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之子 红色布鲁》，纪念布鲁诞辰110周年

海南自贸港视界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你是永恒的革命人

布鲁（1909一1972出生），谨以此美篇 纪念海南岛之子“红色布鲁”110周年的岁月。

纪念陵园位于海南省博鳌西侧一个叫石壁岭的制高处……

1941年，毛泽东给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信中提到：“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延安要多几个布鲁就好了”。

《情报界奇才陈泊：预先洞悉军统刺杀毛泽东阴谋》

近期党史频道转载了《北京日报》的文章““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文中记述了1943年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预先洞悉军统刺杀毛泽东阴谋的经过。摘编如下。

布鲁，真实姓名陈泊，原名卢茂焕，1909年 出生于海南琼海的一个渔民之家。因为家境贫寒，早年的陈泊当过钳工，读过不长时间的夜校，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当地的琼崖工农红军，很快就因作战勇敢、灵活被提升为副连长。在此期间，钳工出身的他还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小型机械军工厂。到了1928年，由于海南琼崖的革命斗争受挫，陈泊被迫远走印尼苏门答腊岛，次年前往雅加达与马来亚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担任了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专门负责保卫、除奸工作，从此开始以布鲁为别名。

1943年6月底，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在延安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军统秘遣特务试图暗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一时之间中外舆论大哗。破获此次惊天大案的功臣，就是那位曾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的布鲁。

延安时期陈泊的又一奇勋，即是洞察先机，一举破获了军统实施刺杀毛泽东的“假田守尧”案。1943年6月上旬，驻守陕北吴旗及富县的边区部队，相继向延安保卫部门报告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卡事件。虽然，上述两地的部队报告称，偷越边境的特务均被击毙，但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了陈泊的注意，多年的反特经验让他意识到近期延安可能有大事发生。在边区政府保卫部门的建议下，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留守兵团、保安处、公安局等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做出了加强延安防特反特工作的决定。

当时陈泊正担任边区保安处长，每天有一项日常工作即是阅看保安处抄来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日常活动的安排。6月20日，陈泊在阅看领导日程表时注意到6目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将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这是个陌生的名字，而当陈泊找中央军委保卫部了解情况时，他立即觉察到这个所谓新四军旅长可能存在问题。军委保卫部参谋拿来的田守尧报到材料中，虽然十分详细记录了田旅长自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然后由晋西北进入边区的经过，但田本人却在抵达晋西北时发电报给中央军委，称自己所持介绍信丢失。联系到最近接连发生边界特务偷越事件，陈泊立刻提出给晋西北的兵站发报查证。当天下午，当地兵站回电报告称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经过之事。事关重大，陈泊当即一边单独隔离“田守尧”，一边加紧调查。经过两昼夜的突击审查，陈泊终于查明这个假冒新四军旅长田守尧身份之人实际是军统高级特工，混入延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寻机刺杀毛泽东。原来，这一年的3月份，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一行从山东赴延安参加会议，在连云港与日军遭遇时不幸全部牺牲。事件发生后，当地军统部门获悉战死者身份，并立即密电重庆军统总部，戴笠认为这是一次大好机会，于是亲自策划由军统高级特工假冒田守尧身份，乘毛泽东接见之机进行刺杀行动。由于中共对于真正的田守尧旅长遇难一事毫不知情，这个假冒的田守尧旅长顺利地混入延安后，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整整5天，并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如果不是陈泊心思缜密，抓住了军统暗杀计划中存在的微小破绽，两天后毛泽东接见假田守尧旅长的后果也许不堪设想。

破获假田守尧刺杀毛泽东案，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是揭露了国民党重庆当局顽固反共的真面目，让其一时陷入了舆论漩涡，并不得不暂时停止制造更大规模的反共摩擦。同时，及时破获如此大案，也让陈泊这个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名声大振。

1937年初,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左)采访陕甘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中),布鲁陪同并担任英语翻译。

1949年11月11日，邓华（左一）、方方（左二）、叶剑英（左三）、布鲁（左七）在广州检阅解放大军入城大会主席台前排。

1950年布鲁同志在深圳侦察

一九五三年，陈泊(左，即布鲁)和同事陈坤成为新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大冤案

———“两陈案”的主角。

冤案内幕:（一）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这位豪气冲天的红色“福尔摩斯”，打算在南国的都市竭尽自己的忠智大干一场，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成了他蒙难道冤、悲惨屈死的地方！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11月上旬，即陈泊等人随叶剑英进入广州10余天，叶剑英找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和陈伯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这段期间，潜伏下来的盗匪特务与黑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乘我革命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之际，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日发生的抢劫案达100多起。叶剑英讲道：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制止抢劫案，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非常不利，市公安局必须以此为工作重心，打开斗争的局面。

刚刚接管过来的广州，人民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负的责任更重。陈泊主持召开了两天的局党委会议，对工作作了认真研究，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全市的抢劫案迅速下降。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在各方面人员基本具备的情形下，按照局党委制定的工作方案，紧张有序地铺开各项工作，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全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3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3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长期折磨凄然而逝: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一年来曾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尽管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公安部长口出，又能有什么异议？随后，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成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这个任务犹如铁板一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

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解放军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有的只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只会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倒的精神状态去处理问题。既然上级揪出了陈泊这个“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肯定是不会错的。看到犯人拒不交代，审讯人员心头愤怒，就拿出对付敌人的手段以刑逼供，迫使这些“犯人”交代罪行，对两陈作出指证。在这些“犯人”中，有两人尤为要紧——梁侠、程长清。他们多次受到车轮战式的审讯，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梁侠的一条腿都被打断了。这个曾在香港我方情报机构担任秘密特情的广东汉子，终于熬不过酷刑，含泪画押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是受国民党指派打入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程长清及另外一些人的情形也与梁侠大致相似。就这样，省公安厅两个多月下来“累累战果”，打出了一个“中统特务集团”，上报到公安部。1951年8月，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从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为陈泊、陈坤任用过的情报人员，包括历史复杂、有过劣迹的“要犯”，作为“中统特务集团成员”，集体解押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

人证俱在，确凿无疑，一个隐藏在公安战线的庞大而骇人听闻的“中统特务集团”宣告破获。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政治厄运，使得陈泊痛苦得几乎疯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在监狱中挥动着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发出“何罪之有”“冤枉啊”的呐喊，不知道多少次向审讯人员万分激动地诉说自己的冤屈，他的嗓子嘶哑了，牙关咬得出血。然而，他的申辩和表白始终无人理睬。

1961年，在冤狱大墙阴影下苦熬了10年的陈泊，被释放出狱。他来到妻子吕璜工作的全国妇联，一打听，吕璜去山东出差，一周后才能回家。经门卫指点，他匆匆来到红旗中学找到儿子陈修力，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然而，命运的神光只出现了短暂的瞬间。仅仅两天之后，一大早，刚回到家的陈泊尚未起床，几名武装公安破门而入，收缴了陈泊的释放证，然后不容分说将他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北京站开往武汉的火车上。任陈泊一路上愤怒至极地吼叫，公安毫无表情，不予理睬。陈泊真是悲愤欲绝，痛感多舛的命运竟没能让他看到与自己血肉相连、患难与共的妻子！到武汉后，湖北省公安厅已有警车在站台等候，水米未沾牙的陈泊被押往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关押在北京，但不知囚于何处，夫妻二人近在咫尺，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愤悲，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只讲好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大姐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给她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待继）

布鲁（1909——1972），原名陈泊，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在印尼开中餐馆的三舅，收留了陈泊，还供他就读华侨中学。1930年，陈泊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1936年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陈泊随后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1942年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边区引起轰动，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赞赏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又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不久，陈泊就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解放初期，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1951年，刚40出头年富力强的陈泊，被突然涌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领导下，办案部门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然而，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自1961年起，这位谍报战线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的“福尔摩斯”之誉的杰出斗士，在劳改农场又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铮铮铁骨、刚直不阿，最终惨死在劳改农场，可谓千古奇冤。

所幸，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1982年5月，陈泊及原副局长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广州解放前夕，他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后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1年5月，布鲁追悼会上，时任公安部长的赵苍璧向吕璜表示慰问）

布鲁与夫人（吕璜）、儿子（卢山）合影。

《海南之子 红色布鲁》

撰稿人: 贾延岩

两度被捕 四次找党

　　布鲁在他23年革命战争的征途中，曾两次被捕并受伤致残，他又经历了四次寻找党的组织。

　　布鲁第一次被捕是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当年的4月23日,18岁的布鲁在海口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在狱中，他英勇不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在被关押一个多月后，由亲戚花钱保释出狱。他并没有被当时的白色恐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回到乐会找到了党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工农红军，担任过班长、副连长和红军军械厂的厂长。

　　布鲁第二次被捕是在1931年，他根据马共中央的指示，在刺杀大叛徒的过程中，不幸炸弹提前爆炸，炸伤了他的左眼、炸掉了他的左手。他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抓捕，他在警察局和法庭上顽强斗争，声言自己不是炸弹制造者和携带者，而是受害人。在马英当局的监狱里，他担任临时支部书记,领导革命同志一起坚持斗争。一年多后他被释放，并被马英当局作为危险份子，驱逐出境。回到国内，虽然身体伤残，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坚持革命。

　　布鲁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曾经四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地寻找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布鲁第一次找党组织是1927年,他从海口监狱被保释出来后，便毫不犹豫地到乐会四区找到了党组织。

　　第二次找党组织是1928年，当时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为逃避国民党军警抓捕，布鲁孤身一人驾一叶小舟，顶烈日耐饥渴、在海上漂泊数日后，被过往轮船搭救而逃到马来亚。在没有找到党组织之前，他串联了6个同样是从海南逃到马来亚的共产党员，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继续革命活动。不久他寻找到了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当时归中共领导），他担任了马来亚总工会的纠察队总队长。

　　第三次寻找党组织是1932年布鲁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他根据马共中央的安排，经香港到厦门，去续接党组织关系，当时厦门党组织由于领导人的叛变，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他寻找组织非常困难，但是他不避风险，经过不屈不挠的寻找，终于在厦门与党组织对接上了关系。

　　第四次寻找党组织，是1932年布鲁根据组织安排到了上海，那时正逢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了革命。而他孤身一人，在上海露宿街头，利用一只手的残缺，冒充国民党伤兵，捡食别人丢弃的食物充饥。但他仍

没有放弃对党组织的寻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当秘书，在上海码头工会担任党的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坚持革命斗争。

“红色福尔摩斯”

　　在艰苦漫长而又充满艰险的革命战争年代，布鲁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华南、华东、西北、东北，他还远涉南洋。1931年，在新加坡，布鲁曾经为革命而血洒南洋失去了自己的左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布鲁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侦察情报科长和保卫部长，曾力破多宗国民党特务案，并破获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前最大的国民党军统案，一举抓获国民党军统特务56人。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毛主席说：“延安需要像布鲁这样的同志来保卫，延安要再多几个布鲁就好了。”他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军民广誉为“福尔摩斯”。四十多年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专门书写了纪念布鲁的文章，还为他题词“红色福尔摩斯”。

　　布鲁曾主办延安“侦察情报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的学员在后来的战斗和工作中大都成为我党在隐蔽战线和革命工作中的骨干和领导，其中有李启明（曾任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邹瑜（曾任国家司法部长）、解恒（国家公安部顾问）、卓琳（邓小平夫人）等。

　　1946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布鲁在东北先任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后任中共松江省（现属黑龙江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他组建了松江省各县的公安系统，参与领导破获了哈尔滨和松江省的国民党特务大案。

　　1947年，他作为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在主持全省肃特肃匪的同时，主抓了敌占区长春市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对长春市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布鲁率领109名从吉林省公安系统抽调的干部南下江西。他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做为解放后江西省首任公安厅长，他筹建了江西省解放后的公安系统，对江西省解放初期的肃特和剿匪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底，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点名，布鲁担任了广州市（当时为中央直辖市）接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广州市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担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叶剑英为市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广州地临港澳，敌情复杂，特务众多，肃特治安形势严峻。布鲁的工作受到叶剑英的肯定和表彰，叶剑英说：“广州治安的迅速稳定，是和布鲁分不开的。”

时穷节乃现

　　1951年1月24日，布鲁在广州被冠以“包庇重用特务”等罪名而被错误逮捕，并被押往北京。随后他被判刑十年，十年刑满后，释放不到五天，就又被非法抓捕，关押到公安部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关押管制十一年后，布鲁病逝于劳改农场。

　　布鲁同志在这长达二十一年的关押中，他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顽强的精神始终不曾垮掉。

　　布鲁在监狱中坚持驳斥对自己的诬陷，想方设法地进行申诉。他在坚持为自己申诉平反的同时，所惦记着的和最感痛苦的，还是由于他的被捕，我们党和公安部门派往香港、澳门的许多情报人员，也同时被抓捕，对情报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虽身处极端恶劣的环境，布鲁仍坚持在牢房里跑步、做操，锻炼身体。他在监狱里，用小石子在墙上刻画自己家乡的椰子树、渔船、大海，刻画上海滩的钟楼、延安的宝塔和东北的大松树。在劳改农场期间，他还给自己家乡的侄辈们写信和寄学习资料，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教导他们要孝敬父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

　　情深牵故乡

　　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布鲁为躲避国民党军警的抓捕而逃离家乡，此后，他再也没有能踏上故乡的土地。抗日战争期间，当他战斗在延安的时候，1945年他的父亲去世了。1950年，他和母亲在广州见了一面，从1951年1月布鲁被捕，直至1958年母亲去世，他再没能见到过母亲。这个海南渔家的儿子，始终梦萦魂绕着自己的家乡，即使在监狱里，他还在思念着家乡，画着家乡的渔船、大海、椰子树。

　　在布鲁被关押21年的日子里，趁“文革”的混乱，富有正义感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不避风险，曾经策划帮助布鲁从劳改农场来到北京上访申诉，期间年近六十的布鲁曾对妻子说：“早晚我是肯定能平反的，到时候我获得了自由，你就跟我一起回我美丽的家乡海南岛，那有大海、有蓝天、有大榕树、有椰子树。岁数大了，鱼是打不动了，我们可以‘耕作万泉边，闲读榕树下’。”这是他晚年渴望的生活，是他对家乡的热望和一腔赤子之情。

　　在劳改农场期间，布鲁想到家乡没有葡萄树和桃树，他曾给家乡的侄辈邮来葡萄苗和桃树苗，请他们试种在家乡的土地上。他给侄辈的信中，更洋溢着对家乡的浓浓深情，他写道：“离1928年我逃离家乡已经四十年了，我多么想回家乡看看，家乡的鸡是香的，鸭是甜的。我一定要回去的，我死不了的，哈哈哈。”

遗憾的是布鲁没能坚持到8年后的彻底。

贾延岩,原习仲勋秘书。习仲勋同志1978—1980年主政广东省时任秘书。后到北京历任厂长、处长、总经理等职。1989年调任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主编了《独特英雄——纪念人民英雄布鲁诞辰一百周年》等书籍。现为海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独特英雄》纪念海南人民英雄 布鲁

作者: 贾延岩主编

海南革命后代拜访《独特英雄布鲁》一书作者贾延岩（左三）。

左起：符悦龙、庄祝霞、贾延岩、李若雄、唐海明、萧海平

坚持传承红色基因，因为中国的江山是红色的……

左起：四野子弟萧海平、琼纵子弟李若雄、琼纵子弟符永健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