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李典臣

我心飞翔

在小白楼地区的建设路上，音乐厅对面紧挨着养和里有一座红色尖顶的三层带阁楼的洋楼，这就是我外公李典臣先生曾经居住过的旧宅。因地处小营门，所以以前家人一提起它，就亲切的称为“老号”。

随着小白楼地区的整体开发，这座楼房也被修缮一新。虽然绛紫色的屋顶、绛紫色的外墙加上紫铜的大门使之愈加高贵典雅，但在我的眼里，已远不如当初的紫缸砖、钢框窗、大木门看着亲切，因为这座旧宅及整个养和里都是外公所建，我的母亲也是在这所旧宅成长与出嫁。这里承载着李家太多的记忆。

外公李典臣先生（名宝训 1898-1984）出身天津延古堂李氏家族，是其祖父李春城（1826-1872）二子李士鉁（嗣香 1851-1926）的独子，大排行行十。李典臣本为三房李士鈺（1855-1917）之三子，因二房无后，故过继为士鉁之子。

李士鉁与其兄李士銘为同科举人。光绪三年（1877）士鉁获丁丑科联捷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转翰林院侍读学士，二十三次晋封二品封典。历充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国史馆纂修等。著有《周易注》、《金刚经注释》、《三昧录》等。享年76岁。

李士鉁曾与恽毓鼎同为光绪帝近臣，相交甚笃。1914年两家结为儿女亲家，恽家将长女恽宝蓉嫁给外公，时年外公十七岁。外婆十九岁，长外公两岁。此次津门嫁娶在《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曾有详细记述，并称外公“颇有儒素家风”。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这是恽毓鼎的墨宝。

但就在外公二十多岁时，家族发生了巨大的变故。20年代直奉战争之后，李家先后受到奉系军阀直隶督办李景林及土匪出身的褚玉璞两次敲诈，家产损失近半。此事致使李家放弃城内的冰窖胡同老宅，举家搬到英租界曲阜道与建设路交口的一处英式住宅。这处住宅拥有前后两栋三层带阁楼的楼房及其他建筑，花园很大，里面有走廊，亭子。

这是二十年代摄于曲阜道老宅一楼台阶的李家女眷老照片。

这是李家女眷在楼顶阳台上拍摄的老照片。

至三十年代，李春城的四个儿子都已谢世，孙辈的十兄弟分灶析产。外公分得的家产中，正好有一块地皮也在曲阜道，于是外公就在此地皮上修建了联排别墅型住宅楼“养和里”，并紧挨着修建了自住住宅一所。为局部四层带花园的独立洋房。

外公曾说，那时小白楼的地价因属成熟商业区，要高于民园、黄家花园一带，寸土寸金，所以房子盖的高，院子比较小。尽管外公说小，却也有个后花园，里面有垂花门、假山、还有个小湖。湖里居然还泊着一只木船，老辈说那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时用过的。外公还说那时小白楼的治安状况不好，所以院墙盖的很高，楼房外表也不算华丽，但用料却是当时最好的。比如紫缸砖、钢框窗。进楼的大厅是拼花大理石地面，室内地板与护墙板使用的是上等菲律宾松木，大门则是采用进口的澳大利亚名贵木材。

而楼梯则是在楼内中央位置盘旋而上，上下贯通。一楼楼梯口的扶手立柱上，还有冲着四个方向飞翔的“鸽子”，非常漂亮。母亲曾告诉我说她小时候顽皮，常常从三楼“骑着”扶手滑下来。一次不小心将头撞到“鸽子”头上，血流满面，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疤。

这座楼的一楼左手为大客厅。据六舅讲，大客厅内有一座硬木玻璃柜，里面放着很多名贵的藏品，包括一只成色非常好的翡翠白菜，上面还有一只蝈蝈，蝈蝈的两只须子雕琢得又细又长。而现在它的来历与去向可能永远是个迷了吧。

这是我近期拍摄的旧日大客厅，现为机关会议室。



这是大客厅的另一端。



右手为小客厅、书房与帐房，小客厅里有一只很大的鱼缸，里面养着神仙鱼，还有一个大条案，是为外公画画用的。二楼左手是外公外婆住的套间，进门是起坐间与衣帽间，靠里有四棵柱子，两层台阶上去是外公外婆的卧室，右手是外公四女卧室及客人房。三楼住次子、三女、小女。长子结婚后住三间的套房。四楼是放箱子和供财神的地方。院子靠街是一个间大平房，平时供孩子们打乒乓球用，逢年过节，又成为祭祖拜神的地方。

此图为重新装修后的小客厅。当年的大客厅则已成为办公室了。

院子右手有两层小楼，二楼有走廊连着主楼。其中一楼住男佣，二楼住女佣，他们又分为花匠、木匠、司机、洋车夫、养鱼匠、帐房、伺候外公外婆的女佣、干粗活的女佣及儿女们的奶妈。分工很细，各司其职。一楼靠里还有间屋子是摆放祖宗牌位的地方。

这是近年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右面的佣人楼已加高到三层。

这是大舅李滋三十年代在院子里的留影，可以跟现在的照片做个对照。

旧时家里过年是很隆重的。每逢过年，家族各房都要聚在李家花园（即荣园，俗称李善人花园）放河灯以冥思祭奠先祖。李家人多，所以到自家花园内举办活动就成为了家族团聚的机会。

图为大姨李家祺与二姨李家祯在荣园留影。

逢春节，外公家里的女眷每人会得到一双牛皮底缎子面的绣花鞋，所有卧室的床上会放置一只大红苹果，意喻“平平安安”。三十晚上家里灯火通明，先是吃“团圆饭”，在二楼宽敞的饭厅放上几张黑漆大圆桌，席上除去一些山珍海味外，桌子中央要摆上一只大火锅。男士们着长袍马褂，女士们着中式旗袍，全家红红火火过新年。等到了九、十点钟，女眷们全部退去，由外公带领子孙，在院子里祭祖。摆上供桌供品、祖宗牌位，挂上列祖列宗的影像，全家按照辈分依次给祖宗磕头行大礼。然后是吃午夜的素饺子，守夜直到大年初一。

这是外公在荣园的留影。

外公继承的家业不算少，但与其大哥、四哥、七哥比起来，却没有更多参与家族金融实业的经营。据说是家里长辈希望外公能够在官场有所成就，所以外公非常年轻时就成为“四品荫生”。但辛亥后失去了仕途机会。

外公一生钟爱三件事：书画集邮与摄影。

李家代有藏书，不过直到李士銘、李士鉁方始进入极盛，奠定了延古堂在藏书史上的地位。李家财力雄厚，购书不惜高价，因此书贾趋之若骛。故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曰："滨海居盐李士鉁，搜书吴越运京津。双江二马传文苑，岂若闾阎颂善人。"而李家藏书中相当一部分贮存在李家花园的藏经阁。当年四明卢氏抱经楼、聊城海源阁和徐乃昌积学斋的藏书，其散佚之本册有不少都入了李家的延古堂。对此藏书事迹，藏书家高凌雯的《余志随笔》记载曰：“其所注录有宋元版百余种，明抄本二百余种，收藏之富，为北省冠”藏书中最珍贵的当属《周易玩辞》。

李士鉁多年担任京官，辞官后一心向佛，并广览群书，著作颇丰。曾著有《周易注》、《金刚经注释》、《三昧录》等，亦使藏书更加丰富。

向南开大学捐献李家藏书，是外公一生中最大的善举。这是民国十七年落成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新馆。

在新馆举行落成典礼时，南开大学邀请社会著名藏书家前来学校参观，并促成他们捐献藏书。当时报载“有天津藏书家李典臣、卢木斋、严范孙、李组绅等先后向木斋图书馆捐赠各自的藏书累计十几万册。”这些捐赠极大的丰富了馆藏，满足了南开师生的阅读需求。

外公所捐古籍藏书价值很高，涵盖经、史、子、集、丛以及碑帖、戏曲等，总计共7.3万余册，内多珍籍，其中元明刊本及其他较好版本即有数百种之巨。李家分家析产后，外公曾以六万元的价格将一部分藏书出售给北平图书馆。此次外公捐书共计350箱，价值50万元。

40年代末曾有驻天津的美军发现荣园内还有大量藏书，找到外公打算用50万元美金购买其中的一万余册宋版书籍，但外公不肯，他不愿意将这些古董宝贝卖给外国人。解放后这些书籍与园内的其他物品一起捐给了政府。

这是1928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开幕典礼的请柬。

木斋图书馆纪念亭。

外公喜欢画国画，这可能是受了外公姐夫刘奎龄的影响。刘奎龄曾在外公家居住过一段时间，母亲、姨及舅舅看这位姑父一袭蓝布大褂，留着山羊胡子，就用英语嬉笑姑父是“山羊”，姑父面无表情端坐着。孩子们讥姑父不懂英文，更加肆无忌惮。可几天之后，突然看见姑父仍然端坐书桌前，却手持一本英文原著在阅读，方知姑父是有大才华的饱学之士，从此不敢造次。

外公自是非常尊敬他的姐夫，不但跟他学画，还收藏了刘奎龄的很多大作。我小时候，一次在外公家，外公拿出收藏的几把折扇给大家欣赏，其中一把就是刘奎龄画的“五鬼闹判”。外公叫我将这把折扇递给父亲，结果我毛手毛脚的没接住，把扇子掉到地上摔坏了扇骨，外公心疼的直摇头。

外公还讲过一段往事：有一次齐白石在外公家小住，外公看齐白石画的虾是“墨虾”，就说他看到的活虾以“豆瓣绿”颜色的为好虾，何不画个豆瓣绿的虾呢？果然齐白石就给外公画了一幅“豆瓣绿”的虾，配了硬木镜框。后来搬到北京后就挂在餐厅墙壁上。文革时齐白石的画被“破四旧”，镜框扔在院子里，我还把那个镜框的硬木长边翘下来修成了一把小提琴的琴弓，可惜的是没找到马尾，这把弓子始终没能做成，我下乡插队后就不了了之了。

外公的集邮以集中国早期、商埠和英属殖民地的邮票为主。除有大龙薄、厚纸和阔边新票多套外，早期票齐全，其中不乏珍贵的变体票，商埠票亦可观，尤其是英属地邮票。自三十年代起，外公直接向英国吉本斯公司成套订购。到抗战期间被迫中断。但自1945年后，又将英国及其属地邮票全部补齐。据外公长孙李学治回忆，外公的邮票就存放在几只黑色的铁皮箱内，每年外公都要学治帮他打开铁皮箱整理邮票。解放后，外公曾送给大表哥李学治与五姐雍载萦大龙票。均失于文革。大表哥由于上大学，不再玩集邮，于是将心爱的集邮册送给了我，里面第一页就是外公送给大表哥的大龙票。那是四张一联、没有盖过邮章的新票，有不同颜色的三联。红卫兵抄家后此集邮册尚在，但第一页的大龙票却不翼而飞了。

外公经常去黄山等地摄影，喜欢拍风光大片。该照片为外公所摄，恽宝惠（外婆大哥、恽毓鼎长子）题跋。

记得小时候在北京，逢年过节，两位舅舅、五姨和我母亲及家人都会到外公家聚会。那时真是热闹极了。外公喜欢照相，他会拿出禄莱相机或仿哈苏的基辅88相机照个“全家福”。 

到了年三十，大人们都在打麻将或是玩一种叫“福尔豪斯”的纸牌，有几位在其他屋子里拉胡琴唱京戏。我们就在院子里放花、放二踢脚。有一年的年夜饭后，外公乘兴在房间里挂上幕布，放起了小电影。那是记录外公全家夏天到北京颐和园度夏（租园内四合院小住）的电影，画面非常清晰，电影里的母亲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和姐姐哥哥们在院子内玩耍。记得那个电影是无声的。

外公与梅兰芳、张君秋过从甚密，非常喜爱他们的舞台艺术。1936年10月，梅兰芳在天津演出时，外公为他现场拍摄了一部舞台纪录片《梅剧留真》，内容有梅兰芳与杨小楼合演《长坂坡》中的“掩井”，与于连泉合演《樊江关》中的“对剑”，与马连良合演《汾河湾》中的“闹窑”，与朱桂芳合演《西施》中的“羽舞”。这部由四出戏合成的影片就叫做《梅剧留真》。解放后外公将此片献给国家，后来被编辑成《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一片，其影片开头就有“感谢李典臣先生捐赠”之语。

外公曾说过这样一件往事：那是1938年前后，一次外公去马大夫医院，看到一名非常可怜的人奄奄一息，却无钱看病，外公心里很难受，当即掏出钱来帮他看病，还给了他一笔生活费。过后，外公想要帮助更多的穷人，就去找来开滦煤矿的贾世清大夫，提出与他合办一家医院，完全由外公出钱，由外公担任董事长，贾大夫担任院长。凡是穷人确实无钱看不起病者，可以免费治疗。这家医院当时开在英租界的中街（即现在的解放北路），直至抗战后日本人进入租界，医院被迫关门。

这是1948年母亲与五姨婆抱着外公的两个大孙子学治与学渊。

外公子女们的婚嫁，沿袭了家族中“门当户对”的传统。七位儿女中，长子李滋娶的是东北军出身的河北省主席王树常（解放后首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女王堃；次子家禄娶的是恽家十一舅公之女（恽毓鼎孙女）恽森。大女儿家祺嫁给了北洋军阀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孙倪晋埙；二女儿家祯嫁给了德商礼和及捷成洋行军火买办雍剑秋之子雍鼎臣；三女一生未嫁，四女家禃嫁给了国民党联勤中将何伟业之子何宗智；小女家禐嫁给了金融实业家李士熙之子李均藩。

解放后，外公外婆将家从天津搬到了北京。开始时借住毛家湾原北洋国务总理潘复的公馆（此宅后来改为林彪帅府），后搬到南锣鼓巷东不压桥朱家的一套宅院，再后买下东城新鲜胡同一处旧宅。这是在新鲜胡同旧宅外公外婆与子孙们的合影，时间1957年。这一年我家也搬到了北京，就住在离新鲜胡同不远的东堂子胡同。

图为五十年代初五姨结婚时的家族合影。

1956年，在天津市的私有房屋改造中，外公将小营门自住房及养合里房产（其中有些已经卖掉）、东马路房产约400间悉数交由政府改作“经租房”。

1958年，外公委由五女婿燕京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何宗智将新鲜胡同旧宅重建为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带大晒台的西式平房。平房面南有一个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子，大门面北开在后院。进门过厅的左边是厨房，右边一间卧室，过了过厅就是饭厅。饭厅左边是一间小卧室前面直通客厅，客厅有约四十平米，双门通向平台，平台外就是前院。客厅右边是外公外婆的卧室，卧室内设洗手间，而洗手间还有一个门通向餐厅。这是1963年在新鲜胡同家中的合影。

外公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外公外婆的朋友都是晚清、民国的遗老遗少。经常在外公家打麻将的几位就包括袁十一姑奶奶（袁世凯第十一个女儿），鲍三姑奶奶（鲍贵卿的三女儿），潘四奶奶（潘复的四儿媳、张勋的女儿）等等。有一次我在外公家玩，外面有人摁铃，外婆就让我去开门，我开门后见到的是一位穿着美国军用夹克，梳着短头的老者，我跑得快，就回来报告：“婆，是一位爷爷！”，等“爷爷”进屋后，逗得大家满堂大笑，原来是女扮男装的袁十一姑奶奶驾到。

外公外婆最爱吃的馆子叫“鸿宾楼”，在西城，是从天津迁来北京的回民馆子，名气挺大，服务员也认识外公。每逢外公或外婆的生日，都会去“鸿宾楼”吃饭，在包厢里包两桌，席中必有的菜是外公爱吃的“扒海洋”。

另外外公爱去的地方西餐有莫斯科餐厅和和平餐厅，中餐有东来顺、仿膳、森隆等。而在母亲一辈，大家也经常聚餐，下馆子的方式叫做“罗汉请观音”，即现在所说的“AA”制，大家自己请自己。

这是1964年在外公家大平台的合影。

外公外婆在新鲜胡同住宅院内合影，文革前夕。

文革初期在席卷全国的抄家浊浪中，我家亲友无一幸免。外公家是1966年的8月23日被红卫兵抄家的。我家是8月25日被抄。因我家离外公家住的很近，所以我母亲是大家被抄家后第一个来看外公外婆的。外婆很感动，说：“七儿呀，我以为谁都看不见了呢？家被抄了，我们能够活着见面不容易呀！”说着流下了眼泪。外公两手一拍，再两手一摊苦笑着说：“没啦！”，这个动作成了大家在抄家后第一次见面的“见面礼”。

抄家虽彻底，却还没有被扫地出门。外公外婆与一生未嫁的三姨被压缩到一间卧室，好在还有卫生间与餐厅可以用，其余都已用封条封上了。

红卫兵抄家时新鲜胡同最显赫的大户就是靠东的外公家与靠西的金家。金家主人叫金曾武，是我父亲在外交部一起工作的同事，他的太太叫包靖安，是蒙古达尔汗王爷的格格。六十年代初，他家将钱粮胡同108间房的大宅八万块钱卖给刘伯承做帅府，然后搬到新鲜胡同一座38间房的宅子。里面是垂花门、前廊后厦，屋里满堂的螺钿硬木家具。金家也是被轰到几间南房。抄家后，就地在金家办起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展》，里面摆满了金家与李家两家的家具、箱子、电器等等。“红五类”邻居可以凭五元或十元两种小票去里面选购。五块钱一只箱子，很可能打开全是皮货，十块钱一个红木家具。就这样展览完毕这些财物也给分光了。

外公家里倒是还剩下一些劫后“浮财”。那是一院子的煤，红卫兵不屑于搬这又黑又脏的东西，却使那年的隆冬有了融融的暖意。还有就是餐厅中的一个矮壁柜。红卫兵将家具能搬的都搬走了，不知为什么却留下了这只壁柜，尽管被贴上了封条，但粘得太匆忙，过后全开了。本来外公也忘记里面究竟有什么好东西，封条开胶后，三姨战战兢兢的冒着“大不韪”打开了柜门，却意外发现竟是一柜子的罐头！这成为了那年亲友来访中款待客人最好的食品。

不过那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还是外公头戴一顶咖啡色呢子的美国水兵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顶破毡帽呢），穿着一身旧棉袄，坐在院中用斧子凿山西大砟时的情景。

外公一生向佛，他是居士。即便文革中几乎一无所有时，还是设法保留下来一串象牙雕刻的佛珠，每到上午十点，他会独自在屋内一隅，默默背诵经文。

大舅家文革中受尽磨难，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极小的破瓦寒窑中，大舅则被关进山西冤狱多年。大表哥大学毕业也因此被分到边远的云南。七十年代后，大舅平反出狱。外公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大儿子。

图中的合影为外公外婆与舅舅舅妈及二表哥与我妹妹送大表哥一家回云南时所摄。后排两边为大表哥学治与二表哥学渊。前排三姨抱着大表哥的儿子小强，挨着外公是妹妹庚琪。外公已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时间1973年。

七十年代后期直到八十年代，外公家的状况逐步好转。大舅李滋去北京师范大学当了英语教授，六舅李家禄去美国使馆当了翻译。这是六舅的工作照。

随着逐步落实政策，外公外婆回到了新鲜胡同老宅。但可怜的三姨没有等到落实政策的一天。她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外公外婆，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因癌症去世。

回到老宅后，外公外婆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但不久外婆因严重的哮喘病于1981年底去世。外婆走后，外公的双眼白内障越来越厉害，视觉模糊，行动不便。在一次不慎摔伤胯部后，因岁数太大不能手术，只能躺在家中静养，一年后，因心肾衰竭而仙逝。时间是1984年，享年86岁。

图为在外婆丧礼中的孙辈合影，地点在客厅前的平台。

一晃外公去世已三十余年。外公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以及解放后的公私合营、文革、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外公虽没有参与家族在盐务及金融实业方面的经营，却在藏书摄影集邮等方面成为大家，并以李家在清末民初最具国学涵养的李士鉁独子身份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献古籍孤本，为李家在民国时代的善举写上了浓浓的一笔。解放初期，外公又与其他九位哥哥十房联署，向天津市政府捐献李家花园。作为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在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还算完美的画上了句号。而外公虽大半生处于优裕的生活中，但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磨难，既有爱子入狱之痛，又有丧女之痛。也许作为笃信佛教的居士，外公几十年如一日的诵经念佛，才得以心灵的慰藉与解脱吧。

谨以此文作为对外公深深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