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中外长白山人参

人参,西洋参,直销(王守忠)

<h3>众所周知,人参生在东北,却消费在江南,江南地区人参消费习惯为何根深蒂固影响至今?让我们穿越历史,一起来解读人参与江南的温补文化。江南盛行温补之风,服参成为社会风尚</h3><h3>清代乾隆以后,温补之风盛行,服食人参等补药成为全社会的风尚。人参不仅被看作包治百病的良药,而且吃人参更是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象征。江南富贵人家,甚至喊出了“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等口号。</h3><h3>乾隆时江南医者李文荣在《知医必辨》的一篇医话,对乾隆年间江南富贵之家好服温补之药风气有细腻描写:“予近见治疟死者尚少,而治痢死者独多,询其致死之由,大抵由于温补也。吾乡有大富,得血痢症,其为热症无疑,此三黄汤或加生地黄汤症,乃医者泥于景岳专事温补,其家人参甚多,于是人参、附子,屡进不休,不过九日,直至肠胃腐烂……”</h3><h3>然而这样的描述在清代却并非罕见,清代江南地区有不少医书都有类似内容,康熙年间扬州医者史典认为:“人知参能补人,不知亦能害人。贵介之家,平日淫欲,事所时有,一当病发,即疑为虚,重投人参。大寒大热伏在内,始而以参治病,既而用药治参。病可治,参难治,是两病也,虽有扁鹊,莫措其手,慎之慎之。”增补本书的嘉道年间杭州医者俞世贵则注解说:“药之弊,莫甚于参,富贵之人不死于参者鲜矣。”</h3><h3>适当使用人参,可以起到良好的医疗效果,但是,滥用人参会招致破家杀身之害。当时社会对疾病及其治疗的认识逻辑是,疾病造成身体虚弱,根据“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原则,应当温补。明代张介宾等医家提倡治病用温补之剂,反对用寒凉药物。清代,这种观点演化为医疗常识,进而促成江南温补之风盛行。从根本上来说,滥用人参的症结也在于此。江南温补缘起瘟疫,人参疗效显著,助长补药风气</h3><h3>清代医书中,常可见“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的说法,这些病家所服用的补药中,又以人参最为普遍。人参成为温补医疗中的一项重要药材,虽然不是始于明清,但要成为社会上一般民众都能接受的日常消费性药材,却是清代才有的特殊现象。</h3><h3>清代中期江南好用补药的风气不是一时才有的现象,或许与明末以来的瘟疫流行有所关联。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江南淮北一带盛行瘟热病,有相当多民众受到感染,清初江南医家喻昌遂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最后“服者尽效,全无过失”。喻昌所用的药方是“人参败毒散”,其成分是人参、姜活、柴胡、 前胡、独活、川芎、柷壳、桔梗、茯苓各一钱,甘草五分。到了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1588—1589)江南大疫,凡是服用这个药方的人,都得以幸存。虽然这帖药方中包含多种药材,但喻昌却借此例特别强调人参在其中的主要疗效。他的解释是:“饥馑兵荒之余,人已内虚久困,非得人参之力以驱邪,邪必不去。所以服此方者,无不全活。”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1641—1642)的大疫,“各处医者,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更有发癍一症最毒,惟用人参入消癍药内,全活者多”。当时医者最主要就是靠人参的药效,救活了许多瘟疫患者。这样的实际案例多少会加深人们对人参可以救急和救命的印象。江南温补文化流传至今</h3><h3>时至今日,江南温补之风依然盛行,东北的人参,消费市场却在几千里外的江浙沪粤地区。统计调查显示,中国国内的人参市场主要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区。一入秋冬,江南地区无论是传统药店、百货商店、大型卖场还是健康食品专卖店等,购买人参的消费者络绎不绝。</h3><h3>很多东北参农在江南地区都有人参销售渠道,尽管今天人参消费和明清时期的盲目崇拜,已然完全不同,但是根植于江南人骨子中的温补文化,让人参真正走入江南百姓的餐桌,无论是一碗参汤还是一杯参酒,人参在江南地区成功完成了从药店到厨房的身份转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人们保健意识提升及营养认知完善,人参健康消费会遍及全国各地。</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