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爱的父亲张 琛,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父亲如果还在人世,也已经是一百零一岁了。

漫步在西安烈士陵园,耳边仿佛响起父亲生前十分喜欢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悠扬歌声。凭吊父亲的英灵,无尽的怀念之情涌上心头;抚摸着烈士纪念碑上父亲的姓名,尘封已久的往事像黑白电影一样展现眼前;手捧鲜花站立在父亲的遗像前,禁不住眼含的热泪欲夺眶而出。

  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八路。 国家对离休干部参加革命时间的资历认定,是有严格的时间界定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可以称之为老红军。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前,称之为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可以称之为老八路。
  而1949年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
  按照这个时间界定,父亲显然是不能称之为老红军的。而实际上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远远早于他的履历上所填写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前,陕西省有一位邓副省长,他曾经担任过父亲原籍的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负责人。邓副省长担任我老家的县委书记时,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拉着几峰骆驼,往来于内蒙河套陕北宁夏一带的商贩。
  父亲在读书识字的启蒙阶段,就表现出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强烈倾向,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所以,当那个县委书记商贩,进入我县开展革命工作,自然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带路人,商贩驼队也需要一个跑腿打杂的伙计。只有十六、七岁的父亲就被地下党组织选中。从此父亲便引领这支驼队,引领着这位县委书记走村串乡、翻山越岭,开展革命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逼着向造反派交待自己的反动历史时,曾交待担任过中共盐池县委秘书,县青抗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副主任等。我当时也不明白,父亲不是在军队嘛?怎么还会有这些职务?
  我的家乡盐池县,在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于1936年6月就获得了解放,从此就成为了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之下的陕甘宁边区组成部分。所以我父亲和那位商贩县委书记开展地下工作,自然是在1936年6月之前。因为,在解放了的边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完全没必要以那种隐蔽的形式开展工作。
  1938年,组织上调父亲去延安学习培训,从此父亲离别了家乡走入革命队伍,一直奋斗到了生命的终点。
  父亲是一个极其忠诚老实的厚道人,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参加革命,就应该是抛家舍业全身心的投入。干完一段工作,还可以继续回家务农,就不能算是正式参加革命。所以他才把三八年离家奔赴延安,算做了正式参加革命的时间。可是这个资历与时间的界定,是很影响自己的职级和待遇的。
  父亲认为,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待遇已经很优厚了,自己绝不能向组织伸手。多次放弃了更改自己履历的机会,他把职务、级别、待遇都看的很淡,从不计较,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了一辈子。

  建国以后,父亲在军队的工作地点和职务多次变动。在我的记忆中,多数情况下,父亲都是单位的第一把手。可以说是当了一辈子的领导,当了一辈子的首长。可是在父亲身上,却从没有那种,那怕是那么一丁点儿的威严,一丁点儿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领导气质和首长作派。父亲从基因里、从骨子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在对父亲的众多记忆中,有许多都是父亲系着围裙,在单位的大灶上和炊事员一块忙碌……。
  我们家里人口多、孩子多。五六十年代家家户户穿衣穿鞋都是自己做。鞋子不经穿坏得快,所以父亲专门置办了一套修鞋工具,自己修鞋钉掌。

父亲天生心灵手巧,他修补的鞋结实、美观、轻巧,街上大多数修鞋匠的手艺都无法和父亲相比。节假日,父亲在自家门口修鞋,总有一些人满有兴趣站在一边观赏,甚至有干部、家属请求父亲帮忙修他们穿坏的鞋,父亲也总是笑咪咪的答应。

在大家心目中,父亲不仅是一名可敬的领导,更是一位可亲的长辈。
父亲的这套本事可能是会遗传吧。我逐渐长大,开始穿系皮带的裤子,父亲就把他使用多年的牛皮军用皮带给了我。可能是年代过于久远,我没用几年,皮带就断了。小小的我,竟然无师自通地找出锥子、细线绳、和父亲的皮革刀,把断了的皮带重新接了起来。父亲拿着接好的皮带, 端详欣赏了好一阵子,摸着我的头夸赞道,不错,不错,很像那么回事!
我三岁那年夏天,兰州接连下了几场大雨。那个年代兰州南北两边光秃秃的大山上是根本承受不起这么大的降水的,于是,就暴发了大山洪。究竟是个什么情景?我已经没有了絲毫记忆。只记得父亲带领着部队抗洪救灾,回来的时候,父亲滿身泥水,怀里竟然裹着一个睁着一双惊恐眼睛的小女孩。说是在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从此这个小女孩就吃住在我们家中。
按理说,这种事情交给地方政府,送到民政福利部门就可以了,最起码也不应该是父亲个人管。可是父亲却认为,老百姓的孩子也是我的亲生骨肉。咱们刚刚建国,国家也不富裕,咱们替国家养着,替老百姓养着,这有什么不可以。
那个时候,我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哥哥姐姐都在子弟学校住校读书。我正在享受短暂的独生子女生活,正好感觉比较孤独。这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姐姐的到来,让我十分高兴。小姐姐每天牵着我的手,到处跑到处玩,唱啊跳的欢乐无比。小女孩在我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经过地方政府和组织上,沿着山洪暴发和流经路径村乡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小女孩的家人。当小女孩的父亲牵着毛驴到我家接人的时候,我和小姐姐手拉着手,哭得是死去活来,始终不愿意放手。
如今,六十多年都过去了,不知当年的那位小姐姐是否还在人世?过的还好吗?

  我在基建工程兵部队当兵的时候,连队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工程事故,有好几名战士都牺牲了,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名四川老兵也伤残了。后来,这名伤残的老兵被送到上海治疗。路经西安中转时,到我家做短暂休息。
  当父亲听陪同的医务人员介绍,这是一位施工中伤残的战士。父亲无比心痛,就好像伤残的是他的亲儿子一样。父亲仔细观察抚摸这名老兵的受伤部位;一遍遍地百般叮嘱注意事项;亲自拿着热水毛巾为这名老兵洗脸擦汗;热茶热饭倾情款待。这名老兵回到连队后,十分感动的对我说,你爸爸真是个好人!你有一个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父亲作为英模代表应邀出席兰州市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那天,父亲穿着一身笔挺的呢子军装,佩带着勋章、奖章,显得十分英武。
  下午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刚好也从学校放学,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在大街上碰面了。五十年代的中国,生活水平很底,可以这样说,满大街的老百姓,大部分人穿戴都比较破烂。所以,那天父亲的那身打扮是十分扎眼的。

父亲拉着我的手,我骄傲自豪的跟着父亲一起走,满街道的人以各种不同的心情围观我们父子俩。也就是这场围观,日后却给我带来了一场灾祸。这是后话。
  此时,马路边上过来一对抬着满满一筐煤炭的母女。前面的女孩过于矮小瘦弱,满脸通红,汗湿的头发都贴在了脸上,女孩十分吃力的用两支细瘦的胳膊使劲托举压在肩头的木杠。一个趔趄女孩摔倒了,煤筐咕碌碌的滚下了路边两三丈深的干涸河沟,煤炭全撒出来了。妇女恼怒了,一边厉声责骂,一边出手狠打小女孩。父亲立即上前劝阻制止。
  娃娃这么小,这能怪娃娃吗?父亲弯下腰去,掏出手绢来,十分爱怜给那个小女孩擦汗、擦泪、擦鼻涕,提起女孩的裤腿,看看磕破了皮的地方,擦干净渗出来的血迹。

然后,父亲踩着不断滑落的砂石,小心翼翼地下到干涸的沟底。拿起煤筐,把撒落沟里的煤炭,一块块的全部捡拾回筐里。提着沉重的煤筐,手脚并用的从沟底爬了上来。这次父亲还十分用心地在煤筐绳上系了个活扣,穿上杠子不会来回滑动,不至于使煤筐不断地向低处向小女孩身边滑溜。母女俩一连声的反复道谢,重新抬起煤筐走了。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悄无声息,他们都亲眼见证了这个穿着一身笔挺呢子军服,挂滿勋章、奖章的解放军首长所做的一切。
而父亲却是以他质朴的,毫无做作,一个农民,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能,告诉了大家: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解放军!

  我刚才说,那天群众的围观,日后却给我带来了一场灾祸。

解放兰州战役,我军俘获了国民党马步芳军队大批人员,这些俘虏经教育都释放回家了。有一反动军官出于其反动本质,不甘心失败,解放后又组织策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就不客气了,人民政府对其坚决镇压。这个被镇压反动军官的家,就住在临大街的院落里,我上学放学经常路过他们家门口,那天围观人群里,他们一家人都在里边,我被死死盯上了。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背着书包上学校。路过他们家门口时,他们家里的一个小孩提着拐杖悄悄跟在我身后,抡起拐杖将我打倒在地,他们一家出来围着我拍手叫好。我忍着疼痛,爬起来就往学校跑了。
  小时候,在外边跟人打架、闯祸,回家从来也不对家里人说。这次挨打我同样没有对家里人说。许多年过去后,我恍然醒悟:那天我莫名其妙挨的那一拐杖,其实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
  这些都是题外话。
  六十年代初期,父亲所在单位分配来一批军校毕业的女学员。这些女孩子在军校时,大多都是文体骨干,分到部队又适逢八一建军节,出于年轻人的天性,她们组织了一支女子篮球队,向部队领导和全体男同志提出挑战。
  这可让部队的领导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能够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为难的是你总不能真组织一帮小伙子和这群女孩子比赛吧?
  最后决定,就让单位的领导、首长这些半大老头们,组织一支老头队应战。
  能够观看那场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篮球比赛,真是我一生的幸运。真的没想到,那些经历过战火硝烟,平时看起来老气横秋的老头们,还真是藏龙卧虎、身手不凡。一位长征老紅军凭借身高,举着一根手指顶着篮球滴溜溜转,引得那帮女孩子们左突右跳,就是够不着,场外观众哄堂大笑!逗得差不多了,老红军这才转身,三步上篮,球应声入筐。场外是掌声喝采声叠起。
  父亲身材较矮,跑动不快,满场跟着跑,却是基本上拿不到球。索性就停下来盯在了后场。这样前场的老头们抢到球后,必然要回传给后场的父亲。

绝对想不到,一辈子都没见过他打篮球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出手就中的神投手,不说是百发百中,起码也是十投九中。随着父亲的一次次出手,场外叫好声、掌声不断,比分逐渐拉大。女孩子们急了,派出一个身材相对高大的女孩专门盯防父亲。在父亲再次出手投篮时,女孩凶狠地跳起盖帽。球倒没盖着,那一巴掌却结结实实地砸在父亲脸上。父亲被打的是鼻酸泪流,命中率大为减弱。不过是随着时间推移,命中率又逐渐提升。那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老头队大胜!
  我也喜欢看电视转播的NBA大赛,那球打得的确是龙腾虎跃、出神入化,可是过后就不记得了。然而有父亲参加的那场老头队和女子队的篮球比赛,过去都快五十年了,其场景至今都还历历在目。

  父亲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经历过的大小战斗也难以计数。但父亲却是一个幸运的人,身上既没有弹片,也不存在明显的战争伤口。这也不是说父亲就从来都没有负过伤。父亲的头皮就被弹片擦伤过,导致他头顶很少长毛发,终生的发型都是光头。
  父亲很少向我们讲述他过往的经历,更是从没有向我们讲述过他的战斗故事。大概是五八年或是五九年,应我们学校的邀请,父亲向全体师生讲过延安保卫战。年代过于久远,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父亲往往是触景生情,碰到一个什么事引发起他的一段回忆。从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中,得知父亲曾有两段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奇异经历。
  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天天都来轰炸。一天敌机又飞来轰炸,父亲眼看着敌机朝着他俯冲下来,父亲就近跑进身旁的一孔窑洞里躲避。窄窄的窑洞里,父亲笔直地向里跑,窑洞尽头有一神龛,供桌正中立着一块神灵的牌位。就在父亲跑的离供桌牌位还有一步之遥时,敌机炸弹在窑洞外爆炸,强烈的气浪、炸弹弹片跟随着父亲也飞了进来。父亲眼看着神灵的牌位被一块巴掌大的弹片一劈两半。

父亲的身体就遮挡在窑洞口与牌位之间,却丝毫也没有受伤。父亲笑着说,他终生都搞不明白,那块弹片是怎么绕过他飞过去的。
套用现在的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担任西北野战军粮秣供应科科长,负责全野战军的粮草军需供应。父亲还担负一项重要的任务:为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副政委及野战军指挥机关打前站、号房子,寻找驻地。
打西安的时候,我西北野战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西安城。在总攻开始之前,父亲想,等部队打进西安城,我再给彭老总他们去寻地方、找房子,这恐怕不行。让彭老总站在大街上指挥部队,以彭总的那种火爆脾气,一定会骂娘。
无论如何,我得事先把地方给定下来,把房子给号准了,部队一进西安,就必须让彭总和野战军指挥机关立即就位。

于是父亲带了两个人,乘着夜色悄悄摸进了西安城。
大概是有事先的计划和图上作业,父亲他们摸到了西安小寨南边的一片区域,经实地勘察侦测,遂决定彭总及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就设置在这里。
任务完成后,乘着天色未亮,三人又悄悄返回。不料,路上却与一支二三百人的国民党部队正面相遇。父亲心说,完了完了,眼看着就要全国解放了,今天也只好牺牲在这里了。

这种念头也只是一闪,父亲低声命令道,准备战斗!三人均拔枪在手。
此时,走在最前边的国民党兵也发现了父亲他们。惊慌失措大声喊叫,共军…,共军…,共军来啦…!
被重重包围在西安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是军无斗志,人心惶惶,皆成惊弓之鸟。所以,这漆黑夜晚一声“共军来啦!”的凄厉叫喊,足以让这支国民党部队吓破了胆。这一声喊不要紧,排在队伍后边的人,还什么也没看到,却纷纷掉头鼠窜四散逃命。转眼间这支队伍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父亲刚下达完“准备战斗!”的命令,战斗就结束了。于是,胜利返回。
彭德怀同志在建国前后一段时间里,一直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所以,彭德怀住在哪里,哪里就是整个西北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和神经中枢。
父亲真是慧眼识宝地呀!他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看了很多地方,号了很多房子,都被历史淹没了。而他冒着生命危险,看中的西安小寨这块地方,先后演变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一一西北军政委员会一一中共中央西北局,直到今天,仍然是陕西省军区机关大院。

这大概也可以算是父亲留在世上的一点业绩吧。

  父亲在延安的时候,曾经见到过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开国领袖。解放后到北京开会,也曾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父亲对周总理、周副主席却是格外的尊崇敬仰。这一是源于周总理独特的、让人亲切、仰慕的人格魅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父亲的口气中得知,在延安时期他与周总理有过接触和交谈。父亲曾经谈到,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那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都去送行。
  父亲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在送行现场看到一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汽车。那辆汽车带蓬子,四周围都有玻璃窗户,车内还有舒适的皮质座椅。
  这辆从没有见过的汽车,让父亲他们一伙年轻人惊叹不已。

坐这上边就跟坐在家里一样,不怕刮风,不怕下雨,还能在路上跑…。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东西。父亲他们一伙围着汽车看不够、摸不够。
  周总理拍打着父亲他们,哈哈大笑。都是土包子,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好东西是会更多的,多的都让你们看不过来。
  周总理逝世的时候,父亲的生命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父亲被剧烈的癌痛折磨的死去活来,连续半个月水米不进,全靠输液维持生命,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然而,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还是把他震惊了。父亲不相信这消息是真的,并深深地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这一巨大不幸,使父亲也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病痛。
  那两天,父亲都是沉默无语。一天,父亲突然要求我回家去取军装,给他把军装送到医院来。我不明白,这个时候他要军装干什么?正迟疑间,父亲又催促我赶紧去。对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只能是满足他的要求。
  把军装拿来后,父亲要求我给他把军装穿上,我纳闷了。此时,他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我抱起父亲来,帮他把军装穿上。父亲仔细的检查着自己的每一粒扭扣,对军容风纪是一丝不苟。此刻军装穿在父亲瘦弱的身体上已显得过于宽大了。我拿来枕头靠垫,使父亲能够靠坐在床头。父亲自己拿起军帽,端端正正地戴上,双手捧着半导体收音机,打开了开关。
  此刻,收音机里播放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和悼词。当那低沉和浑厚的声音传来时,当那哀乐奏响时,当雄壮的《国际歌》冲破云宵时…,父亲老泪纵横,浑身颤抖。他颤巍巍的抬起了右臂,五指并拢庄重的靠在帽沿上,向他毕生崇敬和爱戴的领袖一一敬礼!
  而此刻,父亲一一这位热爱人民,无比忠诚的革命老战士,离他生命的终点也仅剩下十多天了。


烽火硝烟舍家园

南北征战驱寇顽

忠贞厚朴唯谨慎

毕生勤勉可对天

事业甚微成一统

归去仍随总理行

春华秋实终有报

大地锦绣慰英灵


二零一九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