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您是儿子心中永远的丰碑（文章原创十一）

功勋

真金何惧烈火炼

功勋

时代的脚步在前进，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和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前进。

当人们猛然间相互对视时，沧桑已经布满额头、染白了鬓角；暮然回首不禁惊诧，啊……许多的许多都成了当年。

那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和视线。

然而，当“家们”此时再回头、静下心，拂去那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尘埃，慢慢咀嚼它的发生发展过程，细细品味那些人物的举止言谈，就会发觉，许多当初模糊的东西越来越清晰，许多人物内质的东西越来越真切。

我们家在当初，中共历史上“三反”运动中的遭遇，现在回忆起来，就像一部高潮迭起、矛盾不断、冲突叠加的电视剧。

各种人物，千姿百态的表演，把当时的人性刻画的淋漓尽致，在人为制造的冤屈、委屈和高压中，反而更衬托出了爸爸人生、人品的精彩和高贵。

那次特殊相会与爸爸的遭遇

　　上海的七二一大学，作为新生事物在文革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七三年我被部队保送到上海读军校。

当时，爸爸他们师长的儿子陈斌哥哥在驻沪海军当兵，每个星期天都要带我到爸爸他们那个师的一些伯伯家去玩。

伯伯伯母见到我们很亲，用他们的话说就像见到了我们的父母亲，因此，事后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叫我们星期天到家里去改善伙食。

记得第一次到原师政治部副主任黄伯伯家玩，那场面让我非常感动，以至于现在都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去黄伯伯家时，一进门吓了我一跳。

客厅里坐了十几位伯伯叔叔和他们的爱人。

陈斌哥哥向他们介绍了我，我连忙敬礼说:“伯伯伯母好，叔叔阿姨好”。

大人们都站起来了，一位长者快步向我走来，我知道他一定就是黄伯伯，便说:“黄伯伯好”。

伯伯握着我的手上上下下仔细的打量着、端详着，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停留片刻，伯伯的眼眶里溢出了泪水，哽咽着说:“像像，像他爸爸。”

看到伯伯流泪，我心里也酸酸的。

陈斌哥哥到其他房间，跟黄伯伯的小孩儿玩儿去了。

伯母笑着走过来劝道:“老黄啊，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来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大家应该高兴才对呀。”

便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走，伯母给你介绍介绍叔叔阿姨去。”

今天来的这些叔叔阿姨，当年有的在司令部、有的在政治部、有的在后勤部，基本上都是爸爸的直接下级或间接下级。

我跟着伯母一一向各位叔叔阿姨问好后，伯伯拉着我坐在他旁边，叔叔阿姨们也围了过来。

伯伯伯母急切地询问着我们全家离开上海后的情况，爸爸妈妈现在各方面的情况。

听到我逐一做了回答之后，伯伯伯母不可思议的问道:“你爸爸战争年代负过那么多重伤，是个一等乙级残废军人，身体条件很不好，部里怎么还让他去青海高原工作呢。”

这时，伯母对几个阿姨说:“让他们跟孩子聊吧，咱们弄饭去，今天可是一场大仗啊。”

伯母和阿姨们到厨房去忙了，伯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十分沉重的说:“唉……孩子啊，你爸爸可真是条硬汉子，他三反期间可是受了大冤枉、遭了大罪啦。你妈妈也跟着受牵连，吃了大苦头啦。”

伯伯凝视着远方，把时空拉回到了爸爸刚到这个部队的时，三反五反运动启动时；爸爸被宣布免去职务关押时、被升级成为华东军区’大老虎‘时，审讯升级爸爸被戴上手铐脚镣时、妈妈受牵连生哥哥受歧视时，部队派人到爸爸妈妈家挖地三尺找证据时、部队调防爸爸从玻璃的折射看哥哥时……

叔叔们小心翼翼地补充着许多细节，使一个个场景不断的展现在我面前。

　　此时的整个房间里，沉重的空气凝固了，悲伤的氛围弥漫在人们的心头，压抑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到爸爸妈妈的遭遇，心一直紧紧的揪着，提到了嗓子眼，总觉得爸妈他们好惨好惨，泪水一直在眼眶中打转，就快控制不住了。

伯伯气愤极了，开始骂人了，从师政委、政治部主任到组织科长、保卫科长几乎骂了个遍。

几个叔叔也掉着眼泪说:“他们怎么能不讲证据，对自己的同志这么狠。”

伯伯大声说:“我向他们提了那么多的问题和建议，他们就是不听。一门心思想抓个’大老虎‘、放’卫星‘，还不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求得个一官半职。”

他们还说再拒不交代顽固到底，就报军区枪毙算了。

我当场就跟他们拍着台子说：“他是战斗英雄，你们敢草菅人命，我就到北京去向周主席报告。”

（黄伯伯是江西兴国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期间担任过警卫排长，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党小组长）。

　　伯伯愤怒的声音惊动了厨房的阿姨和隔壁房间的小孩，他们伸出头来看了看，又都马上缩了回去，关上了门。

伯母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看着伯伯铁青的脸轻声说:“老黄，该开饭了，孩子们都饿了，吃完饭再慢慢谈。”

伯伯嗯了一声，伯母马上大声说:“孩子们快出来帮忙，咱们开饭喽。”

话音刚落，呼啦从房间里出来了七八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孩子。

圆台面支好了，丰盛的热菜上来了，伯伯伯母叫自己的孩子回房间去吃，说我和陈斌哥哥代表父母必须共进午餐。

伯伯打开了茅台酒，给我们各到了一杯，我们连忙推说不会喝。

伯伯笑着说:“不会喝也得喝，今天咱们是大团聚，这杯酒代表你的父母，必须喝。”

一杯酒下肚，我们的小脸就通红通红的了，伯伯伯母、叔叔阿姨不停的给我们添菜，碗里是满了又满，好像就怕我们吃不饱饭……

告别了各位长辈，我跟陈斌哥哥在大柏树站分了手，回到宿舍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难怪在北京时，每次马叔叔（当时的组织科长），王叔叔（当时的保卫科长）到家里来，见到妈妈总道歉，但是，妈妈对他们就是不理不睬。

难怪每次两位叔叔走后，爸爸总要做妈妈工作，“老李呀，他们每次来看我们都道歉，就是你不理人家，人家还是来。一说到三反，他们就后悔的掉眼泪，说错整了我，一辈子都对不起我。都是过去的事，有些事也由不得他们，我们就原谅他们吧。”

难怪爸爸的警卫员、通讯员，李阿姨、张阿姨到北京来看爸爸妈妈时，只要说到当年的“三反运动”就伤感，就会说一次哭一次。

难怪哥哥原来的小名叫“冤生”……用叔叔阿姨的话说，当年三反的时候，你爸爸真的很惨很惨，你妈妈真的很惨很惨，你们家真的很惨很惨……

厄运悄然而至 爸爸毫不知晓

爸爸所在的部队，是抗战中就能征善战的鲁中老二团，他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一次指挥作战，食管被打穿昏死过去，被抬到后方医院治疗。

伤愈后，老部队开赴东北了，就被分配到这个部队。爸爸在老部队是战斗英雄，经历过许多大战恶战，实战经验非常丰富，负伤时，他已经是营长了。

一开始，这个部队的领导不了解爸爸，将爸爸只作为一般干部安排，几个仗一打，就被陈斌哥哥的爸爸，陈师长发现是个人才。

于是，四九年爸爸调到司令部当军械科长，五一年任作战科长，当时只有三十岁的爸爸就是团级干部了，在同级干部中，已经呈现出咄咄逼人的上升趋势。

　　一九五二年三月，根据中央决定和部署，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党全国全军展开了。

华东军区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热火朝天”，各团以上单位成立了三反五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政工领导干部负责。

三反五反运动像蓖头发一样，从最基层的连队开始，凡是涉及到经济活动的，都要层层抓老虎、打老虎。

一时间，自上而下、层层施压，层层加码，连以上干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也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一场针对我们家的灾难，正在孕育、正在形成、正在恶化，正在悄悄的扑向我们的家园。

　　这场命中注定的灾难，它到底还是来了。

一天晚饭后，爸爸陪已经怀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妈妈散步刚回来，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三反五反办公室的人打来的。

他通知爸爸一个人马上到会议室，领导有事找爸爸谈。

爸爸是作战科长，一向雷厉风行，跟妈妈说了一声就出了门。

到了会议室，门口的战士说:“科长，首长马上就到，请你进去坐一会儿。”

爸爸一进去就感到情况有些不对，一张桌子，前面有一张离得比较远的椅子，桌子后面有三把椅子，这完全是一种审讯的架势嘛。

爸爸没有坐，在房间里慢慢地走着，思考着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会是什么问题，但百思不得其解。

不一会儿，政治部主任、组织科长和保卫科长三个人进来了，他们三人坐下后，指指对面的椅子让爸爸也坐下。

爸爸说:“不用了，你们有什么就问吧。”他们知道爸爸的性格倔强，说不坐是绝对不会坐的。

于是，就由组织科长宣布了师党委，关于爸爸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保卫科长宣布了审查期间的纪律。

随后，政治部主任说:“根据群众检举，你在担任军械科长期间将军火贩卖给地方，贪污了几万银元。你要如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主任的话音刚落，爸爸就愤怒地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请问主任，军火指的是什么？是枪炮子弹吗？”

保卫科长跳起来吼道:“注意你的态度，老实交代问题。”

主任没吭声，组织科长站起来指着爸爸的鼻子说:“炸药，你贩卖了炸药。”

爸爸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当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地说:“说到炸药，党委应该最清楚。我任军械科长期间，师里是接收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的黄色炸药，但因存放山洞潮湿，药效下降，我们曾向师里打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当时，正巧地方政府开矿需要炸药，到师里来求援；另外，考虑到部队生活艰苦，所以，师党委特做决定，无偿赠与地方政府一部分炸药，但要开具收条交军械科存档。调一部分炸药到后勤部，炸冰捕鱼改善干部战士生活，但也要开具收条交给军械科存档。后勤部炸冰捕的鱼，一部分送到基层连队给战士改善生活，一部分送到师直机关干部家，想必你们也吃了不少吧？我从军械科调任作战科，是组织认真审查过的，从何说我贩卖炸药，贪污了几万银元。”

爸爸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反驳得他们狼狈不堪，哑口无言。

第一次交锋不欢而散，爸爸胜利了。

但是根据组织决定，爸爸不能回家，行动只能限制在这个房间里。

爸爸三天没有回家了，妈妈打电话到作战科询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那天晚上情况紧急，科长带队出差了。”

爸爸是负责作战指挥的，以往突然出差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妈妈也没往心里去。

他们三个人经过研究，决定以库存的数量与收条上的数量差距较大为由，继续向检举人施压，希望从检举人处找到爸爸贪污的新线索。

检举人禁不住软硬兼施、威胁恐吓，将爸爸贩卖炸药的数量继续增加，贪污银元上升到了几十万、几百万。

欣喜若狂的他们三人，立即向师党委作了汇报并向华东军区党委作了专报，成立了专案组。

华东军区党委接报后高度重视，要求师政委亲自出面审案，要各种措施多管齐下，逼爸爸彻底交代早日破案。

厄运仍在发酵 考验更加严酷。

那天，房间里的气氛更加恶劣，师政委、政治部主任，组织科长，保卫科长七八个人到场。

由政治部主任宣布将爸爸定性为“三反分子”、撤销行政职务和一切待遇，摘下帽徽，胸章，戴上手铐脚镣就地关押交代问题。

师政委问爸爸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爸爸镇定的说:“政委，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我是被冤枉的，希望组织认真调查，弄清事实，还我清白。”

政治部主任威胁着说:“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是大干部了吧，都枪毙了。你个小干部算什么，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你就不怕死吗？！”

爸爸冷冷一笑说:“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在战场上死过好几回了，我怕什么？！我再说一遍，我是清白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们要对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任”。

　　要摘帽徽、胸章了，要带手铐脚镣了。

爸爸平时在师部机关，是组织机关人员出操会操的领导，军容特别严整；用叔叔们形容的，见到他有点怕，给人一种特有的威严感。

所以，两个战士走上前来低着头说:“对不起，科长。我们是执行命令，请你配合。”

这时，保卫科长咆哮起来，“什么科长？他是三反分子，你们是什么立场！”

爸爸蔑视的朝保卫科长笑了笑说：“你有本事冲我来，跟两个战士发什么火？！算什么能耐！”！

随后，向两个战士伸出双手，温和的说:“来吧，没事儿。”

手铐脚镣戴好了，爸爸昂起头大义凛然地说:“走吧，去哪里？”

便不容他们回答，径直向门口走去。

现场的那些人，谁没有想到爸爸会有这种举动，都呆住了，被镇住了，表情僵硬的跟在后面。

这次爸爸又胜利了。

　　爸爸上了车，被送进了一个监狱。

由于举报爸爸贪污的银元数额巨大，所以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并由专人看管。

据站岗的叔叔说，爸爸被关押后，每隔几天专案组的人就来审讯一次。

每次都能听到，爸爸坚持实事求是的大声反驳专案人员的提问；每次审讯结束，专案组的人员都是灰溜溜的无功而返。

师部警卫连的战士们，都在私下里传，爸爸不愧是作战科长，真是条铁打的硬汉子。

爸爸是华东军区的“大三反分子”、“大老虎”，已经被关押起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只有妈妈还蒙在鼓里。

爸爸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到家里来神色有些不一样；组织上给顾的阿姨，到家里做事也有些慌里慌张。

以前，经常到家里来玩的叔叔阿姨不来了；妈妈晚饭后出去散步，一些人看见了，就像遇到了瘟神赶紧避开；实在避不开的，就装作不认识一样。

这些反常的现象，让妈妈觉得一定是出事了，一定是出大事了……

　　爸爸被关押进了监狱，专案组的审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外面，党组织采取的相关措施也接踵而来了。

那天上午，组织科长不顾妈妈即将分娩，到家里来向妈妈宣布爸爸是三反分子，大贪污犯，已经撤销职务和一切待遇，被关进监狱的党委决定。

代表组织，要求妈妈站稳立场、揭发检举，尽快跟爸爸办理离婚手续、划清界限。

妈妈说：“我们结婚多年，他是什么人我最了解，你们抓错人了，是在犯罪。”

组织科长还想做深入动员晓以利害，被妈妈破口大骂落荒而逃。

下午，保卫科长带着警卫连的战士找上门来，他向妈妈出示了搜查令，指挥战士们对我们家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搜查，结果什么都没搜到。

临走时，他收缴了爸爸妈妈的配枪，说是党委的决定。

妈妈说：“那两个科长当时的表情，跟经常星期天到家来吃饭的他们，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预产期到了，妈妈住进了师医院，医生护士们对妈妈的态度一反常态，显得很冷淡。

4月18日，哥哥出生了。

妈妈躺在产床上等了好一会儿，居然人都走光了。

据妈妈回忆，几个医生护士说她们不愿意给三反分子的老婆剪脐带。

性情刚烈的妈妈委屈得在产床上掉眼泪，遂即大声说：“你们把剪刀给我，我自己剪！”

有个护士听到吓坏了，飞一样的跑去向院长报告问咋办？

院长生气地吼道:“一人做事一人担嘛，为什么让产妇受牵连？难为人家产妇干什么？赶快剪脐带。”

妈妈出院了，却迟迟不见爸爸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到家里来玩。

一天晚上，两个叔叔悄悄的来到家，掉着眼泪对妈妈说，他们已经被换了岗位，领导不许他们到家里来。

妈妈笑了笑说:“不让来就别来了，省得惹麻烦”。

两个叔叔低声说:“大姐，你和科长平时对我们的好，我们都记着，有啥消息会偷偷告诉你。听老乡们传，科长在里面很强硬，每次都把审讯他的人骂的像个龟孙子一样。”

　　正像妈妈估计的那样，他们要采取的措施还没完，下一步是要把阿姨给换走。

那时，部队实行供给制，团以上领导家里的保姆是由组织进行审查录用的。

姐姐出生后，组织把李阿姨安排到家里来工作，爸爸妈妈觉得李阿姨人特别好，就把李阿姨介绍给了警卫连的刘排长，并为他们证婚，两家人好得像一家人。

那天一大早，李阿姨赶到家，做好早饭，就闷头洗东西。

妈妈几次叫李姨进来吃饭，她只是答应就是不进来。

妈妈觉得情况不对，就抱着哥哥牵着姐姐，来到李阿姨身边轻声问:“他姨，咋的啦？”李姨摇摇头，“老家出事了”李姨摇摇头，“跟老刘吵架了”李姨还是摇摇头，就是不抬头。

妈妈急了，大声说:“小李子，你今天是怎么啦？你要急死我呀！”

这时候，李阿姨突然抬起头，满脸泪水地抱住妈妈说:“大姐，他们昨晚说不让我到家来了，要另外给我安排工作。”

妈妈明白了，他们是在有计划地通过外围动作向爸爸施压，迫使爸爸违心的承认贩卖炸药，贪污银元。

妈妈拉起李姨说:“他姨，别难过，先吃饭，待会儿我找他们去。”

升格军区要案 派人老家挖银元

　　妈妈是司令部通讯排的电话班长，直接找到了陈师长的办公室，哭诉了专案组人员的一系列做法。

刚出差回来的陈伯伯勃然大怒，抄起电话就打给了政治部主任，严厉的批评道:“齐科长的问题还没有查实嘛？你们对人家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使什么劲？再说人家老李也是抗战的干部，你们必须马上停止对家属小孩的迫害。”

之后，陈伯伯又安慰妈妈，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一定会实事求是，一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要好好生活，把孩子带好。

从陈伯伯办公室回来，妈妈的心踏实多了。

那帮人，也没有再走马灯似的给妈妈施加压力，就这样，李姨没有离开我们家，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刘叔李姨与我们一起共度了难关。

多少年过去了，爸爸妈妈都一直非常感谢刘叔和李姨的患难相助。

　　四个多月没见爸爸了，妈妈十分担心爸爸的身体，便找到组织科，提出了要见见爸爸的要求。

按说在隔离审查期间，被审查对象是不能与亲属见面的，可是，专案组的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劝说爸爸的机会来了，就提出了几点要求。

只准妈妈一个人去，不让爸爸见孩子；要劝爸爸配合组织、彻底交代问题；要遵守时间，不准超时。

他们很坏，让妈妈呆在牢房隔壁，打开两房之间的门，在两房之间的墙上挂一面镜子，让爸妈通过镜子的折射看对方，不让他们直接见面。

这次见面很凄惨，简陋昏暗的监房里，爸爸看上去虽然精神还好，但人很消瘦，胡子很长，不停的咳嗽。

妈妈强忍着悲痛，没让泪水流下来，没有诉说一点委屈。

他们微笑着注视着对方，安慰、鼓励着对方，坚信一定能够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看守人员提醒时间快到了，妈妈说:“给儿子起个名字吧，”爸爸沉思了一会儿说:“就叫冤生吧！”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地方出现了由于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人命案。

党中央及时的发现了这些问题，再三发文强调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要重事实，讲证据，既不能漏掉一个坏人，也能不冤枉一个好人。

中央文件的下发和传达，使爸爸专案组的人压力很大，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华东军区组织部盯得很紧，要求师党委尽快作出结论，但是，对爸爸软硬兼施、威胁恐吓一点作用都没有，案件毫无进展。

此时的专案组人员，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整天挖空心思想办法寻找突破口。

这天，突然有人提供了一个新线索，说爸爸的哥哥来过部队住了段时间，干脆就上报军区，说爸爸已将银元转移，顽固不化、拒不交待，建议枪毙。

据说这帮丧尽天良，疯狂到了极点的家伙，居然真的上报了建议枪毙爸爸的报告。

华东军区组织部接到报告感到问题严重了，不敢擅自决定并上报到许世友司令员。

据说许世友司令员批示:枪毙人是大事，要慎重，要证据确凿；百万银元要追回，不能流落人间。

并指示华东军区组织部直接参与、师党委积极配合。

这样一来，由华东军区三反办直接插手，爸爸的专案就变成了华东军区的大专案。

华东军区三反办的领导决定，暂不否定九十九师三反办原来采取的措施，但案子要由军区三反办的人员重新审理、认真审理。

军区专案组的人员进驻九十九师了，他们派专人找妈妈谈，了解爸爸的哥哥，什么时候来的，干什么来的，住了多少时间，什么时间走的，几个人一起走的。

当听妈妈说，爸爸的哥哥是来相亲的，女方很满意；两个人已经回老家成亲了之后，对上报爸爸转移银元感到真是无稽之谈的大笑话。

但是，从慎重起见，还是决定由师里派人，在军区专案组的监督下，到爸爸妈妈的老家，请地方组织配合，派民兵在房子，院子周围挖地三尺，到周围的山洞里去搜寻找银元。

为了对军区党委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爸爸和爸爸的家庭负责，军区专案组的人员工作非常深入细致。

专案组的领导，非常耐心地听取了爸爸讲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过，听取了爸爸对师三反领导小组这次对他审查的看法和意见。

听取了师团主要领导、师直机关干部战士对爸爸平时表现的意见。

特别仔细的反复听取了举报人的举报过程、查阅了举报记录。

到储存炸药的山洞进行了现场勘查，找炸药仓库保管员了解了炸药的申领情况，走访了有关领过炸药地方政府。

到师后勤部，了解了用炸药炸冰捕鱼改善连队生活的情况，查阅统计军械科有关领取炸药的收条。

全面铺开的调查工作，既深入又仔细，耗时两个多月，等于这个震惊华东军区的贩卖军火的特大贪污案由军区专审了一遍。

到爸爸妈妈老家挖地三尺寻找百万银元的干部战士两手空空的回来了。

干部战士对爸爸的评价出来了。

举报人因为诬陷爸爸痛哭流涕的检讨出来了。

炸药仓库管理漏洞的情况出来了。

军区三反专案组综合各方面的调查结果，对爸爸贩卖军火贪污数额巨大的专案，是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的初步结论形成了。

寒冬尽头是春天 爸爸就要平反啦

　　在军区专案组审查期间，爸爸他们部队从徐州调防到上海。

专案组的领导，专门安排妈妈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安排爸爸带着手铐脚镣坐在最后的守车上，让妈妈把哥哥向着对面的玻璃举起来，好使爸爸通过黑夜的玻璃折射看到自己出生了一年多的儿子。

这一不经意的决定和举动，给爸爸妈妈冰冷的心注入了一丝温暖，使爸爸妈妈似乎看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

一车厢人都睡着了，怀里的儿子睡着了，然而，爸爸妈妈一点睡意都没有，他们再次通过黑夜里玻璃的折射，相互微笑着注视着，他们相信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已经不远了。

到了上海，爸爸虽然依然被关进一家陆军监狱，但似乎待遇有所改变。

考虑到爸爸浑身都是伤，上海阴冷潮湿，监狱给爸爸增加了被褥，延长了爸爸的放风时间，给爸爸的手铐脚镣缠上了布条，以免冰冷或磨破爸爸的皮肤，这些措施的改善使爸爸心里非常温暖。

军区三反专案组的领导，要回军区向主要领导做专题汇报了。

临行前，他们在师党委会上，通报了这次关于爸爸专案的审查情况。并

专案组领导，异常沉重、尖锐地说:“你们师党委，特别是专案组人员要深刻的检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坐我们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一年多？为什么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战斗英雄差一点死在我们自己的枪口下？为什么你们千方百计地迫害他、他的妻子和一两岁的孩子，他们还是对党始终坚信不疑？估计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希望到时候你们要向军区党委，向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有个像样的交代。”

军区专案组领导回军区时间不长，军区重案组的专报很快就批下来了，军区党委认为爸爸的专案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

并明确要求，师领导要负领导责任，向军区党委作出书面检查。

具体经办人，要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行为、接受组织的处理。

要接被害人出监狱，在一定范围内召开大会给予平反。

要恢复被害同志的一切职级待遇，尽可能补偿由于组织失误，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的一切损失。

　　据说许世友司令员看了报告很生气，愤怒的询问有关领导：“难道他们就不用脑子想问题吗，一个七岁下煤窑的苦孩子，自从参了军打仗时命都不要了，几次身负重伤差点牺牲，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当地主老财呀？一个挑夫能挑多少银元？几百万银元要多少挑夫挑？那么大个运输队能不被发现吗？再说，几百万银元运回家藏在哪儿呀？这么简单的算数题都不会算呐？！”

并对专案组的领导说:“他们头脑简单、做事简单，送神进去容易，请神出来难啊”。把人家平白无故关进监狱一年多，就那么随随便便的出来了？要没个说法，我都不出来！

你要亲自去负责把这项工作做完整，要对我们的同志对人家的家庭负责任，千万不要留后遗症啊。

　　那天，师党委班子全体成员陪着专案组领导来到监狱大门口，准备接爸爸出监狱。

专案组领导故意摆谱，让师长政委带着班子全体成员先进去请爸爸出狱。

爸爸凝视着远方对他们看都不看，政治部主任捧着一套缀好帽徽、胸章的呢子服，毕恭毕敬地站在爸爸面前道歉，爸爸轻蔑的看他一眼无动于衷。

军区专案组的领导进来了，扶着爸爸的肩膀说:“你是我们党和军队经受住了残酷的战火考验和严峻的政治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这次在三反五反的运动中对你立的专案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让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军区首长委托我，代表他们接你出狱。”

这番话强烈地冲击着爸爸的心，负过那么多次重伤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爸爸，此时此刻的眼泪像决了堤的黄河喷发了出来……

领导安慰着爸爸，问爸爸还有什么要求。爸爸说:“请首长代表组织给我留个字据，让我能向我的妻子，儿女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对这一年多的监狱生活有个交代”。

纸和笔很快就拿来了，专案组的领导郑重地在纸上写道“xxx同志，你是我们党和军队经受住了残酷的战火考验和严峻的政治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领导们都劝爸爸换上新军装再出去，爸爸不肯，他坚持着说:“我穿什么进来的，就穿什么出去！新军装留在平反的大会上穿，让平反和新军装一起掀开我历史新的一页。”

爸爸从小就要求我们几个孩子，要做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

那时，我真的还不太理解为什么。

现在看来，爸爸三反的亲身经历是他要求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的真正内涵和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