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三）—1966年

徐加宁

1966年初，我们随爸爸就职的部队医院由淮安县迁至淮阴市的新院址，我们住进了部队大院。

军用大卡车把我们带进了营房，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所崭新的颇具规模的医院。营房分成两大块，前面是五六幢三层楼的门诊、急诊和住院部。每幢楼之间有长廊连接，四周有绿化及景观。后面家属区里八九幢整齐的宿舍楼，有单元式的，有筒子楼，按级别分住着两百多户。

这些建筑在当年贫穷落后的苏北地区显得多么的高大尚。  

医院外面是城乡结合的孙大庄。那时老百姓们的生活极其困难，缺衣少粮。我们每天上学必经之地的一户人家，冬天仅有一条棉裤，谁下床活动谁穿上。其他人就倦缩在用树棍拼搭，铺着稻草的床上。一床大洞小眼，发黑结成块状的棉被下，露出三四个孩子的头。一天只吃两顿浪打浪的玉米糊糊。由于卫生条件差，被蚊虫叮咬感染后，留下了满头的瘌痢疤痕，一眼看去，分不出男女。几根毛发艰难的生长在荒蛮的头顶上。

他们家有两三孩子个与我们年龄相近，背下里我们叫他们为“小秃子”。因家庭贫困上不起学，成天无事可做，经常在女孩子们路过他家时，搞一些恶作剧。小朋友们中传说他们的秃头会传染，每次走过他家，就特别紧张。原本一路上叽叽喳喳，说说笑笑，远远的看到他们站在那里，立刻戛然无声，低着头，大气不敢喘，小跑着赶紧离开。看到我们害怕，他们就越发捉弄我们，有时还放出狗对着我们狂吠， 身后传来他们一串不羁的笑声。每次经过就如同过一道“鬼门关”。      

   天热时，村子里不少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十几岁）和男人们一个打扮，光着上身，女人的特征，像干瘪的瓠子挂在胸前。她们毫无顾忌的出没在人前人后。

部队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号召大家对那些极贫户给予捐助。其实那个年代，人们都不富裕，给予的捐助只是杯水车薪。

2004年重回故地，已经找不到儿时的记忆了。                

　　大院像个小社会，有食堂、澡堂、小卖部、礼堂、理发店、幼儿园。

澡堂每周开放一次；食常增加一些特色面点，一到那个时候，孩子们就早早去排队，食堂顿时就响起了锅碗瓢盆交响乐。

那时人们对物质生活欲望不高，大院里的这些设施解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                 居住集中了，院子里多了好多孩子，仅我们这批上下相差不大的男孩女孩们就有四五十个。大家很快的自然站队，性格、兴趣、爱好相投的形成了几个小帮派。那时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好动，求知欲强，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                 

“文革”开始后，学校全面停课闹革命。没有学上，大院就成了我们的天地。小伙伴们常常聚在一起，相互壮着胆，没有不敢去的地方。没有不敢做的事。大有“上天入地”之能量。生产班地里种的西红柿、黄瓜、山芋，一年四季的瓜果；中药房的甘草、白果、山楂都成了我们的零食。                                      

  我们常常潜入到大礼堂，将两块幕布系在一起荡秋千，幕布一块块被撕裂。每到夏天结伴翻墙头超近路，去黄河故道游泳。

每周一场电影，几部革命的电影反复放映。不外乎就是巜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噶》、《南征北战》等。以致我们能合着情节背台词。露天电影银幕的正反两面，一般正面坐着都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不安分守己的“坏孩子”大都选择坐反面，以便随时跑动。几十个不上学的孩子每天把大院里闹的天翻地覆，各个犄角旮旯都有我们的身影。                                  

为了减少一些破坏，让家长们能安心的工作，医院里特意腾出一排平房，设立了阅览室、棋牌室、乒乓球室等。还请了几个战士专门管理， 试图把几十个孩子组织起来。结果事与愿违，被圈起来的男孩们打架，女孩们吵架。几个年轻的战士看着不接受管理的小伙伴们，束手无策。不到半个月，就自然解散了。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有理，“革命”的激情已经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 身上开始萌动。

1966的5月中旬我们准备学珠算。我特别佩服那些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的人，一笔笔账，拨动几下算珠，账目就出来了。

那天我们走在上学的途中，遇到几个往回返的伙伴告诉我们，学校老师在写大字报，不上课了。出于好奇，我们赶快往学校走去。一进校门就看到满墙都是我们看不懂，也不明白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大字报。老师们三五成群的站在一起，神情凝重的在交谈着什么。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那个教室上课了。

现如今我仍不会打算盘，幸亏现在的计算器代替了它。再后来的日子里，教我们课的几个老师被揪斗......

一天下午，听说教务处四十多岁的高主任在家上吊自杀了。因她住淮阴地委宿舍，经常与我们同路，所以对她印象深刻。那天我跟着几个同学去她家看了，什么也没有看到。傍晚时分，家门大敞，里面黑洞洞，没人走动，没有哭声，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正巧那天食堂卖包子，那么好吃的我，居然一个包子都没有吃，不知怎么的将包子里的肉与她联系在一起。                      

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记得获诺贝尓文学奖的莫言与我同岁，他说他小学没有毕业，只有初小文化。的确，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文化。十年文革我由儿童，少年，成为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