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满硝烟的记忆 ------纪念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四十周年

门吉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3月16日，我军胜利撤回国内。随后，中国边防部队又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边境作战。我作为新华社昆明军区分社的记者，有幸参加了前六年的前线新闻报道工作，写下了大量的战地新闻和报告文学，广载于国内的主要传媒和刊物上。现在回想起来，还颇有些自豪。当年的一些战地场景和沾满硝烟的往事，如今还记忆犹新，偶记几则，以为纪念。

一，我的名字被越南当局列入“黑名单”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交恶。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向好。此时，尚未结束抗美斗争的越南感到不安。对于奉行实用主义的越南，在国家尚未统一之时，有求于中国，与中国友好，获得大量援助。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便翻脸不认人，仰承前苏联鼻息，疯狂反华排华。在国内，打压华侨的正常生活，导致大量越南华侨返回中国。在中越边境一线，则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打死打伤我边民，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这些事件的一再发生，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忍无可忍，自卫还击作战的日子，在一天一天地临近。

　　为了造足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舆论，早在1978年9月，我们新华社昆明军区分社的记者，就深入云南边防前线，收集越南武装人员的反华罪行。当时，我与分社的另一名记者一起，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一线的村村寨寨，进行现场采访，亲眼目睹了越南武装人员对我边境地区开枪开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看到：有的边民房屋受损；有的家中牛羊被抢走；还有的边民，被越军的机枪子弹夺去了生命。在一户苗族人家，我发现，一位30多岁的苗族妇女，正带着两个年幼的娃娃，在家门口劈柴，而这样的活计，本该是由男子来完成的。一打听才得知，这家的男主人前段时间在靠近边境线的地里盘庄稼时，被越军开枪打死了！留下母子三人，艰难度日。

　　在随后的边境采访中，类似的惨剧，频频地记录在我们的采访本中。我们被震怒了！于是，一篇篇边民哭诉的记录，一篇篇揭露越军暴行的文章，传到北京新华社总社，然后，变成通稿，传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发出的边境报道，达数百条之多！当时，全国的主要传媒，几乎天天都会见到我们的名字和采写的边境报道。

　　在我们及其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中越边境云南段揭露越军暴行的舆论造的很足，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与此同时，也引起越南当局的强烈不满。越方的传媒诬蔑我们造谣，越南当局甚至将我和其他一些同行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令其边境军警予以“关注”。后来，当战事展开，我作为新华社的战地记者，随十三军进入越南之后，还真的差一点被越军“关注”了！

　　二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和新华社的另一名记者到前线采访。（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我随十三军跨过红河，进入战地。）此时，我军已攻进柑瑭。据我们事先查阅资料时得知，柑瑭是越南北部一处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以生产磷矿石而闻名。据说，柑瑭的磷矿，曾出口到中国。一来是因为我们已进入越南十多天，对越南的地理地势已经较熟，加之战前的功课做的较好，自我感觉良好；二来是一进入越南，亲眼看到：十三军的千军万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红河，攻进老街，连克孟康、沙巴、坝洒等地，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越军溃不成军。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全是绿军装、红领章、荷枪实弹的我军将士。这感觉，哪像是在异国进行战地采访，简直就是在国内采访一次实弹演习嘛！于是，就凭着这样的感觉，我们两个记者，叫上驾驶员，开上吉普车，向前线赶去。

　　刚上路的一段时间，一切都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好：虽是沙石公路，也不宽，但足够两辆卡车交会；一路上，尽是我军的解放牌军车，鸣着喇叭，呼啸而过。有的载着军用物资向前线输送，有的则往后方拉运伤员。公路两边，见到的人群，也全是绿军装、红领章的我军战士。但见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忙忙碌碌，有的在打扫战场，有的在架设帐篷，眉宇之间，意气风发。我们见了，心里十分激动。

　　车行约二十多分钟以后，发现公路的前方，已无人影车影；公路两边，则是稀疏的树林，不见民房。我们有些心虚了：这是到了哪里了？我叫驾驶员放慢速度，注意观察。此时，从右前方一道坎上的树林里，突然冲出两名端着枪的解放军战士，挥手示意我们停下，接受检查。在得知我们是要到前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时，他俩显得有些吃惊，急切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再往前开了！前面两三公里远就是越军的阵地，很危险，赶紧退回去！快！快！

　　我们一听，都大吃一惊。随后又暗自庆幸：幸亏两战士及时拦阻，不然，闯进越军阵地，打死了是烈士；一旦被活捉了去，上了“黑名单”的人，怕是要被整得很惨啊！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的战地采访时，我们再也不敢如此麻痹大意了。

　　行文至此，我情不自禁地想对当年及时出现的那两位不知所属单位也不晓姓甚名谁的战士再一次道一声：谢谢了！

二，一篇内参写作的前前后后

　　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13军参战部队陆续撤回国内。撤军路上，边境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身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服装，燃放鞭炮，敲锣打鼓，男女老少，箪食壶浆，夹道欢迎杀敌将士的胜利归来。那情景，我还写了一篇特写，刊载在《人民日报》上。作战部队撤回后，驻防在河口、麻栗坡、马关等边境一线，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总结。我在各参战部队的战斗总结会上，采访到很多的英雄事迹，写出一些稿件。为了发送这些稿件，也是分社领导为了让我得到休整，因为自1978年9月起，我就一直在边境和前线采访，历时达半年之久，也该休整一下了。于是，我带着这些稿件，回到昆明。将稿件修改发出后，我便抽出时间，到街上去转转，顺便买一些生活用品。

　　三月的昆明，正是春城的春季，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大街两旁的梧桐树又身披绿装，给人们享受阴凉；圆通山的樱花正开的热火朝天，让人们体会到了什么叫鲜花怒放；一年四季浑穿衣的昆明青年男女，此刻大都衣着单薄，活力四射。特别是一些青年女性，着紧身衣裤，胸部挺挺的，臀部被箍成东半球、西半球模样，令我这个从前线回来的记者自认土冒，不敢多看。大街边的一些空地上，有青年人把进口的收录音机安放在花台上，一边放着港星歌曲，一边合着节拍，扭动着屁股，跳着我从来没看见过的舞蹈。我看花了眼，心里感叹：前线才半年，后方已陌生。

　　那时的昆明，虽然谈不上多么繁华，但与前线的腥风血雨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到了晚上，华灯初上，市民熙熙攘攘，去电影院，进歌舞厅，一派安逸、舒适的样子。电影院里，正在上映孙道临、谢芳主演的《早春二月》等几部在“十年动乱”中遭禁的电影。电影院门口，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等着买票。而歌舞厅，则是新近才热火起来的。一到晚上，市民们便迫不及待地往歌舞厅里钻。进不了歌舞厅的，就在广场上、院坝里，跟着收录机放的乐曲的节拍，欢歌劲舞，通宵达旦。我还听说，动物园养老虎的饲养员，为了赶去跳舞，竟忘记关好老虎笼子，让老虎逃了出来，引起市民的恐慌。可以说，在昆明休息的一周，让我心生无限感叹：前线将士在拼死奋战，流血牺牲，而后方的一些百姓，怎么竟如此忘情，狂放自我？！

　　此时此刻，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前线。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这样的一幅幅情景：巨炮轰鸣，大地在颤抖；尸横遍野，小草在淌血；沙石公路上，一派萧杀气氛，荷枪实弹的战士，在紧急奔赴前线；风驰电掣的救护车，拉运着血肉模糊的战士，往后方医院转送。在众多的难忘场景里，有一幅如雕刻般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今世难忘。那是在一处炮兵阵地旁。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后，正在附近采访的我知道又有新的战斗在进行。职业的敏感，驱使我赶紧叫上驾驶员往炮兵阵地奔去。不一会，在路边，我看见一名战士，呆呆地立在一棵大树下。全身上下，黑黢黢的，只有牙齿和眼白是白的。我下得车来，走上前去，与他说话，他没有反应。我再三发问，还是不见动静。正纳闷时，从阵地上走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他也是满身尘土，话音沙哑。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后，告诉我，这名战士，姓陈，是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几次炮战下来，他的听力受到很大的损伤，基本上已经聋了。我们让他在路边等着，待会派车送他去医院。

　　听完这位干部的介绍，我再仔细地看着眼前的这位战士，发现他呆呆的模样，与一段熏黑的木桩差不多。此刻，我的心，好痛！

　　我把我当时在春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絮絮叨叨地写下了这么多文字，是因为这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为我后来将要采写的一篇内参，提供了主题提炼和思想升华的客观动因。而这篇内参，对全国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前线指挥部，继续我的新闻报道工作。不久，我了解到一个信息，说是由作战部队派出的英模事迹报告团在云贵川三省作巡回报告时，反响热烈。尤其是在川、黔两省，受到欢迎的场面，多年未有！当地的干部群众动情地说：杀敌将士在战场上的杀敌怒吼，让我们在迷茫中猛然醒来；趟雷烈士在雷场上的热血飞溅，令我们在安逸里深感惭愧。

　　我把英模事迹报告团的总结报告和相关材料看了一遍又一遍，联系前久我在昆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明白了：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上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过的那样：门窗打开后，在新鲜空气吹进来了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会飞些进来；再加上“四人帮”的余毒还未彻底清除，西方“和平演变”的进攻也在乘虚而入；出于对极左路线的反动，各种思潮如被压抑了太久的火山一样，也猛然地爆发了。于是，各种思潮泛滥，人心涣散，一些人的信仰开始模糊，精神支柱开始崩塌，理想信念开始缺失。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对于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不利。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教育活动，以凝聚人心、统一全国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思之良久，便动笔写了一篇内参，名为《前线部队英模事迹报告团在西南三省作巡回报告反响强烈》，发往北京。不久，总社军事部电话告知我分社，说是中组部领导看了这篇内参，非常高兴，夸奖道：写得好，来得也及时。当即批示，要向全国各地派出英模事迹报告团，大力宣传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很快，前线英模事迹报告团的身影，便出现在大江南北；也很快，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理解万岁！等口号，便响彻神州大地。前线英模事迹报告团在全国的巡回报告，对当时全国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的推动作用，做什么样的评价，也不为过。

　　当然，对我撰写的这篇内参所生发的社会作用，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坚信，处于1979年的那个历史时期，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还未彻底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也还在干扰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全国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时代要求，必然要一个大的思想教育活动来支撑、来导航。在胜利完成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之后，前线将士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尚情怀，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等崇高思想和优秀品质，正是在当时的特定历时条件下最需要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各族干部群众要学，未参战的解放军将士也要学，而我的那篇“内参”，只不过是为开展这场学习活动提供一个“由头”罢了。

三，专机送我到边境采访

　　现如今，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完成某一项特定任务，派专机送记者到某一个地方采访，算不得稀罕。但在三十多年前的云南边疆，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相信是绝无仅有的！而值得我自豪的是，这样的待遇，被我遇到了。

　　事情发生在1984年3月初。一天下午，两点过钟，我们刚上班，分社社长就接到新华总社军事部负责人的紧急电话，言云南边境麻栗坡段发生“紧急事件”，中央有关部门严重关切，正通过地方和军队的渠道了解真实情况，希望新华社发挥自己的优势，予以配合。该负责人要求立即派出记者，到边境现场去了解情况，及时上报。

　　情况紧急！社长遵命照办。当时，分社共有记者4人，其他3人出差在外，只我在家，到麻栗坡边境现场了解情况的任务，理所当然地由我来承担；再者，麻栗坡边防团的政委是我的老战友，联系采访等各项事宜会比较方便。因而由我去麻栗坡，是最恰当的人选了。

　　麻栗坡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与越南的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河江五县一市接壤，国境线长277公里。自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以来，就一直处于对越斗争的最前线。1981年5月7日进行的收复扣林山作战，就在其县境内南部的猛峒地区进行。我曾艰难地爬上扣林山主峰采访，写下了报告文学《战火中锤炼的钢材》，刊登在1981年9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由于对麻栗坡的情况比较熟，这对我将要进行的现场调查活动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虽如此，但交通工具却是个棘手问题。从昆明到麻栗坡，有430多公里之遥，乘云南特有的米轨小火车，只能到开远，也才走了一半路程，还有210多公里的山区公路等待我去奔波；且米轨小火车速度慢，还要转车，太费时，难以完成紧急任务。乘吉普车前往，昆明到开远倒是大道，行车速度可以较快，但开远到文山的路，就有些难走了。虽敷设了柏油，但路窄弯多，难以提速。而从文山到麻栗坡，有80多公里，则全是沙石土路，加之山大坡陡弯多，就更难以快速行车了。如此算来，上述两种办法，起码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几经商量，要赶时间，唯一的途径就是求助昆明空军。

　　主意拿定，社长就开始联系空军飞机事宜，我则做好出差的准备。还好，进展十分顺利。4点来钟，当我赶到昆明巫家坝机场时，一架昆明空军的安—24飞机已准备妥当，就等我乘坐。进了机舱，我向机组人员表示感谢之后，便在一名女战士乘务员的引导下入座。这时，我开始打量机舱内的设置。此前，我也多次乘坐过飞机，但都是客机，型号主要为英国的三叉戟喷气式客机，有100多个座位。据我后来查资料得知，安—24是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的中、短程双发涡轮螺桨运输机，1958年开始设计，原型机1960年4月首次试飞，1963年9月进入航线使用，1978年停产。到1976年共生产约1,100架，交付给苏联民航700多架，向12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出口 130架。我国也有大量进口。我国西安飞机公司生产的运—7，就是在安—24的基础上仿制的。该机空重13,300公斤，最大起落重量21,000公斤，最大商务载重5,500公斤，载乘客44—52人；巡航速度45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8,400米，最大油量航程2,400公里；驾驶舱内有驾驶员一名，副驾驶员兼无线电报务员一名，客舱有一名服务员；正常座舱布局应该有50坐席，但眼前的座舱的布局，不是通舱，而是有前后两个隔断，前大后小，前隔断位于通道两侧，各有两排四个座位。我就被安排在其中的一个隔断里。女战士乘务员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后就进入了驾驶舱。于是，偌大的机舱里，就我一人，形单影只，百无聊赖。我把脸贴近舷舱，俯瞰翼下。但见朵朵白云，飘然而过。白云下，山峦起伏，河流蜿蜒，村村寨寨，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平坝或半坡之上，缥缥缈缈的有几缕炊烟升起。我想下面的百姓，该是在做晚饭了吧？

　　正凝神注视机翼下红土高原的美景，我突然发现，飞机像是在降低飞行高度。果然是在降落。女战士乘务员前来用软软的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首长，飞机已飞临砚山机场上空，马上就要降落了，请您做好下机的准备。我点头称好。

　　从昆明到砚山的陆路距离有380多公里，如乘吉普车，就当时的路况，至少要花8个小时！而乘飞机，包括去机场的时间，顶多才一个半小时。我不禁感叹：飞机的翅膀就是比汽车的轮子跑得快！与机组人员道别后，我走下飞机。此时，文山边防军分区派出的吉普车已在机场门口迎接。

　　砚山县属文山州管辖，离文山州府所在地有40多公里。县城附近有一座山，“山势颇挺秀，其形如砚”，砚山的县名因此而得。砚山县具有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生物资源丰富，是名贵中药材“三七”的原产地，1995被命名为“中国三七之乡”。 当时的砚山机场很小，只是一座简易的军用机场，仅供战斗机及小型军用运输机起降。

　　坐上吉普车，已是下午5点钟。马不停蹄，就往麻栗坡赶。80多公里，两个小时便到了。见到了政委，边吃饭，边了解情况。饭后，天黑了，见我采访任务紧急，政委立即派出一名参谋、一名干事陪同我，连夜向出事地点的天保口岸奔去。大约在晚上十点来钟，我在同边境连队的干部战士座谈之后，边境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越军在扣林山战斗失利之后，心有不甘，又在麻栗坡边境一线的老山、者阴山挑起事端。我连夜将了解到的情况，在军用电话里向远在昆明还在办公室守候的社长报告。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躺在边防连队简易招待所的木板床上，我感叹，空军飞机的及时支援，让我24小时都难以完成的任务，仅用去9个小时，便圆满完成！虽那时还年轻，但飞机、汽车、采访活动的高强度运作，还是让我感到人困马乏，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我不知道我的这次现场采访活动对中央有关部门的决策产生了何种作用，但我知道，一个多月后的4月28日凌晨5时56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又一重大战役——老山之战，打响了。

周金城 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