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们欠谭嗣同一个敬重

假装是个文人

　　谈谭嗣同还离不开“公车上书”、松筠庵、康有为、南海公馆。

一、关于“公车上书”

1.《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82年版）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梁启超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

　　2.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历史-晚晴民国卷》，涉及“公车上书”部分是这样描述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发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热潮。在主战派官僚中也激起强烈反响。帝党官僚、翰林侍读学士文廷式带头呼吁严惩卖国贼李鸿章和战败逃脱的将领。一些宗室、大臣、御史和中小官吏也纷纷上书条陈拒和、抗日大计。知识分子……呼声更为高涨。当时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在达智桥松筠庵举行聚会，商讨联名向光绪帝上书请愿。会场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签名的举人有1300多人。并与5月2日到都察院呈递……都察院借口和约已签，拒绝代为呈递。” 未提到运动的领袖为康有为。

但在“改良思潮与维新运动的兴起”一节描述为“维新思潮在甲午战争后有了新的发展，它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宣传维新变法运动…….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就是曾经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

　　3.1895年《点石斋画报》刊登的“公车上书”情景，也未出现康有为作为“领导者”的名字。

　　4.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以翁同和、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官组织的上书，据统计各地官员上奏、代奏和电奏，次数达到154次，加入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半数，举人们单独上书也达到31次，加入人数达到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而据查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5.综上，就“公车上书”应该是两条线，主战派官僚、帝党官僚、一些宗室、大臣、御史和中小官吏为一条线，另一条线为当时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把康有为封为“公车上书”领导者的身份过于牵强。且前者为正常报告渠道，上书已达御前，作用不应低估，由于种种原因，对这部分内容表述不够。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有关著作中，过分夸大了其个人作用，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至于其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自己却娶了六个老婆、以“衣带诏”等事欺世盗名敛财、反对共和等，这些对康有为作为一个近代思想家和倡导维新运动的棋手的光辉形象多少有些玷污。

　　二、松筠庵松筠庵位于宣武区达智桥胡同的12号。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杨椒山举家迁入了该宅院。

　　杨椒山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先因反对仇鸾同俺答妥协而被贬职，复被起用后，又因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状，而遭诬陷下狱，狱中三载受尽酷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杨椒山最终被杀害于西市。杨椒山死后，严嵩倒台，明穆宗追赐他太常少卿，谥号忠愍（同悯）。据说，杨椒山死后还被奉为北京的城隍爷。

清乾隆年间将他的故居松筠庵改为祠堂。

　　近400多年，这里成了文人骚客题诗作赋，称颂杨椒山的地方。

　　1985年“公车上书”从松筠庵拉开了序幕，这里又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松筠庵的名字也因此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里

现实很无情！故居破败的门脸。

　　也变成了一个大杂院。

　　隐约能看到一丝古迹的痕迹。

　　门院上了锁，进不去。

　　在校场口3条，也能看到一些。希望这个项目改造早日成功。

　　三、南海会馆南海会馆即康有为故居。

南海会馆在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

　　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康有为居住在北跨院的中间院子里。因当年有七棵树，所以又叫七树堂，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康在这里写过许多诗文并与维新派多次策划变法方案。

　　现在也被封闭起来了，等待着进行改建。南海会馆马路的斜对面即为浏阳会馆，即谭嗣同故居。距松筠庵也只有1100米的距离。

　　不能进去！否则罚款！

　　有报告道说广东将原样重建一个南海会馆，这是鸟瞰效果图。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下图是康有为故居七树堂小院的西房和北房

　　四、再说谭嗣同

谭嗣同同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等戊戌变法代表人物均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但谭与其他人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他读书务求广博，还学习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二是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尽管是官二代，但能够接触社会底层；三是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了解国情。

　　而其他几个代表人物可以说尽是些书呆子，只能书上谈兵，大道理一筐一筐的，没有一点社会实践，变法联系实际欠缺；没当过一天科长、处长的实职！就去领导一个国家的变革！徳不服人、能不配位；没有取得足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力量的支持，变革成为空中楼阁；遇到问题和挫折只有一个字“跑”，四个字“往国外跑”；这样的改革不失败才奇怪了！

无论如何，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向圣贤先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