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傻，让人难以置信

临竹

正月初三走亲戚，晚餐席间聊天海阔天海；聊到了“歪嘴”被抓了。歪嘴名气不小，是临安区板桥镇环湖村支部书记，做煤炭生意起家。据传说国外、国内房产很多，在临安实业也不少，在自已村里建了一干多万元的私宅。早年，在去横板的路边他的加油站里我曾见过他一面。因其嘴歪大家叫他“歪嘴”，我並不知他真姓实名。不想嘴歪，人心也歪，年前因“涉黑”被杭州市有关部门抓了，涉案的30多人同时被抓。成了春节期间临安一大新闻，也成了人们街头巷尾丶茶后饭余的谈资。

凡事都有因果关系。他被抓起因传说版夲很多，一说是其离婚女婿化了他三千多万元，被逼债，其女婿越级到杭州举报；二说是开地下赌场放高利贷，动用私刑逼债；三说是转让土地后，土地涨价了，去敲榨对方，被对方举报?歪嘴啊!歪嘴!你岂可忘了“得绕人处却绕人”的古训?你任性行事时怎能不对法律心存敬畏?你逼债时可曾想过，即使少了这些钱，影响到你的吃住行曰常生话有几许?

我常常想，上天很公平，阳光、空气、水、环境赐于人类，不分高贵贫贱，人人共享，提供了人类基本生存的条件。那么人仅一张嘴，能吃得了多少?人仅一躯壳，能睡得了多少眠床?可许许多多人就是未悟懂这一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动用人世间一切罪恶手段去颠覆这一再简单的道理。回顾自已过往的人生经历，我的一些举动，在你们这些人眼里是不是太傻了，傻得让人难以理喻。

我1978年经招工进杭州市临安县(现改为区)林业局工作。可能是我之前有过四年多的在乡电影队

工作的锻炼经历，招进的20人中我分配的岗位最好，以工代干进了林业局最有实权的森工站(那时政企合一，属职能科室)。该站负责全县每年四万左右立方米国家木材任务的收购和调配，主管木材管理和加工。小小的我开始沾光了，工作不到半年就负责全县小木加工业这块工作了，除此外，也参与站里木材调配和出运管理工作。那时的领导和同事都清正廉洁，想贪的一闪念都不会有；贪和多吃多占是件羞涩的事，更不敢犯错误、丢饭碗。大约在1982年林业局成立林政科，森工站木材管理这块职能划入林政科，我成为林政科具体办事人员。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农民分田、分山到户后，经济收入提高，形成了拆旧房建新房的一波高潮。旧木料出运要审批，报告送来审批的户数很多，来找我的人也很多。我是根据总量控制、各乡力求均衡原则，一月一次，理出若干份报告与科长审批。实际上是科长过个目或点个头，既未作文字记录，更谈不上电脑录入，就由我办理了。对外宣称自然是经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中国式措辞)。大概是那时的领导根夲不用耽心下属会作弊，也不像现在行事，我防你，你防我；我也确实从来没有未经科长同意，私下盖出一个章过。实际上自已开点口子，盖出个把章也无妨的。所以有许多说我“傻”，有权不用。

1984年，林业局成立林产品经销公司，调我去任经理，我愉快接受。那时行政、事业、企业待遇差别不大，因此调动工作根夲没有得与失、吃亏与便宜的考虑。我后来工作岗位虽多次变动，退休前工作地点都在林业局办公大楼内。除夲系统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行政事业退休。我说是企业退休，人家会惊讶：你怎么会与我们一样企业退休的呢?我确实是傻，自已不关心自已，自已的退休待遇都没有弄好。

1986年局领导来到我办公室，说决定你任木材公司经理。我忙说：谢谢！但最好是经理前面加个 副字，有合适的人来你可安排。想想现在有的人巴不得经理前加个“总”字，我有多傻?

与我搭挡的一位副经理，工作是勤奋的。不知是能力弱一点，还是处事不夠得体。有些职工对他不夠尊重。有一次我拍桌子怒斥三位职工：我有办法让你们尊重，今后你们报销东西，先由他签字。相比有些人巴不得在单位里都听我一个人的，我是不是傻呢?

我有个同事关系很好，他未结婚前往往是正月初三就到我家来拜年。1995年我去他所在公司任职，清理职工外销木材的应收款，他有二万元未收回。以前公司里问他，他总说是未收回。我问他，他不要意思说谎，说收来用掉了。我当即虎下脸来，要其限期归还。后还了一万，我又催他，还不出，先从股金中扣除。股金没了，一定意义上讲是失去了本单位职工身份。后来我离开了公司，他因赌博一事被开除了。后来想想，是否我太认真了，为了公家事情，朋友情面都不顾。现这位同事自谋职业后事业很好，也对我很客气。我问他，对我狠吗?他说怎么会狠你呢?是我自己不对嘛! 我想，如果我自已偷鸡吊狗不清爽，他会服?会不狠我?

我帮助人家没有值得和不值得概念，认为有机会帮人家是件愉快的好事，能帮尽力帮。公司里88年前后造了二幢宿舍，单套面积76平方米，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分房是参考了工令、职务和对单位贡献。四位职工分在一楼(底楼)。一楼潮湿，墙面起泡，居住环境差。有二位职工后来调整到二楼以上，有二位职工一时无房调整搁着。1999年企业改制时我在局改制小组，我领局领导进入这二位职工家中，实地查看房子情况，並极力主张将三号宿舍楼中的二套住房(当时做公司办公室,每套81.6平方米)置换给他俩。当时该公司许多人认为不能便宜他们，当初他们住一楼自有住一楼的道理(即贡献小)，我对着该公司经理吼道：你去他们的一楼住滿十年，我将自已住的三楼81.6平方米到时调换给你。后来还是在我的操作下将二套办公室置换给他俩。其中一位职工不出一个月将房子以12万元钱卖掉，赚了6万元。 我住的三号宿舍一楼临街门面房是我主张拆了围墙建的。临街的宿舍楼道无围墙，小偷多次光顾，职工意见来了。可公司改制后已解体，无资金。我要求这二位职工各出一千元，我另想办法凑点，装扇大门。怎奈我多次找他俩都不肯。甚至说到我帮你们调了房子，得到了实惠；我未曾收受过你们一分钱，没有吃你们一支烟、一顿饭，这次权当你们谢我二千元钱，帮我一下。结果说动不了他俩。我傻吗，这种人值得帮吗?

早些年，盛行基层给机关过年送个红包拜年。我对面办公室里一位是科长，另一位是王姓同事，不太近人情。来送红包的拎得清，谁该给，谁不在考虑之内。我认为同一科室里不好漏掉一个人，不然是委曲他了。一次林场领导年前来拜年，说没准备给王姓同事，我说我的先给他，下次来你再补我。有一年林场邀请分管领导和科长及我到林场。我心中有算，无非是要发点红包。我又做林场工作，将王姓同事也叫上。有一年局属一企业经理年前来拜年，交给我四只红包，我立马给楼上二位领导各一只，对面办公室二人各一只。我自己的呢?该经理说，已给你了，对面的那王姓同事我们是不考虑的；给你的，你自己给他了，是你自己的事。因我从未与王姓同事说过这些事，他並不知会我的好意。我傻吗?

大约在1992年我们新征了一块土地作木材仓库用。平整土地、打围墙、建传达室等杂项工程交于一个与出售土地一方有合作关系的建工队。该杂项工程完工、款也全付清后，包工头来到我家中，说另一位经理也多次推却，只送了只1300元的VCD，我不接受点什么，他心里过意不去。我想到贪污受贿5000元要坐牢一年的法律震摄，耳闻目睹有些人犯事后求爹爹拜娘娘情景时，心里害怕。七磨八磨，我拿出一张我装璜餐厅时花岗石发票2600元，向他报一半即1300元。出于三个考虑，一是太绝情也不好；二是我不能高于另一位；三是数目少一点，真的查到也不会出大事。

2000年有次为企业改制，我们乘了轿车去昌化镇，车子停在公司和林业站合用的办公大楼前。有一位职工(曾任公司中层干部，后在局属另一企业当过领导)与我们同去的一位经理有些矛盾，竟拿了板头等工具要拆卸轿车轮胎，在场无一人上去制止。实际上我与这位经理也有间隙，但还是上去制止，说你这样做无助问题解决；有理，方法不对，变得无理了，不值得。由于他与我关系较好，听劝了，解了该经理的围。还有一次我们在木材厂开会研究改制，又是这位同事闯进来，言明是针对这位经理的，显得不屈不绕，在场的人面面相观不作声，又是我上前相劝，劝离了会场。不知这位经理心中是否对我有一丝感激。不管任何人与我吵过、骂过，一但对方有难，不知怎的，我的同情心立即就会上升。碰到上述这种事，按常理，我完全可以不去管它，甚至幸灾乐祸看热闹，我傻吗?

前面说过，我1984年前是以工代干，后来有时在企业工作，有时在机关工作，最终以企业退休。几位比我迟进、与我相同情况的陆续转为行政或事业编制。其中有一位同事认为我吃亏了，教我去找找局长争取争取。2000年我在昌化参与企业改制，局长是昌化人，我备了烟酒拎到昌化，结果放了几天又拎回来，想不去麻烦人家了。有位副局长，了解我的经历，知道我即将退休，建议我去找找局长，是否退休后放在局里，企业退休是无人管的。我想想我是企业的，领导有难处的，我也放弃了这念头。

自1997年开始我的主要工作参与本系统企业改制。领导带队，我具体操作，先后完成国有林场、林业车队丶昌化木材公司丶于潜木材公司的企业改制，其中的艰难曲折、酸甜苦辣自己知道。2002年企业改制结束，局长一句“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既是对我肯定，也提示我的工作也结束了，用不到我了。分管局长、科长都向局长请求留我，我夲人也找过。局长说，他理解，但有难处，机关不能再留企业的人。我离开时未讨价还价，或提什么要求，心平气和地离开了，我傻吗?

我曾在1997年与市竹产业协会同办公室上班，秘书长是退休的市农办副主任，他2017年近70岁了，向局长推荐我去接他班(事后得知，该局长当初对我不了解，耽心是否能胜任)，于是我于2017年7月份又回到原地方上班了，干到2014年六月份，要去上海带孙子就辞掉不干了。约在2011年，该局长调到市政协，我感恩他对协会工作的支持，过年时或笋干出时没忘记他。引起他一番感概：还是你有心，有些人我当局长时，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不当了，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协会老秘书长我当长辈看待，感恩他的赏识，自2007年以来直到现在，不是年前、就是年后都上门问候。协会开年会，或开产品研讨会、评审会，也请他参加。离任或卸任的这二位领导，在有些人眼里已无利用价值，可我仍记住他们，我傻吗?

2017年公司三幢宿舍在城中村改造中要拆除，动迀公司陶经理请我协助他做点职工拆迁思想工作。前面二幢宿舍的屋顶加盖是公家做的，这次动迁公司不明就里补偿给住户。我住的这幢屋顶加盖是住顶楼职工自费盖的，却漏掉了。公示期已过，政府不会作补偿了。顶楼职工二夫妻及其它三位老职工知道后，晚上去拆迁办大闹。第三天要集中签约了，此一闹非可小可。此时陶经理说，要请我当顾问，並要求我，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平息此事；拉我到一边，说愿自掏腰包处理。得到此承诺，我将上述人劝回。楼顶加盖，一套加过，一套未加，顶楼的这位职工与我商量，报二套好了，另一套补来大家分分。我考虑到是陶经理自掏腰包，于心不忍，未采纳。陶经理交给我一个屋顶的补偿款计三干多元和另外二位老职工各一千元的安抚金。我分别转交了，收款人打了收条，我将收条交给陶经理，至今也未同他谈起我未采纳之事。至于所谓的顾问报酬，事前我未问，事后他也顾不上问你了。我傻吗?

我常常犯傻，也有种活在别人眼里的感觉，但守住了人生底线，于2011年退休了，自已平安，家庭平安。在当下以钱多为荣、以有几套房子论成败的年代，有人问我房子有几套?住那里?我羞于回答，我县城里只有一套81.6平方米的房改房，住在此。人家问我还有房吗?人要面子，我说三口老家造了点房子；反正人家也不知你老家房子是多大多好的。总的说，我相对清贫，没有什么资产或资助可给儿女。我有三位同事经常邀我吃饭，我说大家散了怎么多年了还记牢我干嘛!他们总说，这么多人就是记牢你一个。有次他们邀了十多位同事，席间我说在座的我钞票最少。我问他们：我曾是你们的小头头，我有作弊的事吗?他们都说：没有，没有。有昔日同事的肯定心里多了些自我安慰，阿Q精神。

“好人有好报”，这句话有人说灵，有人说不灵。我感到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显灵的。如今我感到自己已没有什么遗憾的事了。

以上不是故事，不是我在瞎编乱说，涉及的人都还在。我是不是傻，任由它人评说!借此机会，向那几位受到我出言不逊影响的同事致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