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视角下的，城镇制序变迁

釆心归源

权力视角下的城镇制序变迁

（余新海）

在经济学家所构筑的理想状态中，终极城市是一个“没有摩擦”（frictionless）的零交易成本世界：

人们相互独立地做出自利的议价决策，社会契约在对参与人初始意愿没有扭曲的条件下达成.彼此间绝无抵牾之处，而由每个交易者的占优策略（注释1）所达成的纳什均衡（注释2）即是帕累托最优的。

于是,“城市人”在摒弃了权力控制后的有效互动下，城市运作“如同行云流水、结局圆满”。

我不否认这种规范建构的意义，起码它使“城市人”有了一个可以“孜孜所求”的参照系。

但当我们追溯历史长河中的城镇变迁历程时，便会发现，为了达到城市的终极目标，造世主使用的竟是与之相悖的工具——权力。

至少，在迄今为止城镇能级跃迁的几个关键时点上，不同形式的权力主导了城市制序（注释3）——这里不仅指由正式法律与约定习俗所共同规治着建立起来的城市生活秩序，也包括城市空间功能的序列构造形式的生成及演进。

注释：

1.在交易中，无论其他参与人选择什么策略，若特定参与人对应策略空间的效益最大的选择都是唯一的，这样的最优策略便可称为占优策略。

2.简单说，如果有Ｎ个参与人各自选择一个特定的策略进入一个协议，若在自利假设下没有任何参与人有积极性不遵守这个协议，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可自动实施的协议就构成了一个NASH均衡。

3.制序在制度经济学中的本意是：the order regulated by law and convention，兼有正式的制度设计与自发的习俗演进的意味，所以在翻译时将制度与秩序各取一个字，形成一个新的专有名词。

（一）新石器时代女权的兴起：城镇生成的前奏

城镇生活的某些种子，虽在旧石器文化中就已经形成，但当时却没有适宜的土壤供其萌芽成长。

其时，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但效率低——每平方英里土地的供养力不足十人；而且，猎物（采摘物）的非排它性，致使人们都惟恐剩下的用于繁殖的动植物会被竞争对手捕杀（占有），没有任何一个部落有保存资源的激励，“竭泽而渔”的后果不但是发展的停滞，而且使部落常年处于奔走四地找寻猎物的迁移状态。

应该说，真正使城镇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是经由女权催化而造就的。在新石器时代的那场性别的权力转移革命中，相对于之前从事狩猎活动、孔武有力但出于职业需要而凶狠好斗的男性，女性，利用其慈爱耐心的本性以及对于生育过程的熟悉，为城镇的破壳而出谱下了最初的华章，而这曲华章是由以下几个关键音符构成的。

一是驯化自然。

在这个阶段，女性的耐心与细致使其有能力进行系统地驯化动植物，她们不单纯是对自然界生长的东西进行简单的取样试验，进而还对其加以有鉴别的挑选驯化。其驯化自然的过程——耐心观察植物的生长周期与繁殖奥秘、对幼小家畜的悉心照料等等，使之前完全听任神秘之手支配的部分自然规律，现在也可以为部落成员所掌握了；其驯化自然的成果——瓜豆类的种子类作物与牛羊等家畜，大大稳定了人们的食物来源，改变了部落居无定所的状况，将人类的居住形式延续化、永久化了。

驯化动植物、定居、饮食正规化，这一连锁性的结果，把古代人类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转变为有足够自信力的状态。

二是人口的积聚。

孕育城镇的胚胎——村庄也是女性的创造。无论村庄有什么其他功能，它首先是女性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她们利用这个原始的容器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与玩耍时间。

稳定的村庄形式为人类的繁衍、营养与防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而对于幼儿照料的共同分担，也使人口规模迅速扩大。

三是城镇的容器构造雏形。

在功能形态上，新石器时代突出的表现为一个器皿的时代——小到各种陶制的罐、瓮、钵、谷囤、水池、大到灌溉沟渠与居住组团等等，这种容器类的构造，可以看作是女性所特有的庇护、容忍、养育、包含等气质与生理特征在空间维度上的折射与放大。

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房屋与城镇本来也可以代表“母亲”。现代城市的重要设施，粮库、银行、图书馆、商店、大学等，虽有各种钢铁和玻璃材料，但本质还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容器的延续，只是被贮存的器物愈加“灵妙化”（Etherialization）了——从无形的知识到流动的资本。

图释：在女权主导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的主要设施——谷囤、水池、议事厅到居住组团乃至村落布局等等，大多呈圆形结构，以一种“容器”的空间隐喻而存在着。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这一现象：在女权社会中的权力更多体现的是包容与孵化，而较少控制与被控制的意味，圆形无始无终，边缘之点绝对平等，没有什么比圆形再能体现一定的平等、包容与安全了；圆形容器体现了一种理性而朴素的建筑观，几何上可以证明，同等容积的建筑几何体中，圆形是最省建筑材料的，更遑论圆形所体现出的空间曲线美感；在原始的施工条件下，圆形构件的结构力学特征是比较稳定的，并且与之前的巢居形式有一定的延承性。

（二）王权的嬗变: 城市发展悖论之源

新石器时代的这种女权，其实与权力之控制与被控制的本意，关系不是甚大，更多的是指责任承担方在性别间的转移。

在女权庇护下，当时村庄居民的理想生活大概就是老子所言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只要有营养与生育的两种愉悦感，女权维系下的原始村落在呈现出平和氛围的同时也是甘于自我封闭的。

于是，要使村庄成为开始发育的城镇胚胎，而非一个单纯受精卵，它便需要一个雄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而这次，王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不但在人类历史舞台上雄踞数千年，而且这种权力形式更将恣意的强制演绎的淋漓尽致。

最初促使王权登位的竟是在新石器时代被放逐的猎人，这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历史话题。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就是猎人与部落成员的共生关系。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安逸生活以后，女权庇护下的村落成员的本性已经变得消极怯懦了。

最初，当他们遇到自然界的敌人——譬如狮虎与短吻鳄，他们就只能求救于既威武又懂得狩猎技能的猎人了。慢慢的，人们发现，与猎人达成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是互益的：猎人狩猎时当机立断的动机，所养成的冒险精神，与凶猛野兽殊死搏斗所造就的自制力与决断力等，都成为人们面对自然灾害与更大规模的复杂生产组织时所必需的领导协调的基础素质。

由之，不知不觉间，女性到猎人便已完成了权力交接。猎人，凭借其先前宰割猎物所锻炼出的争权力与驱策力，最终将其职业技能提升为统治其他人群；而为了取得部落的繁荣和安宁，其成员以受统治为代价换来了最初的“护卫犬”，尽管在之后历史进程中，这些“犬”大都“逆自然进化”而成了“狼”。

在王权组织的压力之下，之前相互分散的社会因子被集中到密集的城市地区了。贸易与掠夺，抢劫和征用，赋税与徭役，这些都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交流领域。在一代人所产生的社会碰撞，大大超过了之前几个世纪人们的交互感应。

在此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广度与深度都前所未有的加强了，对应的，一种被称为“迂回式生产”的组织方式开始产生——人们为了耕地，可能要从矿石开始，经过采矿－钢铁冶炼－铸造－犁头等一系列流程；产业之间的链条越拉越长，对应的生产管理组织也日益复杂，同时对于借贷资本的需要也产生了。

为了要使这种“迂回式生产”方式的运作更加流畅，其前提就是每个中间环节都要产生积聚与规模效应，这样才能抵消分工对于资源的分散。

这样城市的磁力特征必须要被发挥出来，它将各种资源——人、金钱、原料，都向内强力聚合，而这个磁极的核心，就是王权（帝国）制度，它把一些新兴力量统统吸收到城市的腹地之中，并置诸宫殿与庙宇的控制之下。

在之后的城市空间序列中，无论是刚直遒劲的建筑线条、矩阵式棋盘规划、以宫殿教堂为核心的城市布局，我们都可以瞥见王权讲究秩序与等级的影子；而这与之前女权时代以圆形为主要的功能载体（房屋、陵墓、谷仓等）形成了对比。

在王权统治的数千年间，它对社会的繁荣是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这其中的是非曲折。

一是权力与繁荣孰先孰后？

王权的出现，以及随之演化出的整套国家机器，其核心功能便是界定臣民之间的权力范围。我不否认，很多时候以王权强制指定产权的归属是低效的，但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一事实：个人的自利本性常与集体效率发生背离——例如，闯入陶瓷店争利的人群，常常会为争抢瓷器而将其打碎，最终集体的结局是一无所得，而那个大家坐下来讨价还价各有所得的更优局面一般不会自发出现。

鉴于这种现象根植于人的本性，所以坦率地说，真独裁倒比无政府状态的假民主好的多。

虽然强制的王权扭曲了臣民的初始意愿，但起码可以避免没有权力界定时霍布斯意义上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原始状态。故而，在王权统治的时期，权力是先于城市之繁荣的。

二是国王在治理激励与能力的权衡。

极端地说，如果国王对其管辖的城市有完全控制力、也就是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则从激励上而言，国王个人与城市的整体发展具有相对的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显然，对于从中抽税的国王，一个更加繁荣的城市对其是没有坏处的。

但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缺陷抵消了这种强激励的效果：

其一，从概率论上而言，一个由血统决定的王权继承人很难恰好是一个驾驭国家能力很强的候选人，更不用说国王的管理幅度本来必然要随着城市等级与规模的扩展而递减；

其二，血缘的联系还没有强大到将国王的决策参照时段延续到超越到一代人以上，短视的结果是国王常常以一种病态的奢侈来过度透支未来的社会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王万岁”不只是一句浮夸之词，而是臣民希望国王能以长远眼光决策的真心祝愿。

图释：王权统治下的城市强调权力意志在空间的体现，从古希腊的碑铭纪念式的卫城，到代表古罗马最高建筑成就的建立在病态杀戮欲上的斗兽场，以及气势非凡的巴洛克建筑，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神（国王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的尺度，不必要的浮华、庞大，以此来营造一种让子民敬畏的空间氛围；同时，按照MUMFORD的话来讲，专制君主通过一些新颖的美学渲染手段来维护他们监守自盗的特殊地位；空间序列的对称庄严，近乎僵硬的城市识别性。这与自下而上的有机规划形成了对比。

（三）利润主导下的产权：当代城市的义利之辩

王权与城市繁荣的这种晦涩的非线性关系维系了几千年，其中也不乏天时、地利、人和而共同造就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同时，王权政体也逐渐分化出了各种相对精细的城市的官僚管理体系——譬如，我国唐朝的城市管理模式就是纵向职能与横向沟通并行的双重结构，已颇似当代企业比较先进的矩阵式管理体系了，这一切都延缓了王权社会的衰老。

一直到17世纪的英格兰，一种以商业利润主导的产权勃然而起，才改观了这种状况。如果细究其历程，就会发现在王权到产权的过渡中，一些偶发性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说的严重一点，发生在17世纪的那场对于当今社会有根本性影响的权力转换竟是“命悬一线”的。

那场王权承认并尊重个人财产权力的革命，是由三个环环相扣的事件共同促发的。

第一是王权内部因为权力纷争而导致的倾轧——15世纪末期，在博斯维斯战争中，兰开斯特家族的冒牌继承人亨利七世意外的战胜了查理三世，从而王权在握，但是为了消除上流社会对其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的质疑，其家族开始有系统地剥夺权贵的土地来消除他们的威胁，而这直接导致了当时社会土地所有权的一次重新分配；

第二，亨利家族为充实空虚的国库，开始将土地标价出售，土地资源最终被配置到了与土地联系更强且更有生产效率的自耕农手中，这部分人的中坚后来就发展成为介于领主与雇农之间的中间阶级，也就是所谓的乡绅；

第三，随着这些乡绅个人财富的增长，他们不甘心再受到王权的盘剥——就像之前所常见的国王任意提高征税额、强制借款而不还等等，共同的利益与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既有动力又有能力与王权博弈，这又直接导致了国王与其主要纳税人谈判的机构——议会的出现，国王在开征新的税收时要征得议会同意。

至此，以商业利润为驱动、以个人财富界定为核心的产权便呼之欲出了。而借由这场革命，英格兰在与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半是出于主动模仿、半是出于被动应对竞争，这一套以权力制衡为特征、以产权界定为核心的现代民主代议制，终于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

在产权主导的时代里，城市的核心组织由朝廷（政府）变成了企业——一个利润至上的虚拟法人，尤其是有限责任制在法理上将法人与自然人的责、权、利脱离开后，企业的发展更无禁锢了。

对应的，城市也因企业而变，不但在布局上更注重明确的功能分区，而且企业所迸发的原始力量，也将城市炸裂开来——城市疯狂扩张，城市群绵延一体，各种繁杂的机构打破城市容器、扩展到整个大地之上。

在产权主导的城市中，还表现出这样一种新伦理观：只有私人利润成为社会行为的最高评价标准，才能有效建立起来自由而平和的社会制序；这个信条从来没有被之前的任何时代所接受，尽管利润动机一直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本能之一。

我承认，这种城市伦理观有可能使社会追求理想的目标与手段发生混淆，但是，相对人类历史的其他权力形式而言，产权的优点也是明显的：

一、在现存渠道中，其他已知的权力实现渠道（如血缘、暴力、管制、或是论资排辈等），都会给野心勃勃的权力追求者带来满足感，但是，这种满足感是建立在他将其他人踩在脚下的基础上的。对财产的支配权相对于对人的支配权，造成的社会危害要小。

二、面对当代的大规模组织生产，需要一个无所不知的拍卖人对于社会资产进行配置，才不至于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这个拍卖人当然不是上帝，至少按照我们现在已有的知识（注释4），价格信号和货币选票可以使交易者在匿名的状态下完成这一使命。

而整套价格体系运作的前提，便是产权界定，无主财产的租值一般会在竞争条件下发生耗散；同时，参与人是否是利润至上的，也决定了价格体系能否将资源配置得最优。

注释4.见经济学福利第一定律

图释：建筑师对于权力的看法，常常充满了矛盾。典型例子就是现代建筑的旗手库哈斯。在他的成名作《普通城市》中，库哈斯以普通城市为名--无个性、无历史、无中心、无规划的未来城市形态--发出了他在空间规划中彻底摈弃权力的宣言。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作品中，库哈斯却经常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表达他对于事件营造性的仪式类建筑的热衷。

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便是由其操刀的CCTV新大楼-在基地上建立了一套完全自我的内在秩序，两座不同形态的Z字塔楼在三维上构成了奇特的关联，其在周边空间序列中所营造出的巨大仪式与暗示感，无疑暗含了“空间权力”的象征。

(四) 结语:公权、私权的分工以及未来的城市权力

在城市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中，权力一直是如影相伴。而且，不同形式的权力会对城市人的激励有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其行为模式。

至于当代城市最值得关注的权力事宜，我觉得，如何妥善处理两种权力——以个人财产为保证的产权与以选民委托权为前提的政府公权——的关系，应是首当其冲；实际上，这也是当代城市繁荣的一个隐秘但致命的症结。

公共权力的委托受让形式，决定了它所花的每笔钱都应该对公民有所交代，因而，除了官僚化以外，政府别无选择。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做最基本的决策，通过有效“治理”来保证私人产权界定的基本运行规则；而经济发展中“做事”的任务，应是私人产权所擅长的领域。任何要把“治理”与“做事”合并的企图，从长远看，一般都会造成城市运行的瘫痪，使“决策”的人做不了决定，而“做事”的人也做不好事。

一个优秀的政府，应以立法为核心职能，使城市中自发自治的私人机构能够切实履行他们做事的权利——如同一个优秀的指挥家，其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努力弄清楚每一件乐器适合演奏哪种乐曲，并将乐手整合在一起演奏出华章。

在上万年的城市演化过程中，我们经历过女权包容但不思进取的含情脉脉、王权统治下欲罢还休的城市暴力美学、产权主导下以个人自利本能来实现自我规治的新城市制序。

而在未来，随着德鲁克所谓的知识工人阶层的出现与壮大，产权的形式越来越从有形的货币财富转变为无形的人力资本，这也决定了权力那种控制的本意将被削弱，人们只有更加相互尊重，才能彼此合作，以往那种依靠机器来单方面控制人的情形变得个别化。

那么，是否会出现文首所阐释的那种以“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为特征的终极城市？城市人是否会抛弃以往屈居于权力的奴性、而复归于古希腊先哲所论述的人的神性呢？

但愿如此，真正的答案也许只有时间来回答了。

图释：规划师在规划中对于权力的空间隐喻，一直是设计中的一个有趣命题。其中堪培拉的设计，应该是把这一命题处理得最饶有趣味的城市之一。这一由格里芬所设计的花园城市的典范。在权力的处理上，至少取得了以下两个几乎前所未有的突破：

人的权力意志从属于自然，在堪培拉的规划设计中，自然始终处于主宰位置，水轴压倒了陆轴，所谓“一城山色半城湖”，这种人对自然的极端尊重代表了人类权力观的一种进步；将国会大厦空前绝后的埋到一座国会山下，它象征了人们对于城市权力结构的一个解构：人民可以随时爬到政府头上。

（余新海作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