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与放下

阳光（杨德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城市青年响应国家号召，纷纷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家乡地处大别山深处，邻村大队就来了两个下放的“知识青年”——两小伙子，这在当时的贫困山村、革命老区引起了一阵轰动，老百姓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绕着道去看这两个小伙子的模样和他们劳动生产的情形。我当时七、八岁，怀着好奇心也加入了“欣赏”队伍；只见两个小伙子外表清瘦，一米七一的个头，留着小平头，着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头戴没有军徽的军帽，阳光帅气，朝气蓬勃，像个退伍战士，走到哪里，都成了山沟乡村里的一道流动风景，甚至有农村姑娘主动暗送秋波、投怀送抱，惹得我们几个去看的小伙伴们艳羡不已。

　　他们来自武汉两个工人家庭，被高中学校推荐来“上山下乡”。他们年龄上大我们七、八岁，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后，慢慢熟络起来，他们从城市中带来了一些小人书和文学书籍,我们经常借来阅读，沾光不少。他们住在大队部，实际上没有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吃饭吃得比农民要好得多，跟大队干部一起，专门有人做饭，吃的是干米饭，菜中油水泛光，令我等小伙伴垂涎三尺,巴不得也找个地方去“上山下乡”，无奈现实是我们已在“山上”了。七七年，政策调整，这两个下放的“知识青年”回城了，农民们依依不舍，十里相送......回到武汉后，他们去到了父母的所在工厂，成为当时令人眼红的“商品粮”固定工。下放劳动期间所目睹的贫困贫穷底色给两个年轻人心里注入了吃苦耐劳的基因，激发了他们潜质，他们努力工作，很快成为车间主任和技术能手。谁知风云突变，九十年年代末，企业转型失败，工厂倒闭，他们在副厂长的职位上又下岗了。拿到了一点点的安置和补偿费后，回归到了家庭，四十出头，上不上、下不下的年龄，他们迷惘过、失望过、愤怒过，哀怨着命运的不公，但想起下放的日子，想起当时贫穷的农民窘境，他们一段时间后释然了，放下了包袱，调整了状态；休整三个月后，他们一个来到了广州，一个去了深圳，重新就业。几年后自己创业，现在他们都是自己公司的法人代表。虽年龄六十多岁，但步履轻盈、谈笑风生，干劲十足。在中大企业MBA的学习课堂上，我还见到了他们的身影，令人意想不到。

　　有时候，苦难也是人生财富的一部分，挫折也是一种转折。这是我接触和亲身见证的一个比较圆满的“下放与放下”的故事。如果说下放是人生迫不得己的一件事，那么放下就是一个人主动修持的一件了不知的功德圆满事。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可能遭遇到命运的不公正对待，诸如误解、冤屈、打压、迫害、摧残、欺负、上当、受骗等事情，让人气馁、狂躁、郁闷、苦恼、不安、仇恨、愤怒、敌视，处理不好，消受不了，人生就会陷入千沟万壑，跌宕起伏，幸福落空，前程断送。转身容易转型难，下放容易放下难，这都与“放不下”有千转百结的渊薮和关系。佛教中把“放下”专门作为一门修炼的课题和内容，可见“放下”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一个人的福气大不大、长不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下”的力度、程度、广度、宽度。所以，放下的看起来可能是名誉、官位、金钱、欲望、美女、江山，实际上收获的可能是福报与喜悦、安宁与轻松、健康与长寿。

　　在物质优渥富足的当下，学会将自己的俗行陋习和假言丑行下放，接受周围人群的“改造”修正，学会将自己的怨恨情仇和嗔痴欲念放下，给精神松绑、让灵魂腾空,为美德立传，不失为明智之举和一种人生幸福的活法。

二0一九年一月八日

（原创作者：杨德振，祖籍湖北麻城，现居广州。广东作家，职业经理人，心智研究专家，出版著作七部，编导微电影两部，其中一部微电影《安娜的微笑》获广东省全省三等奖，出版著作网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