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短命像

青蛙君

历史看下来，王朝总会灭亡。历史学家爱说周期律，讲的是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历史上的王朝有长有短，长的很长，短的特短，却总也是没逃过这个规律。这里说说特短的。

历史上短命的王朝太多，大大小小支系庞杂。先扣个字眼玩玩儿文字游戏，只讨论所谓的“二世而亡”，说穿了就叫“老子置业儿败家”。中国人愿意讲“富不过三代”，上升到国家层面，有时候也能算个铁律。本想着不把责任推到孙子们身上能够缩小点范围，好歹能少翻几本书。可统计一圈下来要做的功课还是不少。帝王家的不肖子原来有那么多。

而关于“二世而亡”的原因，研究说法不一，有亡于暴政的，有亡于昏庸的，有亡于经济崩溃的……看的多了，就想找点共同点，拿来显摆显摆。最近读关于五代十国的文章，论及一干短命的小朝廷，作者总结说均亡于武人弄权，军阀干政。想着这个规律是不是普适？于是生搬硬套了一下，发现多少有点牵强。换个思路又想，朝堂上的博弈，无非文武，居然“武人干政”撞了死胡同，那就拐个弯，看看“不用士人”怎么个结果。

　　先从秦国说起，嬴政说：“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可刚传了14年，就亡了。吕思勉说“豪杰亡秦”，这该算是外因，对内始皇帝坚持秦法，对士人是毫不客气的。为了免去“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麻烦，干脆简单粗暴，直接烧掉杀掉。用最简单的办法去清除知识对集权的威胁，使读书人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到了二世更是完蛋，干脆点只信一个阉人。这个阉人好大胆，一看坏事败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弑了二世，改立子婴，却连个帝号都去了，改称秦王（苟延残喘了46天）。而没有秦皇的秦还算是秦吗？而且毕竟也没传到孙子辈儿。算来算去，还是二世。

秦“二世而亡”，说是亡与武人治国似不太妥帖，说不用士人治之，则还是有迹可寻的。士人的作用在于思想的确立和传播，始皇帝创立郡县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却并不懂中央集权不等于个人独裁。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有三条遗训：一曰善待前朝遗老，二曰不杀士人，三曰不加田农之赋。以至有宋一朝，虽然“年年胡马饮河边”，但还是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二十年。秦朝初创，秦地小而天下大，嬴政却把这三条兴国铁律教科书似的推翻了。

贾谊过秦，把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归于“不行仁术，维力是用”。而君主所谓“仁术”的建立，历朝历代都得依靠士人 。秦初忠君思想尚未完全确立，这正是士人阶级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始皇不加利用却大行屠戮，以至于一遇造反，地方政权则作鸟兽散，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后汉三国时期也有一个“二世而亡”的蜀国，似乎也没逃过这个规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先后拜相）还算是士人（有文名，不大主张用兵，此时后主并未亲政，宰相是国家实际的决策者），蜀国政权尚能苟安。待到后主亲理万机，对内信个阉宦董皓，言路堵塞；对外用个姜维连年北伐，独断专权；以至“百姓疲弊，颇多怨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怜的刘禅只好装疯卖傻，连家都不敢想。

刘禅的祖宗高祖刘邦早有“功人功狗”的比喻，就是在讲武人是“功狗”，士人是“功人”，兔子死了，狗若是不加管束，转身就会生出些狼性来，那是要吃人的。人要是饿了，多少会拿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画饼充饥聊以自慰。而君臣父子的窠臼，也是这些个士人书斋里弄出的玩意儿。

汉朝有个主父偃，搞出了一个《推恩令》，短短几十年就轻易瓦解了藩王的实力，稳固了郡县制。再加上董仲舒（尊的不是孔子的儒术）的《天人三策》，来一套“受命于天，天人感应”的忠君理论。大汉帝国400年基业算是妥妥的了。所以说不是武人不好，只是用了士人便能再多苟且百年。

　　历史发展到了隋朝，败家儿子就又出现了。先说“二世而亡”，炀帝之后，虽然先后也立了孙子辈儿的秦王浩，越王侗，代王侑，但这老三位全系傀儡，做不得数的，因此，也就“二世”。

再讲所谓“不用士人”。可是历史上明确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即首开了“进士科”，貌似这厮与“不用士人”全不相干。可其实开科取士这事儿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的小事，小到连《隋书》都不做记载，咱也只能在《旧唐书》里找到些蛛丝马迹。即是初创，不完善的地方定是不少，且不论能不能取来，就是取来了质量如何，也是未定之数。

而历史上的炀帝天赋极高，才华出众，文笔出色。就算不做皇帝，也必定是能以文名于后世的。他自己也经常自负的说：如果不是他老子的儿子，即使跟士大夫比才华，他也该做这个皇帝。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的成语来形容，叫“刚愎自用”。有这么一个主子在，士人的话语权其实就被剥夺大半了。

在隋炀帝杨广的心目中，他就是绝对的天，想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开科取士却不用士，这样的皇帝是要寒了士人的心的，连帮他夺取皇位的张衡（不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位，官拜监察御史。杨广的意思，是要他看紧这帮士大夫的），进了句让他不要劳民伤财的话，也被干脆利落的贬谪，终于找个借口给杀掉了。士人的话，对这位爷来说，简直堪比噪音，不听也罢。于是在“开科取士”十四年后，杨广死于武人之手。

对上言路不通，用不了多久，也就没有这条路了。相传盛唐时期的士人阶级是很有话语权的，据说即使在朝会上当面指责君主的过错也不必担心会有杀头的罪过。直到后来李林甫来了个“立仗马”的比喻，言路慢慢的也就断了，唐王朝也在一片缄默中在下坡的路上越溜越快。

　　其实历史的公平就在于，所有的行为都能找到原因，都必然能造成结果。再回到周期律上，总也是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如果说文治武功是一副天平的两端的话，哪一方过重了，结果都不会完美。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世上有完美的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