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和他的嘱咐交代

行而不辍

　　此文系根据我的父亲段道令自1995年4月17日入住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至5月6日实施肺癌切除手术治疗，其间先后三次(4月30日、5月2日、5月4日)与我们谈话的录像内容整理。

        在上述谈话过程中，父亲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他的家庭祖辈的一些基本情况，大致回顾了自己加入革命军队，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主要经历。最后，还就生前身后的一些事情做了比较详细的嘱咐交代。

　　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原汁原味，本文完全照搬当时父亲叙述的顺序和内容，语言和文字也没有做任何修辞。所有括号内的内容系由行军加注，红色字体部分则依据网上相关文章摘录。这样做自然也是为了使后来的读者能够看得更明白一些。

200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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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讲讲咱们老家的事。

　　先讲我们老家(河北省高阳县)的这个村。老家这个村子叫布里村，村里的人以段姓为最多，另外还有姓马的和姓王的。传说姓段的最早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搬到这地方来的，这个家族到了我这辈上时已经有好几百人了。

　　打我参军起，就知道我们这个村子当时有三多。一是八路军多，意思是村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参加了打鬼子的八路军；二是土匪多，其中还有的土匪有绰号，记得有位是叫“黑旋风”；最后一个多那就是当国民党的也多。

　　我的爷爷(段宗杜)是位老秀才，读了好多好多的书，最后才考上了秀才。他曾经跟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1904年考中甲辰恩科头名）做过同学。据说当时刘春霖每作一首诗，我爷爷都能和上一首，状元吟的诗最后都能印出来，我爷爷没那么多钱，就一首首的把它抄下来，然后再和诗，与状元作的诗比较。

　　退休以后听我在成都的竹青哥哥(竹青伯从岁数上说，仅比我的父亲大六天，是父亲的大姑段从锦的长子。由于竹青伯童年时常居布里直到小学毕业，因此他们俩经常一起玩耍)讲，我爷爷的爷爷有两个儿子，其中我爷爷的父亲是老大。闹太平天国时，有一只北伐的太平军曾经打到咱们河北老家，为了补充兵源，当时就要抓我爷爷的叔叔去当兵。那之前我爷爷的父亲已经成婚，他于是就去央求太平军，说我的弟弟还小，能否不去参军，太平军未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爷爷的父亲只好用自己去顶替了弟弟，从此一去不复返，是死是活缈无音信。按当地老百姓的说法，称我爷爷这种情况为“墓生”，也就是说我爷爷是在他的父亲逝世之后才出生的，自打他出生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父亲。

　　按常理，爷爷的父亲救了他的弟弟，那么叔叔一家应该对我爷爷有恩相报才是，可惜没有，不仅如此，反过来还常常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这样的境遇也使得我的爷爷自幼开始就懂得要发奋读书，寄希望将来能够考上个状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惜的是他最后读了一辈子书，也没能够考上个状元。于是就又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儿子们身上，希望我的父亲也能够考上功名，谋个一官半职，耀祖光宗。以上都是听了我的表兄竹青说的，表兄则是从他的母亲我的姑姑那听来的。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家上几辈的情况。

在我爷爷的影响下，我的父亲也打从小起就开始学习识字读书。和现在的你们一样，不同的只是那时候他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老书。到了后来，据说我的父亲在北京上过政法大学，再后来还去过日本，到底是留学还是干什么不知道。似乎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黄兴，与黄交了朋友，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熏陶。所以说，我父亲在年青的时候参加了民主革命。父亲的名字叫段从新，这个名字即使拿到今天看，也含有改革的意思在里面。那个年代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末期，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进步知识青年，弃旧图新，参加民主革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前面讲了，作为一个家族，父亲这辈里他是老大，受他的影响，他的大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叔名字叫段从时，今天看也是很有点意思的。三弟叫段从任，寓意任劳任怨，四弟叫段从和，共和的和，估计生这个四弟的时候清朝皇帝刚刚被推翻。再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分别叫段从周（周公）和段从孟（孟子）。总起来看前面四个有时代气息，后两个则不是，复古尊孔。

因为我父亲参加民主革命，想着造反，在满清的时候曾经遭到了追捕，还蹲过监牢。那时候的监狱大概还没有刑事犯政治犯之分，革命党人与其他犯人（这类人当时又被称为“鸡骨头鱼刺”）都关在一起，但因为他去过日本，会日本话，于是就能够与其他革命党人一起使用外语交流，而狱方以及其他的犯人听不懂，还不知道这些人一天到晚叽叽咕咕说些什么。这些都是后来听我母亲讲的。

那个时候犯了事，是可以用钱买通监狱放出来的。就这样，后来我父亲被救了出来，可父亲不思悔改，仍然从事革命工作，所以说出来后还得不断地躲避清政府的追捕，颠沛流离，无有定所，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离休以后我到北京三叔(段从任)那里去看他。我对他说，家里从前这么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得跟我说一说啊。于是听他讲了这么两个事情。清朝的时候，我们家被皇帝抄过。传说那是因为我父亲与黄兴等同盟会员有一张合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在什么地方照的，因为照片引来了这次抄家。后来这张照片是否被抄走，具体照片上还有哪些人，三叔也说不太清楚。还有就是听三叔说，我父亲还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那是实现共和以后，袁世凯又想称帝，为这个事我父亲后来又遭逮捕。待袁世凯复辟称帝后，为了笼络人心，曾经搞过一次大赦，传说为了防止我父亲出狱后再制造麻烦，袁专门写了“大赦天下，段从新除外”的手令。

当然，上面两件事都是听三叔说的，是否真实，目前已经很难考证，也许永远都是个迷了。但是无论如何，我父亲在那个时代曾经是一位革命者，这点看来是不用怀疑的。

（78年我在部队服役时，因为履行入党手续，需要填写志愿书。当时的志愿书有一项“对党还有哪些需要说明的问题”，由于自认为个人与家庭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交代的事，因而此项我就什么内容也没有写。谁知道几天后，中队政治指导员找到我专门问起此事，“段行军，你还有什么该向组织说明而没说明的事情？”为了启发我，支部书记又提示说，“比如你的家庭社会成员。”我想了想，将知道的姥爷是资本家这个情况再次向指导员作了汇报。哪里晓得才说了没两句，指导员就打断了我的话，“你姥爷的情况在你的志愿书里已经有过交代，你父亲家里的情况呢？你爷爷！”当时我就听懵了。“对，是你的爷爷，听说他可是国民党里的大官啊”……没过多久，我向父亲问起爷爷的事，试图就指导员所提的问题向父亲求证。可显然父亲也无法将此事说明白，于是他只好回答：“你爷爷是否国民党大官我不清楚，但是他早年就病逝了，起码那一时期的国民党，还应算是革命政党吧。”）

再来说说我母亲(吴领坤，曾用名：段吴氏)。我母亲的属相是狗（1898年，戊戌狗），按她的说法要比属鸡的父亲小一圈（严格地讲相差13岁）。在母亲之前，我父亲的生活中还曾经先后有过两位女人，其中一位得病死了，另一位则离了婚，前两人都没能给父亲留下儿女。记得从前我母亲常说，她“南京北京东京（开封）西京（西安）都去过。”我猜想上述这些地方，她可能都是跟着父亲一同去的。

我也曾经问过竹青，我的父亲怎么会到阎锡山那里去呢？竹青哥哥跟我说，他是去了阎锡山那里，可是他和阎锡山不是一派的，他是革命党，阎锡山是军阀，是革命党派他去做阎锡山的工作。那时候的阎锡山既想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又想寻找靠山，靠山当然就是国民党。估计那个时期我的父亲是去做政治工作的。

（现在看，竹青伯对阎锡山的这个评价显然受到当代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并不准确。史料记载，阎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并于1905年在日加入了同盟会，是国民党早期元老之一。）

我小的时候还有印象，家里有一张阎锡山的大照片，戴着个尖的帽子，上面还写着亚复(根据布里村李明老书记回忆录，段从新曾名段亚复)仁兄惠存，落款是弟阎锡山。另外还有于右任的条幅，上面也写着亚复仁兄惠存，落款为弟于右任。当然，家里还有许多书画，印象里有一幅画，画的是竹子，那个竹子看起来可好了，就和真的一样。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书画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父亲的亲生母亲很早就死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由我的后奶奶当家，后来父亲在外面赚的钱也大都寄给他的继母。据说这段时间继母待他也不错，比亲生儿子还好。及至后来，待我父亲生病了，身体不行回家了，开始也给过继母一些钱，但是继母发现这些钱并非如她所愿那么多，就开始怀疑我父亲是否藏了私房钱，用老家话说就是把钱给“黑了”，于是就鼓动家里的其他人使用不正常的手段折磨他，逼他交出来。这么一整呢，再加上那时候我父亲身体状况本身已经不太好，就造成他的精神错乱——疯了。以后也就再也没能出去了。据说在他生病期间，有时神智也明白，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家里的人允许他出去，说是只要能够放他出去，就能够给弄回个金山银山来。或许是因为害怕他出去以后报复，或许是我父亲的身体条件也不允许，反正一直到死，他就再也没有能离开老家。

父亲病逝的时候我才2周岁，自然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听别人告诉的。

总而言之，在老家那时是后奶奶当家。父亲病逝后，我母亲就回了她娘家做针线活，我则跟着爷爷一大家留在村里上学（据韩冰姐回忆：小时候经常听姥姥说，自姥爷病逝后，姥姥基本上就携儿带女长期住在距离布里村约20华里的娘家魏家庄。作为长子长孙，道令舅8岁后才被他爷爷接回布里上小学）。我们家我父亲那一代是六个(特指男丁，两位女性段从锦、段从兰没被父亲计算在内，下同)，到了我这代还是六个。老大是功令，老二是勋令，老三是法令，老四是我，老五是明令。当时在老家，老大老二比我们大很多，在外面读书，基本上看不到。老三法令夹在中间，上头靠不着，下头和咱也靠不着。我和明令一样大，基本上整天在一起，老六（贤令）又比我们小十来岁，所以基本没有啥印象。当时爷爷还活着，因为明令是奶奶的亲孙子，所以就特别受宠，我算奶奶的后孙子，每回要是吃个麦子面的饼啊，那都是由奶奶来分，每回给我的都是最小最小，也就巴掌心大这么一块，而分给明令都是最大最大，就因为他是奶奶的亲孙子。那时候我们一块儿上学，明令脑子笨，他考试老是不太及格，我学习成绩好，成绩好我的叔叔们也都高兴，“哎呀，道令考了个甲等第五，太好了，太好了。”奶奶听了这句话就特不高兴，那个嘴都气歪了。奶奶说话总是这么着说，“俺家小明”，“俺小明”，“人家道令”，呵，我成了“人家的……”。吃鸡蛋，通常情况下我是没份的。可是我自己会“偷”啊，只要鸡一叫，我就赶忙跑到鸡窝去，如果捡三个鸡蛋，我只缴一个，另外给自己留两个，这样看来其实也没吃亏。鸡蛋既能生吃也能烧着吃，拿几张纸将鸡蛋包起来，放在灶堂里，一会儿就能熟了，当然外面的壳是黑的。所以说当时我在家里并不怎么讨喜，叔叔们呢看不太出来，主要是奶奶。

　　爷爷有爷爷的优点，他的希望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好好读书，常听他讲，“我只要有一口饭吃，我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当然，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

　　“爷爷，我要钱买纸笔。”只要是与学习有关，爷爷总会很痛快地说“要多少？”“五个大子。”五个大子也就是五个铜板。.抓住了爷爷的这个特点，小时候的我常常会一次向爷爷要五个大子，然后去买两个大子的纸笔，剩下的三个大子用来买糖吃，他也从来不过问。有时候要钱时，他甚至会让我自己去取，那时候爷爷手里的铜板经常是这么一摞摞地摆放在他的桌面上，我往往会趁着给爷爷扫地的功夫，直接摸走两个，他似乎也没能发现。印象里感觉爷爷对我们不怎么小气。

　　当然爷爷也有缺点，缺点就是重男轻女，对女孩子不怎么重视，像女孩子上学这事，尽管他也不反对，但也从来不支持。

　　我们这个家，你说是农民吧不象农民，不会种地也没有地。说是工人吧也不是工人，没有听说家里有哪个人在天津北京等地做工的。家里的生活主要靠着几位叔叔在外面做事，比方说，我二叔当时在东北军还是西北军当连长，还有步兵马弁。我的三叔在外面当军事教官，住过保定讲武堂的。我的四叔当过旅长，具体在哪里当的我不知道，他死的也早。只有我的五叔在家种地，六叔给人家当文书。

　　(根据勋令大伯回忆：大爷爷段从新去过日本，与黄兴相识。曾经代表国民党在山西省和阎锡山一起共事，布里村的人也因此将“酌古堂”段宅称为“都督府”。因患病，1926年夏天病逝于老家家中。二爷爷段从时曾经在直隶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当过“机枪连长”。因吴佩孚倒台，遭遣散而解甲归田。又因顶替“生产、销售私盐”的五爷段从周入狱，1933年死于牢中。三爷爷段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长期在冯玉祥部任军事教官。曾先后保送功令、勋令在冯玉祥办的“军官子弟学校”上学，安排法令在北平的南苑军营当兵，保送道令、明令进入南苑军营的“子弟学校”读书。四爷爷段从和北平“国民大学“毕业，曾经在国军33师宣传处当过军官，后回到老家在高阳县的一个区里做事，再因身体原因离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他40岁尚不到即在家里病逝。六爷爷段从孟毕业于北平某高级中学，曾经在高阳县里做事。)

我们家虽然没有地但房子不少，解放以后按照土地划分成份，最开始给定的是下中农，再后来欣芳来信，说又改成了贫农。

（2019年五月，远在成都，已经95足岁高龄的竹青伯读了他表弟的这篇回忆录后，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更正三件事。他说：第一，段从新去日本前就读的是北京中法大学，而不是政法大学；第二，段从新赴日本时，距离在中法大学毕业尚有一年时间，他去日本的目的是投奔当时的同盟会领袖黄兴；第三，段从新后来到山西，并非从事政治工作，而是受革命党的委托去帮助阎锡山训练新军。

　　竹青伯在电话中特别交代，他所了解的这三件事，部分来源于他的母亲段从锦，部分来源于三舅段从任，部分来源于大舅段从新的表弟，同时也是其部下的梁希孟。

又据再军的回忆，竹青伯提到的这位梁希孟应该是我奶奶段吴氏的娘家人，确切点说是奶奶的表弟。）

父亲青少年时期照片

1984年整党时，父亲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以上就是老家的基本情况，其中有一些也不定很准确，因为早些时候从来也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事情。

就这样，我一直在村里上小学。还没毕业，大概也就是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三叔当时在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29路军当教官，他给家里来信，希望能够把老婆带去北京，另一方面还表示可以把两个侄子（道令和明令）带到城里去读书。就这么着，到了1936年，我就去了北京（丰台南苑29路军子弟小学）上学。到了三叔那以后，我们当然也很积极，也帮着他们做家务如生个火炉子，带带小孩等。

(现在看当时三爷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从整个家族情况出发的。道令没了父亲，明令的父亲在农村老家，三爷爷是希望这两个孩子来北京上学，见见世面，说不准将来也能有个出息。）

37年的7月，发生了芦沟桥事变。芦沟桥事变，要按说它的第一炮，我还真听见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南苑，就听见矶哩咕噔的开始放枪打炮。我们那时也不懂，听说是和日本人打起来了，我们当时还挺高兴的，感觉和日本人打仗还不错，（可以）看热闹。白天就站在大街上看热闹，好多好多的士兵扛枪背着刀从街上路过，有的戴着个草帽，还不少是光着脚丫子的，哗哗地往前线上跑。其实那个时候人家日本人是有准备的，不久中国军队就叫人给打垮了，撤退。这29路军还算是不错的，过去是西北军的一部分。这么一弄，三叔也就随着败兵往南边跑了，这样我们也就待不下去了，大概是三八年初，我们先是从北京乘火车到保定，再乘大车回到了老家。

　　回家以后就苦了，没有饭吃，到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几个叔叔能够指望得上了。当时的情况是，我父亲死了，二叔死了，三叔跟着部队跑了，四叔死了，五叔活着，六叔也不在家。总而言之，是谁也顾不上谁了，家里又没有土地，你就是想种地也没地可种啊。怎么办，当八路军吧。

　　(父亲1938年当兵，时年14岁。听韩冰姐说，她小时候常听我的奶奶回忆，说38年春天老家发大水，奶奶带着儿子女儿住娘家魏家庄，全家仨口都没有饭吃，整天饿肚子。走投无路的时候，儿子吵闹着要去当兵，参军才能有口饭吃。最后，八路军游击队给了奶奶2斗小米，划着船把我父亲带走了。）

　　我就这样当上了八路军。当八路还小啊，那时候我的个子还没有枪高，尽管这样，也扛过枪，但是时间不长，既然个子不高，就当勤务兵吧。

　　开始当兵部队嫌小也不要，那你就得央求。“俺要当兵”“那么小也要当兵？”“俺就是要当兵嘛”，这么着一来二去，结果就被收下了。那时候村里头就有八路军。为什么没有当国民党兵，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部队早就跑光了，跑到南边去了。

　　这阵子我们那一带的八路军是吕正操的原53军的部队，是东北军的一部，吕是地下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吕的这只部队并没有一个劲跟着东北军撤退，而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留在了敌后。

　　当时老家一带就是这么个部队，土也不算土，但也不算洋（不正规）。

　　　　1937年10月14日，东北军53军116师346旅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以691团（欠第2营）为基础，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下辖2个总队，共1300余人。小樵改编后，人民自卫军经深泽、安国、博野、蠡县直抵高阳城下，与中共保属特委会合后，11月初打下了尹松山据守的高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部队在高阳进行了扩编。1937年12月初，人民自卫军主力2400余人（均为原691团发展部队），即第1团、2团、特种兵团、特务营去路西整训。留下的第3团、模范营和各游击师、游击支队组建人民自卫军游击司令部，孟庆山为游击司令。不久，经保属省委决定，人民自卫军游击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部队也扩大到3个师零12个路。1938年1月末，路西整训部队返回冀中，收编地方游击队，争取联庄会门武装，进行扩大整编部队，人民自卫军编成12个团，即第1、2、3、4、5、6、7、8、9、特务团、独立1团、独立2团，另有回民干部教导队等部，总兵力约3万人。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命令，为统一领导指挥冀中地区的部队，将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并，组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由第3纵队兼，下辖4个军分区，分别兼3纵的4个支队。----网摘<东北军吕正操部691团的发展沿革简介>

        我参加的那个部队比他们还不如，是个游击队，县游击队。有枪，但是连个军服也没有，穿便衣，所谓便衣，就是跟家里带去的衣服。

        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就是打埋伏。那时候（指游击队里）当官的也是稀里糊涂，打埋伏的地点选在一个河堤上。大家都趴好了，都隐蔽好了，一看河的对面果然来了一个日本鬼子，骑着匹马过来了，其实还隔着条河呢，距离起码也还有3、4百米的样子。打不打呢，后来想，好不容易等着个机会，反正他又过不来河，打吧。于是嘣嘣嘣，就是一阵排子枪，那个日本鬼子原先可能是想着饮马，听到枪声，骑着马就跑了，一看他跑了，我们呢，也就撤退了。

        到了39年的秋天，听人说铁路西边要招学生，接受培训，相当于教导队。因为我上过小学，文化程度算高的，好象有点培养前途，所以就叫我去参加培训。

        大概有那么一、两百人，凡周围各个县的游击队里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就都被集中到了晋察冀（边区）去了。当时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位于山区，（由老家）到那里要走过好几个县。（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我们每天下午太阳还很高时就要开始走，一直走到第二天太阳好高时才休息，就这样走了好几天。

        终于要过平汉铁路了，当时铁道的两边还是日本人封锁，日军组织了护路队，这些所谓的护路队员们白天给日本人护路，到了夜晚，就掩护我们八路军过路。记得那天夜里过铁道时，他们总在提醒着我们：“同志，别急，慢慢的。”因为之前有许多人没有见过铁路，对于火车和铁道是怎么样子的，总感觉很新鲜，就想着虽然黑灯瞎火的，看不见也要摸一下，结果常常是摸到了块石头，（禁不住感叹）“弄了半天，铁路就尽是石头蛋子啊。”

        过铁路后又走了很远，终于看到山了。这之前，在平原上生活，老家那里不要说山，就连块石头都不多见。小孩子们要是能捡到块鹅卵石，那可是喜欢呢。那时不叫卵石，叫老鴰枕子，也就是乌鸦的枕头。

        进入根据地，可以白天行军了，就感觉山也是越来越高。

        这年的年底，我们走到了晋察冀（边区）的教导团，过去是学兵营。再后来我又进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一个训练班。从训练班出来后，就把我调到晋察冀工兵营任青年干事，算是当了干部了。

        42年，毛主席搞精兵简政，缩减机关，充实部队，我的工兵营的青年干事职务也就给撤了。组织上看我还有点培养前途，于是又想让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我当时的文化程度是小学，离抗大学员的标准还差一点，所以就先安排进了抗大的附属陆军中学。在陆军中学主要是补习文化，所以说我现在懂点物理和化学知识，就是在晋察冀陆军中学学的。

        很快到了1943年，就感觉日子是越来越苦，对根据地封锁，晋察冀（边区）也没有饭吃，老百姓都得浮肿病。吃红枣，吃土豆，日本鬼子一扫荡那就什么都吃不上。在那个时期，总觉得能吃上顿饱饭，就感觉心满意足，根本谈不上吃菜了，有饭吃就已经相当不错。记得我当时的身上带着个小布口袋，里面放着点辣椒面和盐面，如果在吃饭的时候能抖出点盐面什么的撒在饭上，哎呀，那个是特别香啊。

        1943年秋天，学校从晋察冀迁到了延安，就不叫陆军中学了，实际上还是那帮子人，改称抗大总校第二大队，驻青涧。因为（陕甘宁）边区那里生产搞得好，所以等我们到青涧的时候总算能够吃上饱饭了。

        我们在晋察冀时看到的都是破房子，被烧的黑糊烂摊的，来到陕北几个县，看到的房子都有窗户，有的上面还有玻璃，太阳光一闪，亮堂堂的，哎呀，觉得这真是神仙（住）的地方。

        在延安抗大待的时间也不太长，延安炮兵学校开始招生了。招生是要文化考试的，那就考吧，结果我被录取了，就到了南泥湾。学校在桃宝峪，左边是三五九旅，右边是我们延安炮校。延安（八路军总部）炮团最初是太行过去的，叫炮团，其实也没有几门炮。那时候的训练叫歇人不歇马，人可以休息，炮则无论是黑天还是白天都不停地让人操练。记得在炮手里面，属四炮手的动作比较复杂，有好几个动作，由于我的脑袋灵，就分配我当四炮手。

        学校当时是按照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编队。我因为既有文化程度，又有工作经验（因为曾经当过青年干事，算是排以上干部），就给我编到了二队，一队是老炮兵团的班长们，二队是既有文化程度又有工作经验，三队是有文化程度但是没工作经验的，四队则是没有文化程度但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这里，父亲有关四队的记忆有误。根据《延安炮校组织图》记载，除了一、二、三大队外，炮校第一期还分别设有迫击炮科与工兵科）。

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炮校开学典礼上讲话

　　开学的时候，朱总司令，林彪，叶剑英，都去讲了话。一位学员调皮，可能是感觉朱总司令比较好说话，就跑到主席台前向老总递了个纸条。我看见朱总司令先是把眼镜摘下，然后又戴上眼镜看了看纸条后又再摘下。那时也不理解，心想你总司令要戴眼镜就别摘下，摘下了就别戴上，到现在才知道原来老花镜就是看远模糊，看近处才清楚。

　　总司令于是就解释开了，“有的人递了纸条，说是没有烟抽，你们看看这周围有那么多的荒地，可以自己种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嘛。”

　　就这样，我们开始种地了。还种了烟叶，那时候的我还不会抽烟，看到许多会抽烟的叭滋叭滋地抽着香，我心里就想，我也一样参加种的，如果不抽就恐怕吃亏，于是也就学着抽。用一种黄纸，有点象现在的马粪纸，卷好烟丝以后，害怕漏气，还要用吐沫口水抹在上面。就在那个时期学会了抽烟，嘿呦，就因为害怕吃亏。

　　有没有津贴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到了延安，生活就好多了，总部炮兵团的猪已经养了两三年，养得可肥了。359旅的生活比咱炮兵团的生活还要好。

　　除了种菜以外，我们还砍木头，一方面是烧炭，准备过冬用，另外就是做车轴，挑那些2米长以上的木头做车轴，运到延安去卖。驻地离延安有九十多里路，都是请炮团的骡马大车把东西拉去。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1941年7月，总部炮兵团开进南泥湾的陶宝峪，执行屯垦、保卫边区的任务。1944年11月，总部炮兵团政委邱创成奉命与军委第一局局长郭化若一道组建延安炮校。郭化若任校长，邱创成任政治委员。为我军培训了第一期1000余名学员，分配到五个炮兵团担任各级骨干。炮校机关和其他学员，于1945年9月底开赴东北，作为东北炮兵的基础。延安炮校被誉为“人民炮兵的摇篮”。----网摘<从小木匠到炮兵司令>

　　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口号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另外有了钱以后也可以搞些投资，有点象现在的股份制。比如说，看上延安的哪个商店，哪家店铺经营得好，个人就可以投一些钱进去，等到了年底分红。这个投资都是以战士个人名义进行的，我也搞过投资。所以一些老战士，到了日本投降时手里都有相当一部分的钱。我到底有多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到了抗战结束时，生产、投资，卖木炭的钱，再加上抗大纺线的钱等就已经有不少了。

2020年10月焕军杨滨拍摄于延安炮校

延安炮校原址复建的窑洞（简史展馆）

延安炮校的校训

　　以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美国人扔下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就投降了。哎呦，大家好高兴啊。一天到晚，成天就是锣鼓鞭炮，也睡不着觉了，好象从此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我那时候觉得不太可靠。日本人投降了，蒋介石还在发布命令，他命令各地的日本占领军和伪军就地维持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的接收。命令国民党军云南，四川等地的军队，迅速地赶赴被占领土，去接收日本人的投降。同时却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不准擅自接受日军的装备。也就是说，抗战的时候他消极，现在他却要抢地盘，摘桃子了。

　　我们呢则针锋相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各个地方的八路军新四军都要接收当地的日伪武装的投降，如果不投降就坚决彻底地消灭他。我记得当时的各根据地就积极行动，攻占了平津附近、太原、石家庄等不少城市。

　　随着日本人的投降，八路军也开始调兵遣将，晋察冀部队攻克了张家口，冀中的部队占领了山海关，我们在延安的一些学校也纷纷南下的南下，北上的北上。北上就是占领东北，东北是个战略要地，可以说谁控制了东北谁就有可能把全中国的问题解决掉。另外去东北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当时东北被苏联红军占领着，国民党又离的太远，八路军离的近，八路军一过长城就是东北了。

　　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晋西北，经过察南，到了河北，过宣化，再穿古北口，首先抵达的是承德。山东的部队有部分是走旱路，就是从鲁北走旱路直奔山海关，也有相当部分走水路，乘船，到辽东半岛登陆。比较起来，八路军的行动快，国民党军队慢。尽管有美国人的帮助，有船，加上部分空运，但是毕竟太远。所以说，首先到达东北的是八路军。

　　那个时候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有一个协定，协定内容以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换取了苏联政府将由苏联红军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从实际情况看，蒋介石也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到达锦州，向沈阳前进的时候，当走到（沈阳外围）一个名叫马三家子的地方时，知道沈阳进不去了。从延安出发时我们就是空着手，没带装备，原计划是要去沈阳的，因为知道那里有家兵工厂，有大炮。而由于苏联红军不让早之前抵达的八路军部队进沈阳，所以我们只好改变计划，绕过沈阳，抵达了抚顺。

　　根据史料记载，延安炮校自45年9月始，历时2个月，于45年11月抵达沈阳附近的马山家子。在此，“朱瑞代校长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工作方针，将炮校500多名干部分散到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中，为东北炮兵部队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网摘<延安炮校——延安到东北>

到抚顺实际上是想休整一下。因为抗战刚胜利，大家对日本人都非常地仇恨，希望到了东北以后，（有机会）报复一下。所以当部队到达承德的时候，听见说当地一些教堂里有着不少的日本人，也不知道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于是战士们就三个一伙，两个一队地想着进教堂里看看。那些日本老人，年轻的妇女和小孩子都在里面，看见了我们穿军装的进去，个个都害怕极了。许多妇女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叫喊，我们八路军本身就是有铁的纪律的，即使对待放下武器的俘虏都不能虐待。如今看到他们的可怜相，许多战士非但不想着去报复，反到从口袋里拿出些钱，取出些糖果递给他们。

为什么这些老人和妇女们会如此恐怖呢，主要是因为苏联红军给闹的。部分苏联红军的纪律很差，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再加上作为日本人，战败后的此刻，内心也大都有一种犯罪感，以为会因此而遭到中国人民的报复，谁知道实际情况与他们原来想象的正相反。这些政策的执行使得许多后来回到日本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感激之情。另外，就是以后也使许多原本滞留在东北的日本青少年参加了八路军和东北联军，与我们一起并肩与国民党作战。

还有个情况，我们在延安时不是在合作社入股，大家都分了些钱，在临走时这种红利都兑现了。所以说大家的手里都有些钱。在延安时给的是边币，到了晋察冀不能用，得换成晋察冀的钱，后来晋察冀的钱到了东北又不能用，还得换成满洲国的钱，我们兑换的时候那个价格很优惠。每一块边币大约能够兑换成30块满洲国的钱，非但如此，钱的购买力增加了。记得一块钱能够买二、三十根大油条。所以说我们到了东北以后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的钱。

在抚顺时，学校也没有开伙的条件，于是每天每个人就发给几块钱，你自己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吃。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每一个班就常常去下酒馆，常常去。钱够花，菜随便点，吃的可好了。

那时候街上有很多小酒馆，每个酒馆又都有女招待，女招待又都是日本人（店外面都挂块牌子，上面写着“美丽的日本姑娘招待”）。姚路，还有王兆麒，去了一次，就好象去上瘾了（谈到这里时父亲笑了起来）。我也和他们去过一次，吃一杯茶要了我五块钱，太贵了，五块钱可以吃好几天嘛，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

再后来就去了哈尔滨，等到了哈尔滨时也不让我们进城了。国民党已经接收了，尽管他的部队那时候还没到，但是已经有保安团和保安队了。我记得是坐火车到哈尔滨的路上，和我们一起乘火车的也有老百姓。不久苏联红军也上了车，士兵们背着水连珠枪，穿着呢大衣，上了车以后就向我们打了个手势，意思就是你们是八路军。我们不懂他们的话，无法交流，也就只能点点头。这些个红军战士进车厢后，专门看老百姓摆放在货架上的东西，发现一大口袋棉线，估计有几十斤样子，于是就夹在胳膊下面下车。那个老百姓央求也没结果，于是向我们求情，希望能劝说苏联红军把棉纱留下，可惜我们因为语言原因也一时无法与红军战士沟通，就这样看着他们把老百姓的东西给抢走了。这件事给当时的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来这苏联红军也不咋地。

待我们走到了吉林，看到当地的妇女都是身穿马裤，戴着礼帽，头发很短很短，也感觉奇怪，这东北人怎么这么个习惯呢。经了解才知道原来也是为了躲避苏联红军战士的骚扰。这些苏联红军见着女的就追，使这些女人被迫装扮成男的模样。

延安炮校1945年进军东北路线图

　　这些都是1945年12月前的事。45年12月22日，我们到达了哈尔滨东面的宾县。在宾县，上级给了我们一部分炮，这些炮都不是苏联红军给的，其中有些是以前日本人仓库里剩余的，也有些是从苏联红军与日军打仗的战场上捡回来的。

自打有了炮以后，就开始很快地招兵，迅速地将其编成部队。我们的手中也就有了手枪、驳壳枪，就是机关枪也不缺，另外还有了炮。再弄了一批牲口骡马，这样到46年一开春的时候，我就当上了连长。

先是剿匪，打陈家烧锅(吉林德惠)，那就是一帮子土匪，国民党的土匪，他们的手臂上都还带着国民党的党徽。由于有了火炮（支援），很快就打下来了，然后是打方正，打木兰(黑龙江)，没用了多久，就把当地的局势维持下来了。

46年春天，当国民党接收和占领沈阳以后，继续以一部分兵力北上，我军在四平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场保卫战。（对这场战斗，）现在有些人说（四平）应该守，也有些人说不应该守，说应该守的，说是掩护了主力的展开，为争取后方剿匪的胜利赢得了时间；说不该守的，主要是说牺牲太大，得不偿失。对林彪，当时有句话叫作“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护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可是当时他是司令，那他为什么要守呢，这些个我们也搞不清楚。

这已经是历史了，目前这些个争论，也包括对林彪战役指挥的评论，都有待以后去研究了。按照我的看法，是各有利弊。你在那里抵挡一下，掩护部队展开，不至于让国民党长驱直入一推就推到底，另外依我们当时的条件看，守也确实守不住，所以说坚持了一个多月，部队也就撤了。

　　那个时候（打四平保卫战时），我在松江炮团担任6连连长，四平一撤，长春也守不住，下面就是松花江了，过了松花江就是哈尔滨，那是当时我们控制的东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当时我这个连奉命来到了陶赖昭，配合从山东过来的渤海7师防守江岸，陶赖昭是位于松花江江北的一个车站，松花江南边的车站就叫松花江。我这个连有三门山炮，将其架在江北就完全可以控制住松花江车站。在这里江防大概守了有4、5个月，直到46年底时才归建制，回到松江炮团。

　　然后随炮团参加了一下江南，那是由齐齐哈尔，白城子一路绕过来的，那次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团，然后返回。等待松花江一结了冰，我们又一次过江，这次被称为二下江南。

　　二下江南以前，我这个连被调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独立第二师。师长温玉成，张治银那时候当团长。再后来是三下江南，三下江南期间打德惠。打德惠在东北尽管不算是个大仗，但它却是个很出名的一个仗。

　　徳惠位于松花江以南，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战略要点。依靠徳惠为支撑，国民党军总想着由那里过江，这里当时驻有国民党新一军的一个团，另外还有保安队。

　　负责攻打徳惠的是民主联军的六纵和我们独二师。独立第二师是个新部队，不象六纵，人家那是山东来的部队，但是打徳惠这场战斗，真正突破的是我们独立第二师。而独二师的突破，我现在想，与炮兵有很大关系。那时候，能否突破，不在别的，就在于能不能把敌人的碉堡、工事、火力点压制住。我当时在一连任连长，一连是个山炮连，这个连是我们营的主力，有三门山炮。二连只有一门山炮，加上一门很小的步兵炮，而三连只有迫击炮，火力虽然很强，但是打碉堡不太行。当时离着敌人很近，下着大雪，我们就用雪在炮的前面垒成道雪墙。这个时候师长是温玉成，团长是赵峰，由赵锋这个团担任第一梯队，以后张治银他们的团也上去了。

　　看得很清楚，敌人是个土围子，土城的外面是壕沟。国民党为防止我们攻城，在土围子上摆了一圈的碉堡，另外还把土围子上都浇上了水，结果就又都冻成了冰。这样的目的是让我们登不上去，因为滑啊。

　　我看见在所选择的突破口上分别有三个碉堡，于是就将它们分派给我的三门炮，一门炮对付一个，必须消灭。这就有点象是现在的承包一样。要求首先将三个碉堡干掉，然后再集中火力轰击突破口。

　　国民党当时还不知道解放军有炮。黄昏的时候，一颗信号弹升起来，这边的炮声也就响起来了。没有几分钟，三个碉堡先后被消灭，然后集中炮轰突破口处的土围子，很快就将其打成了梯子型。步兵这时也离得很近了，伴随着几颗信号弹，一下子就冲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报告，说是攻占一个街了，没过多久，又报告占领了一个街，很快就进去了十几个街。

　　那时还没有攻城的经验，光顾着向前冲，其实单纯占领街口并没有很大意义，而且街口的部队又往往处于周围敌人的火力之中。结果后续力量不足，其它地方没有突破，如果在其它方向上也能突破，结果就不同了。另外周围的敌人也要来，于是，冲进去的约两个营的部队就又撤了出来。这样我们就退回了松花江，第一次打德惠没有成功。

　　尽管第一次没有成功，但是独二师仍然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表扬。因为毕竟我们独二师是一只新成立的部队。所谓新部队，也就是说部队的干部是老的，但战士们基本上是新的，是由当地老百姓中新招集来的。也是从那次战斗开始，独二师开创了善于攻坚的这么个局面，虽然说这次牺牲也比较大，但是师里的战斗情绪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说以后的胜利，每一次攻坚，它都想参加，而且都能做到战无不胜。

　　你比方说，打徳惠没打下，以后攻坚，野战不算，打四平，那就成功了，打天津，又是成功的。都是攻坚战。

　　独二师虽然新，但是战斗力很强。这只部队野战也行。到了1947年的秋天，我们一个师就能消灭掉国民党的一个师。我们是独二师，国民党的是60军的21师，我们当时就追追追，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包围了，那次光抓俘虏就抓了有三千多人。还缴获了五门山炮，可惜的是那些山炮又叫友军们给抢跑了。呵呵，因为我们看炮的人太少了……

那时候只顾着追敌人，一门炮只安排了一名战士，就是骑在炮筒子上面也没有用，结果友军来了，靠人多，把炮给抢了。当然上级也知道，不过战史上是回避这件事的。尽管那些炮是我们独二师缴获人家国民党21师的，具体地说，就是张治银那个团缴获的。

在转入反攻以后，解放军包围了长春，这时候我们已经编成第12纵队了。那时候东北野战军又成立了许多新独立师，前头使用这些部队将长春围起来，让12纵队占领机动位置，一旦敌人突围，我们12纵队就负责消灭他。这已经是48年，我担任独二师炮兵营的营长。

原来的营长调到147师，这个人很本份，就是文化低一点，是位老红军。那时我们的师长还是温玉成，政委是谭友林。

辽沈战役时，我们独二师是12纵的主力（纵队司令是大名鼎鼎的钟伟）。有段时间，部队位于长春与沈阳之间，今天往北去去，明天往南来来，往北去是防止长春的敌人逃跑，往南来是想准备着支援攻沈阳，就这样来回拉了有四次。部队完全依靠徒步，把人都能给累得个臭死，不过炮兵要好一点，炮兵有骡马。

(1948年，父亲所在的东野直属独二师先后实施了三次改编，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导致他在回忆到这段时间时，部队的番号有些出入。)

1948年2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纵队司令员钟伟)成立时，独立第2师改编为第34师，归第12纵队建制。10月，参加解放东北最后一战。11月28日，第12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第34师改编为第145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天津战役。1949年4月，随军南下，先后参加了渡江、衡宝、广西等战役。1950年1月，兼管平乐军分区，执行剿匪任务。----网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

那时有个基本政策，叫不打扰贫下中农，一般不去打扰，吃也就是吃地主的，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猪圈里有猪，那就打着吃吧。所以吃肉吃得很多，也很能吃饭。

辽沈战役，锦洲打下来了，活捉了范汉杰，紧接着全歼廖耀湘兵团。再后来长春的曾泽生起义，郑洞国被迫放下武器。此后我们12纵又参加了打沈阳。

开始先准备攻占白塔堡，位于沈阳城南外围铁路附近的一个车站。可后来还没有怎么打，白塔堡的敌人就投降了。不久，沈阳很快也就解放了，还活捉了守军国民党第53军的周福成。

1948年10月28日，辽西战场炮声刚停，我四野1纵（38军前身）、2纵（39军前身）等部便东奔沈阳。

10月31日，1纵、2纵进至沈阳西郊，与从长春南下的12纵（49军前身）和独立师，对东北最大城市的沈阳形成合围之势。

11月1日拂晓，攻城开始。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敌军防线很快被突破。1纵、2纵在2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指挥下，由城西和西北方向突破，12纵由城南突破。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指挥独立师，由城东和城北突破。除青年军207师和53军部分部队抵抗被歼，其余敌军纷纷出降。207师是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精神长期进行思想武装的部队，对共产党、解放军仇恨入骨，打起仗来特别卖命，但此时已成了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殉葬品。从兵临城下、团团围定，到沈阳全城，遍插红旗，总共才1天多。----网摘<军旗下的辉煌>

打完这仗后，我考虑着要装备一下火炮，因此还去了沈阳兵工厂，转了几天，也没有看到现成的大炮，只是一些半成品，对我们来说，这些没有啥用。

沈阳战役刚结束，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很多，有些是由外面向沈阳跑，也有的是沈阳市里向外跑。有一天，我正在营部，几位战士抓来了些兵，有男的也有女的。我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是电影队放电影的。我又问那电影机在什么地方，其中有个人表示，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们就进城去，把电影机给你拿出来。我想反正他们也跑不了哪里去。于是就让几位战士赶了辆大车，带着他们进城去取电影机。第二天回来了，除了电影机外，还带出来一部短记录片。之前我还没有看过电影啊，感觉很稀奇的东西，于是就让他们给放一放。是第一次看电影，很短，就见上面有许多人，有白人，有黑人。我感觉这可是个新鲜东西，于是就给师里报告，说我弄到了部电影。宣传科长可高兴了，说那快点给送来吧。于是就交给了师里，是我们师里的第一部电影放映机。

还是在东北时，我们有一个二连搞生产，主要是用小火车由森林里向外运木头，赚了钱以后再将其换成黄金。时间一长也就攒下了不少。那位二连长在的时候，害怕他不愿意上缴。后来二连长调走了，师里让我去收上来。于是我找到他们的指导员和副连长，告诉他们师里要他们将黄金上缴，结果那天我带回了一口袋黄金，其中不少是金箍子,估计有个两三斤。

沈阳解放以后，长春在这之前已经解放了，这样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基本上就都消灭光了，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入关，解放平津。48年初时候，传达过东北局的指示，说的是1948年解放军的任务，夺取吉（林）、长（春）、沈（阳），配合华北部队，解放平津（北京、天津），完成革命在北方的首先胜利。所以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大军入关。

因为四野（的部队），战士们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拿我们炮兵营来说，在六七百人里，大体上东北人占四分之三，朝鲜族人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少量的日本人。

当时随着日本军队占领东北，有部分日本人也跟着军队来到东北开荒种地，称为开拓团（移民）。红军把日本关东军消灭以后，这些人也跟着倒霉了，这些个日本人是既无食，又无穿，于是一部分就参加了民主联军。

辽沈战役期间父亲与战友合影

　　再就是我们部队里还有相当多的解放战士，俘虏兵，这些人里面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云南，四川，江西，浙江……

　　凡是关里的人，说起进关都挺高兴，因为可以回家啦。而东北人则有点恋恋不舍，热土难离。朝鲜人的思想情绪，作为朝鲜民族，他们的想法就是当时***还没有解放，我们应该去解放***。（不要说一般战士）甚至于一些连排级干部的抵触也比较大，甚至开小差。记得当时我们有个连队的副指导员，是位朝鲜族人，他没打招呼，就擅自离开了部队，想着去解放***。不久这人又被***方面给送回来了。当然，我们没有让他回部队，让他复员了。

　　大军入关，浩浩荡荡，沿途老百姓到处都是茶水招待，大军又是胜利之师，无论军威军容都是非常雄壮。老百姓送茶送水，战士们互相帮助，可以说是一路行军一路情，一路红旗一路歌。浩浩荡荡象是铁流一样往着关里进发。

　　因为是百万大军，不是个小数目，所以分成了相当多的路线。有从西边越过长城走的，我们这路取的是近路，走的山海关。

　　我说一路红旗一路歌，红旗是每个班，每匹马上都有红旗，这些都是反映了部队荣誉的旗帜。部队在这里打仗，打得好，上级奖给一面旗，在那打仗，又奖励给一面旗。尽管旗帜都不大，但由于插得多了，看上去就是浩浩荡荡。

　　唱着歌走路，因为士气非常旺盛。战士们最爱唱的是这么首歌，直到现在我还能唱起来。

　　“钢铁的队伍，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劳动人民上战场，复仇显本领。人人做模范，个个当英雄，英雄模范成千成万，无限立大功。打进山海关，展开大反攻，打进山海关，展开大反攻。我们越战越强，越战越硬。跟着英明的林司令，哎!勇敢地向前进。”

　　当时最爱唱的就是这首歌，连路边的老百姓们听了也都呱呱地鼓掌。

　　快要进山海关了，离着也就几百米吧，我看见不少的战士或蹲下或弯腰去地上抓一把土放到口袋里。（当时还不太理解）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了解以后才知道，实际上这代表了他们的心情，一种对东北和家乡的依恋。就要到关里了，说是身边带上一把家乡的土，可以服水土，不得病。

　　从沈阳出发，到达天津外围，有将近一千五六百里路，我们走了不到一个月，中途很少休息。半路上，到底我们能不能参加解放天津的战斗，心里也没数。都希望能够参加，但当时的队伍很多，我们究竟能否赶得上还不清楚。

　　我们的师长和政委就给总部发电报，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解放天津的战斗，最后还真的争取上了。我们这个师配属九纵队，由九纵队指挥，在一个主要的突击方向上参加突破。

　　我们的师长温玉成当时也洋乎洋乎的(样子)。一次我正好在他旁边，听他跟九纵队首长通话。人家问，你们有炮吗？有啊，有一个炮兵营呢。炮多吗？相当地多啊。我听到他说出的那个数量比我们实际拥有的数量要更多一些。

解放天津战役各纵队与炮兵部署图

　　在天津，我们稍做准备，就展开了攻打天津的战斗。当时我们到底位于天津外围的哪个角落，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炮兵营那时也没有地图。印象中好象应该是天津的东南角上，尖山那里。

　　外围突破以后就进到了尖山，张治银那个团就是在那时投入的。负责突破的则是另外一个团，打开个口子，钻了进去。进去以后，要把尖山拿下来，就是张治银那个团上的。因为伤亡太大，所以突破后就把第二梯队换上了。他上去了，我这炮兵也就跟着进城了，突破以后我们营开始跟着他们团前进，跟着进城了。为什么中途要换了他的团，主要是因为第一梯队伤亡太大，仅那个团大概就死了有一千多人，占全团的三分之一。所以二梯队团就得上去了。我这炮兵也就进城了，与他们相跟着进城。

　　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李中权 ：刘亚楼在我们打完天津以后，在天津一个什么饭店请我们吃饭，他谈了，中权同志，他说我，我们对南边很担心，我说参谋长 我叫他参谋长 你担心什么？他说，你们在南边，天津十多万人跑，你们能够顶住，不让他跑，你就完成任务了。我说参谋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伤亡这么大。打天津，光一个团就伤亡千把人。他说，我要是早告诉你，你们就没那股子劲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网摘<cctv历史频道—解放天津></cctv历史频道—解放天津>

枪炮还没停，老百姓们就出来看热闹了，很多人还鼓掌。也有少部分人出来，说他是共产党，知道哪里哪里有什么什么……因为这之前我们营也没有接到过此类任务，所以我就说好吧，派了几个战士将他们送到政治部。

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是在哪个大院里还有一个连的国民党，他们已经把背包都弄好了，你们快点去吧。于是我们进去一看，还确实是真的。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兵，背包和枪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司务长还递上了份详细的清单。谁是官，多少兵，长枪短枪多少等等……

实际上我们突进天津后，街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抵抗了，但是部队还是要到达制定位置，我们跟着张治银的团走，一直打到了耀华中学，在这里与38军会师。以后我又到了八国桥，现在叫解放桥。

这么着，天津战役结束了。缴获了不少的武器，也俘虏了不少的人。（刚解放时）天津的警备司令部就是由49军担任。

这一仗消灭了十几万敌人，打了29个小时。

你看三大战役（电影）中，关于平津战役上面有一个镜头。有林彪，有刘亚楼，聂荣臻，他们在指挥所里，因为刘亚楼是攻城总司令，统一指挥攻打天津。聂荣臻问刘亚楼，你看天津有多长时间能够打下来啊？刘亚楼回答说：30小时。聂荣臻（在电影中）说：军中无戏言啊，把军令状写好。林彪接着说：那就向中央报告啦，30小时。刘亚楼想了想，然后摸了摸后脑勺说：给三天时间吧。

实际上刘亚楼说得不错，30小时都不到，29小时解决战斗。

我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四野能够做到这点，因为四野有炮兵。其它野战军，29小时攻下这座城，不大容易。当然这话也只能闭了门说。

凭借着所谓“天津大碉堡化”工事，陈长捷骄傲地把天津城的防御称为“固若金汤”。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则狂妄地认为，解放军恐怕半年也打不下来天津。

而身为天津战役前线司令员的刘亚楼则是豪气冲天：“３０个小时内保证拿下天津城！”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１０时，东北野战军集中５个纵队，在炮兵、工兵、装甲兵的支援配合下，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

１５日拂晓，解放军攻占了敌军事要点海光寺，紧接着又攻克天津警备司令部。至１５日１５时，天津战役结束，陈长捷被活捉。这一刻，距战役总攻开始仅２９个小时。----网摘<精彩瞬间—解放天津>

解放天津后，父亲与勋令伯的合影

解放天津后，父亲与其哥嫂的合影

（前右勋令伯，前左用之伯母，后右法令伯）

　　天津解放以后，勋令当上了制药厂厂长。

解放天津以后，我给我母亲写了封信。但因为也不知道我母亲叫什么名字，所以信是写给五叔就是段从周。五叔一看，哎呀，道令来信了，“道令来信啦！”他就嚷开了，这么一嚷嚷，全村都知道了。于是，我母亲就着急的和欣芳搭了人家一个便车来到天津了。

找是找到我了，在天津住了几天。我母亲手里还有几个钱，问我你要不要啊，只见她解开了一个包，左一层，右一层的裹着的包，可能是她纺线赚的钱，嘿呦，我跟母亲说我们用不着钱。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缴获品很多，美国的军毯，鸭绒被子，那是成山。那时候也就没有那个心眼，说你们带几条被子回去。就是带拉索的那种鸭绒被子很多。当然了，如果那时候都有这种心眼，都把东西往家里拿，解放全中国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当时勋令就想着把欣芳给留在天津。因为他知道她是党员，他就对欣芳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就在这里干吧，这里干还可以当骨干。可一方面欣芳那时得照顾母亲，第二个是可能这时候她也怀孕了，可能也不太怎么方便，于是也就没有留下。现在看，那也是个机会啊。住了几天，当时还有布里庄的陶哥也跟着去了，临走时我给了陶哥(这位陪着奶奶一起由高阳去天津的“陶哥”，是奶奶的娘家魏家庄人，韩冰回忆，她1962年还去魏家庄见过陶舅。另据韩冰推测，“陶哥”的父亲应是奶奶的亲哥)一件美国夹克，回去以后估计是穿着不方便，他把它给做了鞋面了。

在天津期间，我们一方面是站岗，维持地方、工厂的秩序，另外就是看演戏，看<闯王进京>。就是不要骄傲，接受闯王的教训。闯王进京以后军队腐化，堕落，吴三桂领着清兵就过来了。就是演这个东西。另外毛主席写了一首诗：大军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天津休整了段时间，那时我们部队还有个老兽医，他在旧军队当过兵，按他跟我讲的那就热闹了，他说唐僧取经，取回来三部经。哪三部？一部<人经>，一部<马经>，一部<金钢经>。<人经>是给人治病的，<马经>是给牲口治病的，<金钢经>则是给老河尚们念的那个经。结果过通天河的时候，老王八将船给弄沉了，<人经>掉水了， <马经>呢，紧抓慢抓抓回了一半，， <金钢经>完全抢回来了。结果现在给人治病挺困难，给马治病能治一半。

这个人治马很有办法。一天正在营部开会，他来了，他那个报告词一套套的也很有意思，我现在还能记得住。

“报告你老，二连的马匹诊断完了，有两个害眼睛的还没好，我想给它治吧又没有药，你说应该怎么搞？”

那就去买药呗，于是就给他点钱去买药。一次我跟他说，我不是让你保存着相当多的人参吗，咱现在人又用不着，你就给马吃了吧，他开始害怕浪费，可最后还是照办了。

在天津待了有两三个月，就接到命令——南下。

　　我们南下走的路线是从天津杨柳青出发，经过河北、山东，在山东的鲁西南过的河，这地方（那时候）叫“寿张”县（位于山东“阳谷”与“梁山”之间），进入河南，然后进入湖北，打了荆沙战役，就是荆州和沙市，解放了沙市。在荆州我还打了几炮，以后敌人就投降了。荆州和沙市是我们解放的。在沙市过的江，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条江，都过了，那时也没有桥，都是依靠摆渡。一路到了澧县、临澧、常德，（还有湖北）孝感和天门，一路解放了好多的县城。
　　以前讲过，打下了澧县后我们进了城，看见一个商铺，还直冒着烟。进去后发现有许多许多东西，都用稻草糠皮包着的，泥巴一磕，才发现是鸡蛋。思寻着怎么这鸡蛋里面是黑色的呢，可能是烧着的吧，也就不敢吃。所以说，那时候知识还比较缺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打下荆州以后，我们参谋长(原独二师一团长赵峰)送给我一把二十响的驳壳枪，油黑油黑的，有着个弹匣，可以带20发子弹，又送给我把卡宾枪。结果他们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现在军委炮兵部当部长的那个杜长青，他派了个通讯员，走了百八十里地，就跟我要这个枪。要这枪可以，你总得给我一把枪，总要抵个数啊，结果他用了把小手枪跟我换了。
　　这以后部队的病号就很多，按当地老百姓讲法是“六腊不行军”，也就是说六月份和腊月都不宜行军。这天气正热的时候你们这么走还得了啊。一边走是一边掉队，比如说重机关枪，有的掉队的是扛枪筒的，有的掉队的是扛枪架的，到最后真的打仗时凑也凑不起来。结果我们在青树坪还挫折了一下子。
　　在湖南的青树坪，和白崇禧的部队打仗。倒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师，是另外一个友邻部队没有将敌人堵住，他们从我们的后面绕过来了，结果我们的炮还丢了一个。他们说丢了一门山炮，这不对，就丢了一个大架，安装炮身管的那个东西，还丢了个摇架，丢了这两样，其它的我们都给带走了。因为在湖南那个地方，离开公路了，炮都被分解开，用骡子用马驮着，有很多的战士们的绑腿上都被大眼冲锋枪打得一个洞一个洞的。
　　衡宝战役以后，我们解放了桂林，到了八步，这已经是49年底了，八步那里是个煤矿，还出产锡，锡矿。我们那个营正好住在矿务局那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待了有半年多，就组织大家学习文化。
(这里所说的“八步”系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贺县，又名“八步镇”，位于桂林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盛产锡。)
　　衡宝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145师奉命在“五峰铺”休整，部队进行了山地作战训练，并作进入广西的准备工作，让广大指战员了解广西的风俗民情。

1949年11月21日，49军从五峰铺出发，沿湘桂公路向广西进军，当部队进入到广西边境时，敌人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我军。因我军已作好足够的准备，并没感到十分困难。进到全州县以后，就有我地下党游击队员和部分群众协助我军过路，因此，一路上部队前进很顺利。12月初部队到了桂林。此时，桂林之敌分别向桂西南逃跑，我先头主力部队已分头展开了大力的追击。145师在桂林待命。
为了彻底肃清蒋白匪军残部，145师于1949年12月4日奉命向平乐地区进军，于12月6日解放平乐县城，立即向平乐地区管辖的各县进军，布置剿匪任务。
1950年1月上旬，145师师部进入原贺县八步后，首先建立平乐军分区、各团分驻各县。计辖11个县份，正式开始执行地方化战斗队兼工作队的剿匪任务。网摘----<145师平乐地区剿匪记>
因为我们营在解放战争中表现不错，让我当上了军的党代表，参加了军的党代会，还在会上介绍了组织学文化的经验。那时候钟伟还是军长，师长温玉成已经调走了，换了个其他人当师长。
以后看我是个炮兵营，再往上头也没有了，没有炮兵团啊，就是说官不能再升了，他们也不太好意思，于是就给了我个副团级营长，就能吃上小灶了。
以后又有命令，调我回军委炮兵，那时候还不叫军委炮兵，是中南军区炮兵。实际上那时候的中南军区炮兵已经到了东北了，虽然朝鲜战争还没有开始，但金日成却想着冒险了。（部队里的）朝鲜人已经开始大量的回去了。日本人比朝鲜人走得晚，因为日本人没有地方要他。而***需要打仗，需要一部分人。
我是1950年的6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调回东北的。那以后就离开了145师。
我一要走，战士们可难受了，特别是从东北带来的战士。“哎呀，从黑龙江你给我带到了这地方，你一说走，一拍屁股就走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在这里继续革命啊。我也不愿意走啊，上级命令咱总得服从吧。战士们也很听话。
我走时就带了一名战士，这名战士还到过“布里”村，在老家住了几天，然后从那里去了东北。一到东北，抗美援朝战争就开始了。

父亲五十年代初的标准照

入朝前炮二师30团通过铁路将美制

M1918式155毫米榴弹炮运往中朝边境　　

（图片选自公众号“秋天红了”）

国家文保单位——鸭绿江长甸河口公路桥断桥

　　（以上2张图片系2019年9月11日，焕军杨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代赴朝鲜参观团”，前往朝鲜旅游前，在丹东鸭绿江长甸河口“断桥遗址”所拍，桥对面即为朝鲜。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毛岸英由此公路桥过江，1951年3月大桥遭美空军轮番轰炸，中间桥面约200米沉入江底，遂成断桥。断桥于2013年3月被国务院列入国家文保单位，全称为“抗美援朝下河口公路断桥遗址”。炮二师30团当年跨过鸭绿江的那座浮桥又称“上河口舟木浮桥”，位于断桥遗址上游约1.8公里处，现已不见任何遗迹。）

　　志愿军参战的第一批，1950年10月25日，我们也就是10月25日过江的。

　　望远镜是打天津的时候缴获的，现在也就剩下这个战利品了，其它的像是枪啊一类的早就让上缴了。原先还有个指北针，指北针是在沈阳缴获的，也不知丢到哪去了，现在也就剩下个望远镜了。

　　我还有个怀表，让你妈妈给卖了，那怀表如果不卖，那现在可值钱了，她卖了十块钱。金壳，22k金的，这么大个。她那时候也不知道黄金值钱，碰到个打鼓（收破烂）的，就卖了。在南京卖的，我在军事学院学习，她跟我说这事，说把它给卖了，问卖了多少钱，十来块，哎呀，我说金子的，光那个壳就值多少钱啊。

　　我们那个军早撤消了，那个师还在，现在归属41军。那个师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比较起来它是个新部队啊。在东北，一部分新四军的干部，一部分延安去的干部，就那么个架子，然后招兵买马（扩编部队）。但这个部队能够打仗。

　　步兵第145师——1948年11月由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4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145师，该师前身是1945年9月在阿城成立哈东保安司令部，后为哈东军分区，部队骨干是温玉成带来的新四军200余名干部。1946年12月以哈东分区1、3团和哈北军分区4团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2师，1948年3月编进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为第34师，该师“有朝气，战斗力进步很快，战斗作风顽强”。 先后参加了1947年东北夏、秋、冬季攻势，围困长春，辽沈战役中在沈阳地区执行外围作战任务，配合友邻部队攻克沈阳。平津战役中第145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克天津，后参加宜沙战役、衡宝战役、进军广西等。145师解放战争中毙敌9079人，俘虏 558人。1952年4月49军145师和原21兵团部分直属队及215师，219师合编，为21兵团第219师，145师师部改为219师师部。1952年11月改番号为第55军219师。1970年1月又改番号为陆军第55军164师。1979年2月164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毙敌2195人，俘虏10人，战后中央军委授予490团5连羊才良“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85年10月，55军撤消番号，164师改编为陆军第41集团军步兵第164师，执行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1998年调归海军南海舰队，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第164旅。----网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5师>

我回到东北炮兵以后，就去炮二师报道。我去报道的时候，正好师长政委在一块开会。宋承志，后来的炮兵司令，对我说：“哎呀，你来了，就等着你了。”嘿呦，我这么重要啊，就等着我呢。

我是副团级营长，他也不太好安排，“哎，你经验多，从步兵来，锻炼得不错，你就还到二营吧，当营长。”

我说行啊，就继续当营长。我当营长也是团的待遇。比方说吃饭，我就可以单独起伙。郑林当时是团的副参谋长，按那时的规定，也可以算是团的干部。我们两个都享受这种待遇。

首先，出去以后没有经验。团长是白世珍，（前些年）到我们家来过，没有经验。我们是汽车兵，汽车拉炮，营以上干部都有小汽车，他们不让开灯。不让开灯又怕落山，当然那就开得很慢啊。结果跑到一个大山上时，叫温井岭，叫温井是因为这里有温泉。山很高很高，而且（山路的）曲半径都很小，弯道很多。（这次行军）我们是最后的一批，被安排在最后，一营、三营在前头。不开灯山路就上不去啊，车前头的人穿上个棉袄，把里翻过来，白面朝外（引路），比人走得还慢。敌人天上的飞机嗡嗡的，不停地在那转，那就更不敢开灯了。山上的山火挺多，都是树让敌人飞机给打着的，因为那是冬天。

走不动，怎么也走不动。

有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虽然说那时的战斗力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对这个行军还是有点经验，特别是单车，他开的是嘎斯车，那个车灯是特别亮。他一开灯我们害怕他暴露目标，我们就照着人家咣咣咣地开枪，这一打枪，人民军就以为是有飞机，连忙闭灯，闭灯听了一会儿没见有飞机，他就又开着灯跑，我们战士再开枪，就这样，人民军的单车也堵在那了，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谁也不能动了……

一看天快亮了，团里的干部们就着了急了，那既然上不去，那就向下走吧。

往下走你也得有个走法啊。要按我说，你应该变后队为前队，倒退，掉过头来走，也就是说叫我们改成前锋先往后退。他不，他还要前队拐弯回来，这样走。

原来就堵，那一会车就更不行了，结果他们(人)就都跑(疏散)到山上去了。我一看，天快要亮了，飞机也嗡嗡地直叫，我也不等他的命令了，我说咱先下，赶快疏散隐蔽。

结果一营、三营都叫人家给打在那里了，我那个二营却是一点损失也没有。一辆车也没被打着，因为我隐蔽得最早。

反正是受损失挺大，志愿军说你们回去吧，就回国了，我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以后一调查了解，你们（指二营）也没有受损失啊，没有受损失那还应该走嘛。于是我们营就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单独行动了，团里没人，就是我一个营长带着个机要员，电台。就是这样回到朝鲜。

最后，那一阵还是在黄龙洞，上甘岭后面的那座山。在那里住下来了。

那时候正在打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打得不怎么好，敌人没有被怎么消灭，敌人搞磁性战术，你进他就退，你退他就进，你停他也停，所以叫磁性战术，他就这么沾着你。所以这么一来，第三次战役时缴获的一些武器就没有来得及运下来，这批武器中有12门炮，本来是叫另外一个部队去运下来的，但是这个团迟迟不动，志愿军炮兵司令部也没办法。他一看我这个营在那里闲着呢，就来了个电报。就是说在什么什么地方，有过去美国人遗弃的十多门炮，你们务必要弄回来。

我执行命令是从来不考虑困难，也从来不打折扣。那好吧，去吧。当时到处都在打炮，炮声一响，要争取时间，也就来不及先派个人说是去看看它在哪，然后回来以后再调兵去。所以当时就想，既然说有嘛，那就带上炮车，把炮放在原地疏散开，开上牵引车就出发了。

走了两天，已经走到了三八线以南，到了大概位置以后，炮在哪还不知道。天一亮，我就派参谋出去找，看看在什么地方。后来报告，说是就在公路上，就是叫稻草盖着呢。敌人的飞机就在头上，看见可疑的就下来叭叭叭地扫射，想把这些个东西都破坏掉，不让我们运走。我说你再去仔细地看看，这些炮有几门可用的，有几门是虽然不能用，但是修理后能用的，有的虽然修理也不能用的，你把它弄清楚。回来报告说，一共有12门炮，可能是两个炮兵连，美国人六门炮一个炮兵连。其中有两门修理后也不能用，那修理后也不能用就不拿了，不要它了，留下两台车作为预备，这样万一路上有车子坏了，这样有车还可以替换一下。就这样，把10门炮给弄回来了。

到了一个小村，碰到了匡裕民，后来是解放军炮兵的副司令，他的参谋就向他报告。他的参谋是吕正则。吕正则说“段道令在这儿。”“在这儿干什么？”“哎，你不是要人家去弄炮吗。”“啊，找他来，找他来。”

他的一个腿是瘸的，人家都叫他匡瘸子，从公路边的一个小猫猫洞，他就趴在那里，浑身上还沾了不少的稻草。“哎呀，段道令啊，你看我会爬。”我说你还会走呢。我说炮弄回来了，交给谁啊？他就说先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就这么着，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匡裕民（1907-1977），江西省万安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本地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自卫队队长，军委警卫团班长，红一方面军总部炮兵连连长，红三军团特科队队长、炮兵营营长，红一军团炮兵连副连长、山炮连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代参谋长、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炮兵团副团长，延安炮兵学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学校副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炮兵司令员，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网摘----人物

　　(由此看来，父亲与匡裕民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认识。）

　　按照一般来说，这就可以立个特等功了，咱们向来也不会吹牛，什么功也没有，不过他们记住这个帐了。

　　有些个英雄啊，咱现在也不好讲，水份很大，就是瞎吹，越吹越神，越神越吹。其实真正死了的那些才是英雄，活着的能有多少英雄啊。

　　(拖炮这件事，似乎应算是父亲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第一个亮点。在开局不顺、回国休整，之后又单独率部返回战场后，作为一名基层炮兵指挥员，能克服各种困难，临机处置，坚决果断，圆满完成志愿军炮兵直接下达的战场任务，实属不易。记得之前他跟我说过，四次战役打得比较仓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朝方面被动实施的。加上美军的推进速度又很快，使战场环境变得非常复杂，在当时要办成这个事儿确实相当危险。听父亲说，拖回这10门大炮后，在他的要求下，上级给参与此次行动的一位连长记了个二等功。另据相关史料记载：1950年11月7日，因缺乏防空作战经验，炮30团在朔州东南温井里遭敌机持续轰炸扫射，致装备大部损毁，人员伤亡严重。11月17日，师直以及炮30团（高炮连除外）由师政委丁本淳率领撤回国内休整，不久建制完整的炮30团第2营重返朝鲜前线。1951年3月27日，新任炮二师师长朱光、政委丁本淳率师直、师高炮营、炮30团第1营再次入朝作战。此时全团已换装美制M1A1式155毫米榴弹炮。父亲则在五次战役结束，炮一师归国休整换装后，率此前暂时配属该师行动的炮30团2营归建。）

　　这是第一个动作，就是弄了这些炮。才刚我忘了，我（这时候）带的这个营，是这么几个连。4连，5连是我们营的，9连是三营的，另外还带了个高炮连，带了四个连。

　　接着就是打了第五次战役，前四次战役我们没参加，三次战役也没参加。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不是叫敌人给空袭了嘛，第三次也没赶上。第四次战役没（直接）参加——我们去弄炮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参加了。

　　以后就是转入毛主席说的，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就是和敌人对峙起来。筑垒，筑垒战术，参加了秋季战役、上甘岭战役，期间打小仗也打得不少。

　　你像我们配合人家23军，袁俊，他是步兵团长我是炮兵团长，打那个石砚洞北山，以后袁俊到沈阳军区当了大区的副司令。

　　(“第四次石岘洞北山战斗”，应该是炮30团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最后一役。记得父亲以前跟我说过，就是在石砚洞北山，作为炮兵第30团团长的他接到了停战协议将于7月27日晚10时正式生效的命令。于是，当天晚上他们遵上级命令，将阵地上原本储存的所有炮弹都打了出去。一时间炮声阵阵，火光冲天，以至于让父亲也禁不住地心里头嘀咕，这仗就真的能够停下来吗？眼看到了规定的时间，突然，阵地四周变得一片寂静，果真结束了……）

　　袁俊（1924～ 2004），江苏启东人，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新四军。曾任苏中军区连指导员，华中战军营员，华东野战军营长、团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团参谋长。参加了苏中、鲁南、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建国后，任副团长、团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团长、副师长兼师参谋长。回国后，任师长、军长。1979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陆军指挥学院院长、国防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04年4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沈阳逝世，享年80岁。网摘----人物

　　上甘岭，打的时间比较长，炮兵的作用也非常大。我到云南去，找到他那个师长，当时那个(15军)45师师长叫崔建功，崔建功据说现在在武汉军区休息了。他还请我吃饭，他当时就讲，“上甘岭的炮兵，你是最好的。”82年我和小妹去，他请我俩在他家里吃了顿饭。

炮30团进入上甘岭德山岘阵地时的情景

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父亲所部火炮向敌开火

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炮兵第二群战斗部属要图

　　（以上三张图片，均由炮二师最后一任师长韩玉方叔叔翻拍于原炮二师军史馆。）

北京军博馆炮30团参加上甘岭战役的“英雄炮”

《威震上甘岭的战役炮兵第二群》原稿复印件

为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2020年第9期发表了杨双成叔叔的文章

　　（当年与父亲一起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原30团通讯参谋杨双成叔叔，在其2002年撰写的炮二师战史资料《威震上甘岭的战役炮兵第二群》中，就有关炮二群部队隶属与阵地配置所做的说明。）

　　（从1952年10月14日开始至11月25日结束，整个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时任炮二师30团副团长的父亲，曾于战役发起之前奉命亲率炮28团第1、2连，炮30团第4、5连进驻金化郡上甘岭地区，原计划配合志愿军第15军45师，自10月18日开始对东北方向的注字洞南山实施局部反击战斗。后来，由于美军抢先一步于10月14日发起针对上甘岭的“摊牌”行动，战斗提前爆发且作战规模也逐渐由战斗发展成战役级别。在历经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反复争夺、支援坑道战斗这两个阶段之后，作为火力重新调整配备后的战役炮兵第二群长，父亲紧接着又率领炮二师第28、29、30团和第60军炮兵团等共计五个营投入了恢复巩固阵地的战役第三阶段——决定性大反击，直至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所有任务。

时至今天，我依然经常会想，从父亲的整篇回忆录看，有关这场战役的内容着墨不多，份量很轻，甚至可以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来形容。也许，这与他彼时彼刻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有关；也许，刘美姨与韩冰姐的先后到来，使得对后事的安排交代在即将动手术的父亲的眼里变得更为重要；也许，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如今已很难再去揣摩。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不仅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奠定了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格局，同时也给戎马一生的父亲的军旅生涯，落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父母在上甘岭战役前后的合影

父母抗美援朝回国后的合影

　　跟你妈妈认识是1951年。五次战役以后，她从后面到朝鲜来。哎，我看这个小姑娘，唱歌唱得挺好啊。“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对她印象不错，还留着两条长辫子那时候。

　　从相识，到相爱，到结婚。52年结婚，到现在有四十多年了。这个人，她的长处呢，就是热情、直爽，也会关心人。这四十多年啊，我们也经常吵，吵了以后，好象谁也不大计较这事，要按说我比她大，应该让着她，是吧。实际上她让着我的多，我让她比较少。

　　我看她这几十年也不容易。你看，她有几个机会错过了。为什么呢，她是为了小孩。第一就是转业，转业应该是能够分配工作的，因为那个时候小焕军太小，她舍不得这个小孩。“算了，我就复员吧”，那时候我也同意她复员。因为实行半薪金制，钱也够了。这是第一次机会，她失掉了，就是没有转业，她来了个复员。

　　第二次就是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工作的时候，组织上已经推选她到人民大学档案系，就是不要考，保送。当时有两个小孩，另外我又调动工作，到无锡，哎，算了吧，不上了，这个机会又错掉了。

　　一直到她，反正我到舟山，（母亲去舟山地区工业局之前的工资）一直是三十八块六角。

　　第三次就是到无锡。她在科学院时期就是国家干部，到了无锡，她也可能到无锡市工作，到无锡市政府，而且人家也联系了。因为要照顾小孩，她就没办法，就到服务社去当了出纳。

　　她之能够有象模象样的工作，那还是到了舟山之后。就说不要再在那个服务社了，我在舟山工作，也有影响，人缘又不错。后来调到工业局。从到了工业局以后，每次调整工资都给她加。从那到现在，算是主任科员，退休工资也有五百多块了。

　　这个人不容易。有些事现在想起来我也有点后悔。可以对她更好点，更关心的。

　　这回我就跟她讲，我说我这个病有危险，你要弄不好我说就连手术台也下不了。她说那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就讲了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得留个小孩。身边没小孩，平常的时候，壮壮实实的，很清静，很舒服，你真要有个灾啊病的，连个通风报信的都没有，所以身边得留个小孩。行军也和我讲了，他说这个意见他和哥哥也谈了，就让哥哥搬回家算了。我也和干休所讲了，我说现在阳阳要上学，另外将来这房子也要进一步改革啊，可能到时候就得把房子买下来。过来的时候不要三个人都过来，先过来一个，叫杨滨过来。因为（现在）住的是焕军的房子，要是焕军都走了，人家要收房子。

　　这样思想就统一了。这么一弄呢，那个焕军就可以住一辈子在这。你不搬他也没有办法。现在就是有那么个说法。

　　(95年，那时候军队还没有实施房改，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迁入户口，国家随时可以收回这套房子。）

　　你住楼上，我们老两口住楼下。将来嘛你爱住楼上住楼上，爱住楼下住楼下，随你的便。

　　还有多的呢，给小妹搞搞咨询，给行军搞搞开发，两间房子就够了，有一间房子还可以公用。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做的，又不是我们一家。

　　第二个问题是我这次病不是一般的病。就是得趁着我明白的时候要把这个事说清楚。

　　我说个什么事呢，就是后事怎么处理。

　　我说后事呢你就不要搞什么追悼会啊，遗体告别啊，什么生平事迹啊，这个东西都是形式的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要搞这个。

　　骨灰，骨灰有什么意思呢？墓碑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我看不如交给医院做教学用。还可以最后的奉献。他们（干休所）说，你这么一讲，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啊，我不知他们落实了没有。趁着我明白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情况，看来还得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个事好象恐怕还得公证一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动了手术以后，我还得找点偏方。因为有不少的人是通过人家中医治好了的。比如说我想到北京去一趟，离休以后有个探家，可以探一次家，我还没有探啊。

　　还有个事得跟你们说一说，你妈妈这一辈子不容易，她才五百块钱退休费，如果单独过啊，恐怕少了一点。要有个特殊情况就更不得了。今天上午我还问她，她大概说有三万多块钱，我说三万多块钱你留住，包含我需要治病的钱你都不要管，留住养老防灾。我的钱够了，我一个钱不要都可以，因为每个月都能有一千来块钱，她不行。

　　她说你尽讲这个事，我说讲讲好。我说在南京看病不要紧，什么都不要花，还有补助。你要到北京，或其它地方，那人家都得要钱。部队医院去了有什么意思呢，南京也是部队医院。要看就去地方的医院，需要的钱，我说叫小孩们垫出来。

　　今上午你姐姐说，“那还有我呢”，你姐姐也算一个。你小姨说“那还有我呢”，你小姨也不容易，那到了必要的时候，也算是个条件吧。

　　今天医生告诉我了，从痰里发现了癌细胞，这么着我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因为原先要判断这个问题，虽然发现了，但是这个癌细胞没找到，是肺里的呢还是其它地方长来的呢。就是说原始病灶在哪呢。

　　比方说，如果原始病灶在肝里，那从痰中吐出的就应该是肝细胞，不应该是肺细胞。如果是从肠子里转移过来的那就应该是肠细胞。现在原始病灶是肺，那么手术也好，手术的预后也好，这就简单多了。所以说治愈的可能性就很大很大。假如说是其他地方，那预后就不是十分好。

　　现在就是说是肺癌，原始病灶是什么，问他说是肺癌，发现的是什么细胞，说是肺里的，肺癌，这就是说肝里面没有问题，至于其它地方，起码还没有发现。

　　所以让你们也放心，我相信6日的手术不会太困难。当然恢复要有个时间。

　　原先我还有点犯嘀咕，因为他说发现了肝里面有个囊肿嘛。前天去胸科，胸科主任讲不会不会，这中间还有道“墙”呢，隔着个横隔膜嘛，还隔着道“墙”呢。今天又证实了这么个事。

　　我先也觉得，既然你要手术那就动手术吧，你就老叫着留这口痰。他其实就是要核实一下，到底是哪地方来的癌细胞。

　　姐姐来了，小姨来了，我们也很高兴。韩冰有好多年没见着了，小虎子去外国深造也很有前途。陈国逢工作老老实实地，也不会搞阴谋诡计，那就是好啊，就不会犯错误嘛。

　　王宝森，北京市长是叫王宝森吧，那个混蛋，他当了市长又能怎么地，还不是照样下台啊。不光是下台，自己也活不成了。所以说，为人啊，要正，不正就没有好下场。

　　对医生，要手术嘛，没有什么要求。张治银参谋长他跟我讲，他说你对医生的要求，那就是得弄干净一些。就是不要落下什么。

　　实际上医院是很负责任的，一是很仔细，一是很慎重，不是很慌忙。他是要万事具备，然后再动，这也符合我们打仗时的“四快一慢”。

　　小姨嘛已经退休了，姐姐则是请假来的，人到中年，正是干的时候，不能耽误时间太长。

（面对韩冰）你就按照你的情况，请了几天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得按期归队。你调到那个单位时间还不长，要给人家留下好印象。预先得把飞机票买好。你妈妈呢，才刚我已经讲了，我还有个不放心的是她。你妈妈她参加革命很早，42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搞地下斗争，跟日本人斗争。到了现在，TMD好象什么也没有，和老百姓一样。

        （面对焕军行军）其实姑姑工作的条件有很多很多，可是有你们奶奶，（面对韩冰）有姥姥，离不开。所以这个我们也得感谢她。另外你们小的时候姑姑都带过你们，陪过焕军住院，还带过行军一年。记住，要接济着点。

　　小姨从小和你们妈妈一块长大，和姐姐同命相怜，都是没有娘的。姨夫也死了，要关照，有条件也要关照。现在当然小姨不要你们经济上的支持，你就是精神上的一些个关怀，顺道去北京也要常去看看。

　　(面对韩冰）还有个事，就是你姥姥的骨灰，大部分我已经处理了，埋在院子里了。还剩下一点。为什么剩下一点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等你来啊，跟他们一块撒在什么地方，我的意见呢就是撒在那个山上，就是这个九华山，我（上去）看过。还有个意思呢，就是埋在院子里的那些就不动腾了，而（撒在）那个地方，公园里，谁敢动啊，能跟山河同在。你想悼念什么的，到公园去看看，递个小花什么的。

　　我不赞成现在有修墓，有修铜像，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兵马俑一样叫人给考古去了。有什么用啊，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放在纪念堂，保险吗，不保险。

　　院子里的那部分放在一个坛子里，坛子有个盖。坛子外面有一个水泥管里，水泥管上面又盖了块预制板，很不错的。那是我和你舅妈一起干的。

　　或者说，你们感觉不合适，到其它地方，比方说紫金山啊，也可以，但是不要太远。太远了，平常啊，节假日啊，去也不方便。

　　其实（手术）头三天你们连看我也不要看，没有意思啊。人家（特护室）也不让进门。

　　该跟你们交代的都交代了，抗美援朝的事也都说了。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打了一辈子的仗，一直到抗美援朝回来以后，到福建还打了几仗，那就是隔海炮战了——金门、马祖。

(完）

父亲与陈景澍在沈阳写抗美援朝总结时合影

1961年父母在无锡合影

1961年父亲与家人合影

七十年代末父亲与奶奶姑姑姑父的合影

1967年父亲调舟嵊要塞前与家人在无锡合影

1970年父亲与家人在无锡合影

1972年父亲与家人在梅园合影

1972年父亲与我在无锡鼋头渚合影

1974年父亲在上海与家人合影

1975年父亲与我在蚌埠合影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与家人的合影

1978年焕军考上大学后，父亲给我写的信

父亲与刘美姨的合影

七十年代末父亲与宋艳玲父亲的合影

七十年代末父亲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70年代末父亲与法令伯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合影

八十年代初的父亲

八十年代初父亲游览紫金山天文台

1982年8月，父亲与竹青伯在成都的合影

离休之前父亲的戎装照

父亲在院子里打水浇花

父母亲离退休后的合影

父母离退休后与第三代合影

江潮悼念父亲逝世的七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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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路——延安炮校同学，曾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王兆麒——延安炮校同学，曾任志愿军炮二师29团团长，七机部二院副院长；杜长青——延安炮校同学，曾任军委炮兵部部长；陈景澍——延安炮校同学，曾任38军113师山炮营营长，军委炮兵军务处处长；赵井一——延安炮校同学，曾任志愿军炮二师30团团长，军委炮兵装备处处长。还有白世珍、吕正则、王锋戈等伯伯们，全国解放后仍一直留在军队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都曾经先后来到南京的家中做过客。郑林——延安炮校同学，曾任志愿军炮二师30团副参谋长，南京炮兵汤山靶场场长，1960年代转业，任电子工业部第25研究所副所长；赵峰——曾任145师参谋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张治银——曾任陆军第一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是父亲在南京的，曾经在145师并肩战斗过的为数不多的战友，父亲肺癌手术及后续治疗期间，他也正巧住在同一病区；江潮——曾任志愿军第38军113师师长，南京军事学院炮兵教授会主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校长，父亲肺癌手术及后续治疗期间，曾与他住在同一病区；温玉成——曾任第145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离休后住南京军区苜蓿园干休所期间，父亲曾多次前往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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