湖边组建了渔场，狩猎队负责打黄羊、野驴，套野兔及其它野生动物，在南山有时还能套几只雪鸡；打鱼队负责捕湟鱼，有时也能捕获一些以鱼为生的天鹅之类的飞禽（当时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然后将猎获的食物分发到各单位及生产队，就这样我们挺过了灾害之年，人们的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

医务人员随着农场的扩大也逐渐在增加，有从外省随犯人调来的医务干部，也有大中专院校分配的学生，还有我们自己培养的人员，人数达数十人。初步制定了规章制度，分了科室，有了X光室、化验室。由卫生所改扩为农场职工医院，成为全场各类人员保驾护航的医疗机构。我被分配到距场部医院最远的石乃亥卫生所任所长，那时卫生所只有两间土窑房（另搭建了草棚存放药品器械等），一间做手术室，一间做门诊室。医护人员共5人，后逐渐增加到近20人。卫生所隔壁是病号队，能容纳50人以上的三类人员病人大多是犯人。我们除担任干部、工人、家属子女的防病治病外，还承担病号队的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夜间要巡诊，工作不分昼夜连轴转，没有周日和节假日，没有夜班费（夜间手术也如此）。

当困难时期过去后的一年春天，流感、麻疹来势凶猛，各单位及生产队的发病人数猛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产，卫生所立即行动起来，药剂人员不停地调配熬制中药，还组织人员就近采挖野生药材分发到各队服用。在此期间，抵抗力最弱的人群是儿童，仅石乃亥分场及一大队（紧邻卫生所）就有四五十人，大多合并有气管炎、肺炎、脑炎（少数），且病情严重。由于卫生所没有病房，大多数分散在各自家中，而这些患儿都需要正规治疗，按时服药打针，我和张宝福、等医生，昼夜巡诊到家中检查，开方、订方案，忙的不可开交！我妻子腾出自己家中的土炕，让最重的病儿住，以便及时救治。当时李泽臣（畜牧队长）儿子李永清、罗仁声的女儿、管教武守约的儿子武连海等最危重，其中武连海脑炎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经腰穿抽出的脑脊液像糊糊一样的黄绿色浓液，当时几个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呀！怎么这么严重呢？”，后经反复多次穿刺，注入药物等治疗，好转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真是奇迹，我退休时他还在管教科任职呢！

在紧张忙碌的日子里，药剂人员刘应芳、吴惠英、刘秀英等昼夜不停的在调制药品；护理人员蔡祥生（已退休）、李启中（已退休）、查金英等昼夜不停的守护着危重病人，还要逐门逐户去打针送药；化验室陈佩文、鲍广义（犯人）在随时抽血检验，经常帮助护理病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们在医疗设备简陋、药品匮乏的石乃亥地区，竟无一例病儿死亡，真的是不易呀！

在最紧张的那段时间，医务人员干什么都是急匆匆的，连吃饭也是如此，那时的人思想很单纯，遇事总是先考虑别人，自己的孩子病了也是放到最后再治。有一次张宝福的孩子病了，他都不管，是我听说后才给诊治的。我妻子将我10个月大的女儿，围睡在土炕上（当时烧的热炕），忙了一上午也没回去，等中午到家时，屋内失火，女儿严重烧伤，几天后死亡，从此我妻子时常神志恍惚。还有一次我从场部出诊（已调场部），带着6岁的儿子田岗（妻子回老家），骑马摔断了儿子的胳膊（肱骨骨折），坚强的儿子从没喊痛也没哭一声。还有一事，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刚过，为了抢救病人，身体处于恢复期的中医郭良诚（已退休），伸出自己的胳膊献血约200ml。为了抢救病人这种舍己救人的美德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呀！郭维俊同志在生产糖盐水时，由于高压锅盐水瓶爆炸而永久地失去了一只宝贵的眼睛。

农场周围居住着藏族和蒙古族的牧民，他们逐水草而居，生活物资匮乏，缺医！一少药，有病得不到医治，建场后他们闻风而来就诊，我们很热情耐心细致的为他们服务，出诊也是常事。五六十年代出诊最多，因交通不便，只能骑马出诊，有一藏民骆驼（人名）的儿子病重，刚学会骑马的我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达他的帐篷住处，当时不仅腰腿疼痛，屁股也磨烂了，病人高烧昏睡，诊断为大叶性肺炎，注射青霉素及服药二天后好转，由于孩子病重我住在那里，晚上盖的是又膻又臭的老羊皮光板大衣，吃的是昝粑（炒面）和半生不熟带血沫的手抓羊肉，喝的是酥油茶，我那过过这样的生活呢？待病人好转平稳我离开时，他们呀！呀！呀的伸出拇指说：“蔓巴（藏语医生）沙哥（好）”，还献了哈达，他们又亲自将我送回场部，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和温暖。以后我们又多次收到了藏区赠送的贵重礼物——哈达。从此骆驼夫妇去场部购物或看病都要看我，经常给我带些羊肉、酥油，我也依理相还，给他们糖果、获砖茶……。来来往往，时间长了成了朋友，他有二个孩子，让给起个名字，几个人推不过，你一言我一语，张明义院长说了一句，干脆叫“前进”和“团结”吧，骆驼夫妇高兴的手舞足蹈，连声说“好，好，好”。它象征着民族团结，事业前进，此后就这样叫开了。共和县切吉乡藏民加从（人名）的儿子，患急性阑尾炎穿孔，并发弥漫性腹膜炎，术前术后一直呼吸浅表，昏迷不醒，心跳脉搏细弱，似死状态，其外祖父将其包裹准备送葬，我们当即制止，继续抢救，终于挽救了一个14岁孩子的生命，其外祖父又是作揖又要叩头（被制止），全家人千恩万谢，感激涕零，高兴的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高明，农场蔓巴沙哥。”

70年代中期，黑马河一女性藏民腹部隆起，好似妊娠妇女，行动不便，坐卧不安，呼吸困难，非常痛苦，她说在几个地方看了，打针服药都无效，经我们初步检查，可能是肝包虫（是牧区的一种疾病，多发生在西北地区），制定方案剖腹后，吸出包液切除包囊（瘤体），病人痊愈出院。

80年代茶卡公社的一位蒙民，因产后胎盘滞留，产妇病危，请求出诊，此时我正在石乃亥分场，所长张宝福说：“咋办？”当时我毫不犹豫骑马随蒙民一道，快马沿大水桥向北的山沟奔去，约1小时后到达所居住的帐篷后，我立即实施手术，取出胎盘，保证了产妇的生命。

以上只是几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实际上我们给少数民族诊治疾病不计其数，解除了他们的痛苦，这不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融洽了农场与周围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每次单位与少数民族有矛盾或草原纠纷的时候，医务人员出面多能化解矛盾及误会。举例说吧，有一次直属二队与藏民因拉羊粪发生矛盾，双方几次协商未果，刘吉鹏大队长和我去了之后，即刻化解了矛盾，还请我俩吃手抓羊肉，喝青稞酒。可以说医务工作者起到了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作用。

我在哇玉工作的几十年间，场部、分场、大队都干过，可以说哇玉的每个角落都留有我的足迹，都有我和其他同志的汉水，那时的人只有一个想法：忠于党，听党的话，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从不喊苦叫累，只要是为了救人，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像老干部吕富马（政治科长）、斑殿荣（中队长）、还有大队长武忠瑾的长子等同志患了急腹症，病急危重，怕在转西宁的途中颠簸耽误病情，出现危险，我们不顾个人承担的风险，依然决定立即手术，解除他们的痛苦，恢复了健康。吴士荣（解放时期干部）1962年因酗酒造成严重酒精中毒，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医务人员守护身旁，昼夜全力抢救三天三夜后，挽回了一名老同志的生命。还有一次李彪同志（抗日干部）被拖拉机撞伤胸部，断了11根肋骨（X光片）血气胸严重，处于休克状态，经过我和全院医护人员的抢救，输血补液等，又反复多次胸腔穿刺（抽出血性气体，每次都在800-1000ml），有一次我在穿刺时，他女儿在一旁（青海医学院毕业生，已工作多年），看到抽出那么多血性液体时，惊讶的喊出了“这么严重！”终于稳定了病情，痊愈出院后于80年代初离休回到了扬州定居，后来由于痔疮曾多次邀请我去给他做手术，被我谢绝了，我想扬州医疗条件水平比我们这强多了，这也许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吧！

还有一个湟中的老乡，在我们南山挖中药材（私挖），患了急腹症，到医院时已经严重休克，血压脉搏听不有些人和情况您还是知道的。请将您了解的发给我。另外，你问一下蔡医生。(他讲话，我有时听不太懂)将有关情况告知我、不着急！谢谢。清楚，极度危险，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最安全的麻醉），手术切除了坏死的小肠约2米，结肠20cm后，病人逐渐好转，痊愈出院。

当时那种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对挽救一个生命是多么的重要，我没有让患者及家属那么正规的签订手术协议，而只是对家属说了手术的风险，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一旦失误，将会遗憾终生，甚至坐牢。但我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为了病人，为了抢救一条人的生命值得！我始终战斗在医疗战线上，在党的领导下，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做了大中手术上千例，小手术不计其数，拯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这是党的医疗工作在监狱事业上的体现。很多医务人员在工作中积劳成疾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卜正元、李连香、蒋光德（职工）等，还有农技人员卢锦江，行政人员：朱文虎、卜凯、熊光寿、高宝进、杨均亭等同志。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其子女多在青海工作，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和子女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西部的建设，他们的高尚情操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头，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我退休回内地后，一直思念我的第二故乡——青海，回忆着在青海那30多年“弹指一挥间的峥嵘岁月”，一起战斗在监狱事业上的干警，那种知难而进骨子里散发的中华民族精神，心情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渴望现职狱警更加努力，将监狱事业建设的更好，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