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摇身一变成侦探，官场混的很一般

打起黄雀儿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这是唐宣宗所写的《吊白居易》一诗，篇中提及的长恨曲和琵琶篇分别是指白居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长恨歌》和《琵琶行》。童子解吟和胡儿能唱从侧面反映了白居易的诗歌已经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境界。

对于白居易诗词的影响力，位于龙门东山琵琶峰上的白园墓碑上有一段日本文字很是耀眼。其中有块中日两种语言碑文中写道：“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这样再来看《妖猫传》就有点恍然大悟了。《妖猫传》改变自日本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片中白居易的身份是皇帝身边的起居郎。为了调查皇帝蹊跷死因跟日本僧人空海联手玩起了福尔摩斯探案。

日本人对于白居易诗歌的熟知应该得益于大唐年间派遣而来的遣唐使，片中的晁衡，也就是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员。按照唐诗中诗词成就的地位来说，李白杜甫的应该还在白居易之上，白乐天的诗歌备受日本人推崇的原因恐怕就在于通俗易懂。《唐.才子传》中提及：“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这么玩法，当时对大唐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日本人肯定是上手最快。

文学诗词成就高并不代表仕途上就能一帆风顺。事实上，白居易在唐朝时期并未做过起居郎。他离皇帝最近的距离可能是担任过翰林院学士一职。而贯穿《妖猫传》通篇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所写的年代也跟杨贵妃生活的年代相去甚远，据历史考证足足晚了半个世纪50年。与其说长恨歌表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凄婉爱情，不如说白居易本身暗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片中大唐极乐之宴的辉煌场面。

创作《长恨歌》的年代应该是白居易就职周至县尉之时，而后白居易几经沉浮先后担任过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左赞善大夫，太子太傅，后一路贬为州刺史，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代表作中《琵琶行》中也有提及自己的身份：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白居易职位敏感，很多都是检查御史之类的官，职责类似于现如今的纪检委书记，所以各类贪腐受贿不合时宜的现象他都会忠心耿耿地直言上谏，结果当皇帝的有几个愿意天天听下臣说自己执政纰漏？时间一长皇帝就不待见了，因而在朝为官的各位大臣也不待见他。

历史上有篇文很能说明他不受官场待见的程度：“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 “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

刘禹锡有一天跟李太尉德裕聊天，就问道最近有没有白乐天新出版的书籍，李太尉就说了他文章写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大家伙都不喜欢他。

文后又说：衣冠之士，并皆总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

有学者的才能并不表示有做大官的才能。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有安邦治国的良策，但是不被当政者采纳也是没有办法。就像汉文帝时的贾谊，《过秦论》写得这么牛逼这么拽，不被当朝卿相了解，只能哀叹自己生不逢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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