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之《太后恩宠》

缥缈

苏轼连升三级黄金仕途，苦尽甘来的东坡从朝廷犯官到帝王之师。

　　元丰八年，朝中政局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三月初一神宗病重无法上朝，年仅十岁的哲宗不能亲政，应群臣的请求，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太后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十几年来，她一直坚决地站在反变法派的一边。三月初五，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因积劳成疾，带着事业未竟的满腔遗恨，一病身亡。不久太后传下诏书，将以“母改子政”的形式改变神宗的既定政策，这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时代，本是天经地义，群臣之中，无人敢公开非议。高太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起用司马光。北宋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称“元祐更化”。

　　这边政坛雷声隐隐，山雨欲来风满楼，将变而未大变，那边的苏轼正悠然自在地过着田园生活。他不时往返各地，和相知相得的朋友做愉快的短途旅行。金山寺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因为与他性情想和，意气相投的佛印在那里，二人经常在一起谈锋斗志。而佛印素知苏轼爱吃猪肉，每当苏轼来访，必定烧上一锅猪肉款待。不想有一天，烧得喷香的猪肉竟不翼而飞，不知被哪个馋嘴的和尚偷吃了，苏轼因此戏作一绝：

戏答佛印

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此时司马光已在朝中身居要职，大批反变法的大臣正有计划、分步骤得到重新起用，苏轼既以才高名世，又曾因讥讽新法下狱遭贬，自然不会被人遗忘。六月初，京城便已盛传苏轼即将被起用的消息。

没几天，忐忑不安的苏东坡等到了确切消息，一切都如同那不可信的“小道消息”，连任命细节都分毫不差：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苏东坡全家到达登州仅五天，这次是召他进京，任命为礼部郎中。

以礼部郎中被召入京的苏东坡，其实来到京城当月就成了六品起居舍人，不出三个月，又一道特诏下达：诏令苏轼免试为四品中书舍人，按规定，这个职位必须先考试然后任命，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免试任命者，只有陈尧佐、杨亿、欧阳修三人。如今苏轼也荣登此列，不能不说是非常的恩宠。

　　这一连串的升迁在苏轼心中激起的反应除了愕然、惶恐与强烈的知遇之感，便是超然于功名之外的淡泊，“再入都门万事空”，对于一个透彻地领悟到生命本质的人来说，摒除了常人难免的私心杂念，“舍身报国”的儒家济世精神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更为纯粹。而他与司马光的争论正体现了这一点。

　　还是六品起居舍人小官时，苏东坡就开始与三品大员的司马光顶上了牛。主要是针对司马光所在势力对废除新法一刀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东坡坚决反对废除“免役法”。

中国的秦朝之前是兵民不分的，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的专业部队，其后历朝也就有了常备军；北宋始实行的“差役法”几乎毁掉了国家的常备部队，士兵由轮流当差的农民组成，造成了北宋军事力量的急速下降；王安石创立的“免役法”便是纠正这一点，使部队再恢复其盛唐时期的专业性。 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与军事力量，总的说来还是利大于弊。苏东坡认为废除“免役法”是亡国之道，尤其在大辽、西夏两大强敌虎视眈眈于北、西两面时。 可是固执的司马光看不到这些利处，只是一味指责“免役法”从百姓那里敛钱的弊端，苏东坡提醒也没用，在朝堂上反对也没用，只把个苏东坡气得回家后大呼：“司马牛！司马牛！……”

　　元祐元年九月，苏轼再次获得荣升，奉诏任正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一个专为皇帝草拟圣旨的职务，承命撰写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书，以及与周边国家往来的文书等。对大臣奏章的批答亦在其职责范围内，这个职位从中唐以来就有“內相”之称，往往是将相候选职位。品级虽然比宰相低一级，为正三品，但由于能比宰相更为亲密接近和影响皇帝，其重要性不亚于宰相，苏轼之前，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担任过这一职务。

　　元祐二年八月，在原有官职的基础上，苏轼又兼任了经筵侍读，侍读是皇帝的老师。对于这一任命，苏轼从内心深处是十分愿意接受的。“致君尧舜”，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帝王之师”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位置。此时的苏东坡比当年的王安石环境还要优越：九岁的小皇帝还是名顽童，摄政的高太皇太后对苏东坡极宠，任命苏东坡时太皇太后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官衣、金带、及白马一匹，甚至没忘记附赐一套镀金的绶绳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