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河

凌霄

家乡的河

图文/严斌诗

渔鸥哀叹老河梢，

哽咽风穿旧洞桥。

古渡藏舟听暮雨，

楼滩寄夜待春潮。

龙吟寺外燹兵尽，

洛涧沙头血色消。

万世江山空费力，

千秋伟绩自徒劳。

　　家乡长丰地域广泛，古属吴楚相连之地。横跨中部的江淮分水岭，把县境水系一分为二。南麓注入长江，北部汇入淮河。

　　在中国的七大河流域，家乡位居江、淮丘陵。尽管水源偏丰，但由于岗冲交错，地形破碎，大部分资源难以蓄用 ，形成水源停滞难，流失多的局面。

　　1950年，根据淮河防洪需要，长丰北部的阎涧（东淝河），被列为淮河控制蓄洪区，于入淮口五里庙建闸，形成了今天的瓦埠湖。1965年，政府又在长丰北部的洛涧（窑河）下游筑堤建闸，以防淮水倒灌，形成了今天的高塘湖。

　　阎涧与洛涧，是家乡两条母亲河，从远古走来的长丰人民，在这片流域渔猎樵耕，薪火相传。不管是朝代更替还是人口迁徙，家乡人民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伴随河水的潮起潮落，顽强续写生命的华章。

　　如今，瓦埠湖已列入“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路段，在沟通江淮水路航运、调整水资源配置、改善水资源环境，均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作为人文历史价值更高的洛涧（高塘湖），正朝着颐养宜居的健康产业稳步推进。

　　洛涧位于淮河右岸，汊源多，纵横广，主源是洛河与沛河，东为沛、西为洛，沿岸星散着龙山文化以及古人类聚居遗址。

　　秦汉时期，此处称为阴陵大泽，归属九江郡(治寿春)。楚霸王项羽垓下兵溃之时在此迷失方向，以至于后来乌江自刎。《定远县志》载：“……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袁术占居寿春，自称“仲家”皇帝，导致阎涧与洛涧两岸战事频繁，赤地千里。后来，曹魏政权在此屯军喂马，虎视江东。

　　西晋，社会稍作安定，接着就是“八王之乱”，由晋怀帝司马炽南渡长江的那一刻起，此地再次陷入战争泥潭。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挥师南下，进抵洛涧，与东晋针锋相对，淝水之战在洛涧拉开序幕，又在阎涧落下帷幕。这场战事，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格局，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汉文化得以延续，以至于后来隋唐等统一王朝的文脉得以传承。可以说，发生在洛涧与阎涧的这场角逐，保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使中华传统文明从“五胡乱华”后得到喘息和重新崛起的机会。

　　寒来暑往，长丰这一湾河水，承载太多的人文历史，沉淀太多的悠远故事。

　　隋唐时期，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以发展，洛涧沿岸盛产的瓷器进入千家万户。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曾把洛涧瓷业归为寿州窑，成为独树一帜的瓷器品类。前些年，长丰县水家湖发掘的一批隋唐寿州窑产品，印证那时的治瓷工艺已高度发达。

　　唐末，纷争复起，社会失序，出生于长丰的杨行密，与中原地区的朱温相互攻伐，最终开创了杨吴政权，被唐朝皇帝李晔册封为吴王，经过励精图治，阎涧与洛涧两岸太平无事，百姓富足，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

　　宋代十分重视流域经济的发展，农业政策十分宽松。面对窑河两岸稍旱即水的特征，宋真宗遣使从福建取“占城稻”移植长丰，并促使多样新农具的推广，粮食产量迅速提升。

　　元主中国，殆将百年，经阎涧与洛涧水路漕运得以改善，水利兴修取得了一定成效。

　　遗憾的是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的多次洗劫，阎涧与洛涧一带人烟渐绝。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促使商贾匠吏往来于此，水运再度复苏，经贸又一次繁荣，今天，窑河岸边的河沿（楼滩）等村，即为明初大迁徙过程中遗保留下的村落。

　　转入清代，阎涧与洛涧舟楫络绎，贸易鼎盛，两侧港湾多成市井。后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战事影响，长丰大地圩寨纷起，形成至今尚在的保庄圩聚居形式。

　　长丰人雍容大气，质朴简约，不管走到哪，始终保持长丰独特的生活形态，这种文化烙印，源自于阎涧与洛涧这两条母亲河的水性滋育。从思想上根深蒂固，在灵魂里难改初衷。

　　阎涧与洛涧的先民，领会的是一份通透的感悟，一份生命的厚重，一份豁然的开朗，一份坦然的笑容。

　　阎涧与洛涧的先民，心领的是风的低语，神会的是水的感叹，体会的是劫难后的清醒，得到的是涅槃后的新生。

　　阎涧与洛涧的先民，勇于过淮入海，探索外部世界，在生息繁衍中不断拓展视野。

　　阎涧与洛涧这个地方，总有些人叫你难忘，总有些情值得珍藏。

　　时光穿越苍茫的河流，河流送来四季的往复，花开花落，缘聚缘散，不改的是长丰的风，始终柔和；长丰的水，始终静谧；长丰的空气，始终清新；长丰的阳光，始终灿烂。

　　站在时光的彼岸，回味彼岸的时光。阎涧与洛涧，一河粼粼的波光，一群翱翔的白鹭，一片蔚蓝的天空，一抹温柔的殷红，一种无比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