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

Raymond Li

“摄影远不止是拍照（Photography isn’t just taking a picture)” —— 多萝西娅·兰格 ～～～～～～～～～～～～～～～～～～ 　　多萝西娅·兰格（1895-1965）是一位美国的纪实摄影师和摄影记者，她以1936年为美国农业安全管理部拍摄的的一幅新闻照片“迁徙者的母亲”享誉世界。 图1: 大学时期的多萝西娅·兰格 　　1895年5月26日，一个女孩在美国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里诞生了。她的原名叫多萝西娅·玛格丽塔·努兹霍恩（Dorothea·Margaretta·Nutzhorn)，是当律师的父亲和生育了两个子女的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在童年时代她遭遇过两次严重的心理创伤。第一次是在7岁的时候得了脊髓炎，导致右腿骨质弱化和终身跛行。第二次是在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为此，她放弃了自己的中间名字，并且改用母亲的姓氏，兰格（Lange）。她在后来自已的文章或者摄影作品前面，都用“兰格”署名。尽管如此，她的父母始终都是她在文学和艺术教育方面的推动者。 兰格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成为一名摄影师。此后，她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专业，并且作为实习生在纽约的几个摄影工作室里工作，其中包括有名的德裔摄影师阿诺德·根特（Arnold Genthe）的工作室。当时阿诺德因为难得的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纪实摄影，以及所拍摄的政坛要人、社会名流、文学巨匠、以及影剧明星的人像作品而名噪一时。 图2: 1920年多萝西娅·兰格在旧金山。 　　1918年，像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样，23岁的兰格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离开了纽约，来了一个今天称之为说走就走的畅游世界的旅行。她计划一路上依靠出售自己的作品挣取路费。不幸的是，才刚到旧金山，她的钱包就被偷了。因此，她不得不在当地待下来，为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一个做摄影后期工作的人打工。也正缘于这个遭遇，她不仅结识了许多摄影师，而且还认识了一位投资人。这位投资人帮助她建立了她自己的照相馆。依靠这家照相馆，兰格及其一家度过了之后的15年。 1920年，兰格在她25岁的时候与一位画家梅纳德·狄克逊（Maynard Dexon）结婚，并在婚后的10年里育有两子。到了1930年，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大萧条来临了，狄克逊画廊的顾客枯竭了，不得不关门歇业。他和兰格同意分手。兰格靠着经营照相館抚养两个孩子，同时支撑包括母亲和弟弟在内的整个家庭。 图3: 旧金山一家职业介绍所。多萝西娅·兰格于1937年拍摄。 兰格在照相馆的早期工作是为旧金山的社会精英拍摄肖像。但是，随着大萧条年代的到来，兰格开始将他的照相机镜头从工作室转向了街头。 图4: 旧金山的“白天使面包队”。多萝西娅·兰格于1931年拍摄。 　　兰格在事业上的转型是从1932年一天的早晨开始的。那天她在弟弟马丁的协助下，带着摄影器材在旧金山Mission区的街上寻找拍摄目标。在那里，失业的、无家可归的、饥饿的人们在职业介绍所和食品发放处门前排着长队，等候轮到自己。兰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鼓足勇气把镜头对准那些人。 她不知道她巨大的相机是否会吓着他们，她担心她的工作会冒犯他们的自尊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注意她的存在，甚至一个站在领取食物队伍中的、面朝着她的人也是如此。那个人环抱着一个铁皮杯子，背对着队伍中的其他人。他躬身俯靠在栏杆上，低垂的帽檐遮着他憔悴的脸。他的表情呆滞，迷失在无望之中。兰格是街拍的新手，但是她抓住了这一瞬间。事后，她用当时那些人所排的那条队的名字给这张照片命题，“白天使面包队”。这张照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 说到“白天使面包队”，这个白天使还真有其人。她是一位寡妇，名叫露易丝·乔丹（Lois Jordan）。大萧条时期，她在旧金山Embarcadero大街靠近Filbert街的一个叫做“白天使丛林”的购物广场上开了一间厨房，依靠社会的捐助，专门向失业的、绝望的人们提供食物。那处“丛林”就离兰格的照相店不远。兰格从她的后窗户就能把镜头对准街对面的那些凄凉的、压抑的场面。 图5: 从德克萨斯州旱灾地区迁徙到加利福尼亚来寻找工作的4个家庭在公路边政府部门设置的过夜帐篷里休息。多萝西娅·兰格于1936年拍摄。 　　兰格在那个时期的作品所反映的就像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恩斯特·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s）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社会场景。她的“白天使面包队”这样的纪实摄影作品，以及她从1933年开始拍摄的一个研究失业的和无家可归人群的纪实摄影系列，引起了当地摄影师们的注意，并导致了农业安全管理部（FSA）对她的聘用。当时这个部门叫做“安置管理部”，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安置办”。 图6: 多萝西娅·兰格和她的第二仼丈夫在一起收集和分析数据。社会科学家Paul Schuster Taylor于1939年拍摄。 　　1935年，兰格嫁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保罗·舒斯特·泰勒（Paul Schuster Taylor）。在婚后的5年里，他们一起记录了农村的贫穷，以及佃农和迁徒劳动者所受到的剥削。泰勒负责访问和采集数据，而兰格负责制作影像资料。兰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伯克利度过的。 图7: 多萝西娅·兰格在德克萨斯州的色卡地区。Paul S Taylor于1934年拍摄。 　　在他们为安置管理部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把穷苦民众和被社会遗忘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佃农、失去了农场的家庭、迁徙劳动者的境况公之于众。兰格将收集到的资料免费发送给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物。她拍摄的那些凄美的照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符号。 图8：兰格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那幅题为“迁徙者的母亲”的照片。 　　图像上的女人名叫弗洛伦斯·欧文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拍摄这张照片的那天，兰格驾车经过加州的尼波莫镇，她看见路边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摘豆者营地”。她的车驶过了那块牌子，沿着那条路开了20英里。经过重新考虑，她调转车头，又开回那个营地。在那里她看见了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 1960年，格兰讲述了她拍摄这幅照片的过程。 “像是被磁铁所吸引，我看见她之后，就朝那位饥饿的和绝望的母亲走过去。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对她解释为什么要去靠近她，以及为什么要用镜头对准她的了。但是，我记得她什么也没有问。我在同一个方向一步一步接近她，并按了5次快门。我没有问及她的名字和她的经历，但是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说她是32岁。她说她们一家靠吃附近地里上了冻的蔬菜，以及孩子们捕获的小鸟过活。她还说她刚刚把她们汽车的轮胎给卖了，换了点吃的东西。在说这话的时候，她靠着帐篷坐着，孩子们围在她身边。她似乎知道我的照片或许能够救得了他们，所以愿意帮助我。因此，这张照片也有平等互利的因素在其中。” 兰格回到家里，对旧金山报的编辑讲述了帐篷里那家人的情况，并且送去两张照片。那位编辑听了之后，不仅将情况通报了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而且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就包含那两张照片。结果联邦政府马上给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提供了救助，防止了饥饿再度发生。 图9：《多萝西娅·兰格》一书的封面。 　　根据后来汤普森的儿子所述，兰格当时说的在细节上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兰格的那张照片的确具有冲击力，反映了迁移工人的需求。在兰格所拍的那几张照片中，有一张聚焦在汤普森的脸上，把她转换成麦当娜般的形像，因而成为大萧条时代的象征，也使得兰格成了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摄影师之一。 1940年，她的这幅作品以“加州的摘豆者家庭”为题，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不仅如此，她在为FSA工作的期间里所拍摄的22张照片也被用在了约翰·恩斯特·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该书的内容最早是由“旧金山新闻”报在1936年发表的。 图10: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Turlock的日裔美国人被强制迁往集中营。多萝西娅·兰格于1942年5月2日拍摄。 　　1941年，兰格被通知她获得了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这一奖项是由美国国会议员西蒙·古根海姆与妻子在1925年设立的古根海姆基金会颁发，每年为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和艺术工作者提供奖金，资助他们在自然、人文科学、以及创造性的艺术领域里继续发展。当年的12月7日，珍珠港被袭，美国开始回击日本的战争挑衅。兰格放弃了领奖机会，应美国“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WRA）的要求，去记录对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被强制撤离的全过程。 图11: 多萝西娅·兰格在工作间隙。源自Mark Durden所著《多萝西娅·兰格》，2012年1月版。 　　兰格的工作记录了日裔美国人的撤离，以及其后在加州从城市到乡村所作的的旅行。她拍摄了那些家庭准备撤离的情形，访问了几个临时的居住中心，并将采访重点放在“曼赞纳”上。曼赞纳是当时在内华达山脉脚下建立的一个集中营。在1941-1945年间，那里收监过11万名日裔美国人。兰挌的工作记录现在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管，在官网上搜索Still Photographs Division即可；加州伯克利分校的Bancroft图书馆也有部分收藏。 图12: 1952年的多萝西娅·兰格。Larry Colwell拍摄。 　　1945年，应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1902-1984）的邀请，兰格成为了加州美术学院（CSFA）美术摄影系的教授。安塞尔·亚当斯是二十世纪美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的风光摄影家、摄影教育家、自然环境保护者，也是主张“纯摄影”的“f/64”的发起人之一。加州美术学院后来更名为旧金山艺术学院（CFAI）。在同时期加入该学院的还有伊莫金·坎宁安和米诺·怀特。伊莫金·坎宁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f/64”的成员之一。他以人物和花卉摄影而闻名。米诺·怀特是美国的摄影家、摄影刊物编辑人和摄影教育工作者。 1952年，兰格等7个人共同创建了“光圈基金会”，由此创办了国际摄影杂志《光圈》。 图13: 手持照相机的多萝西娅·兰格。源自Dyanna Taylor Film公司的影片《多萝西娅·兰格 — 抓住光线》，2014年出版。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兰格和纪录片摄影师皮尔克·琼斯一起承担了学院的一项任务，用纪录摄影的方式为“生命”杂志拍摄“加利福尼亚州蒙蒂塞罗镇之死”这一专题。 蒙蒂塞罗市是加州纳帕县的一个镇，位于落基山脉Vaca山谷中的Berreyesa湖的下游。这个湖是依照山势建造起来的一个水库，为北旧金山地区以及湾区提供用水和电力。1953年，巨大的山洪接连冲垮了包括Berreyesa湖大坝在内的两座堤坝，将蒙蒂塞罗镇夷为平地。 他们制作的专辑于1960年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放映。 图14: 1965年的多萝西娅·兰格。Rondal Partridge拍摄。 　　在兰格最后的20年里，她患有胃病以及脊髓灰质炎后综合症，体质每况愈下。1965年10月11日，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兰格在加州旧金山去世，享年70岁。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她的第二仼丈夫，保罗·舒斯特·泰勒，她的两个儿子，三个继子，还有许多孙子女和重孙子女。 图15: 多萝西娅·兰格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三个月后，纽约的现代艺术馆举办了兰格作品的回顾展。兰格生前参与了这次回顾展的筹备工作。在这次展出当中，她的那幅“加州的摘豆者家庭”的照片被改名为“迁徙者的母亲”。 2003年，兰格的名字被收入“全国女子名人堂”（National Woman's Hall of Fame）。2006年，在靠近当年拍摄“迁移者的母亲”那张照片的地方，加州尼波莫镇的一所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2008年，位于加州的“加州历史、妇女和艺术博物馆”里的“加州名人堂”收录了她的名字。2018年10月，她的故乡新泽西州霍博肯市以壁画的形式表彰她和另外两位同样出自霍博肯市的杰出女性。 ～～～～～～～～～～～～～～～～～～后记：故事背后的故事 屡获殊荣的电影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的孙女儿黛安娜·泰勒（Dyanna Taylor）说：“兰格留下来的经久不衰的影像描绘了美国历史上五个动荡的十年，包括了大萧条，旱灾，二次大战中日裔美国人的拘禁，以及早期的环境保护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例如心理挣扎、以及一个女人所承受的难以想象的劳累。”黛安娜是从小靠在她奶奶的脚边学会如何审视那种视觉世界的。 女性主义者、历史学家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写过一本书，题为“多萝西娅·兰格：超越极限的生活”。书中引用了兰格的一句口头语：“照相机就是一种工具，用来让人学习如何不使用照相机去看待事物的能力。” 戈登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主持早间新闻的记者史蒂芬·英斯基普（Steven Inskeep）的访谈时说，林格确实懂得观察的能力不是来自眼睛，而是来自大脑。 戈登说，作为一名靠销售人物照片挣钱的肖像摄影师，兰格知道拍摄人物远比直接去拍摄那些干旱龟裂的土地以及漫天飞舞的风暴照片更具感染力。 在采访了琳达·戈登之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在2018年4月2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多萝西娅·兰格：从凄凉之中获取美感”。 NPR的文章说，兰格的童年是不幸的，但是她坚强地站起来，用自己的腿来行走。文章还说，兰格是一个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很要强的女人，事业心极强，这在那个男性主导一切的时代里难能可贵。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为了她的事业，她的丈夫和孩子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琳达·戈登说，她曾经试着运用兰格的眼光去仔细观察兰格的脸，发现她是很有魅力的。正因为她是一位肖像摄影师，她有非凡的力量去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流，捕捉到他们的精神。 另一方面，兰格又是十分含蓄的，极少透露自己的隐私。但是，有一次她破格了，她为自己拍了一幅肖像。事情是这样的，在1950年代里，兰格常常给学生们布置一种家庭作业，就是要求他们交一张摄影作品来，题材可以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但是有一年，学生们向老师挑战了，他们要求老师也完成同样的一种作业。“结果她带来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她的那条瘸了的腿。”戈登说。 在盛誉之下，兰格这样描绘自己的摄影一生：“过一种视觉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只不过是碰过它，触摸过它罢了。” ………………………… R&R Studio致力于纪实摄影和文学创作。风光和野生动物摄影；地方、城市、人物的历史和传记。用清新的画面传递自然的魅力；以简练的风格揭示人物及社会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