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伟插青回忆录

GK

           岗伟插青回忆录（之一）
      共同的名字：插青
    50年前的1969年，历时三年的文攻武卫刚刚结束。国民经济面临崩塌，全国三届高初中毕业生何去何从？依然具有无比权威的领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千千万万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青年学生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奔向广阔天地。
        1969年1月25日，柳州二中一批青年学生乘上敞篷大卡车，烟尘滚滚奔向了桂北山区，来到融安县大坡公社插队落户，从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插青。其中17名插青留在大坡公社的门户一一岗伟大队，其他插青继续往更山的山里前行。
        沿着竹林婆娑河水清澈的南溪江顺流而下，郭克，黄翠兰，刘玉琪，黄向农，黄安仁分在岗伟村的一二小队;陈力，李德俊，邓小明，罗艳丽分在泗香村两个小队;郭冰，唐孟华，邓小媛分在木万小队;吳建福，郑远翔分在坡社小队;然后南溪江往右拐弯流向大巷公社。经过拉搞桥，沿着左拐的小路往里走，黎国模，于祖芳，韦木秀分在平土小队。
       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大队，分在岗伟大队的插青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这里是公社的门户，交通比较方便外，大队部所在的拉搞（一个奇怪的地名），还设有供销社，粮站，食品站，卫生站，学校，理发店及邮政代理点，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给附近几个生产队的村民，当然也给岗伟大队的插青带来很大的方便，更幸运的是岗伟大队的乡亲用最淳朴的感情接纳了这些插青。
　　透过茂密的竹林望去，就是与拉搞隔河相望的坡社小队。这是一个由12个肖姓家庭组成的小村庄，全村64人，共着一个祖宗。郑远翔分在二叔家，阿福则分在队长五叔家。
      从拉搞到坡社要过河，河水转窄的地方搭了一座用三根木头捆绑起来的简易小桥。19班同学郑远翔第一次踏着结有霜的小桥过河，脚下一滑掉进河里，感觉就象掉进冰里，从头到脚都冰凉了。然而更凉的是心，难道这就是从此落户的家吗？幸亏上岸进村后，村民热情地接待，让他们渐渐融入了这个64人的大家庭。（待续）
      

大坡插青：为曾经共同的插队生活，干杯！

（岗伟插青回忆彔二） 
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在岗伟这帮插青中，很多都是兄弟，兄妹，姐弟几人同时下乡插队的。50年代出生的人，家里都是兄弟姐妹一大堆。六届学生，哪个家庭都逃脱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
         岗伟的插青很多都有兄弟姐妹一同下乡的，但都不同在一个生产队。有的甚至相隔几十里路，分到了其他大队。还有更远的在其他公社。
       岗伟大队部就在岗伟小学旁边，地名叫拉稿，河水在这里围着拉稿弯成一个弧形，
插青去县城赶街或者回柳州必须在这里涉水过河，下雨涨水就得找渡船了。一直到１９７５年插青差不多走光了这里才修起了桥。                
    拉稿这里有粮站、商店、理发店、邮电所等，买日用品必须到这里来。信件靠邮递员从长安镇走路送进来，再送进公社。插青家里来信要靠有往来的人去帮拿。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要去县城长安镇邮电局。令插青们惊奇的是，拉稿开理发店的竟然是一个从外国回来的老华侨，年纪近６０岁了。他的理发店兼管邮电所。知青们常到他这里买邮票寄信，看他墙上镜框里的照片，听他讲过去在外国的事情。照片里的人穿得花花绿绿，同那个年代人们的着装形成很大的反差。对于这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红卫兵”，刚刚脱下“绿军装”的插青来说，更是惊讶得不得了。老华侨说，过去在国外是办农场的，买一块地，圈起来，再买几支猎枪赶老鹰，就可以养鸡养牛了。知青们听了都感到很新鲜。但是没过多久，邮电所就从老华侨这里剥离出去了。在阶级斗争观念那么激烈的年代，怎么可能把邮电所这么重要的部门让一个有海外关系特务嫌疑的美国华侨来管呢？
  插青们最喜欢到大队开会，既拿工分，又得和同学见面、玩耍，还可以到大队小学去打乒乓球、篮球。大家开完会也不想回生产队，经常跑到附近木万队插青点去玩，或者到坡社、泗香几个队去玩。那年头，大家能够在一起讲讲故事、聊聊天，到河里游泳摸鱼、撑竹排，那就是天大的乐事。有时，大家搞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如狗肉、鸡肉之类，大队商店的香槟酒就会被插青买光。插青们又唱又闹，沉侵在有福同享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星星索》等外国民歌当时在知青中十分流行，他们经过长年的辛劳，好不容易有那么一个忘掉疲劳、忘掉苦恼、尽情宣泄的时候。
        岗伟大队处在所有插青去县城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很多同学走几十里路，到这里就累了，进村找插青点歇一晚，吃两餐饭是常有的事情。但由于插青工分少，分得的粮食就少。插友经常地来往，插青户就闹粮荒了。有时粮食吃完了就回柳州呆一阵，返回生产队时又从家里刮点面条、肉食回去。
    那时候知青乱吃乱睡，疥疮传染得很厉害，身上发痒，特别是晚上睡觉痒得厉害。手指缝里有一棵棵像痱子一样的小颗粒，抓破了会出水，当地农民叫“癞渣”。长癞渣到大队卫生所拿药，大队医生用硫磺拌一些草药，锤溶了才给插青。回去用布包住蘸油擦在患处，晚上就没有那么痒了。以后干活，一闻到谁身上有硫磺味，就知道谁生了疥疮。（待续）

在农村学做木工活。

（岗伟插青回忆录之三）
            教农民跳忠字舞
    插队青年下到生产队以后，因为他们还没有锅碗盆瓢，就安排到了农民家里。
       大坡插青回家出县城，半路到了岗伟村头，会看到一颗大大的樟树，那树下的农民家就安排了插队青年黄安仁。岗伟村几十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村中有一条用鹅卵石和石板铺的路，从村头铺到村尾。村头有几株大樟树，其中一株３个人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大伞盖住了方圆二三十米的半径，过往赶墟的行人走累了都爱在树下歇脚乘凉，村里人都把它看作风水树，曾经有造船厂的人来打听卖不卖这几棵树，但无论出多少钱，村民们都不肯卖。村上大部分农民都姓肖，不但这村的农民姓肖，而且整个大队的农民大部分都姓肖。５个不同姓的插青落户到这个村成了一件很大的新鲜事。刚下队里，５个插青被分到了５户农民家。当天晚上，煤油灯熄灭以后，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屋背菜园里的虫子在乱叫。想想自己远离亲人，来到一个没有公路的陌生地方，也不知道要呆多久，想家的眼泪就默默流了下来。
       尽管是在一个村里，几个插青干活、吃饭都不在一起。黄安仁所在的那户户主是队长，第二天他告诉我们，队长家每天吃晚饭时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虽然在城里每天也有请示汇报，但还没有搞到吃饭也要请示汇报的地步。
      两位女同学政治觉悟高，听到贫下中农那么忠于毛主席，决定教青年农民跳表忠舞。农村的夜晚最是无聊，听说城里来的女知青教跳表忠舞，后生仔们高兴极了。于是，村里的晒谷坪上，每天晚上热闹极了。“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青年男女嘻嘻哈哈，每天吃晚饭后都准时来到晒谷场学跳舞。农村青年把谈恋爱叫“侃妹”，晚上一边跳舞一边“侃妹”，这是他们干完活以后最兴奋的事情。表忠舞教了很久，问他们学会了没有？他们总是说“没有”。两个女插青直埋怨他们太笨。他们就只偷笑。其实他们一点也不笨，对起山歌来出口成章，知识青年决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只是想多一些侃妹的机会而已。广西是“歌海”，多数地区流行唱山歌，这里也不例外，好多后生仔和妹仔都抄有山歌本。只是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轮之后，唱风流山歌的才少了起来。在公社的舞台上，山歌的调子也换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

插青返乡同村民大碗喝酒。

（岗伟插青回忆录之四）
          最好的药是青霉素
      大约是1971或许１９７２年，岗伟村黄安仁和黄向农两个插青同时病倒在床，每天都是头昏，伴发低烧，上厕所都很辛苦。农村的厕所设在菜园里，地上挖个坑，上面架两根木头就算数。角落头放一捆竹篾算是手纸。厕所在菜园，离住房有一段路，黄向农头晕一晃一晃的，郭克扶着他好不容易才走到菜园。向农个子高，茅房矮，进出茅房十分艰难。臭且不说，还怕他蹲不稳掉到粪坑里，最后只好蹲在菜地里拉。原以为熬两三天就会好起来，谁知道成个星期也没见有好转。郭克只好跑去大队卫生所找医生。当时还没有通公路，医生下生产队都靠两条腿，近的走三四里，远的走十几里。医生来了以后，也说不出是什么病，最好的药就是青霉素。两人各打了一针，医生说：“如果再不好，就去县医院。”又拖了两天，老二和向农出现了黄疸，小便黄、皮肤黄、连眼珠也发黄了。生产队长看到不妙，马上决定用船送到县医院治疗。可以说，这是队长最英明的一个决策了，插青到现在都在感谢这位队长。说起来，这位生产队长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只有一只完好的手，另一只手手掌部位全没有了，但照样能够犁田、耙田、撑船、打谷子。安仁刚下农村时，就住在他家里。
       另一个插青郭克也跟船护送。半路上，农民撑船的竹篙在下滩时被水里的岩石卡住了，拔不出来。船往下流到水潭不走了。队长问另一个农民怎么办？是不是再去砍一根竹子作竹篙？那个农民说没带刀来。郭克叫队长靠岸停船，然后自己上岸回头跑到上游卡竹篙的地方，游泳过去抓住竹篙，扯了好久，终于把竹篙扯出来，又游泳回到船边。队长说，你小子夠胆，险滩那么多乱岩石，竹篙大过命？说归说，毕竟离县城还远，没有竹篙无法行船。船到县城大河边已经天黑。队长和另一个叫振图的农民一人背一个知青，从河边背到民族医院。经过县医院的化验诊断，安仁和向农得的是钩端螺旋体病。这种病是老鼠屎尿里的病毒扩散到田里，人在田里劳动沾上了这种病毒引起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地方病。经过县医院的对诊治疗，很快就控制住了病情。出院后，他们回柳州休养了将近一年又才归队。
在县医院住院期间，让黄向农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姓刘的护士，刘护士的一碗粥在他脑海中50年挥之不去。以下是黄向农（恩赐）的记忆：
寻找刘护士
　　当大家看到这个标题时，会认为我老夫发少年狂了。七老八十的人了，还要找什么小护士，有什么不良居心。我要找的这个刘护士，是融安县人民医院的刘护士，是50年前我和堂弟安仁因病在县医院住院认识的刘护士。 话说1969年7月16日，找和安仁相继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这期间可真把我们的郭克弟兄累坏了！这时已进入‘双抢’。他一边岀工一边还要照顾我俩兄弟。过了大约一周左右，生产队长见我们不见好转，决定用船送我们去县医院去治，并请郭克一同前往。经过几个小时的摇摆，小船终于在医院背后的码头靠岸。和我们上船一样，两个农民大哥也是背着我们俩进了医院急诊室。经初步检验，我俩一个是肝炎，一个是肾炎。医院二话沒说，马上安排我俩住院。安顿好我俩后，郭克他们仨就离开医院走了。从时间上算，他们离开医院起码八九点钟，当晚撑船回村不现实。走路也要到十一二点，郭克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我至今仍不知道。闲话少讲，本文的主角闪亮登场。当时安仁的诊状较重，就安排他进了病房。我的诊状较轻，就在走廊里用一张沙发铺了张‘床’给我。床铺好后，我躺下并对值班的刘护士说，我今早吃点东西到现在，实在太饿了，能不能弄点东西给我们吃。当时的情况，小伙伴们是知道的。县医院在县城的西面，四周就是一片菜地，没有商店，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她拿了自已的米和锅头放在炉子上又去忙自己的了。半小时后，她把粥拿来，并拿来自已的豆腐乳给我送。这可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晚餐了——粥糊了有股焦味，但这点焦味对于饥饿难忍的我们又算什么。吃完粥我又躺了下来。此时我才发现，这床又窄又短，怎么睡都不舒服，越睡越觉得是一种折磨。我想到以前在家生病了，我妈都会拿一支日本产的探温针给我量体温，然后再拿些药给我吃，在她的悉心照顾下，我的病一般很快就会好。想着母亲对我的关爱，我真想大哭一场，不知怎样这些眼泪就是弹不岀来。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去找安仁说，我昨晚根本没睡好，我现在来你处睡一觉。到了九点多，主治医师查房来了，对我们的体检重头再来，并确诊我们是钩端病，黄胆岀血型。而主要的治疗方法主要是一天四针青霉素加一针B12护肝。我们的主治医生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去年我去医院找这个钟姓女医生时，她亦于1978年调回四川老家去了。过了一下刘护士来对我说，你不能在这张床上睡，你要回你的床上去。我说，那‘床’又窄又短，我一晚无法入睡。我还对她说，谢谢你昨晚为我们煮的粥，我感觉粥特别好吃，特別香，她也知道我话里的意思说粥煮糊了。她笑了笑说因工作的原因致粥煮糊了，并向我表达了歉意。过了没多久，钟医生过来对我们说你们俩的病很重，要写信回家告诉一声，最好叫家长来一趟。医院这鬼地方，什么也没有，信纸和邮票都要到县邮局去买。刘护士自告奋勇，说她正好有事要到街上去。午后刘护士顶着烈日帮我们买了信纸，信封和邮票。还垫钱帮我们买了十多个鸡蛋。安仁也马上写了一封信回柳州。这时两兄弟在一个队插队的好处显露出来了。我妈也看到了安仁的信，对我二婶说，你请假上去，被扣工资由我全额给你。二婶二话沒说，第二天就赶到医院。到医院后，又到医生那里了解我们的病情，医生对她说，这种传染病是由老鼠传给人的。主要是人得病后发高烧，肝肾肺，北方还有大脑等都会受伤害（怪不得我们发病时拉的尿黄中带红，如同山楂茶一样）中午和晚上，二婶休息和吃饭都由刘护士安排，刘护士是个友善可亲近的人，我兄弟在她空闲时也喜欢跟她聊天。我们也知道她当年廿四岁，有二个小孩，身高一米五六。由于诊断正确，对诊下药，我们的病很快就好了，我们俩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回柳州体养，八月初的一个早上，我们准备搭从长安到柳州的客船回柳。当我们走岀医院后门，我默默地说，别了融安民族医院。我回过头却发现刘护士还在离我们有十多米的地方站着。天！她分明是自己岀来送我们。我向她招招手以示道别，就离开了。回柳住了二个多月，十月底，兄弟俩又结伴回队，车到长安，我们到医院打一转，看是不是能找到刘护士，向她转达我们的问候并对她在我们住院时对我们的照顾和帮助表示感谢，我们在医院没见到她，只好抱憾离开医院。事隔二年，我得了急性腸胃炎到县医院看病，我又到病房和其他地方转了一下，还是见不到我们的刘护士。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对刘护士的思念一点没减少。1999年安仁在参加大坡插青聚会不久就离开人世。2011年我也光荣退休了，我托几个人到融安医院找还！是找不着。看来非得由我亲自岀马，探得水落石岀我才会善罢甘休。
　　2018 年元旦我因事到了长安。小长假一过，元月3日一大早，我就跟一个朋友直扑县医院，目的只有一个寻找刘护士。到了医院办公室，说明来意。小姐们查丁档案，查不到。但她们对我的行为很赞同，她们提供一条线索给我，离医院100多米是县卫生局，你到那里准能查到。我二话没说就到了县卫生局，找到档案室向工作人员说明造访目的。她们听了我的讲述，就很认真地帮我查，刘护士没找到，钟医生的档案却找到了，档案写明钟已于1978年调回四川老家去了。找了很久还是找不着刘护士的档案。档案小姐急中生智，找到当年任院长的冯院长，而冯院长退休后到柳州养老，现正住在龙屯立交桥一带。冯院长听了我的诉说也很感动，她当年的手下为病人做了好事，近50年过去了，病人还惦记着。她脸上也生光啊。她马上答应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刘护士。

村头大樟树下同农民兄弟聊往事。

（续岗伟插青回忆录之五）
       可怕的蛇和极左政策
      在农村插队，插青最怕走路碰到蛇。春初上山挖地种红薯芋头，往往会挖出冬眠的蛇。虽然蛇一动不动盘绻着，人们还是用锄头把蛇敲死深埋。其实蛇也怕人，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而是先逃避。农伯也会抓蛇来吃。抓到蛇后，他们会杀一只鸡，再加上一只猫，号称龙虎凤。有时会拿到我们插青屋来煮，我们也能吃上一顿美味。
      岗伟村里老屋很多，老屋最爱藏蛇。女插青黄翠兰之前住的是一间农民的老屋。同男生隔着一条小巷，两个队的插青共着一个村，也在一起煮饭吃。有一年夏天晚饭后，大约八点钟的样子。黄翠兰回屋去睡觉，看到蚊帐后边一动一动，屋里没风，哪来的动静。她撩开一看，吓得哭着跑过男知青这边喊人。一个叫肖景封的青年农民跟插青一起去看。哦，是一条一米左右的簸箕甲。他大胆地一手抓住蛇尾一扯，右手迅速一抓蛇脖子。嘴里一边说，没有毒的，拿回去杀来吃。
      黄翠兰那晚一直是在恐惧中度过，害怕不知那条蛇会不会有家族找来。
    大坡公社漫山遍野的杉木、竹子、茶油林，养育了这一带朴实的山民。田少山多，本来就应该大搞林木副业才有钱分红。但当年的极左政策就是不给村民搞竹木家具副业，让很多农民靠卖鸡蛋买好口盐，饭也吃不饱。
     插队青年下来以后，开始只是跟农民一起种田插秧，开荒挖地。在山里呆了几年，慢慢的很多插青也学会了做木工，用竹子做竹床竹凳。岗伟一队因为烧石灰窑，烧砖瓦，自己地盘的柴伙渐渐少了，队长跑到隔壁大将公社买了一个山冲的树木，那一山的树可以砍好几年。据说只要800块钱。
    跟生产队到那里砍柴火的时候，郭克发现了两棵一个人抱不过来的苦楝树，回去告诉了其他几个插青，几人决定去搞回来做柜子。于是有一天，郭克和向农、安仁加上对河泗香村的阿力，三猫（李德俊），扛着锯子，斧头，柴刀悄悄上山了。把两棵大树放倒后，拿锯子锯成了五六节。然后每人扛上一节，翻越四五里山路，好不容易扛到山下一户农民家，存放在那里。又约好过几天到那里去开板子。锯好一大堆板子以后就丢在农民家的一个水塘里泡。据说泡过以后拿来晾干就不会开裂。
  过了一段时间，正当插青的要去把那些板子扛回来瓜分，然后拿回柳州做柜子的时候，全公社开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农民的自留地要重新登记划分，不允许搞任何副业。大队干部组织民兵小分队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搜查。所有竹木器，原材料全部没收。结果插青辛辛苦苦搞回来的木板被民兵小分队都扛走了。（待续）

带孩子回去看看插队住过的老屋。

（岗伟插青回忆录之六）
              女插青的艰难
            
    插队开始干活首先从挑担开始。大坡是山区，人挑肩扛是基本功。记得第一年，岗伟村民啧啧称赞插青，说是同仕南头山有个胖胖的插青挑几十斤茶油来拉稿粮站，又挑上百斤谷子回去。后来我们打听，据说是黎国栋。挑担过关然后才是干田地里的农活一一犁田耙田，插秧耘田，收割打谷。由于我们生产队年轻人多耕牛少，小伙子都抢牛去犁田了，队长就派我跟妇女去插秧。插秧的时候，有妇女用壮话说：队长做死马鬼派个男的跟我们做活路？害得喔尿要跑好远。
     田里的秧要插成直线，以后才好耘田。就要找一个插秧又快又直的妹仔先走在中间，他们叫做扯线人。大婶大妈阿婆就跟在扯线人两边。干农活一两年后，我就成了走在前边的扯线人。再一两年后，我和另一个队的插青向农都当了生产队的保管员。村民让我们当保管员的道理很朴素：插青吃得几多？还能把谷子挑回柳州不成？那意思就是插青不会贪污他们的粮食。
       当保管员要晒谷子，双抢的时候我就不用下田了，在仓库等着称谷子、晒谷子。
    田里的活干完以后就是上山伐木砍柴，砍竹子，扎竹排。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前，我们生产队是有一些副业的。比如烧砖瓦，烧石灰，用竹子做竹床，竹凳，然后在长安街日的那一天挑去卖。我们生产队的竹子不够用了，就到上游山里去买。桐中生产队离我们大概有15里路左右。我跟生产队的十来个人，到那里砍竹子，然后顺水放排回到我们生产队。我没干过这种活，只好看着他们怎么做。村民就教我怎么把竹子破成竹蔑，用来捆竹子。七八捆竹子捆绑成一米多宽的竹排。再找一根竹篙，然后就下水撑排了。一路上拐弯下滩，经过村寨都有水坝米碾，惊险不断。不时有人跌下水又爬上排。回到我们村已经是晚上了。那些竹子做成竹床竹椅，在街日子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去捆起一担一担的担子。第二天天没亮就挑去长安街摆卖。渡船过长安河的时候，船家十分讨厌我们这些大大的担子，每一副担子要多收两分钱过渡费。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大队部所在地拉稿那里还设了卡，不准挑竹木制品到长安去卖。所以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过拉稿。
      我先是在生产队里学会做竹床，竹椅，竹凳子。后来慢慢跟房东学做木工，先做自己睡的床，然后做桌子，碗柜，衣柜。回柳州以后，我还帮我哥做了一个大大的音箱。这是回城以后的事了。
　　到农村插队，与男插青比起来女插青有更多的艰难困苦，更有许多难言之隐。
     在岗伟一队，插青第一天参加劳动是去山里挑柴火回来烧砖瓦。一月底山上的茶树叶结着一片片晶莹的冰块，剝下冰块，可以看到有透明的叶子脉络。空担子进山，男插青蹦蹦跳跳觉得好玩。女插青就不觉得好玩了。两个女插青，一个比较高大，一个略偏肥胖。用极左的眼光看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她们战战兢兢的跟着村民后头走，山路弯弯曲曲，又窄又小，不时有树杈伸出来拦路。小路上覆盖的小草冰水还没化完，又湿又滑。走几里路到目的地已经是极度疲劳，不知回程怎么办。具体她们怎么挑柴回来不记得了，后来听村民讲，别人一担挑几十斤，她们挑的柴担一头只放一块柴火。后来生产队定工分，农民出一天工10分。男插青定6分，女插青照顾性定了5分。
      冬天如此艰难，夏天也不容易。有一个夏天，山上的油茶林毛毛虫成灾。生产队长带队上山杀虫。生产队只有一台装杀虫药水的喷雾器，队长背了。其他人就各拿一捆干竹蔑片做成的火把，到山上点着火把烧毛毛虫。夏天出汗，风一吹，毛毛虫的毛到处乱飞。粘到人的脸上、身上，痒得十分厉害，而且越抓越痒，身上一片片疙瘩。男社员都受不了，下山就跳到河里洗澡。据那些女社员说，女插青刘玉琪在一处偏僻的河湾里边洗边哭。
      刘玉琪在岗伟呆了似乎不到一年，据说转去X县还是病退回城搞不清了。
      黄翠兰后来也幸运到大队部所在地拉稿的岗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暂时摆脱了沉重的劳作。（待续）

农民兄弟热情招待返乡插青。

       

插青们时不时小聚忆旧。

          （岗伟插青回忆录之七）
            猛人唐孟华
    写岗伟插青不能不提到唐孟华。
    唐孟华同邓小媛、郭冰三人插队在木万生产队，是大坡最近县城的地方，隔河就是大巷公社地盘。老唐做事比较猛。记得有一个夏天，我同阿福去木万队玩，木万队有条从河边引来的水轮泵分流水渠，一帮人在那里游泳。老唐来了个燕子式跳水表演，结果鼻梁撞到了沟底，好在只是脱了点皮，伤不算重。
      我们刚到农村半个月，他就带领全大队的插青，走几十里路到县革委会知青办反映，要求要棉被冬衣补助。搞得公社革委会十分不高兴，认为我们属越级上访。虽然公社认为岗伟插青这样到县里去闹，影响很不好，但是补助的棉衣，被子还是拨了下来。所以岗伟插青对老唐的敢想敢为也蛮佩服。闹补助影响不好，老唐立马做了一件影响比较好的事情。他在大队搞来钢板腊纸，分配我们写各队的春耕准备工作。油印了一张小报《岗伟通讯》，反映本大队春耕生产。公社革委会看到后，拿来做知青工作的榜样，开会的时候拿去念。大概采访报道难跑路，腊纸油墨也缺乏。这张小报只出了一期，再没有下文。
    老唐算是知青里面比较早谈恋爱的。下乡初期他就看上了县中学的一个女知青。这个女知青插队的地方，在公社福下大队的一个生产队，离我们大队有几十里地。当时不通公路，两人见一面要走三四个小时。虽然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对于具有爱情力量的人来说，不算什么。要命的是两人想见一面，全世界都晓得。以至于老唐只要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农伯就会问：老唐，你是赶大坡街还是赶长安街？女朋友家在长安，插队却在大坡上面。所以你往哪头走，人家都以为你是去会女朋友。
      公社召开知青会，是我们比较高兴的事情，不但不用劳动，还有肉吃。对于老唐来说，就更高兴了，还可以见见女朋友。
  1970年，很多插青去参加水电站的建设，一来大家同学在一起比较好玩，二来不用操心饭菜，做工回来就有得吃。老唐在水电站也还是一个猛人。建设水电站大坝，要用到很多水泥预制块，每一块将近200斤。一般我们是两个人抬一块，仍然感到很吃力。有一次老唐在旁人的鼓动下，一个人挑两块预制块，当用力挑起来，走了两步时，粗粗的扁担，就咔嚓的一声断了。周围的民工惊呼起来。老唐此后在水电站也小有名气。但是大坡兵团领导（电站建设当时模仿军队建制划分）对老唐谈恋爱很不爽。有一天晚上发现老唐和他的女朋友不在工地驻地。就命令各连排民工集合，搞一次学习解放军突击拉练。害得全体民工莫名其妙的跑了一大圈。结果也没找到老唐。这事只有少数连级干部懂得内情。老唐是红五类出身，兵团领导拿他没办法。但他的女朋友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领导要求她在连队里做检查，问她为什么私自外出，不按时归队。老唐对兵团领导”各个击破“的做法十分恼火。有一天他趁大家都去做工，只剩兵团领导一个人的时候，冲进团部，指着兵团领导的鼻子直呼其名说：XXX，有事你冲我来，拿女知青出什么气？兵团领导装模作样的说，哦？有这样的事，我问问看。过后也就不了了之。（待续）

村头大樟树也老了，留个纪念。

（岗伟插青回忆录之八）
会游泳成了知青积极分子
      1975年，我当上了知青积极分子。这一“荣誉“与我爱游泳有关。（改为第一人称方便记忆，我即郭克是也）。
      我从小比较喜欢游泳。流经岗伟的河水成了我们岗伟大队插青天然洗澡的地方。山区的秋天已经很凉了，但是我们秋收打谷子回来路过河边，身上太痒，就跳到水里洗起澡来。当地的农民几乎一年四季都是洗热水澡，所以对插青那么冷的天还在河里游泳，十分佩服。
        山区每年都涨洪水，上游农民砍伐的竹子木头，经常来不及扛回去就被洪水推下来，下游的农民就拿铁钩在岸边打捞。有一次我到木万生产队同唐梦华，阿福一起在河边玩。一根两米长一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木头，从上游推了下来。当时的水流很急，但我还是毫不畏惧的跳下水里游了过去，爬上木头，顺着水往下漂。岸上的农民大喊：危险！危险！水坝有竹笼。我趴在木头上漂了几百米才卡在一个米碾分流水渠旁边。事后也有些后怕。据唐梦华说，他和阿福大喊我的名字，往下游追去，直到在水渠边看到我才放下心来。很可惜的是那根水桶粗的大木头最后被唐梦华拿锯子锯断成几截，用斧头劈来当柴烧了。
      另外一次危险是打捞竹排。那次是夏天，轮到我为生产队去放牛。放牛的地点是村头的一个小洲，叫根平洲。每年涨水，水分流两边那里就成为一个孤岛。现在那里已经搞成一个旅游点，有餐馆有住宿，供人们漂流娱乐。
        当年为生产队放牛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灌木丛。洪水下来以后成为一个小岛，牛也跑不到哪里去。当时看到上游飘下来两张竹排，连在一起的。我就游水过去，爬上竹排。竹排的前面有一个大槳，可以用来划水转向。我以为划水到村边就可以靠岸。谁知道前排划到岸边，后排又被甩了出去。排尾变排头，又到了河中间。怎么也靠不了岸。一路下去流过几个村。离我们村也有几公里了。我在竹排上十分着急，老是想，过淑姆电站的时候，会不会翻过去？结果是大巷公社拉优生产队的一个米碾分流水渠救了我。竹排流进分流浅滩卡住了。后来公社供销社请来放排的两个农民找到了那里。我跟他们点数，两张排105根竹子。第二天报告给供销社得了18块钱打捞费。
       真正让村民感激的还是为生产队打捞柴油机。生产队的柴油机是装在船上抽水用的，晚上船栓在河边树干上。洪水来的时候把船冲翻了，柴油机沉到了河底。而且洪水还把很多淤泥推来，盖在上面。我们几个会水的小伙子就潜水到下面用绳子捆住柴油机。很多人在两条船上用杠子穿过绳子抬起来。费了很大劲，才把柴油机弄到岸边。但是柴油机配套的工具箱，不知被水推到哪去了。我们又潜水在那一段河段，摸了很久。最后找到工具箱的时候，一个老农民不断的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全靠你们会游水啦。那个时候两个队凑钱合买的柴油机对于农民是很珍贵的。天气干旱的时候，要靠柴油机抽水，冬天就用柴油机来加工打木薯粉。
    这段事情，生产队报到大队，后来又报到公社。1975年我就当上了县一级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公社所在地大坡敲锣打鼓用拖拉机送我们到县城开大会。我们的奖品好像是一块毛巾，一个印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的搪瓷口盅。（完）

（上图说明）村民水光（左）的老婆当年得脑炎神志不清，插青黄向农（恩赐）历尽艰难帮护送到南宁治疗，他至今感激不尽。 来，郭克插青老弟碰一杯！
以下是黄向农帮助村民的回忆：1975年5月份，农村插完田了，我回到柳州。六月的一天上午，家里来了村里一个叫小黑的青年人，他对我说，我姐病了，现在在安仁家。我知道安仁沒回柳州，而融安农村的人沒有重病肯定不会到柳州来的。我就和他往安仁家里去，半路上小黑对我说，我姐可能认不出你了。听见这话，我的心‘格登’了一下，有这么严重吗？这个瑞兰可以说在我们队可算是个‘狠’角色，作起农活手脚快，跟人争吵嘴巴快。她妈是长安嫁到岗伟的靓女，前年一百多岁去世。瑞兰的老公是本村的复员军人，六九年复员后不久就调去合山矿当工人。瑞兰的病来得急，她弟甚至沒通知姐夫就带着姐姐赶到柳州。到了安仁家，他们大院子的邻居马上向我诉苦说，她弟走后，她尿急了，当着好几个大妈的面解开裤子就在大厅中的砖柱旁就拉，看得大妈们口呆目瞪。事到临头，我把她姐弟俩接到我家再说。我们家住的屋子，估计插友们都知道，在二中对面，文革中被炸倒了，我们搬到了父亲的教友家。西柴街的这间房子，看似很宽，房间却不多。只好在厨房里搭一铺床给瑞兰睡。看着姐姐这个病秧秧的样子，小黑说，他姐前两天发病时，见她有点醒醒的样子，还不是十分在意。昨天喂小儿子吃奶，儿子掉下地她竞不知道。现在想来，全靠小儿子掉地时沒有伤头，不然二十多年后市人民医院的十大杰出青年医生就是别人而不是瑞兰的小儿子了。我见瑞兰痴痴呆呆的样子，以为是精神病，第二天就领着姐弟俩往精神病院去，医生随便看了一下，开了些药就打发我们走了。吃了两天药不见好转，就又往医院去，而她的丈夫也得到通知从合山到了柳州。这次医生也还是马马虎虎，又开点什么药糊弄了事。我对医生说，这两天病情加重了，（因为她走路时会把尿拉在裤子上，后来才知道这叫尿失禁。）这话引起医生的重视，他们又再仔细检查一通，结果是大脑里面有病变。而他们是精神病的专科医院，查不出来。我对医生说，我们想转到南宁医学院去看，请你们帮开一个证明。他们就开了张证明让我们到南宁去。晚上到了火车站，工作人员不许进站，怕影响乘客安全。
在我们拿到精神病院开的疾病证明和拿到药后，我舒了一口气，经过几天的劳累，现在可以放下担子了，然而还未回到家，水光 就对我说，我还想请你走一趟南宁。我这个内弟在村里能说会道，到了城里就不行，这种救命的事还是你去压压阵，而我要回单位要计帐单和一点钱，我想了想，好人做到底吧，他也是分身无术，就答应了他。
晚上十一二点，在西柴街小伙伴们的护送下，我和瑞兰姐弟俩进了火车南站，火车乘务员见两个男的扶着一个妇女，且看那个妇女象个重症精神病人一样，怕她如果旅途中发起疯来就不得了。我叫小黑把我无意之中让精神病院医生开的转院证明给乘务员看，说她不是什么其他会影响乘车安全的病，只是普通的脑内有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她听信了我的轻描淡写，把证明还给我们，让我们上车。车上座位不算挤，还有少量空位。我们安排瑞兰躺下，自已就找地方坐下。在车上摇晃了几个小时后，到南宁已经天大亮了，兰天白云真是好天气。医学院医生的水平确实很高。这个年轻医生三十多岁模样，他看了看他的病人，然后用一个中间穿孔的反光镜照她的眼病，又盼咐她站起来走几步。马上确症，写病历，这时是我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我拿出转院证明对医生说，我们是从柳州地区边远的融安农村来的，希望医生让这个病人住院。医生想都沒多想就开了张住院单。我们去办手续的时候，我简直喜形于色了。要知道，这是省级医院，全区人民有疑难杂症的，重病的都要往这里跑，医院旁边坐的坐，站的站尽是些重病人和他们的亲属陪伴者。我们办好住院手续后就往住院部赶。到了住院部，被告之沒有床位，叫我们等着。医院旁边有几个大水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南湖。南湖旁边还种了些中草药。四十年后南湖已被改造成南宁著名的风景区了。我们在医院旁溜达了半天，到住院部一打听，还是沒床位。好在医院旁有个小旅店，我们就跑去开房。到了旅店一看，才发现里面人满为患，一个小房间摆着好几张床，甚至是架子床。床边床底还有不少的攴具，当时是大热天，内中的气味真是让人难受。我们在店里的男女房间要了三张单人床就梦见周公了。
　　第二天上午到上班的时间去打听，还是沒床位。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在医院及周围乱逛。中午就吃被柳州人痛扁的南宁粉。1966年串连时在南宁吃过几碗粉，那难吃的味道让我现在还深恶痛绝并且记忆犹新。——四个手指宽的机器粉，汤水好象是清汤，粉在热水中捞几捞就倒在碗中给你，桌上有桂林辣椒酱随便你加。下午下班前去问还是沒床位。眼看天渐渐黑了，难道今晚还要在这个又挤又臭的旅店住一宿。眼看瑞兰的精神越来越差了，天黑后，我们又找到住院处，拿出转院证明和本院的住院手续，对值班医生说，你们的医生昨天就开了住院证，我们也办好了手续。你们一直不给住进来，如果我们的病人死了，你们要负责的，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的这番威吓的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在病房的门边放张床作临时病床。把他安顿好后，我和小黑就坐公交到南宁无线电三厂我二哥的工作单位。以后的几天我们都吃住在那里。我们赶到医院时，水光也从合山到了医院。瑞兰得的是乙型脑炎，这是由蚊虫叮咬而得的传染病，由于症断正确，对症下药，几天就恢复了健康。都看不出是得过这么严重病诊的人。去年我还问水光，瑞兰那次得病有什么后遗症？他说沒有什么，就是记性有点差。我还开玩笑说:莫要借钱给人家，免得沒记得，给人家賴帐，这是后话。
　　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有个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文革又被斗被关被打，有人问他对自己这一生的评价。他说很精彩，就象一个人光脚走在石板路上，他走后路上什么都沒留下。如果他光脚走在烂泥里，过后烂泥留下两行清晰的脚印，他可以指着那两行脚印对人说，看，这就是我走过的路。我们大坡插友何偿不是这样吗？我们在大坡崎岖山路留下了很多的脚印和脚毛，还有数不清的苦楚和泪水。现在我们的LanLan同学可以站在高高的天堂之嶺向世界宣告:看，这就是天堂嶺，是我征服过的！

（续岗伟插青回忆录之九）
               插青村民情义难忘
      插队一两年后，岗伟大队的插青陆陆续续离开了。由于教育断层，柳州教师奇缺，一些高中同学首先受益，抽调回城去当老师。以后又有一些同学陆续抽调到厂矿。当剩下的插青越来越少的时候，后面的人都感到寂寞而恐慌了。有人说，只要能领饭票，不吃工分，去干什么都可以。
      1975年底是插青离开最多的。柳州化肥厂，黎塘铸石厂去大坡公社招了几十名插青，除柳州插青外也招了不少融安县本地插青。这一来，岗伟、同仕、星下三个大队的柳插各剩一人。走的人在庆幸自己能离开的同时，也为剩下的同伴感叹，那是何等的寂寞，苦闷，“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陪伴他们的只有《三套车》的沧凉歌声在山谷回荡。
    上山下乡第八个年头，大坡的柳州插青终于走光了。据说融安插青中有一女生嫁给了农民。若干年后，融安插青相约回大坡，然后去那女插青家找她，她躲起来不敢回家见老同学……
        在岗伟插队几年，虽说劳作艰苦，尝尽酸辣，却也收获了村民们的同情和帮助。村民起房子插青常去帮打工；插青没菜吃，村民不时送上一把瓜苗苦麻菜。坡社队阿福在远翔去当老师后也是一个人守村，村民常拉他去家里吃饭喝酒，大叔大婶们对他说，没有菜，见到菜园就进去摘，你一个人煮吃，没有哪个敢讲你。阿福抽调去罗城矿了，离开时那些叔婶们眼泪含含依依不舍叮嘱：有空常回来喔。一些插青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村民去柳州就会去找他们。有一年，郭克的房东去柳州玩，当时公家冻肉比融安市场猪肉便宜近一半。郭克找了一二十斤猪肉票，又去向农家想多找一些。向农喊上他家隔壁的卖猪肉妹，去青云菜市肉摊砍了差不多半边猪给房东。
      黄安仁帮村民的孙女在柳州找了一份工。过了两三年，这个孙女又把她妹妹拉到柳州，两姊妹一同在柳州打拼。听说安仁因脑溢血离开人世，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俩姊妹跪在安仁的遗体前放声大哭。口中直喊:阿伯，阿伯！此情此景让参加追悼会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之后，每逢有插青回村，村民闻讯纷纷聚集酒肉相待。30多年后，阿福回坡社，80多岁的老住户像生产队长派工一样，挨家挨户吆喝：阿福回来啦，到我家来更漏（喝酒）……离开时家家户户送来茶油、板粟、金桔、笋干，塞了满满两个编织袋。三年前，向农和一帮教友去融安摘金桔，居然是去到郭克房东嫁到另一个乡的女儿家果园摘。他们已经来往如亲戚一般。
        南溪江水静静流，青春已逝不回头，当年插青今何在？相逢杯酒消乡愁。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各有各的幸运，各有各的苦衷。知天命年纪已过，插友们且行且珍惜……（全文完）

柳州二中53班同学含融安、来宾插青共同到岗伟大樟树下见证插队的地方。

53班插青在岗伟拉稿河桥头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