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二三事（上）

王言

上海市新风中学校址是成都北路360号，创建于文革的1966年。当年的校门照片已经失传，我就用该地址的历史照片了。

　　我们是新风中学七八届学生，毕业于79年。这些天同学们正在筹备2019年的毕业40年庆祝大典。我把前些天在新风同学群里涂写的小文章整理了一下，以作配合。

因为并没有写作计划，或者说写作计划就是没有计划，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所以这里的每一小段并没有按时间顺序，希望大家见谅。

（新风中学的地址是成都北路360号。在90年代初建设南北高架的时候把原建筑的门面拆掉了，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请留意这张图片中的地址门牌，成都北路360号这个地址已经被佔用了，成为了售票处。

唉，让我们在梦里都牵肠挂肚的新风中学，就这样淡出了历史的舞台，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张照片是网上找到的，我们在新在中学五年中，每个同学都经历过几次分班，八个班级加上3次分班，原则上应该有20几张班级集体照，就用这张照片作为代表吧。）

　　又从同学们提供的中学照片中选了几张，在这里贴出来了。如果还有同学提供照片的，请私信给我，我会加贴在文章中的。

（这是第3次分班的时候的7班合影）

（这是毕业前的五班合影，我在后排左4，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只记得那时候的体重是100斤，瘦骨伶仃啊。现在的体重是175斤，身高不变，也就是说，即使现在空着手，也相当于每天扛着2代大米走来走去呢）

（郊游，前排是黄建聿，万亚萍，张蓓蕾，陈秋）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郊游，后排的徐钢和姚方纯粹是两个小不拉子）

（张蓓蕾，张璟和王凤鸣，青春靓丽，不忍直视啊！）

（女生们的丽人行）

　　好了，大家参观一些插图之后，咱们进入正题了。

　　《新风二三事(1)》

当年我们大家的考场定在龙门中学，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这个中学在哪里。陶定国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在班上对大家说，大家需要先去看地形，熟悉一下环境，不希望考试当天找不到。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没有去上课（赖课？），所以这个信息是江志明给我转达的。

江志明说的是上海话，他是这么说的：“陶老师让我们在考试前先去龙门中学看电影。”

因为在上海话里，地形和电影是同样的发音。我听了还特别感动，觉得陶老师很会为我们着想，还让我们考试前放松一下。

后来才搞清楚，是去看地形，此“地形”不是那“电影🎬”！当然，陶老师的提醒也是非常温馨的。

　　《新风二三事(2)》

说起高考，我总会想起石粮钢和张国强的经历，粮钢我在后面还会提到的，所以就先写张国强吧。

张国强是我们牯一小学一班的同学，我是二班的，所以小学时并不熟悉。除了身材略显单薄，他长得浓眉大眼，四肢修长，他一直是个很帅的小伙子。最为可贵的是脸上常带微笑，是那种令长辈们特别喜欢的＂好小卫＂。

后来他家搬到了同春坊19号，与我家为邻，就开始了我的噩梦，他的勤快，谦虚，和蔼和礼貌无一例外的成了我妈妈为我设立的参考系，如果有个邻家女生可以常常看到，那一定很美妙的。但是有个邻家＂好小卫＂作比较，你就一天到晚抓狂吧！说实在的，我对他本人没意见，彼此之间还很谈得来，那时他家境不很好，每个月领学校特困补助，男孩也要面子，他常常让我陪伴去领，选我的原因可能是我口子比较紧，不会做小广播（可见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噢），他只有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衣裤，从来不换，却永远是那么干干净净，原来他是每个星期天洗好晾干，从无例外，周末在家，他穿著打了补丁的衣服。至今我还在诧异碰上梅雨天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几乎是万能的，木工电工都是无师自通，我出国后他还帮我家修过电灯水管。和家里通电话，妈妈还时常提起他，好在我也渐渐懂事，不再介意妈妈说别家男孩的好话。79年高考时，有一门课迟到了二十分钟，因为睡过了头，他妈妈忘了叫，于是被拒之门外，得了0分，影响了他去心仪的学校，我为他叹息，他和我提起这件事却坦然地像叙述一件别人的遭遇。

他就在同春坊结的婚，娶了个长相清秀的文静女生，她也很能干与勤快，正好验证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话。张国强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汉子，但是他一路走来总不太顺。而我在上世纪末为双方长辈办理了移民后，失去了经常回国的理由，也就和他失去了联系。想必他是过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一直相信：好人一生平安。

后排右起第三位就是文中提到的张国强同学

　　《新风二三事(3)》

读书的时候，陶老师一直都是大嗓子，像我这种胆子小的学生只要听到他一开口就有点赫丝丝。87年学农期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学农期间的内容，我打算另写，这里就不赘述了）。我的表现还算不错，班主任何采芳打算发展我入红卫兵，最后卡在了政审上，听何老师说，是陶老师负责的政审，我没有通过是因为父母的上一辈都不是无产阶级！当时我就觉得很无奈，我父母都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实人和大好人，凭什么就由于他们的家庭出生就否定他们，甚至影响到我要求上进呢？再提一下，我是胆小鬼，这样的质疑只能烂在肚子里，绝不敢说出口的。

后来陶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而我呢，看到他还是怕怕的。闷皮的天性压抑不住的时候，仍然会被他抓住责备，一次自修课和帅哥王金祥偷偷到楼下去打乒乓，被他抓了一个正着，让我们俩在全班面前罚站，还让我们头上顶着乒乓板[Awkward]。还有一次，他在给我们上课教我们使动结构和连动结构，我听着实在提不起兴趣，已经昏昏欲睡了，他突然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我当然就一脸茫然了，他骂道：“这么简单的结构，听我说了那么多遍还记不住，回家吃老米饭去吧！” 说实在话，老米饭是什么饭，对于当时我是完全不懂的，当然我是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气得差点哭了出来…

我继续要求上进，坚持每天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做各种好人好事，时刻向先进同学学习，团干部戈进杰有一个理论：如果谁会剪头发的话，他就有潜质做好事。因为剪头发都是为别人，不能为自己剪的，于是我就学会了剪头发；那一年同学董剑明体育课大腿受伤，我就学会了骑三轮车，参加了每天送他上学放学的小组。另外呢，我有空就整天在街上闲逛，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哪一个老太太扶过马路…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于是我就感动了上帝，我说的上帝是广大的同学们，同学们对我的评价有所提高了，陶老师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紧接着我的入团申请就被批准了，他还对我说了，考虑我的家庭情况，他是网开一面了。上一次王凤鸣和高文妹在群里说起过，她们入团之路很艰辛，想想我自己也是啊，唉，不提了，说多了都是泪。

　　《新风二三事(4)》

看到同学们在群里也开始了新风趣事的回忆，开心！发小江志明也谈到了入团，戈进杰延伸了剪头发的理论，克治的情景叙述还有待进一步披露，王凤鸣加注了我文中提到的情景，甚至给出了具体事例…

我再开一个小话题吧，类似于“谁是你的同桌”，我的问题是：“谁是你的人团介绍人？”

在连续扶了十几个老太太过马路之后，我的入团申请终于被批准了，到了填表阶段。写入团申请书和正式填入团申请表可不是同一件事情哦，前者没有格式要求，可以凭着满腔热情随意搭配词句，表达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意志，填表则是已经基本通过，只待形式上走过场了，除非有人出来披露你曾经在学农期间偷吃了老乡一只鸡，那么你就差不多是通关成功了。我的问题是，请谁当入团介绍人呢？介绍人是需要在会上发言的，介绍他与你认识的过程，他对你所作所为的评价，和他介绍你加入组织的理由，我决定找阿徳。

惶诚惶恐地填表之后，把表格拿到了阿徳（张彦徳）面前，他严肃地听了我的叙述，认真地点着头，一边看着我的申请表，若有所思的想着什么, 然后说道：“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我有点诧异，难道还会功亏一篑吗？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新风二三事(5)》

上一回说到，我请阿徳做入团介绍人，他突然说：“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看到我在诧异，他继续道：“入团申请表是正式文件，以后会一直存在你档案里的。应该用钢笔，而你填写用的是圆珠笔，不符合规定，不利于长期保存。” 的确，那个年代的圆珠笔质量不好，时间久了笔迹会化开。

“那怎么办？” 我紧张地问道。

阿德给出了一个我至今无法理解的答案：“下次不可以了。” 为什么是下次，难道我还会申请入党吗？他把我说得一头雾水（插一句：正式工作之后，我确实有机会无限接近入党，因为我有私心，想着因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出国，担心成为有组织的人之后会不太方便，所以就作罢了）。

和我同一批入团的还有张璟。她以前就是红卫兵团部的大领导，按理说她应该是第一批入团的。我判断她入团拖后的原因是当时的班主任何采芳不待见她，在好几次班会上明显对她找茬，人和人是有气场的，何老师不喜欢女生，特别是不喜欢有能力有个性的女生，我虽说是局外人，却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学农期间，有女生用调羹撒猪榭（就是猪圈中扒出来的猪粪和稻草的混合物，气味独特的农家肥）被何老师骂得狗血淋头，更有陈艳和她顶嘴被骂哭了，哭昏在宿舍…。

张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同学中的粉丝多，呼声最高，拖了这么久，她理所当然应该入团了。阿德把申请表交给她的时候我正好在场，阿德对她说，填完表之后，你还需要一个介绍人。张璟说：“那就你吧！” 阿徳回答说“好！” 我在边上看呆了，高手过招就这么简单干脆，点到为止！

你还记得自己的人团介绍人吗？

　　《新风二三事(6)》

学农是上山下乡的彩排，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50年代初，天朝学习苏联老大哥，提倡做光荣妈妈的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新生儿（在西方这种现象被叫做baby boom）。到了七零年左右，正是他们中学毕业的时间。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安排他们工作，于是就想出来了把他们推到农村的下策，当然，口号是高大上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学生期间，去工厂学工和去农村学农也成了中学的必修课。作为十几岁的小屁孩，我们除了害怕农村的生活环境恶劣之外，去农村换一个环境，接触农村的新鲜事也是很着极强的吸引力的。在筹备先遣队的时候，大家都积极报名，而我也侥幸入选成了为数不多的先遣队中的一员。然后呢，就一天天扳着手指数日子，盼望着哪天可以成行了。

出发前对自己的适应能力也有过持疑，而且之前从来没有离开家人的经历，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来到了青浦朱家角的农村，我们像出笼的小鸟撒着欢地扑腾着，担心也渐渐消失了。先遣队的责任是为后来的大部队搭床，起锅灶和做其他各种准备工作。我们自己手里已经有了锅碗瓢盆，也有大家预交的伙食费和限量供应的肉票。做着新奇的各种杂事，吹牛聊天，大碗喝汤，大锅吃肉，而且，先遣队中还有几位女生呢…

接着，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来了，为大家扛铺盖，搭蚊帐，做得不亦乐乎，等所有的同学们都安顿下来之后，史上最后一次的77年的学农正式开场了。我说它是史上最后一次学农，是因为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上山下乡这样的怪胎也正式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