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陈军

我没有上过正式大学，但是似乎命里注定我和大学有扯不断的关系——，我的爱人在大学工作一辈子，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我的孩子现在是大学里的讲师。我认识许多大学教授，似乎他们也并不鄙夷我这个连大学也没上过的人。我现在还住在大学家属院里，尽管曾经两度搬出去到更好的小区，住更大的房子。

我两次到大学读夜大，函授，上了2400课时，拿到了敲门砖。

第一次是河北大学中文系夜大学，考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是首届招生，全省报名5000人，只招2000函授生，另在保定市选拔100人夜大生，所以还是有竞争的。在考场上我就觉着不大对劲，监场的一位女老师坐在我对面的空座上，笑眯眯的看着我，几乎就没动位置，巡视的来了一拨又一拨。散场后，把我留下问话，原来因为我爱人就是中文系的办事员，所以有人举报她给自己爱人监场。还是监场老师做了证明，说我今天压根没看见小陆，我今天第一次见小陆的爱人，很好奇，我一直坐在他旁边看他答题，没什么事情。这才作罢。然后又跟我说，我看了你答题，才放心了，原来听说我们系第一美女嫁了个工厂的，我们生怕他嫁错了人。

说实在话，这个夜大班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张基础文凭太重要了，有了这张文凭，许多同学才走到了自己应该走的位置。老师们说，这个班学生多数有一点水平，不用念这几年也能胜任工作。唯学历制度，不念又怎么办呢。

第二次是为了评高职，又去河北大学教育系读了专升本。

我还在37岁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上级的上级强行安排到一所大专学校读了一年书。局里送通知的同志见到我好一通埋怨，因为规定他必须直接将通知交给我本人，而我带学生实习，他好几次都没找到我，白跑了腿。工资也转到了班里，班里还安排了局里的办事员做大家的公务员，并且明确宣布，公务员跟随听课，但是没有学员资格。每天上午上课，下午文体活动，外出考察两次，也就是公费旅游吧。神神秘秘的上了一年，又回到单位，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才听说，我的上级的上级本来要办“黄埔军校”，他要做蒋校长，后来他很快工作变动，这事就无疾而终了。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上级对属下几个人不满，又扯不动，所以办了他们的学习班，我们其他人都是来陪太子读书的。毕业后这几个都从局里安排到下属单位，所以这个说法可能也有道理。

这几次究竟我学习了那些东西，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当然可能学到了一些基本知识 ，甚至于有些是我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但是我却总觉得隔膜得很。我现在记忆最深刻的只有两位老师的开讲感言，一位说，“你们到这个学校来上课学习，我非常理解，无非是要块敲门砖嘛。其实这里能教你们什么，学校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个宋史，系里就是个教育史。什么叫史{屎}，不就是臭大粪吗？整天搅和臭大粪，不研究面向未来的东西，社会怎么进步！”。另一位则语气平缓的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考了五年大学，今年没考上，明年再复读，租住老乡的房子，回家拿上一星期的干粮，再给房东几块钱，每顿饭给我做一碗菜汤。一直到第五年，老师说，我看你改文科吧，虽然将来找工作困难，也比考不上强呀。于是我就考上了。以后一直念下去，硕士、博士都是公费的。毕业时候导师说，以你的家庭背景，想在北京工作几乎办不到。老师教给我一个笨办法，坐火车，一站一站的南下，到那里打听有什么大学，自己去毛遂自荐，现在社科院的博士，地方上还是抢手的，以后就不一定行了。于是我一站到了保定，发现河北大学没在省会，竟在这里，我到了一说，就留下了。”老师没有总结什么，我们却都能理解他对人生种种遭遇无奈的心情。至于学习的课程，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而我自己觉得，我真正上的大学是高尔基上的那种，是社会大学。我小时候不爱说话，也不爱动，家里人说我两三岁的时候，给个小板凳，告诉我坐着别动，我就乖乖的坐上半天，因此才有了“老闷”的小名，而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小名的。我的这种性格倒有个好处，能耐心的听别人的故事。我奶奶给我讲我爷爷一家如何从绍兴来北京，又如何来到保定。他娘家爸爸怎么当得义和团，怎么在抗日时为了保护八路干部，磕头向日本鬼子保证那个人是良民，日本军官用大马靴把他踢出几丈远，当下就吐了血，可能看他岁数大，不至于说谎，放了人走了。解放后我这个太姥爷进了保定，那个被救的的人在县里当干部，年年过年来看他。诸如此类的故事，和在学校学的抗日故事大不一样啊。当然也有契合的，比如我爷爷摆小摊卖衬衣，一个日本兵要买，我爷爷跟他比划衣服小，他非买，一会试了回来退，衣服都撑开线了，我爷爷小本经营，赔不起，虽然最后没退，但是结结实实挨了鬼子三个大嘴巴。我的父亲讲，日伪时期，他上学每天要从日本军营过，必须得给门口的日本兵鞠躬，否则就挨打。我父亲就宁愿天天绕路走，也不给鬼子行礼。我的小叔叔讲，解放前夕跟我奶奶回乡下就食，国民党兵来了，机枪架在炕上，看到我小叔穿着紅兜兜，说他是小共产党，拿大刀比在他脖子上吓唬说要杀了他。吓得他不行。过两天他们走了，来了八路军，管他叫小鬼，拿大饼子给他吃，还给扫院子挑水。所以我小叔说我就是觉得国民党坏，共产党好，一辈子也改不了。人的三观怎么来的，不就是一点一滴的生活积累形成的的吗？只靠课本，你未必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我从小生活的南城根，居民成分非常复杂。有二中和女中两个家属院，住的知识分子，有参加过飞夺泸定桥的老红军，有一般的工人，有当过日伪和国民党各种职务的人，甚至还有老鸨子和妓女。当时都住平房，邻居来往密切，加之文革期间，各家的隐私暴露无遗，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生故事，见识了各色人等。

老红军住在王占元公馆里，生活自然与我们不同。冬天在院子里泼上水，冻成小冰场，他家孩子就在那里滑冰。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冰鞋，就是在他家。老红军夫妇不反对他的子女和我们下层的子弟来往，对我们十分热情。

王拐子当过日本特务队，没有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街道做了调查，他的腿是和队里的韩国人打架被打瘸的，随后人家就不要他了，按当时政策，也没法给他划个什么分子，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老鸨子和原来妓院的男仆是一家，还有个养女在曲艺团工作，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抖落出来的。老婆子长得很凶，丈夫却慈眉善目，年轻得多。街坊们都讨厌老婆子，却对她丈夫女儿都不错，原因是老婆子尖酸刻薄，而她的丈夫和女儿和善。倒没人在乎他们的出身。

我对他们从来没有在心里分等排队，没有特别的好恶。至少他们对我都不错，当我家文革挨整倒霉的时候，我不觉得受到了任何阶层邻居的歧视。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老百姓总是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做人的原则，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是任何东西泯灭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