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自愿出征三百万，伤亡六十万，川军到底有多悲壮？

#三稜莪术

川军，为民国期间四川军阀部队。清末，清政府编练四川新军成为川军源头之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四川军阀由此产生。[1]民国时期，四川军阀长期混战，自辛亥革命后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共约470余次[2]。[3]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成为川军首领。[4]

抗战期间，共有35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1/5，是除国民党中央军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装，几乎参加了抗战中的所有大型战役。[5][6]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2月9日，川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将领发出起义通电。[7][8][9][10][11]其后，范绍曾、冷寅东、王缵绪等亦宣布起义。[12]部分川军高级将领刘存厚、杨森、孙震等逃往台湾，川军的历史宣告结束。[13]

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军以贫弱之师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14]

中文名       川军

所属国家   中国

所属           国民革命军

性质           地方军阀

所属系别   四川军阀

势力范围   四川省、西康省

存在时间   清末民国时期（1902年-1949年）

主要将领   熊克武、刘湘、杨森、刘文辉等

主要派系   武备系、速成系等

消亡时间   1949年

发展历史

清末新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署四川总督，从山西赴四川上任，带2旗山西常备军和150名卫队。入川后，编成4个营，这是四川编练新军之始。为训练新军人员，岑春煊在成都开办四川武备学堂[15]。[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接任四川总督，重新筹练新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编成常备军6营，工程队1营。翌年扩编为10营，凑成1协。[1]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武备学堂办了三期停办，改设四川陆军小学堂[16]。陆小共办了五期，每期100人。因四川是大省，控驭康藏地区，按规定编成第16、17、18等3个镇。而四川仅编成1协，称陆军第33混成协。[13][1]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

                         班禅的川军护卫队(1911年)

                                      川军入藏

宣统元年（1909年）1月，清朝政府应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所请，派遣川军进藏[17]。6月至10月，1700余名川军在钟颍的率领下，由赵尔丰的边军护送，从成都启程，取道德格、察木多进藏[18]。[19]11月初，川军、边军分路而进，藏兵不战而退。于次年正月到达拉萨。[20]

宣统二年（ 1910年），在成都开办四川讲武堂。[1]

宣统三年（1911年）春，四川总督赵尔丰组建新军第17镇[21]，川省内还有巡防军63个营，分驻各府、州、县和川边[22]。4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各县保路同志会先后成立。9月7日，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20][23][24]

民国时期

四川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2日，重庆地区同盟会起义成功，建立蜀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起起义。革命党人发动民军包围成都，赵尔丰指挥清军顽抗，成都未能攻下。随后立宪派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25]。1月27日，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校场阅兵，军队哗变，蒲和朱逃离成都，平乱后，由军官和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罗伦为副都督。[26]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后经调解协商，双方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尹昌衡即改编川军为5个师[27]，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开始形成了四川武备系。

民国元年（1912年）夏，西藏暴乱危及四川，尹昌衡自请督师西征，平息了边境骚乱，驻军川西。[28][29][30]

讨袁战争

民国二年（1913年）3月，二次革命爆发。6月，袁世凯解除了尹昌衡的川督职务，降任为川边经略使，胡景伊被任为四川都督。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建立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32]。[33]随后两军在隆昌、泸州展开血战。8月中旬，张伯祥、张品山等由广汉起兵，占领绵阳。酉阳、中江、开江等地亦举义讨袁。9月后，刘存厚部攻克资中、内江，王陵基部占领南充、定远、合川。黔军黄毓成部占领綦江，逼近重庆，滇军叶荃部进至宜宾，陕军张钫部后临夔州。熊克武于9月11日、12日被迫撤退。9月12日，黔军占领重庆，四川讨袁之役失败。[34]

                                  讨袁部队序列

护国战争

主词条：护国战争

民国四年（1915年）3月，袁世凯任命陈宧为四川巡按使。5月底，陈宧到达成都，后任四川将军，掌控全部川军及政务。陈宦上任后，借整编安置亲信，以削弱、控制川军。[1]12月25日，蔡锷回到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决定派滇军第1军入川。[35][36]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0日至12日，护国军第1军第1梯团长刘云峰率2个支队为由昆明出发，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为中路，于次年1月14日由昆明出发，董鸿勋率主力第3支队于1月10日先行，经毕节、永宁取泸州。第4梯团长戴戡为右路军，次年2月2日由贵阳出发，经松坎，攻占綦江，向重庆方向前进。[35][36]

民国五年（1916年）1月5日，袁世凯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由第2路总司令张敬尧统一指挥入川的北洋军。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8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西南之安边进攻。21日占领叙府。袁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35]31日，刘存厚在纳溪宣布加入护国军，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3月间，滇、川护国军与北洋军在泸州、纳溪一线展开血战。护国军进入川南后，川南各地地方团队和熊克武旧部纷纷响应，加入护国军作战，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四川义军，配合护国军作战。3月中下旬，护国军攻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36]

护法战争

主词条：护法运动、四川靖国战争

民国五年（1916年）5月8日，西南护国各省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滇军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5月22日，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并率部出川，蔡锷出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8月底，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罗佩金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

民国五年（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5师长联名通电控诉。民国六年（1917年）3月，罗佩金以武力解散川军第4师，第2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罗佩金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随后爆发刘存厚与戴戡的刘戴之战，黔军被赶出成都遭歼灭。8月下旬，川军第1、2、3师向简阳、资阳顾品珍部发动进攻，滇军于22 日分两路撤至泸州和宜宾。11月22日，川军克泸州，28日攻占宜宾，刘存厚等部获胜。[37][38]

民国六年（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进入了“护法时期”。滇军唐继尧拒就元帅之职，将其中4个军开赴四川讨伐刘存厚，率滇黔联军攻川。12月3日，顾品珍率滇军第1军及耿金锡、李友勋2个旅攻克重庆，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撤出重庆，周道刚率残部败走永川、资中。12月8日，北洋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2月14日，滇黔联军占领泸州。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39]

民国七年（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武备系日渐没落。2月25日，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于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39]

各派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四川先后成为北洋、滇、黔军阀和四川各派军阀争夺和混战的中心。军阀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祸害之重，为全国之最。[40]

1.川滇黔军之战

四川护法战事结束后，唐继尧与以熊克武为首的川军各派发生矛盾，引发了倒熊和驱逐滇、黔军之战。民国七年（1918年）-民国八年（1919年）间，以熊克武、杨庶堪为首的势力主政四川，后分裂为“九人团”和“实业团”。两派不断磨擦斗争[41]，爆发了倒熊之战，实业团失败被逐出四川。

民国九年（1920年）春，实业团与杨庶堪联合滇黔军发动倒熊之战。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得刘湘等部支持，与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展开激战，初战获捷。但7月，熊部遭到反击，难以抵挡，熊宣布辞去四川督军，7月10日率部离开成都，退往阆中进行整编。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实业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熊克武、刘存厚联合发动靖川之战胜利后，矛盾立即产生，驱刘之战随之展开。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联名通电，宣布驱逐刘存厚。熊克武命令但懋辛率第1军，刘湘率第2军，刘成勋率第3军，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分三路夹击成都。刘存厚部节节败退，刘存厚于3月20日通电下野，离开成都，逃往陕南宁羌。刘湘、但懋辛督军追击刘存厚部在四川的残敌。第1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通电勒兵停战。前线各部通电响应，驱刘之战停息。刘存厚遗留在四川的部队被各军收编。

民国九年（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任总司令[42]。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43]。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9月21日，滇军战败。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滇军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击毙军长赵又新，顾品珍率军回滇。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39][44]

2.川鄂战争

民国十年（1921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刘湘被推举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刘湘被四川省议会和川军各将领选为四川省省长。第2军军长由杨森代理。刘湘上任不久，原鄂军总司令李书诚和鄂西总司令潘政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湘督赵恒惕决定出兵。刘湘亦决定出兵，川鄂战争爆发。8月中旬，刘湘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出动2师4混成旅，兵分两路攻鄂[45]。北京政府免去王占元职务，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另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民国十年（1921年）8月19日，川军攻占巴东，随即夺取姊归，进逼宜昌。9月初，川军猛攻宜昌，不克。吴佩孚攻下湖南岳州后，即回师西援，于9月14日赶赴宜昌，于9月22日解宜昌之危，随后收复鄂西。11月下旬，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

3.1、2军之战

川鄂战争中，刘湘与孙传芳结拜为盟兄弟，订立攻守同盟密约，刘湘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派乔毅夫为驻汉口代表。熊克武虽于民国九年（1920年）12月30日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但仍控制第1军，企图东山再起，总揽四川军政大权。刘湘实力大增，熊克武深感威胁。熊克武获知刘湘与孙传芳结盟后，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刘湘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去职务，由王陵基代理总司令，向楚代理省长。在刘湘尚未部署妥当的情况下，7月初，第2军军长杨森突然提前进攻驻忠县和万县的第1军主力。四川1、2军之战爆发。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2日，成都各军组织省联军，推第3军军长刘成勋为四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推第3师师长邓锡侯，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为正、副指挥，进攻重庆，支援第1军。第1军有计划撤退，在渠县、蓬安县交界处集结精锐，与杨森决战，双方激战6日。8月1日，刘伯承率军击败杨森部。8月9日，省联军攻破重庆，杨森率残部退往夔府。8月20日，杨森退到湖北利川、宜昌，依附吴佩孚。刘湘在刘文辉派兵护送下回到安仁镇老家栖隐。[46]

4.北道之战

四川1、2军之战后，刘成勋主持四川军政。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刘成勋在成都主持召开善后会议，会上1、2军将领结下仇怨。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5日，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全军裁兵。1月29日，刘成勋电令解除陈国栋第7师师长职，武力解决陈部。邓锡侯起兵援陈。2月10日，刘成勋下令讨伐陈、邓，但懋辛、赖心辉举兵响应，形成1、3、边军与3、7师之战。2月，邓、陈西上围刘成勋于成都。后赖心辉边防军开到，邓、陈解围而退。1、3、边军推赖心辉为总指挥，率兵追击。邓、陈退至德阳，田颂尧率第21师支援。形成1、3、边军与3、7、21师之战。邓、陈、田退至潼关，得刘存厚奉吴佩孚令支援，在黑虎寨坚守，赖心辉久攻不下，师疲而退。邓、陈、田乘机追击，至绵江、中江一带双方呈胶着状。3月下旬，邓锡侯间道偷袭成都，围熊克武、刘成勋于空城。第9师师长刘文辉率兵抵成都，双方协商，刘成勋等让成都与刘文辉，让刘成勋等部出城。3月30日，刘成勋通电辞职停战，率部撤离成都。4月2日，刘文辉入成都。4月5日，邓、陈、田部也开入成都。四川军阀大混战宣告结束。[47]

5.讨贼之战

吴佩孚动员直、豫、鄂、陕、甘五省兵力，组成援川军，以赵荣华任总司令，拥杨森回川，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呼应，拥护刘湘出山，并推举为四川善后督办。

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孙中山说服熊克武，与四川国民党实业团联合讨贼。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统率1、3、边军与石青阳、吕超、颜德基等部。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讨贼，形成南北大战。

战争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杨森率部沿长江入川，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6日攻占重庆，继续率军取成都。北军亦分别从陕、甘、黔入川。5月，杨森主力在资中县被讨贼军主力击溃，退回重庆。9月，讨贼军会集重庆，围攻达一个多月。10月16日，讨贼军攻克重庆，杨森退往万县。

第二阶段，讨贼军内部矛盾显露，吴佩孚撤赵荣华职，任命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为援川军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吴佩孚又补充北军大量弹药。11月，援川军攻梁山、垫江、长寿，讨贼军溃败。12月14日，援川军又攻下重庆。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27日，杨森出兵直扑三台县熊克武总指挥部，熊克武逃脱。2月2日，杨森、刘湘围攻成都。2月9日，成都被攻破，刘成勋率残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区。刘湘、袁祖铭率部紧追熊克武残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讨贼军残部离川入贵州，辗转赴广州。第1军在川势力瓦解。孙中山发动的四川讨贼之战亦告失败。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48]

刘湘的统一

1.统一之战

讨贼之战后，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刘湘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3月，刘湘等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

                                          刘湘

4月12日，杨森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部进攻，连战告捷，其军队扩充到19个师又12个混成旅。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7月31日，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靠刘湘，通电停战。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9月4日，杨森被迫通电将所部交由刘湘节制，自率残兵到宜宾。9月9日，杨森将第3军军长李树勋伏杀，再逃往横江、万县。11月1日，杨森自奉节往汉口，再投吴佩孚。

2.联杨驱袁

联军于9月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恶化。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下令增调黔军4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发动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为驱袁战争的导火线。事变后，刘主力被袁逐出重庆以后，刘决定驱逐袁出川。刘湘、杨森在武汉签订了“丙寅公约”[49]。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5月5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5月21日，川军进占重庆。袁祖铭率黔军全部返黔。

3.改旗易帜

主词条：泸顺起义

驱袁之战后，杨森控制了下川东各县。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慑于北伐军威力，四川军阀亦派代表与北伐军联系。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联名发出讨伐吴佩孚的通电。北伐军为防止川军援助吴佩孚，派出了四川籍共产党员朱德、陈毅到杨森部做工作。9月初，原川军将领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以武力迫使川军易帜。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声威大震，四川军阀见大势所趋，表示服从国民政府。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分别委任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20、21、22、23、24军军长。12月，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第28、29军军长。至此，川军全部易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4.三足鼎立

川军虽然易帜，但其内部派别之争依然如故。除了刘湘速成系，形成了保定系[50]和军官系[51]。保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李家钰由川军第1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与第11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5.击破杨森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5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5路前敌总指挥[52]。

                                          杨森

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000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背叛武汉国民政府，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8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杨军大败而逃至潜江。仙桃镇之战，杨森被歼7个团，其直辖第9师几乎全军覆灭。武汉国民政府又调动鄂北一带的部队截击西逃的杨军。杨森于6月24日率范绍曾、白驹等逃回四川。当杨森准备退回万县时，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随后邓锡侯、刘文辉等乘虚进袭重庆，刘湘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布告

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吴佩孚战败后，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明令免除杨森职务，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20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万县，将主力向开江转移。5月18日，倒杨联军在开江任市铺附近与杨森部决战，却惨遭败北。

刘湘自易帜后，对外投靠蒋介石，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该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后，拉拢刘文辉，让其牵制同盟各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孤军突进。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2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23县，收编了杨森近3000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6.二刘争川

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3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部，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挑起了北道之战，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局面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军官系从此衰落。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川中仅乘刘湘、刘文辉两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夏间，刘湘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保定系开始分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刘湘唆使李家钰和罗泽洲，从李渡场向刘文辉部林云根部开火，但遭到第24军的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经过刘文辉田颂尧省门大战、二刘荣威之战中，刘文辉邓锡侯毗河之战，二刘岷江大战。刘文辉军全线动摇，土崩瓦解。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8月17日，刘文辉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不愿邓锡侯坐大，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二刘大战以刘湘胜利而告终，而长达17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亦告结束。[53][54]

二刘大战期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乘虚由陕西进入四川，迅疾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并于次年2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54]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三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惨败。稍后，刚取得混战胜利的新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于10月调集111个团，共约20万兵力，纠集在川各派军阀又组织“六路围攻”， 结果被“歼灭六万， 俘虏二万”[55]。同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也歼灭了部分川军[56]，建立了川黔边游击区，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形成呼应之势，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会合。[57]随后，中央红军因第5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并进入四川。[57][58]

抗战中分化

1.刘湘主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刘湘被迫于8月23日辞职[59][60]。蒋介石将“剿匪”不力的军阀刘存厚“革职查办[61]。[62]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与邓汉祥密商，决定阻蒋介石派兵入川。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63]，12月10日，刘湘返加四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64]，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2月10日，刘湘主政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65]，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66][67][68]。[69]6月，川军第一期整编， 将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参谋团又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70]

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在改组省政府时，任用自己的亲信，并宣布废除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71]，健全武德学友会。同时，着手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予、李荫枫、高兴亚，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黄子谷、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其后，刘湘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7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令第二十军杨森部直接归重庆行营指挥[73]。7月，第二次整编，“川军裁减百分之二十，以后各军的团长以上人员由中央派人”[74]，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军饷。[70]

2.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刘湘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川、桂、红协定》。

                   《告成都市壮丁同胞》征兵传单

                        川军20军出川抗战路线图

                                   抗战中的川军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0日，刘湘致电蒋介石，吁请一致抗日[75]。8月7日，刘湘飞抵南京，出席当晚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26日，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川康军民同仇敌忾，毁家纾难，奋起抗日，同时担负起后方根据地的重任。9月，川军分三路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为第2路预备军，有14个师又2个独立旅，共15万人，刘湘任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76][77]10月，国民政府正式命令川军出川，将川军编成第22、23两个集团军，参加抗战。刘湘出征后，川政交由第44军军长王缵绪处理。[78]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川军将领范绍增在顾祝同的支持下，于重庆组建了第88军，开赴第三战区作为总预备队。独立第35旅也奉命开赴前线。[77]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故，第7战区即被撤销，22、23集团军先后拔归第2战区、第3战区、第5战区节制。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79][80]，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81]。3月，王缵绪升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82]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83][84]5月，许绍宗率29集团军乘船东下出川，受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78]

                                         邓锡侯

王缵绪主政四川后 ，借整顿吏治和财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使得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和速成系军人的不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与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第88军军长范绍增率部12000人，由南川出发，步行4000余里，到达江西弋阳，编入第3战区战斗序列。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等7师长倒王，发出通电，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9月，王缵绪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于年底率新编成的4个旅出川抗战。[78]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蒋介石任命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为省主席。张群主政四川，留在四川有较大实权的川军将领，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

据《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统计，抗战八年，四川总计共征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冠，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0521人的1/5。[85][86][87][88]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期间，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77][89][90]川军先后有6个集团军另有2个军1个独立旅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1/5。[6]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锡侯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代理四川省主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川康绥靖公署裁撤，邓锡侯专任四川省主席。4月，蒋介石任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任后，实施“安川应变”计划，独揽省政大权，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整顿、扩充保安团，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抗战后，原第22集团军各军在邓锡侯回四川后交给孙震指挥，一直在中原战场作战，淮海战役前交给孙元良，在淮海被歼。72军和王缵绪的44军也被歼。20军在渡江之役被歼。21军在上海战役后撤往台湾。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1]12月7日，蒋介石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随后邓、潘率部转移至彭县。[9]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7][8][9][10][11]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1949年12月14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率部在成都起义。[12]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于1950年被击毙。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于12月25日化装成军医外逃，在江安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101]。

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1]

主要将领

主词条：四川军阀

川军派系较多，主要派系有武备系、速成系（第二军系）、保定系 、第一军系、军官系、第三军系、大邑系等。[102]

军事体制

军政府

1.蜀军政府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1日，大汉蜀北军政府在广安州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下设军事部，下辖整编民军3个大队，共2000余人。11月25日，蜀军政府建都督府，设正副都督各1人，总揽军务政务。管理军务设总司为参谋部部长，唐仲寅为副部长，方潮珍为军政部部长，江经沅为军需部部长。军政府成立后，整编军队，由都督直辖的有3个标和1个亲兵营。[103][104][105]

              蜀军政府有关军事机构及其负责人列表

2.大汉四川军政府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都督为蒲殿俊，副都督为朱庆澜，绥靖主任为罗纶，军事主任尹昌衡。[103]所辖部队改编为陆军3镇，原第17镇为川军第1镇，同志军为第2镇，原边防军一部及散军为第3镇，组建川军第4镇，军政府所辖近卫第2标和驻邛崃独立协等部队编入第4镇。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改镇为师，统制改称师长，协为旅，协统改称旅长，标为团，标统改称团长。[1][106][107]

3.四川军政府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8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政府在成都东较场阅兵。四川巡防队借索饷哗变。12月9日，重新建立起军政府，称四川军政府。四川军政府在都督、副都督之下，设军务、参谋、军事巡警等11部。[103][106]

都督府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出现了重庆、成都两个省级新政权并立的局面。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的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改称四川都督府。都督为尹昌衡，副都督为张培爵，下辖参谋、军务、军事巡警总监等11个部。5月，尹昌衡将川军改镇为师[109]。

                    1914年川督府军事机构负责人

民国二年（1913年）9月17日设立重庆镇守使署。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在巡按使署内设四川警备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官阶为上将，下设警务处、教练处、执法处等。全省各道、县组建警备队。[110]

四川将军行署

民国三年（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对督理各省的军政长官，在所驻省府设将军行署。在四川，任命陆军中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都督府改为将军行署。[112]

                         将军行署各部官员列表

四川督军

民国五年（1916年）7月6日，北洋政府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同日，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就职后，即对川军进行整编，川军仍编5个师，并任命刘存厚为川军第1军军长。[1]

民国七年（1918年）2月27日，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任命吕超暂行代理四川督军。3月8日，广州大元帅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7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命令公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区域表》。

民国八年（1919年）4月，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标志四川军阀防区制的形成。[113]防区制形成后，各防区军阀竭力扩充兵力，以张己势。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全川军队约40万人。[114]

川军总司令部

民国九年（1920年）5月，五部联合滇黔军倒熊战争，熊克武败退阆中。7月18日吕超进入成都，通电暂摄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兼川军总司令职。

民国九年（1920年）8月，熊克武在川北联合刘存厚组织驱逐滇黔军作战之际，把川军扩编为3个军[115]。并在作战中逐步把各军所辖部队编为9个师、9个混成旅和川北边防军[116]。12月，熊克武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在重庆设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

民国十年（1921年）3月，刘存厚被逐离川，重返陕南。6月6日，川军混成旅以上将领24人开会，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7月2日，刘湘在重庆就职，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撤销。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后，成为各方矛盾的焦点。迫于形势，刘湘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职。第1军、第3军等在成都成立各军联合办事处，公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7月13日，刘成勋在成都宣布就任。[117]

督办、督理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25日，杨森等16名川军将领集于万县，共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12月15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刘湘旋于重庆就任。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27日，北洋政府明令裁撤四川督军，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善后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善后帮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在杨森于6月12日在成都就职，名义上统管四川军队，实际上各派自成一系，共有21个师（含黔军1个师），13个混成旅，两个总司令（边防、江防），1个川边镇守使，总计25万余人。

民国十五年（1926年），川军各部先后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委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各军，统归其全权编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湘、刘文辉进行决战前，四川共有6个军、27个师、90个旅、9个路、1个边防军总司令部，总计约36万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兼任四川省主席。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全省划为8个绥靖区。6月，国民政府对川军进行第一次整编，10月20日，整编结束，共7个军另4个师、5个旅、1个路。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月7日，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四川“剿匪”总司令部与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合署。下设8处[118]，审计、督察2室和军饷点放委员会。[119]

川边军事机构

民国元年（1912）～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年底西康建省之前，在川边地区先后设置有：川边镇抚使[120]、川边镇守使[121]、西康屯垦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等军事机构，统管辖区内军事民政。[122]

川康绥靖公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令第20军杨森部直接归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指挥，使之“中央化”。11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同时撤销，成立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刘湘为主任。

                                  川军军事体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川康绥靖公署将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划定的8个绥靖区重新作了划定，绥靖区司令作了调整[123]。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再次整编川军，于8月10日整编完毕。通过第二次整编，各军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其人事、经理、装备均由军委会掌握；军事体制也与全国军队基本统一。此外，1个独立团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指挥；18个团编为各行政专区保安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川军将领和川军已有很大变化。杨森、孙震、王陵基等完全投靠蒋介石，所率出川抗战的部队，不少已被整编或裁撤。留川的少量部队，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的掌握下，在同蒋介石力图整编和外调的斗争中基本上保存下来，共5个师及直属旅团（3万余人）[124]。[125]

保安司令部

1.四川省保安司令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10日，四川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保安处成立。刘湘任保安司令，费东明任保安处长。6月，全川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设置18个区保安司令部，后第17区（雅属）、第18区（宁属） 划归西康省管辖。

                                各任期保安司令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刘湘发布通令，将148县的武装团练统一改编为县保安队，编中队352个，共4.3万余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四川保安部队统一于区，设保安团24个，独立大队10个，独立中队15个，共4.1万余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全省保安部队统一由省直接指挥，一个专区配1个保安团，每县有1个保安中队。

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保安部队大量改编为正规军开赴抗日前线[126]。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保安部队有4万余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为2.7万余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2.5万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降至2万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只有1.9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保安部队继续补充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保安部队有1.4万余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只剩8个团和1个独立大队，1949年，增加4个团。1949年底，12个保安团先后宣布起义。[127]

2.西康省保安司令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设置保安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组成民团整理处，将保安科归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 月，民团整理处撤销，成立西康省保安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成立，同时成立省保安司令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将康属19县划为4个民团整理区，各区设民团指挥部，各县设民团总队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将4个区民团指挥部改组为4个区保安司令部，将各县民团总队部一律改为各县保安总队部。西康全省共有6个区保安司令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将6个保安司令部调整改组为5个[128]，直至西康解放。

西康省保安团队的组建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康定、泸定两县各成立1个保安独立分队，每队38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甘孜、瞻化（今新龙）两县各成立两个保安独立分队，德格、邓柯两县各成立1个保安独立分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道孚、九龙等8县各组成1个保安独立分队，每分队官兵40人。

西康正式建省后，由四川移交来两个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保安团队。经过调整，全省保安部队有特务大队1 个（辖4个中队），大队4个（每大队辖3个中队），独立中队3个，独立分队16个。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省保安大队增至8个（ 含1个保安特务大队），保安中队22个，官兵达到2696人。同时还成立了特种保安大队19个（其中藏族7个，彝族12个），官兵6000人以上。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保安大队编为3个总队（每总队辖3个大队，每大队辖4个中队），将特种保安大队除暂留8个外一律裁编，充实正规保安部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个保安总队改为保安第1、2、3团，另有1个独立团。

1949年12月12日，各保安团随刘文辉起义。[129]

后勤保障

后勤机构

民国初期，川军军费统一由国税支付，后勤保障无独立系统。四川防区制形成后，川军各部队无统一后勤补给机构，军费靠就防划饷，自筹自给。防区制解体后，驻川部队统一执行国民党军的后勤机构编制和供应标准。

防区制时期，川军各部队虽无统一的后勤编制，但各军根据需要均设有相应的机构。21军设有经理监察委员会。29军设有驻区事务部、军实部、财务处。28军设有财务委员会和经理处、军医处等。[130]

军费

民国以后，四川财政总支出中，军费开支居首位。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五年（1916年），财政预算中军费预算支出1835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57.92%），实际支出2797万元，超预算数52.43%。民国五年（1916年），因川军扩编，滇、黔各军入川，军费实际支出超过1000万元。全年度收入仅够军费开支。四川督军罗佩金无法应付，令各县征收局将所有税款，概解各道，转拨为军饷[131]。

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七年（1918年），省政当局尚有军费统筹支配的规定。民国九年（1920年3月），曾令各军将各项税款，交由财政厅统筹；各军饷款，由财政厅按省核定数目，就各军防区征收税款，按月酌量匀配。民国十一年（1921年）刘湘主持川政，成立军费审查会及财务统筹处，订立军饷条例。民国十二年（1922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两次军事善后会议，均拟统筹饷款，裁减浮滥。以上均未能付诸实现。

                                      川军后勤

民国十四年（1925）～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四川军阀防区割据的极盛时期，四川的财政系统被彻底破坏。各军为扩张势力，把持驻区财政，所有财政官吏，概由其委任，自成体系，非本军不得干预；征收官吏倚仗驻军势力，无视法令，任意征收。各军为增筹军费，视防区财政收入为“举军队命脉所关”[132]，于防区内遍设关卡，重征苛敛，预征筹垫盛行。田赋有预征至1991年者；附加税日重一日，盐税有附加数十种，田赋附加有超正税70倍者。

民国十七年（1928）～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仅二十一军财政收入累计21459万元，年均3066万元，捐税收入占90%以上；财政支出累计30589万元，年均4369 万元，军费支出约占68%；财政赤字累计9130万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比民国十七年（1928年）收入增加3.1倍，支出增加4.7倍。该军7年年均收支数超过1925年全省预算数。此期川中战事迭起，各军纷纷举债作战。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底，仅21军所欠各种债务额数约12139万元，约为防区制前期所负政务债务的10倍。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川政统一。3月1日起，一切收入由省府统筹；军政各费由省府统一支付；各军就地筹款办法，一概废止。同年10月，川军缩编三分之一，年支军务费428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0.72%。省府为整理各军旧债，除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增征附加税外，还大量举债，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负债达15900万元。[133]

薪饷

民国初期，川军薪饷统一。防区制时，各军薪饷，视防区财政收入而定，收入拮据时欠饷、克扣时有发生[134]。[135]

武器

川军武器装备主要靠自制和购买，制式杂乱。民国十四年（1925年），各部共有枪19.85万支。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森占据成都，下令成都外东兵工厂日夜加班造枪，实力扩大到13万人，枪约12万支，重机枪100多挺，驳壳枪4000多支，山炮数十门。各军均掌握有兵工厂、修械所、机器厂等，部分开办或扩建炼钢厂，以供制械材料。

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森军部驻防广安，因实力大损，又从上海购回枪弹，运经重庆被刘湘截留后，即在防区扩建修械所，仿造轻、重机枪，开设白药厂，自造枪弹。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刘湘由汉口购回子弹100万发；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买飞机兵船；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一次即从国外购买快枪1.25万支，手提机枪100余挺，子弹1000余万发；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再次大量购买枪弹和修理所、炼钢厂的机器设备；民国十九年（1930年），透过雅利洋行订购德国出厂5年的步枪子弹1200万发，无烟火药20吨，制造子弹头的钢盂40吨，后又通过重庆的英商安利英洋行购入英国路易式重机关枪3000挺、子弹1500万发。[136]民国二十年（1931年），刘文辉用200万元从英、日等国购回武器和飞机，运经万县时被王陵基扣留。4月，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54]。

蒋介石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拨给川陕边“剿匪督办”田颂尧子弹100万发，先后三次给刘湘步枪万余支，子弹800万发，炮弹500发。[137]

服装

川军服装由各军在防区内摊派服装费制发。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议定川军服装发放标准：士兵每年单军服3套、棉衣1套、外套每3兵1件，全省一年服装费254.74万元。由于防区各自为政，军费收入不等，服装配发换补亦不一样，失去防区则无以为补。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杨森在下川东战败，率部万余人驻渠县，军服破烂无力换补，以提倡民众穿短服为名，发布告，并派兵持剪刀把守城门，见有着长衫者，强截其半，用来缝补士兵破烂军服。[138]

兵役制

民国初期，四川省兵役仍沿袭清末的募兵制。在军阀混战期间，兵员募补由各部队在本防区内，张贴布告，自行招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前，全省役政事务由省民政厅主办。这个时期募兵无统一的计划和条件，应募者多为穷苦百姓、无业游民，少数流氓、赌徒、违法和逃债者也入营当兵。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先后制订了《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四川省兵役实施纲要》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7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与师、团管区司令部先后建立。全省即实行以征兵为主，募兵为辅，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139][140]

历史意义

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十万川军以贫弱之师和简陋的武器与装配着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斗，虽然牺牲惨重，但是川军将士视死如归，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故而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14]（《天府新论》）

历史评价

民国初期

1933年11月，时任“剿共”各路总指挥的陈诚曾严厉训斥川军：“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141]

1935年8月，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讲话：“我（蒋介石）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142]

“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种模样令人联想起迪克·惠廷顿。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或是用绳子牵着狗走。我明白，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143]（格雷厄姆·佩克《穿越中国墙》）

“川军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144]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初期，邓锡侯奉命率第22集团军不远千里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驻防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川军入晋，指斥川军“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145]

台儿庄大战之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146]

“台儿庄会战中，滕县四昼夜的血战，以武器之最劣、人数不过二万余人之川军，终能给数量巨大、高度机械化之精锐敌军以重大的打击，捣毁其直占徐州之企图，等待援军主力到达，使军事重镇徐州，得以转危为安，这是我国抗战史上最不可磨灭的一页。”[147]

台儿庄大战后，李宗仁认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的最光荣之一页。”[148]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称四川军队为“国军旁系的有力部队”。[149]

“川军将士东出夔门、下三峡、入洞庭、赴京口……纵横大江南北。北跨剑门、越巴山、翻秦岭、过关中，涉风陵古渡，北抵恒岳，东趋泰岱，回镇皖浙……奔驰数千上万里，驰骋南北战场，热血洒遍江淮河汉。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150]

“出川将士伤亡人数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人数的1/5，阵亡人数26.3 万人，负伤35.6 万人，失踪2.6万多人，出壮丁300 多万人，占国统区壮丁数1/5，负担经费4400亿元，约占国统区总支出的1/3”。[151]（《四川对日抗战》）

“川军在八年抗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正是在抗战烽火中，川军实现了浴火重生，以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抗战历史，从而由“双枪兵”、“烂部队”，转变为铁血之师、正义之师。[14]（《天府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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