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竞争国际论坛(Dynam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DIC)是由国际管理学会前主席、终身院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陈明哲教授于2010年创办。2018年12月29日,第九届动态竞争国际论坛(CDIC-9)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之动态战略与企业转机”。

中美贸易战的打响,让中国企业面临着新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导致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遭遇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探索全球化发展路径呢?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先生从新全球化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秦朔先生是《第一财经日报》的前总编辑,2015年6月秦朔先生宣布卸任,并创立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和新媒体“秦朔朋友圈”,聚焦于经济、金融投资和商业领域,开始新的创业。此次论坛中,秦朔先生为我们分析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从商业文明的角度探索出一条企业发展路径。

秦朔先生为我们讲述新全球化与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回归商业文明,应对新全球化的挑战<<

在秦朔先生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中美贸易摩擦也让中国遭遇新全球化的挑战。新全球化的挑战,简而言之就是企业面临着以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困境、技术因素双刃剑效应的呈现、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权力的转移、原有的全球秩序的失序与再造、需要形成新的共识。

在新的全球化困境中,只有回到商业文明的基本逻辑,从根本上探索突破之道。秦朔先生认为,商业文明是一种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和福祉的实现方式。因此,商业文明需要遵循一些通用的准则,这些准则我们耳熟能详,如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反腐败等。之所以要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商业文明,是因为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规则需要进行再思考,同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有导向的社会文化,以及穿透式的金融监管都要求企业用最本质的商业文明进行面对。

>>中国商业文明的四大特征<<

秦朔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商业文明,有四大特征:制度环境特征、社会文化特征、自然禀赋特征和技术特征。

其中,制度特征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大的国情,中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在向自由经济靠近,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另一方面,中国制度的宏观调控和笼子经济处于一种摇摆和不确定的状态中,这种环境特征导致中国的商业文明划分成清水市场(看得清)、混水市场(看不懂)、污水市场(看不惯)、温水市场四类;中国商业文明的社会文化特征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要求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甚至成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商业文明的自然禀赋特征成就了中国区域化发展的现状,带来了显著的企业规模与增速,但同时也导致经济强省的簇群效应和马太效应;中国商业文明的技术特征主要体现在引进驱动和浓缩成长两个方面,这种技术特征让中国的商业文明从追赶到并跑,实现了应用和模式方面的创新,实现了成本领先、效率领先、体验领先和刚刚起步的创新领先。

秦朔先生演讲现场

>>中国企业对商业文明的践行<<

中国实际上有不少企业正在践行商业文明,阿里巴巴、小米、迈瑞、中国巨石、中微半导体、方太、微影时代都是中国践行商业文明的典型企业。尽管中国企业在科学研究型和工程技术型的创新远不及美国,但是这个过程让中国企业在客户中心型和效率驱动型创新方面逐渐从“汲取创新”转变为“领导创新”。

中国企业的这种发展潜力需要以商业文明而不是财富为中心的新的价值观的驱动,实现从规模到价值的转变,从而获取更加强大竞争力,而这种商业文明价值观驱动的基础在于企业家精神发扬的迫切性。就像美国商业偶像第一人艾柯卡(Lee Iacocca)曾经说,“只要有50个企业家,就可以从危难中拯救美国”。除了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之外,中国企业急需在技术上实现创新,降低对国外关键技术的依赖,才能真正实现“领导创新”。

>>专业+道德情操,商业文明的路径<<

大前研一在《专业主义》一书中提出,“真正的专家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而行动。他们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伦理观念,而且无一例外地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永不厌倦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秦朔先生指出,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路径也要遵循“专业主义”,实现人本化(人类共同价值)、市场化(顾客为本)、专业化、现代化(基于科学逻辑)。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而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这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指出人所需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操。专业化,加上最基本的道德情操,这也是秦朔先生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最本质的商业文明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