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国立剧专”——张邦炜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而作

寫春秋

国立剧专江安纪念馆

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5年10月创办于南京，起初学校名叫国立戏剧学校。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躲避战火，剧专由南京迁长沙，再由长沙迁重庆。1939年 4月，又由重庆上清寺迁到江安文庙。到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 7月才离开江安，迁往重庆北碚。国立剧专在江安长达六年有余，剧专师生的抗日艰难岁月主要是在这里渡过的。直到剧专师生晚年，江安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张雁留言：“母校育我成才，江安养我成人。”谢晋挥笔：“铭记剧专母校哺育恩，难忘江安乡亲鱼水情。”吴祖光诗云：“长江情意一线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曹禺对江安始终一往情深：“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恩情。”江安这个川南小县从此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摇篮”。江安人以此为荣，国立剧专和曹禺如今已成为江安的文化名片。1991年4月，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旧址被四川省政府颁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立剧专江安纪念馆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在县委、县府倾注下，越办越完善，越来越红火。据说，县委、县府还准备重建江安戏剧专科学校。

余上沅遗像

国立剧专在江安，是中央戏剧学院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剧专诞生于南京，成长壮大于江安。剧专到江安后，经教育部核准，1940年由中专升格为大专。当年，江安剧专与延安鲁艺齐名，同为我国艺术教育史上的奇葩。其师资阵营异常强大，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如余上沅、曹禺、洪深、焦菊隐、张骏祥、黄佐临、金韵之（即丹尼）、吴晓邦、陈白尘、章 泯、马彦祥、陈鲤庭、丁易、吴祖光、沙梅、张定和等等。还有钢琴家、比利时人葛利华。难怪不少莘莘学子慕名远道而来。如17岁的谢晋于1941年，不避战乱风险，从上海辗转香港等地，终于来到江安，考入国立剧专。在这六年多的艰辛日子里，剧专创作、育才双丰富。曹禺的《蜕变》、《北京人》、《正在想》，吴祖光的《孩子军》、《正气歌》都在这时完成的。曹禺着手改编巴金的小说《家》，吴祖光开始构思《风雪夜归人》。曹禺自称江安时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剧专培养出近千余名毕业生，他们当中名家辈出，如谢晋、瞿希贤、刘厚生、王生善、项堃、陈怀恺、冀淑平、温锡莹、张雁、李累、田广才、王永梭等等。称江安时期为国立剧专的黄金时代，准确无误。

国立剧专在江安，是江安历史上的灿烂篇章。江安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大学，众多名家第一次荟萃于此。一座小县城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艺术家，只怕在我国艺术史上绝无仅有。剧专之所以撤离重庆，固然是由于当时重庆人满为患，物资紧缺，更因为日本侵略军凶残地对重庆实施无差别大轰炸，岂止上清寺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师生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至于剧专之所以迁往江安，原因是多方面的。江安虽然较偏远，但毕竟在长江岸边，号称鱼米之乡，享有舟楫之利，且有历史文化底蕴。江安出了个傅增湘，傅公如今渐渐被人遗忘，当年文化人人人皆知。“傅家一门三进士，黄家一门三才女。” “江安三傅、三黄”，蜀中传为佳话。江安有个戏剧协社，救亡宣传演出如火如荼，当时闻名全川。抗战之初，吴雪、陈戈率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来此演出，深受江安各界欢迎。剧专校长余上沅与书画鉴赏家、曾任张群秘书的江安人冯若飞有姻亲关系，于是他想到并很快联系上江安。听说剧专将迁文庙，江安全县欢声雷动，仅有几位前清举人、秀才对这一选址持异议。我的祖父、开明士绅张乃赓是剧专迁江安的热心支持者，为此他联络其好友、本地名望很高的硕学鸿儒黄荃斋。黄荃斋先引经据典——《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进而阐述道，孔子对音乐美的痴迷与剧专的追求——'为着真美善用功'，“做剧艺运动的先锋”（剧专校歌）是一致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异议者被说服，转而表示理解和支持。

曹禺遗像

江安各界人士为剧专迁江安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由戏剧协社在文庙演出曹禺的剧作《原野》。这是《原野》在全国第一次公演。剧协的社长是冯泽生，导演为冯振华，席明真演仇虎，雷南演金子，冯泽生的夫人王德勋演焦大妈。他们五人都是地下党员，席明真稍后曾任江安县委书记。曹禺十分惊喜，万万没料到这座小县城竟能排演这出高难度的话剧。席明真等富有创造性地把台词全部改为四川话，虽然演员的演技不够圆熟，但动作朴实，语言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布景颇有特色，原始森林由竹子和万年青编制而成。事隔数十年之后，曹禺于1986年返川时，在欢迎会上致辞，还专门赞赏这场精彩的演出。演出先经中共江安县委认真讨论，后在冯泽生家里精心排练，准备很充分。关于国立剧专来江安，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具体指示，要求江安县委妥善安排。指示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泸州视察工作时传达，并按照这一指示将整个剧专党支部的组织关系经泸县中心县委转到江安县委，由江安县委统一领导。县委分工由我的父亲、江安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直接联系剧专支部。剧专支部书记方琯德兼任县委青年委员。据父亲生前回忆，剧专支委有刘厚生、高衡等，党员有蔡松龄、邓宛生等十余人。蔡松龄建国后曾任河北省话剧院院长，他的儿子蔡元元曾主演电影《鸡毛信》。今天上了些年纪的人大概还记得。

剧专师生来江安后，立即投入抗日宣传演出。他们或上街为市民，或下乡为农民，演出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香姐》、《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等。剧专师生还与江安戏剧协社不时举行联合演出，互相观摩，共同切磋。他们演出的剧目，有的紧扣救亡主题，如《孩子军》写的是沦陷区的小学生打死汉奸，和老师一起拉起队伍，上山抗日。有的古为今用，如《正气歌》歌颂文天祥以死报国，舍生取义的高尚民族气节。为提升江安抗敌后援会演出队的演出水平，剧专开办战时戏剧人员短期训练班，每天晚上由曹禺、黄佐临、吴祖光等名家为他们上课。我的母亲曹继昭、婶娘冯映黎、姨妈曹永宣等都是短训班的学员。短训班结业时，学员们排演了章泯编写的抗战独幕剧《东北之家》。剧专学生有的后来投身救亡宣传事业，有的奔赴抗日战争前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自己的贡献。如王大化奔赴抗日圣地延安，与李波共同创作演出了《拥军花鼓》和秧歌剧《兄妹开荒》，并执导歌剧《白毛女》，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评为甲等文教英雄。1946年冬，王大化在工作中因车祸遇难，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毛泽东批准，授予他“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国立剧专短训班结业照，第一排为校长余上沅（左四）、教员吴祖光（左二）等，第二排为学员冯映黎（左五）、曹永宣（左二）等

江安人很热情。剧专教师在江安，一般都得到较好的安置。如曹禺住我祖父的公馆——廼庐，方琯德及其表妹方瑞（后来曹禺的第二任夫人）住对窝井樊家，吴祖光住北街高剑彬家。吴祖光的戏剧《正气歌》就是1940年夏在高家幽静的竹林小院中完成的。直到80年代，曹禺还记忆犹新地回忆道：“我在江安住时，江安一些绅粮（大户人家）挺好。当时，我们生活很苦，他们随时请我们，接济我们，我们不少穷学生也跟着沾光。”剧专教师与房东往往情深谊厚。曹禺为我和我的大妹邦宠取名以及曹禺开玩笑要招我为女婿等故事，在田本相的《曹禺传》中已有记述。吴祖光与其房东高剑彬都是京剧爱好者，他们始终保持好友关系。吴祖光在建国之初，还让高剑彬远走北京，将他介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剧专师生与江安人互助互爱的典型事例，莫过于谢晋和江安女中学生徐大雯因排戏而心生爱慕，最终结为连理。江安女婿谢晋动情地将江安称为“第二故乡”、“难忘故土”。

剧专学生多为流亡学生，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异常艰辛。而贫困的市民和农民又无钱看戏。校长余上沅听取来自教师的建议，采取两全其美的办法——“凭物看戏”。观众既可花钱买票，也可持物入场。既可拿葱拿蒜，也可拿鸡拿肉，还可合伙宰羊。只要提交物品，即可进场看戏。于是，观众中不乏打着赤脚、背着篓筐的农民，剧场座无虚席，演出场场爆满。既解决了贫困学生的生活困难，又满足了贫寒民众的文化需求。剧专将观众当上帝，虽然“凭物看戏”，但演出质量不减。国立剧专江安纪念馆保存着一份《日出》演出说明书，演出时间为1941年5月9日至11日，共演出6场，演员表为：陈白露--冀淑平，方达生--温锡莹，潘经理--王家齐，张乔治--焦菊隐，王福升--刘静沉，黄省三--陈治策，胡四--马彦祥，翠喜--林婧，李石清--张雁，八奶奶--夏易初，黑三--洪深。演出阵容之强大，可谓空前绝后。农民拿棵白菜，打双草鞋，即可欣赏洪深、焦菊隐、马彦祥等超一流戏剧家的精彩表演。

江安人太幸运，他们在艺术上可谓大饱眼福。据初步统计，国立剧专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公演80多次，小型实习演出不计其数，上演中外戏剧152出。演出剧目既有中国名家郭沫若、田汉、夏衍、李健吾、曹禺、阳翰笙、熊佛西、洪深、章泯、陈白尘、吴祖光等的剧作，又有外国巨匠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王尔德等的名著。此外，剧专不定期举行音乐会，曲目既有抗战歌曲，又有柴可夫斯基和肖邦的名曲，形式多样，既有独唱、轮唱、合唱，又有器乐演奏。还有别开生面的舞蹈表演，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创作的《思凡》、《丑表功》颇具艺术魅力，深受观众欢迎。尤其应当说到，江安是我国第一次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的地方。致力于“话剧民族化”的焦菊隐于1942年6月5日在剧专剧场导演成功。这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江安全城居民仅两万人左右，观众竟达五千余人，可谓倾城出动。江安观众看国立剧专演出，总是全神贯注，绝不提前退场。剧专师生称赞江安观众是最难得的观众。在这些艺术精品的长期感染和熏陶下，他们的文化层次之高，欣赏能力之强，为许多大城市所不可企及。我有一位表姐，当时在城里读书，后来回乡教书。60年代，她从江安来成都。家里欢迎她，让我陪她到四川剧场看省歌舞团演出。我满以为她一定看得入迷。令我吃惊的是，她竟要求提前退场。表姐评论道：与当年国立剧专的演出相比，差得太远了。我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

国立剧专在江安传播文化，移风易俗，江安人眼界大开。雷南、萧能芳、陈德维、何朝芳、唐明楷等江安青年，不必像谢晋那样翻山涉水，他们有幸就近考入剧专。雷南自此一生从艺，曾任重庆市话剧团、峨影演员剧团团长。席明真有“江安才子”之称，毕业于成都艺专，虽非剧专学生，但与剧专师生往还切磋甚多。他后来成为颇负盛名的川剧专家，出任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只怕与此不无关系。江安为地域、传统等因素所局限，当年社会较封闭，思想较保守，生活较呆板。剧专师生给江安带来新思想、新风尚、新气象。剧专男女学生身着时装，牵手踏歌，同江游泳，同台演出，恋爱自由，并肩出游，近游洪福寺，远游金羊洞，或上茨岩尝橘柑，或到木头浩吃白肉，甚至前往红桥吃磕粉猪儿粑。江安人起初看不惯，后来受影响。在剧专师生的潜移默化下，妇女走向社会，婚姻走向自由。岂止女性不游泳的旧习俗被打破，妇女既扭秧歌，又耍龙灯，还男男女女结伴同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逐渐被自由恋爱、自由择偶的新式婚姻所取代。我的父母仍是包办婚姻，年纪稍轻的席明真与雷南则是自由结合。席明真后继有人，他的女儿席旦是继其母亲雷南之后的又一位优秀话剧演员，曾任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40年代的江安知识青年个人生活较“开化”，自由恋爱、私定终身乃至三角恋、婚外情一类的故事不少，不像我们50、60时代的年轻人这样规范。前面说到，江安历史上出现不少第一。还值得一提的是，江安开办第一所幼儿园——国立剧专幼稚园。我孩提时代就读于此，稍长又在剧专子弟校上学。1945年 7月，国立剧专迁往重庆北碚，我祖父接管子弟校，自任董事长，校长由我父亲担任，校址仍在公园头（江安城内地名）。1947年，子弟校迁到东街万寿宫，才正式更名为私立建国小学。建国小学师资力量强，学习风气好，教学质量高，在当年的川南地区罕有其匹。在我们的小学老师中，有北大、武大毕业生。后来的川剧创作与研究名家席明真也是我们的小学国文老师。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不少地下党员都在建小任教。建国小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剧专留给江安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剧专幼稚园和子弟校使我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我感激国立剧专，感激余上沅、曹禺等老一辈，可惜他们早已久久地离开我们。前贤先哲，风范永存。

本文参考了若干有关资料，如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田本相等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亲朋访谈录·访张安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毅：《戏剧大师曹禺在江安》，赖进华：《中国导演〈哈姆雷特〉第一人——焦菊隐》, 《江安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历代名人与江安续编》第285-289、298-302页，2006年8月。

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县人，字沅叔，号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现当代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校勘学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民国初年，入内阁，任教育总长。傅增湘高中二甲进士第六名。此前，其长兄傅增濬于光绪十八年进士及第。此后，其次兄傅增渭又于光绪三十年高中进士。“傅家一门三进士两翰林” ，一时传为美谈。

黄家一门三才女，指稺荃、莜荃和少荃。稺荃，民国时为立法委员，建国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少荃为钱穆及门弟子，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提及少荃及其姐姐。

黄荃斋是我的曾祖父、前清秀才张世禄的弟子，黄家三才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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