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四、大串联的开始</h1><h1> 也许是我们两个机械系半工半读班的表现过于激进（差不多每天晚上有一部分同学组队去静安公园里，参与和支持北京的南下红卫兵与市委暗中组织的干部以普通市民身份参加的辩论：“上海市委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等问题。因此当老人家发出了邀请全国红卫兵到北京去进行革命大串联的号召后，学校组织的第一批进京学生就有我们两个班。</h1><h1> 记得我们是9月3日晚上乘火车的，到南京下关车站已是后半夜，当时过江还要坐火车轮渡，化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江北浦口车站，天已蒙蒙亮。可能是绿皮慢车，开始时由于兴奋还没一点睡意，但随着时间推移和车轮哐当哐当的节奏，眼皮一个劲儿地耷拉下来，实在睏得不得了。大部份同学都是靠在椅子或者趴在小桌上睡，要么头颈发酸要么手臂发麻，我发现垫几张报纸睡在椅子底下是最舒服的，虽然不太雅观。</h1><h1> 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在5日的中午左右到达了丰台车站。停了好一会儿，走上几个腰束宽皮带手里还拿着鞭子样东西的北京红卫兵。杀气腾腾地在车厢口大声吆喝，具体内容忘了，意思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不能来首都，快点滚回去！要是被发现就没有好果子吃。当时谭立夫的反动血统论还是甚嚣尘上的，静默了几秒钟后居然真有几位同学拎着行李乖乖地下了车，那会儿的学生还真是老实，谁知道你是什么出身啊！</h1><h1> 就这样过了半个来小时，火车才慢慢开进北京站。当时可激动啊！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我们被安排在东郊英家坟的纺织科学研究院，当时的我哪能想到十多年后会调到这里上班，并一下子工作了26年直到调至中国纺机协会！由于我们来的比较早，各方面的接待工作都比较好，听说后来进京的同学不少都安排在中小学、工厂里住。</h1><h1> 我们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是被热情接待的，才九月上旬，晚上就已在我们住的宿舍通了暖气。那时候都是汽暖，温度很高，记得我还出了一次洋相。把肥皂放在暖气水汀上，第二天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了，再仔细一看，原来已化成浆糊似的粘流到水汀和地上了。</h1><h1> 我们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拿了两个馒头一点咸菜往书包里一放，开始了例行的“革命串联”，颇有点艰苦闹革命的豪情。主要是去中关村的北大清华等大学看、抄大字。大字报也确实多，铺天盖地的实在看不过来。有一天正在人民大学看大字报，突然从广播喇叭里得知中央文革首长要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接见红卫兵小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纷纷朝一个方向走去，我们也跟着到了会场。果然见操场上人山人海，远远看去主席台上已坐了不少人，一会儿看到一遛小汽车开到主席台后面，喇叭里说周总理来了、江青同志来了，后面还跟了不少人，记得还有陈伯达、陶铸、王任重等人。会议主要是陶铸讲话，其他人也讲了，都比较简短。大会结束散场时，还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由于人太多，正门根本来不及走，把旁边的围栏挤塌后蜂拥而出的人群有人拌倒了，后面反应慢的就跟着倒了一大片，再后面的就踩在前面的人身上逃出来了。我们的队伍也早已冲乱，我侥幸没倒下。看着那些在下面哇哇哭喊的大男孩女孩们的惨样真是令人心跳。</h1><h1> 那时的我们还真是革命，来到首都北京，照例说有那么多名胜古迹怎么也得去看一、二个吧！可是我们除了去一次天安门之外真是哪儿也没去（几年后有些同学才说曾经偷偷去过北海、颐和园等，当时谁敢说啊）！</h1><h1> 由于要等到老人家的接见（9月15日），我们也有几天是自由活动的，我先是去北航找中学同学，后来又与张海约去找过他的中学同学，记得是工业学院和北医（今北京医科大学）。</h1><h1> 还与赵根先去了一次胡志芳家，由于没记清地址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魏染胡同。胡同挺宽，能会车，据说是明朝宦官魏忠贤在这里住过，故得此名。我们俩在29号找到了她的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二进四合院，大门开在东北角，门前的两个石头狮子已被敲掉脑袋。估计以前也是什么王爷贝勒或者士绅之类住的，现在与对面的30号都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家属宿舍。解放初，北京的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为了满足首都功能，从上海等发达城市调来很多各行业的人才，多数是服务行业的。如中国照相馆、红都时装公司、美味斋餐馆（正宗上海菜，就在菜市口，离他们家很近）等，外文印刷厂也是上海来了一批技术骨干后才成立的。所以胡志芳是1950年从常州湖塘乡随她父亲来到北京的，那时候她才三岁。听她也在外印厂上班的大哥说，刚住进来时，有不少铺地的大方砖上还有彩色花纹图案的。</h1><h1> 进了大门先是过道小院，以前是门卫、轿夫等佣人住的几排房子。再过一个垂花门（刚来时还有影璧等建筑，后来拆了）才算进入院子，她们家住在前院。院子里种着月季、米兰等各种花卉，一股香味。开始时住着清一色的南方人，上海话夹带着江浙口音方言的普通话是这里的通用话。对面30号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京报馆（现已辟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个二层小楼，也是外印厂的家属宿舍。上世纪小有名气的影星沈冠初（电影《一盘没下完的棋》等影片的主演）与其哥哥旭初是与胡他们同时北迁来后一起长大的发小。其母沈家姆妈等人都是这边29号里一起串门聊天的老姐妹。著名报人邵飘萍（《京报》创始人）的遗孀汤老太太就住在隔壁32号，她是苏州人，偶尔也会过来聊几句。由于得到毛泽东（毛称其为师母）的敬重而被政府照顾得挺好，在1986年96岁高龄才去世。</h1><h1> 又扯远了！</h1><h1> 记得在她家吃了点心后就匆匆离开了，因为要赶回招待所的晚餐， 那时候的北京也怪，休息日的单位食堂都是只开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h1><h1> 老人家接见是9月15日，记得很早就起来了，先是整队走到纺织部，与住在各处纺织系统院校的学生集中，当然主要是我们华纺的。再一起走到一条忘了叫什么名字的小马路上坐等，这时已是人山人海，不少还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他们都组织得比较有序，还互相拉歌高唱，还有人指挥，比起我们这些普通院校的学生来显得活跃多了。</h1><h1> 又不知等了多少时间，队伍开始到天安门广场集合了。那更是学生们的海洋了，由于还没有“纪念堂”，当年的广场比现在要大多了。广场两侧（包括长安街两边）都是用帆布围起来地上安有一长方铁坑的临时厕所，广场上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旗帜都在摇弋，我也看到了居然有“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旗帜在有人舞动，可能是后来进京的高年级同学们带来的。记得我们学校的队伍在纪念碑的东南方，往天安门城楼看去，上面的人只跟蚂蚁般大小。会议开始时是林彪讲话，他那带着湖北口音，嗓门偏高的发言基本能听懂。然后是排成40还是80人的横队，由东向西走过天安门，我们的队伍是在靠南边，根本看不清城楼上人的面孔。可是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很激动，那是受到伟大领袖接见啊（后来报上说是接见了百万红卫兵）！</h1><h1> 队伍走到西单附近就解散，各自回到住地，记得也是走回来的。那天可把我们给累的！好在都年轻，再加上高度亢奋，倒也没觉得什么。记得是当天（还是第二天？）就离京了。也确实有点想家了，我是生平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老吃馒头，已经开始想吃家里的大米饭了。另外，北京干燥的天气也很不适应，两毛一斤的鸭梨和葡萄也没少吃，可嘴唇还是干裂得不敢大笑。化几分钱买了一盒蛤蜊油涂上稍好些，那时可没有曼秀雷敦啊！</h1><h1> 记得是乘晚上的火车，在站前广场排了挺长时间的队，终于又在哐当哐当声中回到了久违的上海。</h1><h1> 这时候的学校里也已是充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联学生，中心大楼基本上变成了接待学生住的宿舍。我们回来后就进入了外地学生的接待站工作，白天忙于接待站事务，记得坐了卡车去黄浦区湖北路（那一带解放前是“鸡窝”，小旅馆很多）拉过两次棉被。晚上要为外地学生的宿舍安全巡逻，也就是拿着手电到处转转而已，这段时间相对清闲、轻松一些。</h1><h1> 就趁这个空挡，再把咱们美丽又精致的母校描述、回忆一遍吧：</h1><h1> 经过一年多的生活，对学校的全貌已基本了解。</h1><h1> 就从中心大楼说起，当年的中心大楼可算是沪西这一带的“宏伟”建筑了，当时华纺的正门就是正对着中心大楼的（目前的大门是在原来位置往南移了几十米的距离），现在楼前圆花坛中的那棵雪（塔）松就是我们毕业时已在那里的，只是长得把花坛都盖住了。华纺第一任副院长周承佑的骨灰就埋在这雪松旁，据说这中心大楼就是在他当年主政华纺的基建项目时落成的。这位21岁从清华毕业，24岁就硕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高材生、西南联大教授，曾经梦想着把华纺建成中国的麻省（文革期间还把这一条作为他的罪状之一批判过呢！），未免有点太天真、雄心壮志太……，但愿将来有一天这位老院长的心愿能实现。</h1><h1> 当时这里还是城乡结合部，中山路以西还属于上海县，在中心大楼五楼向四周都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往东看，江苏路九层楼高的达华宾馆清晰可见，听我外语学院的同学说，去拜访他们的西班牙语老师就住在这个宾馆，原来都是住外国人的。中山路对面，现在的银河宾馆这一带是一个很大的战备水库，在五楼看下去，水库上面一层楼顶上种了花木和草地，隐蔽性很好，从天空看下来，与周围戴家宅生产队的环境很协调，估计起码有万吨的储水量。</h1><h1> 当年的这个正门口是比较冷清的，因为中山西路上没有一条公交线路，除了少部分住在联建新邨的教职工进出外大部分人都是走延安西路校门。</h1><h1> 进校门右转，往南几十米就是现在的校门，当年是学校的车库，学校里仅有的大小几辆车，包括那辆漂亮的、两面印有华东纺织工学院校名的大轿车都停在里面，不少外地同学刚入学时就是从上海站乘着它进入校园的，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再往南左转就是一条东西向的泊油煤屑小马路，路南基本上都是实习工厂等建筑，最西端有几个车间，就是当时还带有点保密性质的静电纺纱、喷气织机等试验场地。往东就是铸工房、木模室、锻工房、机加工车间等机械工场的地盘，占地比较多。铸工房南边就是一条小界河，与对面的泸定中学隔河相望。再往东，路两边是几排典型的锯齿型棉纺织厂房，是纺织系的实习工场。继续往东，已经是学校东南角了，也有一条界河，隔河能看见对面何家角生产队种的各种蔬菜。这里也是一堆车间，从车间外面的各种管道来看，应该是纺化系的印染和化纤实习工场了。这里来得很少，是被遗忘的角落。</h1><h1> 进校门往左几十米，就是学校最漂亮的“淮海路”了，两面高大的法梧桐已快联到一起，是一条天然的林阴大道，下面是两排修剪整齐一年四季常绿的冬青树，平整的水泥路面向东一直通到大操场。</h1><h1> 路北，错落有致地排列着红墙青瓦的几栋建筑，首先是我们的教室所在地——留学生俱乐部，然后是第一教学大楼，再往东是化学实验楼，再往东是L形试验楼。刚进大学不久，我们班曾经在楼的一层试验室听周承佑副院长介绍各种试验设备，张善同（一位不声不响的老师，我调北京后才知道他是55届的，与我们研究所的张锡山、朱惠是同班同学，朱还与他是嘉兴老乡。是当年嘉兴的高考尖子，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就沉默了）当的辅导教师。试验楼再往东，在大操场旁边的松树间还有一排由低到高排列着的障碍翻板墙，供我们民兵训练时用的，最高的差不多有两米。</h1><h1> 淮海路南，首先是凹字形的中心大楼，当年的感觉是多么雄伟和壮观，这几年去看，不知是地面沉降了还是周边树木长高了，或者是高楼大厦多了，觉得其一点都不起眼了，矮矮的缩在那里。凹字形后面是第二教学大楼，但大家习惯叫它电工试验楼。再往东是一大片空地，面积与大操场差不多，两边有两条直通金工场的南北路。空地也立了几副足球架，大操场不够用时我们也到这边来踢过球，记得机二刘启志等不少同学还在这里练习那辆幸福牌摩托车的驾驶技术。可惜这块空地在我们被疏散到北桥农村后就沦落为一片果园，种上了排排梨和苹果树，这是后话了。</h1><h1> 空地南侧还有一间挺大的房子，还比较新，估计是建后准备做什么车间的。有一次我从金工场出来不知怎么往里走进去看了一下，喏大的房间里只有教务处长韩祥林（已靠边）一个人正戴着眼镜在台钳旁虔诚地干着活。一个半老的老头，胡子拉碴，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丝感动。</h1><h1> 再往东，也就是试验楼南面，有一条小河，往南斜通到纺织实习工厂旁。河里长了不少水草，还有小鱼在里面游动，为校园增加了不少浪漫色彩。但后来发生的纺一年级钟XX在这河里自杀事件后，这小河就被蒙上了阴影。</h1><h1> </h1><h1> </h1> <h1> </h1> <h1> 小河南端的西边，还有一座不到十米的小土山，那是附近挖防空洞的泥土堆砌出来的，上面已长了不少小草，我们还曾爬上去“远眺”过呢！</h1><h1> 小河再往东，就是一片运动场地了。路边有几副单杠和双杠，复课闹革命后我们在试验楼二层上课，课间常到这里来拉几下引体向上或者摆悠十几下双杠。往里是几片篮球场地，每天早晚有不少篮球爱好的同学在这里打球。再往南，纺织实习工厂的外墙上画着一副足球门框，并在框内划分片区还编上了号，估计是让足球队员练习射门角度的（没看到他们练过，可能是他们练习时我们正在上课）。</h1><h1> 再往东，就是大操场了。一个标准四百米八跑道南北向的田径运动场，既可作为11人制正式足球比赛场，也可分为两个7人制东西向小足球场。记得当年最喜欢看的是足球队内部七人制对抗练习，无拘无束很放开，体育老师刘福生是教练兼裁判。队员以纺三同学为主，中锋吴大年、后卫陈国平（小名叫火腿，80年代初调北京后的一次参加纺织部的一个调研组，曾在武汉纺织厅见过他。这几年的校庆差不多每次都相见），还有一位叫贾德仪的也是主力，还有一位好像是右边锋，速度特快，也是纺三的，名字忘了，是不是就是贾同学？记得有一次看到两方队员同时起脚，居然把足球踢爆了，可见这些队员的脚头之硬！据说这批队员毕业后大多分配去了四川，还以他们为主踢过几年省队呢！</h1><h1> 操场南端，还有一排毛竹滑杆，记得我当年能不用夹腿光用手劲就可以收上去滑下来连续两次。</h1><h1> 操场北端就是女生的第八宿舍了，那里的3、4层是观看球赛的不错位置。</h1><h1> 操场的东边，北面也有两块篮球场地，中间是引以为豪的室内操场，据说当年上海高校里也没有几个这样的操场（是不是因为举办高校运动会才批建的啊？）。确实挺棒的！里面的北半拉可以作为篮球或者排球比赛场地（曾经多次看过高校排球联赛，王天凯、陈宜等排球主力的矫健身影还历历在目）；南半拉是铺有地板的，可同时摆八张乒乓球桌子，也可以进行各项体操比赛的场地。</h1><h1> 风雨操场到纺化实习工场之间，就是那个标准的15x25短游泳池。每年的夏天，这里可是人满为患，化五分钱就可以来游一场。记得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体育课就是游泳课，水温才20度多一点，在那位女体育老师（忘了姓什么，好像就她一位女老师，四十来岁挺健壮）的吆喝下跳下去，够冷的！</h1><h1> 毕业后，每当探亲或者出差坐火车经过母校时，我必定会趴到西侧的窗口看一眼母校这一闪而过的游泳池和体操房，还挺留恋啊！</h1><h1> 记得当年早锻炼时，每天的七点多钟，总有一趟上海发杭州的列车从游泳池边呼啸而过，告诉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用早餐了。</h1><h1> 现在就来说说我们用餐的食堂了。</h1><h1> 从延安西路边门进来左手边就是礼堂兼第三食堂，是纺织系同学用餐的。再往南偏东紧挨着女八宿舍的是第二食堂，与现在的二食堂位置差不多。那是我们机械系和纺化系同学的用餐处。东北角还有一个回民小食堂，是回民同学的用的，好像看到过653班的马慧玲在里面用餐。</h1><h1> 正对着中心花园也就是现在的第一食堂，当年是教职工用餐的，也叫第一食堂。</h1><h1> 当年我们都是定桌吃饭的（文革大串联开始后就不定桌，而改为自己买饭菜票吃饭了），每七或八个人一桌。每到开饭时间，由桌长去领一大盆菜和七、八碗米饭，菜也由桌长分。当年华纺食堂之好在上海高校里是有名的，每个月15.5元的伙食费（这个伙食标准在当时来说也是够高的，当时的青年工人工资也就四、五十元，说明了国家对大学生的关爱）吃得相当好，用班上几位河南同学的话来说天天像过年甚至比过年还吃的好。他们还特别怕吃鱼（一般是带鱼），觉得那鱼刺太可怕了，其实带鱼的鱼刺还是最好剔的。因此一吃鱼他们的用餐时间起码延长一倍，那时候的学生食堂可没有凳子坐，全是站着吃的，只有第一食堂才有凳子坐。</h1><h1> 再说说宿舍。</h1><h1> 从延安西路进门的右手第一栋就是我们住的第十宿舍，我们住5层的西端几间宿舍。当时都是七人制宿舍，四张上下铺床，有一个空位放行李。都是穷学生，每人最多一个箱子，有的仅一个人造革旅行袋，上海同学东西更少些。床后面有点空地放一个脸盆架和一个单屉桌，几个暖水瓶和肥皂盒一放就差不多了。我当年比较崇拜鲁迅，买了一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及他的木刻头像贴在单屉桌的上方，还蛮有情趣的！宿舍中间是四张两屉桌，每人一个抽屉，搁些私人用品。椅子是没有的也没地方放，下铺就是最合适的椅子了。就这么简单的单身宿舍，我们一直住了将近两年。后来随着高年级同学的离去和派性的发作陆续搬到其它宿舍去住了。当时我们甲班的同学（黄王龚潘刘张刘）住南面，乙班的（高苏赵任俞宋周）住北面。余下的花正荣尹华龙王剑马明同纺半的倪亮徐殿成康福荣住我们隔壁。</h1><h1> 走廊东面及下面几层是后来高年级回来住不下后分过来的一部分学生，还有一些好像是临时招待所，为来校探亲的教职工家属提供的。一层基本不住人，是教务处仓库及印刷出版部门的所在地。与第十宿舍西头相连的是学校医务室，由于我们从宿舍到教室经常是从西端楼梯下来，所以虽然没怎么去看病，但那几位大夫还是能经常看到并熟悉的：江伟康，好像是医务室的负责人，四十来岁中等个子，戴副棕花色眼镜，似乎是医务室唯一男子（文革初也挨了一些大字报）；金（淑芳）大夫，个子较高一些，厚厚的嘴唇，嗓门有点粗；张（乃莉）大夫，中等个子，白白的，气质颇佳；金（？）玲玲，一位与我们差不多同龄，剪着短发的女孩，负责打针发药等工作，我估计是卫校毕业的。还有一位年龄偏大估计快要退休的老大夫，背已略驼，我们背后称她周老太，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一次我们班同学龚良友肛门处长了个疖子，走路都不方便，把周老太请到五楼宿舍处理，她要我帮忙扳开老龚的屁股，完事后我猛打了它一巴掌，臭死啦！</h1><h1> 总的来说，这些全科大夫们对我们学生的态度都还挺和善、诚恳的。反正同学们一般也都是小毛小病，重的话他们只要开张转诊单我们就可以去不远处（美丽园）的延安医院或者青海路的第五门诊部（中医）去就医，都是好医院，全免费的。</h1><h1> 第十宿舍及医务室往南是第七宿舍，是男生宿舍里最长的一栋。现在的延安西路校门进来后的直道就是在拆掉了医务室和七宿舍的西端部分（与南面的5、3、1宿舍对齐）后才铺就的。七宿舍住的人比较杂，有一部分是单身教职工，学校足球队（文革后叫三七小分队）的队员等都在这楼。一层西端的几间房间还曾经做过东方红的办公室，因此，在宿舍的南大门处我们还专门贴了一副大对联，记得是：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横批就是“东方红”。</h1><h1> 七宿舍往南左手是纺织系的第五宿舍，机械系的第三宿舍和留学生及部分“陪留”同学住的第一宿舍二、三层。（还记得有一位高高瘦瘦的、鼻子也高高的，年龄显得偏大一点的阿尔巴尼亚女留学生吗？她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委员，听说后来到中国出访时还特意到母校来看过一次呢！）一层好像是学生会等办公机构。右手往南是部分纺织系同学及教职工的六宿舍，机械系的四宿舍和纺化系的二宿舍。现在这些都已改造成漂亮的七层楼的了。</h1><h1> 再往南就是中心大草坪了，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种满了花木只留几条路，那时候除了中心有一伟大领袖画像的方形塔架外，全是被冬青树包围着的草地。文革后四周拉起了电灯，成了同学们集会、辩论、批斗场所。塔架四面的领袖画像过一阵就由学校美工社的师生进行更换。记得黄象安老师和黄晓逵同学是作画时间最多的，他们穿着蓝色长外套，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一画就是好几天，真是挺辛苦的。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部化纤局的蒋兴可高工去南京参加一有关橡塑挤压机的鉴定会，很巧黄老师也被邀参加会议，我跟他聊起此事，他也很感慨，“现在站不动喽！”</h1><h1> 大草坪西侧与教工食堂面对着的就是教研大楼，也是一栋凹字形的三层大楼，全校的几乎所有老师都在这楼里，三楼北端还有大的阶梯形教室，记得刚入学不久我们机一大班的全体同学曾在里面听系副主任陈敩教授给我们作过报告。</h1><h1> 当时的一、三宿舍的东侧就是生活服务性设施：浴室、理发店、邮局、新华书店、小卖部……，一应俱全，基本上整月不出校门都可以。</h1><h1> 噢！还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那就是学校的西北角。与冷清的东南角相似，这里也是一个大部分同学们不太光顾的地方。从光华遗址的石拱桥往西，有一片低矮杂乱的平房，这里有汽车修理间、仓库等后勤总务部门的科室，苗圃、绿化队等也在这里。往南一些，还有一个二层楼的招待所，可能就是现今喜天游宾馆的前生了。</h1><h1> 好了！把咱们的母校当年的景况扫描了一遍，再回到当时的现实中。</h1><h1> 在外地师生接待站工作时是很容易弄到全国各地的火车票的。有一天，不知是谁，拿进来七、八张火车票说，你们想不想去北京？今晚就走，想想刚从北京回来不久而且马上要过国庆节了不太想去，但有同学说我们到北京后再去其它地方串联啊！这倒蛮有诱惑力的，当时全国各地学生们的串联正方兴未艾，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于是赶紧匆匆回了趟家，告诉家里这次可能要更长一些时间，准备了些必须用品就与几位同学上路了。我的在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后就想去外面走走的坏习惯可能就是这样开始养成的，后来的工作性质倒也与这习惯适应。</h1><h1> 记得同走的有我们班的赵根先刘兰英（她家在北京），机二半的吉悦稳赵荣玉和刘瑞琴，还有机五的王祖清（忘了他是怎么跟我们搞到一起的，到北京后他和刘兰英就与我们失联了）。</h1><h1> 就这样相隔不到半个月，又第二次进京，我们五个人开始了漫漫的旅程。由于我们人不多，就直接住到纺织部，它的食堂楼上是礼堂，礼堂后部有几个小房间。住在那里倒是什么都方便，这也是我们国庆之夜能方便地挤到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边，并“荣幸”见到老人家和副统帅席地而坐的情景（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还去了一趟刘瑞琴的大校军衔的哥哥家，在西郊公主坟还要往西的一个部队大院里。由于当时的北京正在修建地铁一号线，而且都是明挖施工，不像现在的大型盾构机地下施工，马路两边的杂乱不堪和影响交通状况的糟糕至今记忆犹新。</h1><h1> 在街上不断看到“西南告急”、“西师8.31惨案”等的标语、小报。而且我们了解到去西南的火车票很方便弄到，于是我们决定去西南，去声援那里的造反派。想想那时候也真是胆大，既不熟悉那里的情况又没有熟人，就凭着一腔热情居然要去声援！真是无知才无畏。</h1><h1> 好像是10月3日我们离开北京的，火车确实很空，有的车厢里坐铺上都能躺下来睡觉。但我们到安阳就下车了，赵荣玉是安阳人，下车已很晚，没有公交车，我们是走了几公里路半夜里才到他家的。他父亲不在家，他母亲惊喜地发现儿子回来并且带了几个同学，赶紧给我们窝了几个糖水鸡蛋，我们几位男同学胡乱吃下就横着挤在一张大床上睡着了。瑞琴和他妈妈另外找了住处。第二天很晚才起来，去他父亲任厂长的安阳火柴厂洗了个澡。下午就到安阳市里他姐姐（还是堂姐，忘了）家去吃了晚饭，并在她家闹了一下“革命”——在我们认为属于四旧的东西上留了纸条，还算客气！晚上仍然乘这次车向西南进发，我给赵荣玉粗算了一下，跟他父母单独相处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小时，现在想想当时的我们大家都很不懂事。</h1><h1> 火车过郑州一路向西，第一次看到西部景色：光秃秃的黄土高原，远远看到一排排或者单独一个个窑洞，窑洞门前挂满了点点火一般红的柿子树，非常新奇。</h1><h1> 车到西安，我们就下来了，这里有很多大学，可能除了上海北京外它是中国第三多的大学城市了。著名的西安交大、西北工大、西北大学、西军电……</h1><h1> 我们就住到城西南的西安交大，出了城墙，再开一段时间在一个挺漂亮的公园门口停下来，对面就是交大了。那时候我们到哪里乘车都是不要钱的，售票员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串联的学生。</h1><h1> 这里已有不少外地学生，但没北京上海那么多。大字报也不少，我们也看、抄了一些，有一天还陪吉悦稳到西北工大他哥哥那里去了一趟。在西安大概呆了三天，有件事印象深刻，我身上浑身发痒，他们告诉我可能有跳蚤了，赶紧脱下毛衣找，在胳肢窝那里居然有一片灰色的东西，北方同学认识说这是跳蚤产的卵啊！真是听了汗毛都竖起来了，使劲抠、压，还吧嗒吧嗒有声音呢！</h1><h1> </h1> <h1> 这张照片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在天安门广场花几毛钱、排了十多分钟队伍后拍摄的，那时候还挺青涩的。</h1> <h1> 继续西行，车过宝鸡就进入宝成线了，记得中学语文课上有篇文章“在宝成线上”，描述的是宝成线建设的艰难，现在我已经在这条线上了，心情之激动难以言表。确实艰辛，火车开始爬秦岭，开得挺慢，都是山洞，广播要求大家把窗户放下来。我出于好奇，打开窗户把头探出去，没想到一阵煤灰夹着细粒扑面而来，赶紧关窗！车到凤县，就换电气机车头，而且前后各一个。在站台上等待换火车头的十多分钟里，对面也来了一趟上行的列车，车厢里挤满了去北京的男女学生，大家欢呼、招手，似乎都是熟悉的老朋友一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相逢何必曾相识啊！</h1><h1> 换完车头，又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这是在翻越大巴山。窗户已可以打开，我趴在窗口看着火车不断在山洞里进出，有时候我们的火车刚从一个洞里出来，远处山下的另外一列火车正慢慢钻进山洞……。</h1><h1> 终于到了成都，我们被安排在九眼桥附近的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发现这里食堂与全国其它大学不同，吃饭是不限量（当年串联学生吃饭都是不要钱的），凭票打一份菜，大饭桶放在食堂中间，随便你打，到底是天府之国气量大啊！</h1><h1> 当时根本没想过要去青城山都江堰甚至峨眉山之类旅游胜地，连城里的武候祠和杜甫草堂都没有想过，可能当年这方面的宣传少，加上中国人还没有旅游观光的意识。我们外来咋到的学生哪能知道风情，只是想要去有“革命意义”的地方，正好那时“泥塑收租院”非常红火，我们就化了一天时间去成都远郊大邑县，不仅看了泥塑收租院，也实地参观了地主刘文彩的庄园，规模还真是不小。印象深刻的一个是阴森森的水牢，另一个是他专门雇了个给他淹咸菜的长工。我想咱们现在不也是酒足饭饱后想吃上一口这清脆爽口的小咸菜吗？咱们都成了地主了！</h1><h1> 回来的路上，看到有卖柚子的，也很有特色。都还在树上没摘下来，你指着要哪个，他就给你用杆子摘哪个，一毛钱一个。这很科学，没有浪费，也无须过秤。在回城公交车上看着四周远处灰蒙蒙的群山连绵，眼前一马平川的稻田庄稼，对中学地理课上学的“富庶的成都平原”有了真真切切的理解。</h1><h1> 记得有一次中午在九眼桥买了肉包子吃，差一点没全吐掉。它的肉馅里面有不少花椒，我实在不习惯那味道。</h1><h1> 我们在成都也大概住了三天时间，就取道成渝铁路去重庆了。这又是一条很有名气的线路，只是没有宝成线那么多山洞，我们又大部分时间在晚上，到天蒙蒙亮时说重庆到了，人也醒了。</h1><h1> 一下火车就有接待站，我们被安排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重大8.15”派的车拉我们走的，在重庆，这8.15是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离开火车站时，第一次看着站前广场不远处的几乎是直上直下的缆车觉得很新奇，心里在想：万一这拉的绳子断了，不是要命了吗？真是杞人无事忧天倾！</h1><h1> 我们开始住在重庆大学的主楼，一栋八九层的高楼，本身就在高坡上，显得高高在上，风景优美，下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对岸是群山环绕，诗意极了。可是每到傍晚，总有一股酸不酸、腥不腥、臭不臭，从来没闻到过的味道由对岸阵阵飘来。不知是谁说这是对岸火葬场在焚尸体的味道！把我们给恶心得赶紧关窗。第二天一早，我们五个人就搬到了学校另一处地方，旁边不远有一个跳伞塔，大学里有跳伞塔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大学比起咱们华纺来都大多了，分得很散，有些地方甚至还挺荒凉。</h1><h1> 在重庆住的时间比较长，一是要去的地方比较多，歌乐山里的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圣地红岩村、曾家岩等地，笔记本盖了很多章（每处都有纪念章可盖，排很长队），现在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记得从白公馆到渣滓洞是跟着熟悉路的人走了一段有铁路的山洞隧道，近多了但很暗。第二是下三峡的船票很难弄到，学生们都想领略一下三峡的美景啊！</h1><h1> 在重庆还参加了一次由重大8.15等各大学造反派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集会，记得是个阴天，中间还下了雨。具体内容忘了，好像会后还游行了。</h1><h1> 我还去了一次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找我的一位中学同学，费了不少时间找到了学校，但在门卫士兵帮忙下终于查到他们一年级新生在连队当兵还没上来。乘兴而来 ，败兴而归！陈良宇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当时属于二表的学校。</h1><h1> 总的来看，当时的重庆还没有像广告、小报上说的那样形势严重。当然，后来发展到用机枪大炮参与武斗的事情那是第二年的事情了。</h1><h1> 不过山城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两路口、解放碑、朝天门……，尤其是晚上，那上上下下满天的灯光是其特有的魅力。后来又多次去过，看着她逐步发展的步伐，想起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h1><h1>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杂志“读者文摘”（今“读者”）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忘了，说的是中国唯一的红卫兵公墓的事，就在重庆。正好没多久就去重庆出差，就萌生了想去看看这个公墓的强力想法。因为那篇文章说这个公墓里埋着的都是8.15派红卫兵战士，而我多少还跟这些学生共同生活“战斗”过一段时间。<br></h1><h1> 也奇怪，好多当地人都不知道，总算有几个年龄大点人告诉了我。它座落在沙坪坝一个类似公园的大型游乐场后坡的边缘角落处，四周已用围墙围起来。墙外有一个小教堂，关着门，显得挺荒凉，公墓估计长宽各有五、六十米。我是沿游乐场外面的山坡上去的，走到教堂没看见一个人，也没看见有门（估计从公园里走有门，至少每年清明节会开放）。我当时也真胆子大，确实没有一点害怕的想法，只是一门心思想看看。围墙不高双手能抓到墙顶，于是就引体向上爬了上去。可到上面一看却傻眼了，里面要低一大截，差不多有三米。我也不管了，想要看看这些墓的念头充满脑子，跳下去再说。里面到处是半人高的茅草，有时还会飞出只叫不出名的大鸟（可能是野鸡）。墓有大有小，有单葬的，有群葬（大概是同一次武斗牺牲的）的，差不多有一百来个，杂乱地分布在一片相对平缓的山坡上。有的墓还真是宏伟，有四、五米高，上面是锥形塔顶，顶尖有红星。有的锥顶已断了半截，有的墓座已开裂，毕竟已过去近三十年了。还能依稀看出墓上的字，基本都是8.15兵团派别的，不少还是中学生。我一边慢慢看一边在想：如果没有文革，这些静静躺在里面的孩子们不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同龄人吗？当时可能都是勇敢的、冲锋陷阵的兵团战士、革命小将，为了捍卫所谓的真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多么地可惜与不值啊！现在，除了他们的父母和家人，谁还会惦记你们呢？真是感慨万千！</h1><h1> 我在里面转了约莫半个小时，捡了几根粗些的树枝，架在围墙上，用同样方法很费劲地终于爬了出来，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探险”。只可惜当时没有手机，否则可以拍些照片下来的。</h1><h1> 再回到当时的现实中。</h1><h1> 终于拿到了船票，还能每人预借三天路途上的伙食费一元八角。真是想得周到！我们是一大早在朝天门码头上船的，是东方红36号轮（据说文革后改为民生X号了），挺大的船有好几层。大部分是学生，也有不少农民样的基本都在底舱（没有床位的大统铺，里面空气较差）。我们是在甲板上面的二层（好像属于三等舱），四张上下铺的双人床。现在两个人合一个铺，无形中增加了近一倍的载客量。睡觉时只能各人一头直挺挺躺在床上，就这样也比火车舒服多了。除了隐隐的自始至终在响的柴油机声，显得很安静，而且活动的范围很广。第一次坐大客轮，什么都新鲜，上上下下、船头船尾都跑了个遍，还常迷路找不到自己的房间。</h1><h1> 顺水船开得挺快，傍晚时分就到万县（今万州）了。当年轮船为安全起见是不能夜过三峡的，必须在万县过夜，第二天一早再起航。虽然远远看到万县码头及那高高的好几十个石阶上的市集了，但等到船真正靠到岸边抛下锚时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后来知道在水流湍急的河流中靠码头必须要逆水停舟的，也就是船头对着来水方向），它在江中转了一个大弯，掉头再慢慢靠岸的。又过了好长时间（可能是上岸心切吧！）才开闸放人上岸，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次就我和赵根先上来，他带着我不是先回家，而是去了他的母校万二中，与母校的学生们不知切磋交流了些什么东西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再带着我匆匆走回家，差不多已是半夜。我们犯了一个与去赵荣玉家同样的不懂事的错误——革命热情大于父母亲情。好不容易回一趟家，还不赶紧与父母兄妹聊聊天，还……，年轻人啊！</h1><h1> 很不巧，赵根先的父亲还在运输公司值班没回家，让他弟弟去叫。记得是他母亲和妹妹帮我们弄了点吃的，确实折腾了半天已是饥肠辘辘。因为凌晨三点以前必须赶回船上，等他父亲回家没说多少话我们就告别了，好像赵妈妈是一边擦泪一边送我们的。</h1><h1> 我们上了船刚躺下不久，就听见起锚的链子声，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正睡得香，突然被外面的嚷嚷声吵醒了，原来是到夔门了。这可不能错过啊！一骨碌就爬起来，真是夔门天下雄！那刀切一样的断崖绝壁，数百米高，底部刻着大大小小不少古代文人骚客的题字，最大的是隶书“夔門”二字。一会儿广播喇叭里传来了：“请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们注意了，我们的船体已经倾斜了XX度，请大家为了安全，减少观看时间，尽量到另一侧来！”。这种情形曾多次发生，每到一处有名景点，大家都会挤到船的一侧大呼小叫、激动万分。文革后，我曾多次船过三峡，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的心情了。</h1><h1> 有一幕，也曾让我深深震撼至今没忘。那是出了瞿塘峡刚进巫峡不久，我远远看见在急无浪、只看见上下翻滚着漩涡的、高出江面尺许的一块礁石上，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手里拿着根端部有网兜的长竹杆，一下又一下在江水里捞鱼。女孩子们都悄悄地走开了，我看他始终这个动作，直到船开得很远。不知他一天能否捞到一条鱼？这就是当年的三峡人家，贫穷、无奈、挣扎……。</h1><h1> 去年刚看过一本书，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名叫约翰·利特尔（John·little）的英国人写的，书名是《扁舟过三峡》（曾给任开文同学推荐介绍过）。写的是他在1898年坐小木船从宜昌到万县二个多月里的见闻，其中说到中国人的贫穷之处，与我上面所见真是没什么不同。可时代却已跨越了大半个世纪啦！呜呼！</h1><h1> 原来还想体会一下“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然而已经出了巫峡，马上进入西陵峡了，没有听到一次猿猴声，倒是我们轮船的汽笛声在山谷之间的回荡，显现出已告别李白杜甫年代而带点现代气息了。</h1><h1> 当夜深人静大部分学生已经回房间里睡觉时，只有船下翻滚的水流声伴随着。我就在餐厅后面的甲板上坐在靠背椅上，借着微微的月光，欣赏起长江的夜景。一闪一闪的航标灯慢慢地远去，两岸山峦的的轮廓也渐渐地后退……，美极了！</h1><h1> 第三天的中午左右，我们到了武汉，住在武昌的湖北大学。这里离武汉长江大桥不远，我们到了不久就去看了这座有名的、当年长江上唯一的大桥。感觉确实挺宏伟、壮丽，两端桥头堡下面圆拱形顶部非常漂亮。桥旁边还有毛泽东题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和当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所写建桥记的纪念碑。</h1><h1> 武昌是个文教区，大学很多，我们去了武汉大学，武大那一栋栋古色古香大屋顶、飞檐翘角的教学楼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还有学校后面烟波浩渺的东湖，让我感觉这个大学真是有历史、有景观。</h1><h1> 我们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五个人也产生了不同的想法。赵根先和我准备往南先去长沙（主要是要去韶山）再到广州，而他们仨准备去南昌（井冈山）然后就回学校。就这样，我们五人在共同生活了二十来天后分成两拨开始了各自的旅程。</h1><h1> 我和赵先到长沙，住在五一路的省委第一招待所。招待所住满了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要去韶山的。我俩第二天就加入了去韶山的队伍，门口有早已等在那里的大巴。到达韶山一看，简直人山人海，老人家故居前排的队伍有数百米长。那时除了故居前的水塘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供参观的，好像旁边在建造什么（后几年去时知道那是韶山纪念馆等）。排队加盖章两个小时，参观不到二十分钟，再在水塘边转转就蹬上了返程的大巴。可能是连日的奔波劳累，我终于生病发烧了，第二天原准备去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看我同学的计划只能往后拖。赵根先也没地方去（那时真还没有去橘子洲、岳麓山去玩玩的念头），又加入了去韶山的队伍，去过过大巴瘾和排队盖章瘾。</h1><h1> </h1> <h1> 这张照片是某天中午我和沈志忠、倪德成师傅三人趁着人少时照的，本来想放一张我和倪师傅的照片，但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只好放这张，是不是有点秀肌肉的嫌疑？可惜没肌肉。主要是这张照片把学校最美的“淮海路”拍得比较好。</h1><h1> 然而大家知道的，在我们毕业不久，就被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外事需要为名，把我们母校拦腰砍断。将这条路的一半划成市政道路，直通大操场（当然大操场也不能幸免）。要不是当时还在通行的沪杭铁路的“保护”，咱们引以为豪的漂亮的风雨操场也许也难逃厄运。从此，同学、老师们要去中心大楼等南半部的任何地方，都要走“一教”门口（现在的桥路）的地下邃道。一般人还好一些，但给那些年龄大的、有残疾的，特别是骑自行车的老师、同学们带来多大的不便！我们每一个听说此事的校友也没有一个不气愤的。我曾经多次出差上海来母校，走这邃道并且看到学弟们在现在的图书馆大楼那一片重新改建的（东西方向，属于非标）足球场踢球的情景，下午西晒的太阳照得他们一面踢一面还得两手放在眼睛上方遮阳，非常无奈啊！</h1><h1> 其实这条路修得并不好，它与新华路并不是笔直连接，在地下这一段还是有点弯道。因此曾经发生过一辆48路公交车在此处与对方来车发生相撞的交通事故。</h1><h1> 抗争了多少年后虽然又把这美丽的淮海路还给了我们，它自己改入了地下通道，但西端这近百米的缺口（从路桥到中山路）原来也是母校的。我照片上的位置，正是在这缺口里，背景就是一教的南侧。</h1> <h1> 毕竟年轻，没吃药，休息了一天就好了。第二天就去找我的同学，中南矿冶学院在河西的岳麓山。当年的湘江上还没有桥，必须先乘摆渡船到橘子洲，再从橘子洲走简易的只能单人走架空的木板（有好多座这样来来往往走人的）栈桥。咯吱咯吱作响，当地人挑担子背大包都没事，而我们胆子小的人还不太敢走呢！</h1><h1> 先走过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才到中南，还好，我这同学没出去串联（他身体不太好，父母是军医，八十年代调回上海后过早去世了）。我们聊得挺高兴，在他学校里转了一下，第一次看到对中宣部的大字报：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阎王殿。也第一次知道大学还没有围墙也没有围栏，同学告诉我隔壁的师范学院、湖大都是这样的，都属于岳麓山范围。</h1><h1> 当天晚上我们就离开长沙准备去想往着的广州了，可是去广州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始发列车，全是过路车，而且如果没有人下车的话车门都不打开，车窗全紧闭。记得是第15次列车，我看情势不对，就拉着赵从车厢底下钻到后面。看见车门上方有个小窗口开着，我让他踩我肩上先爬了进去，再把旅行袋传给他，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急死人了！真是人急智生、力气也大了，也不知是怎么弄的，居然被我徒手攀爬上了高高的窗口。再从窗口滚下去时下面竟是一群广东的中学生，在受到老人家接见后回老家。有的孩子腿肿得竟然鞋子都穿不进去了。看着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一个个蔫萎萎的，真是可怜！（我们何尚不可怜？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只是我们比他们大几岁罢了）。我看赵已挤在厕所门口掂着一条腿，车厢里实在是挤，行李架上也有人。半夜里只要听到“啊呀”一声，那一定是行李架上的人睡着后滚下来砸到人了。我们也不知如何迷迷糊糊到达广州的，还是这句话：“好在年轻！”。</h1><h1> 到广州，一下子感觉就很好了，天气很暖和，接待站是大、中学生分开的。我们被安排在省水电厅三楼一间打地铺的房间里。十月下旬的广州还挺热，一床席子一条小毛巾被就行了。</h1><h1> 猛睡了一大觉后起来吃早餐，发现广州的早餐也不一样，跟点心似的，龙须炒面加叉烧包子，再加一碗鸡丝稀粥，非常享受。广州的水果也非常便宜，记得香蕉、芭蕉、甘蔗都是几分钱一斤。洋桃才两、三分一斤，可惜我不习惯这味道不爱吃。</h1><h1> 轮到赵根先病了，也是发烧但是比我厉害，第二天还不见好，就带着他去最近的医院（记得是在离荔湾湖公园不远处，好像旁边还有个火车小站）开了点药。第二天他还不得劲，我就一个人去了趟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两个学校离得不远，途中还有一站是暨南大学，据说大多是华侨学生，我没进去。</h1><h1> 赵在招待所熟悉了一位将近四十岁年龄的女接待人员，是博罗县黄山洞大队的，当年这个大队是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样板，报纸上常能看到。在她帮助下，我们把在韶山抄来的“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内容用毛笔抄在大字报上，再贴到水电厅对面的墙上，引来了不少市民。又让我把此内容刻钢板印刷了很多考试卷大小的宣传单，写了好多地址请她寄往大庆、大寨、西藏边防……，凡是能想到的“革命团体”都寄了（鬼知道能否收到！）。不仅如此，还装了满满一纸箱（与传单面积差不多大、高也一尺左右）准备带回上海，以至于走的那天，不少人都带了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我们却扛着一大箱传单。傻不傻？革命呐！这是后话了。</h1><h1> 去了一次海珠广场旁的广交会，它刚闭幕不久，优惠革命师生参观，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展品，也没太多羡慕，感觉似乎是两个世界的。还去了当时很有名的不远处的南方大厦。</h1><h1> 我们俩还去转了一个比较大的副食市场，顾客不是太多。看见肉摊上有大蟒蛇肉卖的，已剥了皮切成段，售货员不说还以为是鱼呢！还在旁边的一家饭店里看到有人正在吃猴脑，切切实实！方桌上有个窟窿眼，猴子已吊在那里，除了天灵盖已揭开外，活生生一只猴，还在四脚乱蹬吱吱叫呢！够惨的。</h1><h1> 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处。</h1><h1> 确实已经想回去了，出来已近一个月，在广州也住了一个星期，“盘缠”也差不多了。可是，想回去哪有那么方便，就在前两天，广州火车站的大门都被挤塌了，随便谁都可以进站，全国各地的学生们都想回去了。当时招待所那位阿姨问我们，想不想去广西？那里的票很多。但我们都已谋划好明年春天再出来，谢绝了。</h1><h1> 怎么办？总得走啊！</h1><h1> 广州火车站确实已没人把守，各个站台上全是人，我们俩从车厢外挂着“上海——广州”的横牌找到了列车，想好了对策，东西集中在他身上，等车门一开我尽快爬进去再到窗口打开。其实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就看谁动作敏捷力气大，这是真正拼实力了。我的实力还可以，终于抢到了一个三人椅的靠窗里面两个。一会儿车厢里已是满满当当，车厢温度也随即上升，可是火车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到后来估计车厢温度有40度以上，已有人坐到小桌上把脚挂在窗外。我看站着的人里大概有吃不消的了，再呆下去可能要中暑了，好不容易挤上来又极不情愿地下去了，随即又有人补了上来。男孩子们好多都已光了膀子，我们也差不多汗衫湿透……，火车终于开动了，车厢里一片欢呼。</h1><h1> 中途又不知从窗口爬进了多少人，到后来连厕所里也进了人，并且从里面把门别死了。虽然里面的味道不怎么的，时间长了可能也麻木了，但起码可以有个较宽松的环境了吧！这可苦了外面 </h1><h1>的人，特别是女孩子。一停车，男孩子们迅速跳下窗户去解决，晚上还真有女孩子跳下去的。可白天没办法，有的女孩子实在憋得哭了，可厕所里的人死活不开。不知是一个什么站，看到列车员和乘警过来硬是把窗户砸破后把人撵了出来，里面竟然有三个人！也真难为了他们。确实是荒唐的年代荒唐事。</h1><h1> 在列车上，认识了对面座位上的三位小学老师，两女一男。看上去年龄没比我们大多少，男的显然身体不好。交谈多了后知道他们是北京崇文区一所小学的老师，也是想趁乱免费到广州上海玩一圈。看他们还挺诚实，就让他们跟着我们，这样可省去很多麻烦。路上多几个伴，倒也让时间过得快些。</h1><h1> 车到杭州，赵根先要下来，去他父亲的老家——艮山门外打铁关生产队（现今的市区三墩附近）。一直以为赵是四川人，原来他父亲是杭州人。年轻时出去打工，结果在万县生根开花了（跟我伯父差不多，年轻时跟着师傅闯关东，后来流落到重庆，娶了个重庆郊区綦江县的伯母。不同的是我伯父解放初带着夫人回到了上海老家）。</h1><h1> 我们又五人（他们仨后来一直跟着我们一起活动，直到跟我们到上海并帮他们安排好学校的住宿）了，住到了六和塔到九溪十八涧路上的浙江大学三分部。风景很美，下面是赫赫有名的钱塘江。往远一点看，钱塘江大桥豁然在目，住地旁边就是著名的上海市总工会屏风山疗养院。</h1><h1> 由于已是11月初，正好有冷空气南下，下车那天就已经看到有人穿棉袄了，而我们还只有一件毛衣。还看到了有人戴了“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袖章，离开一个多月，也不知道上海的文革形势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也不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们究竟怎么样了？那年头通讯的主要工具是写信，像我们这样居无定所的人是无法收信的。</h1><h1> 第二天，五个人先到著名的西湖边游玩，第一次来杭州，西湖美景是必看的。中午他们请客，我们也不客气，毕竟他们是拿工资的人，那年代还没有AA制，就是有，我们也A不出来，口袋几乎全瘪了。</h1><h1> 下午去往打铁关，赵根先的堂哥、堂侄们悉数出动（他已事先写信告之）热情迎接这位从没谋面的贵客。按习俗每人先喝了一碗甜酒鸡蛋汤，并且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起得到了共享，还第一次尝到了杭州人自酿的米酒，挺好喝，甜咪咪的。</h1><h1> 回到住地已经挺晚，我们决定明天傍晚回上海。第二天早上三位老师说要去市里采购东西，我继续陪赵串了一、二家亲戚，回来时在六和塔（当时古迹都已关门不开放）附近转了转。由于蔡永祥（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事件刚发生不久，大桥旁有不少献给他的鲜花和花圈。</h1><h1> 晚上八点多，在离开了一个多月后的我们终于回来了。本来还想在经过华纺时给几位老师指一下，可惜是晚上了没辙。当列车缓缓驶进老北站时，我心中默默地说：久违了，上海！久违了，华纺！久违了，我的家！禁不住想举起双臂高呼一声：我回来啦！</h1><h3><br></h3><h3><br></h3><h1>后记</h1><h1> 本来计划把五年生活的回忆分成三部分，这第二部分一次写完。但写着写着，觉得想写的内容还挺多，一次写完的话太长，已经近两万字（美篇每满5000字，光标就会闪烁，提醒你必须加图片才能继续写下去，我的那几张照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去的。不知该加哪张，就挑与内容接近一些的。当年照得不理想，请大家别见笑，已经是挑最好的了）。怕到时候费大家眼神，于是决定分成.1、.2……来写，我自己也可喘口气（眼睛累）。现在的是（二.1），至于点到几？只能写着看吧！</h1><h1> </h1><h3> </h3> <h1> 这张照片是66年冬天，高保和的在军医大学读书的哥哥与同学到上海串联，我和赵根先好奇地穿了他们的军大衣在“光华遗址”拍下的，背景是第六宿舍。</h1><h3><br></h3><h1>补：当年华纺全景扫描，还漏了两处地方。一是医务室西面，即现今延安西路校门西、及研究生宿舍大楼那一片有个第九宿舍，是教职工家属宿舍，围墙边还有一个专门为里面的人直接进出开的小门。我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家就在那里（我直到毕业也不知道她先生是哪位老师）。还有一处是第八宿舍北栋再北面有一栋家属宿舍（可能是排到第11栋吧？）因为不往那里去，可能是五层楼吧？记得在邵阳工作时，有个下放干部（64届的）同事顾名燮，他姐姐（也是华纺毕业的）住的就是这栋宿舍。</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