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远在天堂的父母(四)

罗老师

　　父亲永远是我们做人的榜样，他一生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待人真诚，真正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许多干部为了自保，落井下石，出卖同志，那真是人性的大考验年代。父亲在吉林工业大学校级干部中是第一个被造反派批斗的，1966年8月22日，造反派在吉林工业大学开批斗父亲的大会，疯狂的造反派给父亲戴上高帽，对父亲大打出手，还强行按着父亲跪下，为造声势还拉来一批干部陪斗，当晚还去省委要求罢父亲的官，那时的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屈从造反派的淫威，在工大大礼堂当场宣布父亲停职反省。从此后，家被抄，经常有造反派到家里来，在门上墙上贴标语，“打倒走资派罗重群”，“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家里的柜子抽屉全贴上了封条，还问家里金条藏在哪，我家怎会有金条，我们连金子长啥样都不知道。后来我家被赶出大学，搬到了校外小街工大工人新村，造反派来家里调查跟父亲共同工作过的那些干部，无论造反派怎样威胁漫骂，父亲从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干部的不好，不同派别的造反派隔三差五的到我家外调，父亲总是说这个干部是个好同志，人家没做过的事我不能乱说，每次造反派都是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最后悻悻而走。

记得是1967年春天，内蒙工学院来了几个造反派到我家搞外调，调查原内蒙工学院书记郑朝珍伯伯，这几人刚进我家时脸上还挤出点笑容，说罗同志我们是工学院来的，了解郑朝珍的一些问题，希望配合我们。然后就开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父亲的回答总是令他们不满意，他们当时大声斥责父亲说他不老实，有意包庇郑伯伯，复辟资本主义的贼

心不死，父亲刚直，和他们争辨几句，说老实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人家没有的事，我总不能昧着良心去编造。

这时领头的一 人声嘶力竭地喊道:你给我立正站，老实点，父亲很平静地站了起来，看着那几个人，当时我们几个孩子都看着父亲，父亲淡定从容的神情至今都在我脑海中，那几个跳梁小丑什么也没得到，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有造反派突然到家里说是内蒙工学院造反派要揪父亲回工学院批斗，马上就走，母亲为父亲匆匆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装在行李袋里，并且给父亲拿了两百元钱以备需要时用。就这样父亲来不及跟家人说一句话就被带走了。我们心里都很害怕，那边不知会怎样对待父亲，母亲更是焦急，过了两天就让姐姐也赶去内蒙，一是打探消息，二是看能否见到父亲。姐姐走后，母亲和我们着急地盼着姐姐的消息。几天后，姐姐来信告诉我们爸爸的情况，开了爸爸和其他院领导的批斗会，要爸爸交待所谓的罪行，另外母亲给爸爸的两百元钱被人偷了，要妈妈赶快汇钱。当时我有个表姐在内蒙工学院工作，表姐夫原是妈妈的下属，要把钱寄到她家，姐姐偷偷去表姐家，后听说造反派还到表姐家找过我姐姐，当时表姐俩口把姐姐藏起来了，他们没找到。姐姐在内蒙待了一段时间，每天都找机会想见父亲一面，后有好心人偷偷带姐姐去看了父亲，那是隔着走廊的玻璃远远地看到父亲，也说不上话，造反派每天不是批斗父亲就是逼写交待材料，姐姐怕父亲有危险，想办法找到父亲的老战友范尚可伯伯，让他出面为父亲说句话，范伯伯当时在内蒙军区工作，姐姐还想办法去看望了正在住医院的郑朝珍伯伯，因郑伯伯住院时还有造反派在监视他，姐姐也没敢多说什么，代父母问候了他。后姐姐返回长春，跟母亲讲了父亲的情况，我们只能等待父亲回来。

大约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睡觉了，忽然听到敲门声，母亲开门，是父亲回来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终于回来了，心终于放下了。父亲和母亲讲了回工学院的情况，告诉母亲工学院领导被批斗的事情，讲了钱是怎么丢的。原来父亲走前当着那两个工学院的人把钱放在了行李袋里，在北京火车站等车时，父亲去厕所，那两个造反派说给父亲看着东西，结果竟然把父亲的钱偷走了。我们听了都很气愤，但又能怎样呢，想几十年后那两个人不知心中是否忏悔过。

文革中干部们都住到了工人新村，白天不能见面往来，夜深人静时偷偷往来。记得当时付校长李兴俩口晚上到我家和父母长谈，母亲原本不抽烟，可那时也抽上了烟，他们为国家担忧，造反派武斗升级，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父亲看着我们每天在家无所事事，经常告诫我们:你们几个孩子还是要把功课捡起来，要学习呀，没有知识怎么能行，小小年纪都不读书，将来怎么办，以后工作还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又都背书包上学了，尽管学校并没有天天上文化课，但总还能学点知识，大弟二弟分配到省实验中学，每天回家还讨论刚学的知识，父亲母亲总算是为我们舒了一口气。父亲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自己从肉体上精神上受到折磨迫害时，他仍对党的信仰矢志不渝，仍关心着国家的未来，仍关心着我们的成长。父亲坚强乐观，在工人新村住时，家很小，只有两间房，父母带小妹住在小套间里，我们五个孩子住在外间，三个弟弟挤在用两张单人床拼在一齐的床上睡觉，姐姐在一张小单人床上睡，我晚上睡觉都是把椅子凳子排好，铺上被褥，就睡在椅子上，早上再把椅子放回原处。虽然家小，但父亲也要让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家中大人小孩子要穿得整齐干净，不能邋遢，出去进来要挺胸抬头，有志气。记得父亲当时总是在写材料，写好的材料再由姐姐誊写一遍，姐姐的字写得工整，她每天都在帮父亲誊写材料。

在文革中父亲已停发了工资，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加上母亲的工资，每月精打细算还有节余，有一段时间，姐姐因三叔去世，父母让她回老家为三叔送葬，并在老家陪我的奶奶，当时家里没钱，跟造反派申请给批了400元，姐姐带回老家给了奶奶和三婶。我的三叔是村里最早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一直担任村党支书的工作，很受村民的爱戴。那时父亲被造反派关起来，母亲要每天去单位劳动，家里我最大了，母亲就让我管家，掌握家中的生活费，买菜做饭，大弟二弟也帮着，大弟还养了几只鸡，每天给鸡剁菜喂食，小弟小妹也帮着喂鸡，鸡已长大了，想着快生蛋了，谁知发生了鸡瘟，母亲趁几只鸡还未被传染上，把鸡杀了，大弟难过的哭了，吃饭时他没夹一筷子鸡肉，我们问他怎么不吃鸡肉，他说看着它们长大，不忍吃。大弟的心善，柔软，他是家中最听父母话的孩子，为两个弟弟做了表率，当时家中的许多力气活他做的最多，当然也少不了二弟的帮忙。小弟和妹妹还很小，但也知道为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记得父亲被解放后，补发了工资，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当时就拿出一千多元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当时工资都很低，一千多元是许多人将近两年的工资呀！

一九六八年底，家人四散，姐姐回山西老家农村插队，我去吉林省延边插队(一年后我也回到山西老家插队落户)，母亲带弟妹去通化吉安县插队了，父亲仍在大学被批斗。后父亲被解放，算是不再被批斗了，很快父亲去了延边龙井干校，母亲带弟妹也去了龙井干校。大约一年后，父母从龙井干校转到吉林省左家五七干校。

父亲母亲早已离我们而去，他们在天堂含笑看着我们。离别，并不可怕，因为记忆是连接彼此的纽带。死亡，并不能将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父母的骨血，我们的一切是父母赐予的。

1973年3月，我从山西又回到东北，到吉林省左家五七干校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成为干校的知青。当时姐姐已去武汉工作，大弟去当兵，二弟在丰满水电技术中专读书，小弟小妹在父母身边。

左家五七干校是利用原吉林省特产研究院的院址而成立，当时干校集中了吉林省委各厅局大专院校的干部，还有省市领导干部在此劳动锻炼，名曰与农工们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干校还有将近800名知青，其中有许多知青是随同父母一齐下放到这里，当然也包括那些还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

左家四面环山，怀抱清澈湖水，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春夏之际，漫山遍野的山坡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野花，长满了嫩绿的野草，野花是草地上的主人，展示着它们旺盛的生命力，挤挤挨挨，互不相让，妆扮着左家山林。青山远黛，随处可看到松鼠忙碌的身影，可听到野鸡咕咕的叫声，啄木鸟笃笃的啄木声，湖水倒映着山林，如同是另一个仙境，连在湖边喝水的鹿们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色，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父母在这里劳动，可以说心情还是不错的，远离了造反派，再也没有什么外调人的骚扰，与之相处的都是被批斗过的领导干部们，大家境遇一样，在一起说说笑笑，所处环境也相对宽松一些。母亲有时劳动回来给我们讲她听到的笑话，有一次讲熊瞎子出林的笑话，边说边笑还做着手势，我们也笑。家里还养了五六只鸡，鸡长得特大，不用喂，每天自己在山坡上找食吃，什么小虫、蚯蚓、草籽吃得饱饱的，下得蛋很大，而且经常下双黄蛋。家里鸡蛋自给自足。

最喜欢的是野玫瑰盛开的时候，玫红色花儿开在山坡上，草地上，路旁，沟沟坎坎都有她的身影，这时家里已备好玻璃罐头瓶，准备做玫瑰糖。我们出去采野玫塊，把花采回家，然后撕下花瓣，铺在瓶里，再洒一层白糖，就这样一层玫瑰一层糖，直至把瓶装满，放在窗台上慢慢淹制，直到糖与花瓣完全融合，打开瓶盖一股玫瑰清香直扑过来，沾馒头吃真是美味，冲水喝香甜可口。母亲也同我们一齐采花瓣，在春日阳光下与花的亲密接触，心情愉悦，母亲笑着，我们也笑着。

我家的邻居是吉林大学何礼校长，他的夫人是郑延阿姨，俩口子都是知识型老干部，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说话很和气，我们俩家来往较多，父母们经常坐在院子里长谈。记得我那时很想继续读书，也比较喜欢文学，父亲把我写的文章拿给何伯伯和郑阿姨看，请他们给我指导一下，郑伯伯仔细看完我的文章，跟我讲哪里写得好，哪里要修改，还教我一些文学常识，现在想想大学校长亲自给我这样一个小知青指点文章，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我们俩家你来我往，郑延阿姨不大会做饭，妈妈经常教她做面食，烙饼呀，赶面条呀，还教阿姨怎么烧菜，如何做烩菜，慢慢地阿姨都学会了。记得何礼伯伯和郑延阿姨还请我们去他家吃过饭，记忆最深的是“红烧狮子头”，是我第一次吃，非常好吃。原来郑阿姨是南方人，会做南方的菜，北方的面食不善常。那时干校有许多下放干部到我家串门，与父母交流，大家谈天说地好不热闹，父亲在下放干部中威信高，那时他是干校老干部队的书记，对老干部多有关心照顾，大家愿意找他谈心。我认识的有陆锦伯伯、李次峰伯伯，特别是陆锦伯伯来我家最多，一来就坐在我家炕上，和父亲天南地北地说，讲战争年代的事，讲解放后工作的事。有次在我家吃饭时，说到他俩个儿子老泪长流，看着让人心酸。陆伯伯的俩个儿子脑子不大好用，这是他最大的心痛，每次父母都劝他想开点，车到山前必有路，将来总会安排好他俩的。

有一天，我回家看到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正和父亲坐在院子里聊天，俩人谈得很高兴，听那人口音是内蒙呼市人。母亲正在做饭，我帮她一齐做，母亲告诉我这人曾是父亲的警卫员，是父亲带他参加了革命，当时他只有十六七岁，跟了父亲几年，解放后，父亲又送他去上学读书，后来在外贸局任副局长，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批斗，把他的头打伤，头上伤疤还在，现已被解放，他很想念父亲，一直记着父亲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又送他去学习，他多方打听才知父母在左家干校，所以专程来看望父亲。母亲还跟我讲俩人见面激动的很，都要落泪了。古人说:人生乐在相知心。又说:念故人，千里至此共明月。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父亲与这位叔叔的情义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结下的，是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杀敌结下的，是战友情，更是兄弟情。我为他们的深厚情义而感动。

父亲与他的战友兄弟彻夜长谈，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那位叔叔就坐火车回内蒙了。父亲是重情重义的人，对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关心照顾，我们刚搬到吉林工业大学时，父亲身边有一位秘书叫姜道，刚从部队转业下来，带着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没有房住，父亲就让他一家三口住在我家，母亲把我家的锅碗给他们用，一直到姜叔叔分了房。文革前我家请了一个保姆，我们叫她候姨，长春的冬天很冷，候姨总是穿一件小薄棉袄，母亲就把自己的一件羊羔皮袄送给了她，候姨好高兴，改了后就穿在身，冬天有了皮袄再也不冷了。

父母在左家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一九七三年许多干部陆陆续续回原单位重新工作了。因吉林省前郭白城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要开发，父母工作调动，调往吉林石油会战指挥部，当时任命父亲为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母亲为总部工会副主席，他们很快去报到上任，家也搬到油田了，小弟小妹跟随父母去油田上学，我仍在干校劳动，一九七四年冬天，我也去油田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石油工人。

父亲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培养成人，父母对我们子女的恩情高于天，深如海，如今他们在天堂可以欣慰地看着他们的子女及孙辈们在走他们未走完的路一一跟着党走。父亲母亲，我们会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你们那样的人，你们的孙辈们拥抱他们敬爱的远在天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这是左家的湖，我们戏称它为“天鹅湖。”

我们家曾住过的房子。

左家的山林。

左家当时的政治中心。

我去果树队必走的路。

以上照片均是小弟2017年重回左家所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