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

陈军

　　我父母住一楼，窗外是用铁栏围起来的自家的一个小院。当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如同火柴盒搭积木般的单元房里的时 候，这绝对是一个奢侈的环境。刚搬进去的时候，父亲就种了一棵在保定不常见的山楂树。春天一树白花，秋天红色的果实压满了枝头。花如丁香，果似海棠，花繁而不艳，果满而无香。这是他们一生的写照吧。

如今他们都已故去了，回忆他们竟然没有十分清晰、完整的印象。正如时下中国社会的通病，家长对孩子呵护有加，孩子对父母知之甚少，待到他们离世，真是后悔。

悲痛之余，我努力整理脑子里支离破碎的记忆，重构他们的形象，让后代记住他们。

我的父亲陈中孚，1932年出生在保定城里一个贫民家庭。祖上是绍兴人，迁到北京，年代已不可考。进京的原因，有三个版本，一是做官，二是当师爷，三是随官员进京做厨师。我是宁肯相信第二种说法，原本绍兴就以出师爷著名，文革中给我父亲贴大字报，画漫画，写他就是“绍兴师爷”。就连我在单位也有“师爷”的外号，大家可不知我是祖籍绍兴的，难不成还真有点遗传？

不管怎样，反正后来家道中落，民国初年全家离京到保定投靠亲戚。我的祖父曾经开过小商店，破了产，改成摆摊，打零工。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父亲是他这一辈的长子，家族重视，上了学，由伯父供给伙食，小学毕业考了师范，是官办管饭的。没等毕业，爷爷去世了，家里没了收入。正值保定解放，父亲十六岁就参加了工作，当小学教师，供养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妹。后来调到中学，二十四岁担任教导主任。“文革”中受冲击，一只耳朵被打聋。因为造反派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旋即被解放。文革后期调任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后来自己努力，独立出来，筹建了市教研所，一直担任所长书记。1990年五十八岁坚辞。被安排到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做督学。直到六十二岁时，因为我母亲生病，他极力要求，上边才同意他退休。他一生最高的荣誉，是在学校管教学时，学校有一年高考升学率全国第二，他被评为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我小的时候他工作忙，一星期也不一定回一次家。其实我家离他单位步行也就十分钟的路。有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会到父亲单位找他，在小食堂吃顿晚饭。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回忆说，他就是在那个小食堂认识我的，因为那时候他母亲被上级派到我 父亲单位做工作队，他也是家里没人管，也去找母亲度周末。那时候我们都还没上小学。不过我已经记不起了。我也不知道我家四个兄妹，为什么总是让我去。晚饭后，就让我一个人在宿舍呆着，父亲就去开会，我在听着顶棚上悉悉索索的老鼠蹿闹声中睡去，也不知父亲何时回来的。早晨有时他领我回家，有时我一个人回去。现在人们总是抱怨工作忙，压力大，哪里知道父辈们当年的辛苦。

文革中父亲住牛棚，还是见不到他。以后我很早就参加工作，各忙各的。父亲也不爱讲自己的事情，比如有老师告诉我，你父亲很有才，会背字典，在全市教师大会上当场表演，百问不倒。他是语文老师，全市公开课讲的可是代数，也挺叫好。我向他求证时，他说：字典我早忘光了，讲课的事是因为当年条件差，有老师请假，教导主任就得打补丁。我还教过音乐呢。

现在想想，打补丁的课能上到全市公开课的水平，还真是不简单。看看自己，也当过教导主任，哪敢跨科教学，真是惭愧呀。

他退休以后时间充裕了，有时会跟我们聊聊天。他说他不是知识分子，学历不高，就是个业务干部。我驳他说，你不够业务干部，就是个行政干部。因为我知道他当了二十年教研所长，除了单位党政事务，替局里写文字材料，给市里领导写教育工作各种会议的发言稿，全市中考招生，中小学职称评定，每年都是总负责。这都不是他分内之事。他离开教研所之后，这些事情就各归各口了。大约市领导见他认真负责，所以总把这些难缠的事叫他去做。

父亲在教育系统工作一辈子，但他和母亲一样，参加革命早一些，职称改革前都不是教师级别，而是行政干部。他不愿做官，我知道的就有四五次拒绝了调他到市里省里党政机关担任较高的职务。我记得他退休以后，曾经拿出他的职称证对我夸耀：看，我是保定市中学高级教师001号！可见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情结。

他酷爱读书，积存的读书笔记就有一尺多厚。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他，香港安子介先生出了一部《解开汉字之谜》，不出售，只赠阅。他马上赶到北京赠书处索取。人家说受赠者是有条件要求的，他回来拿上单位证明，证件又去了一次，终于拿到了。

文革前，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等报刊都发表过作品，文革后就只在本市报刊写过一些教研和语文知识一类的小文，没再写过什么东西。是工作繁忙牵扯精力，还是文革挨整让他心有余悸，他没有说，我也理不出头绪。

我还记得一件事，他当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的时候，连续两年赶上“百分之四十调级”，他的部门十个人，他和副主任两人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后来局里认为他们处理得好，调剂一个机动指标奖励他，他又去找领导，说副主任比我年龄大，工资低，我让给他吧。结果全部门就他这个一把手没有升级。当时我们都有怨言。因为许多领导都是给自己连升两级的；还一件，文革后，有关部门曾经找过他，让他直认打聋他耳朵的造反派，给予处理，他说那只不过是个初中学生，还不懂事，别追究了。他的为人可见一斑。

父亲七十多岁发现肺癌，做了手术，存活了七年，也算奇迹了。

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也离开我们走了。她四十八岁因病退休，活到九十岁，全赖我父亲的照顾。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母亲最后卧床，不能进食，医院说不能做任何治疗了。我和哥哥侍奉，每天我们问她，她总是说不饿，不难受。她自己已经感觉不到痛苦，走的还算安详吧。

母亲张金如，出生在保定南郊乌马庄，现在已经是城中村了。我的姥爷从学徒起家，慢慢攒钱入股，当了掌柜。最盛的时候当过全城首饰行的管事，和西大街的街长。姥爷是典型的小商人作风，从来不敢得罪人。伪警察也结交，共产党地下机关，就在西大街，他也掩护。后来受日伪和国民党的压迫，买卖在解放前就倒闭了。因为在村里有一百亩地，土改时划为地主。

母亲八岁到保定上学，保定女师毕业后又考上北京女师，当年保定去了大几十个人，只考上四个。这是母亲很自豪的事。

母亲经历的事情，我是当故事听的。日伪时期，一天晚上，鬼子和汉奸来抓姥爷，姥爷知道是有汉奸找茬捞油水，和我二舅上房跑了。汉奸就说你哥哥是国民党官员，是抗日分子，所以要严查家属。其实我的大舅幼年就去了西安，托亲戚找了个盐务局差事，并不是专门出去抗日的。我母亲见中间有几个日本鬼子，急中生智，就用日语大声嚷，我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哥哥，我哥哥就在家里，谁不知道！最后大概鬼子见我母亲会讲日语，打消了怀疑，一哄走了。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后来，土匪绑了我母亲的伯父，传话到北京谈条件。她伯父没孩子，也没钱，明摆着还是扎我姥爷的钱。我姥爷不敢出头。于是我母亲自己去北京接头，议定日子，将钱送到某村某井的水桶里，放井绳到井下，然后某日某时到某地领人。

那时候我母亲17岁的女孩，兵荒马乱的时候，敢只身到北京与绑匪谈判，一时轰动了全村。直到几十年后，我跟母亲回了一次村子，仍然有人跟我讲起这件事，佩服的不行。

北京的学校没念完，因为得了淋巴结核，做了手术，被迫退学了。养好以后，到通县的一个农村学校教书，过了一阵，怀疑她通共，要抓她和另一位外地的女老师，学校的工友听到消息，连夜雇车把她们送走了。解放后才知道，确实有一位地下党，当时正在准备发展她们去解放区，后来暴露就撤走了。

母亲后来在保定的小学工作，本来很有前途，文革前，全市小学教师干部里，她的级别第二，连同第一的，一共只有四个人。因为文革中父亲受迫害，母亲忧思过甚，身体不好，四十多岁就退休了。后来被人请去主持筹建铁路电气化学校，做了一段校长，铁路上准备让她办理复职，我父亲担心她身体，没有同意。

当年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以后，父亲要养奶奶，和他的三个弟弟妹妹，工资全交给奶奶，母亲独自负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到我的叔叔姑姑参加了工作。仅此一事，现在的人有几个能做到呢。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记得家里常常做三样饭，一小碗米饭，我父亲吃，我们吃白面包皮，杂粮馅的干粮，母亲就吃杂粮的窝头。

到了晚年，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就承担了全部家务，一心一意的伺候她。我觉着这是父亲的回报吧。

我记忆中，父母没有刻意的教育我们什么，也没有对我们提过什么要求。我们兄妹却也各自努力，虽然都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可是并没有就此沉沦。身教重于言传，我们都能领悟，父亲母亲该是满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