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既有痛苦也有快乐。但是，每当回忆起在老山前线作战的那些日日夜夜，心里面只有悲壮！ 作者：周 野

南方的北

我与作者周野是一个部队同一个排的战友，又是同乡他小我几岁，当年我离开部队时他刚入伍，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可谁能想到我俩在35之后的2016年，老连队在上海集结完毕，回到南京经战友介绍一见如故，之后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016年连队聚会后，他想着把在部队打仗的经历写一写，留住这段历史。他跟我说他喜欢写日记，然而最重要战地笔记确在一次猫耳洞的突发漏水情况后给毁了，几经晾晒还是经受不住几十光阴春夏秋冬季节交替而霉变不堪入目！他说仅凭脑子里的东西只能写一小部分，我鼓励他尽快做这件事情！当今的电子时代写起来也方便，于是之后他每天都以他当年亲眼所见，纪实故事的形式发表在连队的群里，引起不小的反响。我就提醒用美篇这平台收集写作可以系统一些，而且方便。可他的手机是他儿子为了孝敬他，在加拿大买了一个加拿大版的苹果，谁知道到了我国好多地方它是不能胜任的。由于我当时也在用美篇弄些东西，因此受周野邀约帮他整编的作品。水平有限，不到之处，多多指教！ 编整南方的北

　　我于1984年7月至1985年7月，参加在云南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近来得空将曾经的参战经历做了一些整理，以作为永久的记忆。目前还属于初稿阶段，文中有许多病句错句和错别字等，有待今后完善。（本纪实中一些图片，引录和下载了以前老部队的领导许佳文、王大鸣等人的作品，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1982年下半年初当侦察兵的我

向前线开进（ 1）

1984年7月19日，是我们部队整装开往云南老山前线的日子。

7月12日的晚上，我们正在团里的灯光球场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间，突然电影停映，球场上所有的大灯打开，这时就听见我们团军务股彭股长在扩音话筒里大声宣布：各单位各自带回。大家感觉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随后就听着各营、连的值班干部纷纷喊着号令，将看电影的人员列队带离返回。回到宿舍后，大家伙儿议论纷纷，各种猜测都有。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团将奉命参加老山作战。几天来，大家从一开始的激动到焦虑再到平静，全部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准备工作 。

7月19日，吃过中午饭，就准备登车出发了。我的任务是负责押运九辆军械、弹药车。来到军械仓库，由三营的连队负责装车，我在旁边清点物资对单。这时有两个公安员也来到了现场，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回答我说是熟悉一下环境，因为部队开赴前线后，他们公安要协助部队留守人员看护军械仓库（因为部队留守人员少）。看见他们两人腰间别着六九式手枪，我就对他们说让我玩一下（我们部队都是五四式手枪）。两个公安员互相对望了一下，他们有些犹豫，还是那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把枪给我摸了摸。他们问我马上要上前线了，心里面怕不怕？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好怕的，电影里不是有吗，炮弹呼啸而来的时候要立刻趴下，爆炸以后再爬起来向前面冲。话声一落，我们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向前线开进（ 2）

部队人员很快就装完了九辆军械、弹药车，我与两位公安同志握手告别，随即就坐进第一辆车的驾驶室，沿三营到团部办公楼的马路前行。车停在办公大楼右侧的马路边，与大部队的车流按照统一的顺序编号，依次驶出营房，开始踏上征程。

出了营房，我发现从我们位于郊区的营区大门开始，整个行进途中，全部由公安实行交通管制，以保障部队行驶畅通，马路两边有许许多多的路人，他们或挥手致意或互相交谈议论。从中村营房，过转塘、六和塔及市区行经道路，顺利抵达杭州南星桥火车站准备转装火车运输开进。

从中村营房出来到南星桥火车站的途中，我和驾驶员（一个从河南入伍的志愿兵老班长）边开边聊，他问我要打仗了心里有什么感想？我回答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心里面有点空落落的感觉。我回过来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就是有些想在老家还不到两岁的儿子。就这样一路上，我俩一路有一句没一句的你问我答着…

1985年7月，结束老山作战，时任特务连连长杨兴民在返回途中的留影。

向前线开进（ 3）

1984年7月19日的傍晚，我们团在杭州南星桥火车站登列装运完毕，军供站送来了晚餐，简简单单吃过后，静待列车启行。

我们部队司、政、后三机关乘坐一节绿皮硬座车，这是一节指挥车箱，其他部队人员全部乘坐闷罐车箱，7月炎热的夏天，那个滋味可想而知。我因为要负责押运九辆军械、弹药车，就留在挂载汽车的大平板运输列车上，没有地方可待，平板车四面无任何挡板，因此就坐在了平板车加载的第一辆弹药车的驾驶室里。

火车还没有启动，我们团后勤军械股的武景柱股长来到我跟前，他一再叮嘱我保护好军械物资的安全，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要确保绝对安全。同时他也叮嘱我，一定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火车开动以后，不要离开汽车驾驶室，避免被风刮跑。我一一点头答应，并请他放心就是。

晚上19点50分，列车启动出发。

向前线开进（ 4）

火车从杭州南星桥火车站启动后，一路在有节奏的“哐铛”声中前行。夜里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我马上从汽车驾驶室里跳下来，在昏暗的灯光里看见是金华火车站到了。这时，不知道是临时停车，还是按行进预案？火车上的官兵全部都待在各自的车箱里，不允许随便下车。

我发现站台上有几个人，他们抬着箩筐往我的位置走来，我端着冲锋枪警惕起来，当他们走到跟前，我一看是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来给车上的人送西瓜解暑的。他们帮我抬了两筐西瓜放在平板车上，我让他们帮我再抬到汽车上。这时又有人过来，他们是当地驻军122医院的三个医护人员，一男两女都穿着白大褂。领头的那个男医生问我车上面有没有生病的和不舒服的人，我回答他们没有。他们一起往前面车箱走了几步，又折回来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医药用品，给你一些带上，以后一定会用得着的”。他们给了我几盒绿药膏、清凉油和仁丹丸。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好生感激，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尤其是那个男医生，他其它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只是用手在我的肩上轻轻的拍了拍。他是在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所有的一切。

发车了，火车继续在“哐当”声中前行。

向前线开进（ 5）

火车开离金华火车站的第二天，也就是1984年的7月20日的下午，前行的列车在江西上饶火车站的一个支线停下。

我看见我们武景柱股长手里抱着半个西瓜，他和吴必平助理员一起向我走过来，来到跟前他让我赶紧吃西瓜解解暑。他说他们几个人分了一个西瓜，大家没有舍得吃，留了半个给我。

我心里非常感激他们，一个西瓜给我留了半个。我对武股长说，我车上有两筐西瓜加起来有十多个。武景柱股长疑惑的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你自己看嘛，就在那辆军械修理所的工具车上。武股长爬上车一看，真的是两筐西瓜在，他笑着问你是哪里搞来的，我告诉他是昨天晚上在金华火车站铁路部门人给的。他说他们一辆指挥车才送了两筐西瓜，你一个人就有两筐，真的成“大首长”了。经他一说，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了，肯定是昨天晚上送西瓜的人，错误地以为我这里的几辆汽车上都是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是军械物资和弹药。难怪那三个驻军122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也问我车上有没有病号？

整个部队火车开进途中，也只有这一次有送西瓜的，后面的行程开始艰苦起来。

向前线开进（ 6）

火车驶离江西上饶火车站，往湖南方向行驶。炎热的7月，大大的太阳挂在天空，汽车驾驶室里晒的滚烫，人蒸的难受。摇下车窗玻璃，前面蒸汽机车刮过来细小的煤屑粒打在脸上，有点针尖轻轻扎的感觉，车箱里一会到处都是煤屑，刮到脸上和汗水沾在一起，我成为了小花脸。

打开车窗户虽然有风能够凉快一些，但是有煤屑刮进，刮到眼睛里不停的揉搓。关上车窗，又闷热难耐。想一想那些坐在闷罐车里的人，他们人多地方小，而且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那是什么样子的滋味！我不停地换地方坐，驾驶室内的座位是三个人的位置，我来来回回倒换着坐，屁股下面的军裤和合成革的座椅都是汗水。整个列车上，单独一个人待着的就是我一个。指挥车那节绿皮硬座车，他们也是一人一个座位，比我好不到哪里去，闷罐车上的人那就更加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虽然没有人交谈说话，好歹还可以挪挪位置。心里面盼着下雨，不过自己知道也就是徒想罢了。

闷热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此时，我脑子里开始“放电影”，《英雄儿女》、《奇袭》、《地雷战》、《地道战》的画面在眼前浮现。我在想，我们就要去的老山战场，是否如电影里的场面一样？炮弹呼啸而来的时候，是不是一炸一大片？

向前线开进（ 7）

我在自己的脑海里不停的“放电影”，想像战争的激烈场面，还有炮弹呼啸爆炸的情景。慢慢的我头脑逐渐地清醒起来，我自己曾经也当过炮兵，不仅当过而且还是一名比较优秀的瞄准手（一炮手），我们曾经参加过军部组织的实弹射击比赛，仅用3分25秒就五发五中，取得第一名，全班荣获集体二等功。当时部队训练的大纲要求，五分钟以内从进入阵地架设火炮开始，再到完成五发射击，达到五发三中目标以上并撤离装备为优秀标准。

1981年的10月23日，我参军来到了步兵第三团，分到了三营炮兵连（三炮连）。当新兵训练还没有结束，就被连长姚义海、指导员赵全群挑选进了老兵“先行班”。与我同年入伍同进“先行班”的新兵还有沈永平（江苏溧阳人，担任二炮手）、徐建平（南京溧水人，担任三炮手），成为“先行班”里光荣的一员。

1982年的4月，我们军部要举行所属部队营属炮兵82迫击炮实弹射击比赛，每个团选一个班参加。我们团三个炮兵连的18个班进行了三次选拔，三次选拔我们班都是第一名，这样团里确定由我们班来代表参加军里的比赛。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任怀亮和炮兵股的几个参谋，他们亲自带领我们强化训练一个月，进行了多次实弹射击，反复找差距和问题。

当我们来到安徽广德的靶场，我们一举拿下第一名，大家伙儿高兴开心。带队的任怀亮副参谋长更加高兴，比赛结束的当日晚餐，他破例让我们喝了点绍兴黄酒，结果徐建平差点喝高。回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报道文章，刊登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刊上。比赛结束的第二天，我们返回部队营房。第三天我就被调离三炮连，去了团直属队特务连侦察排。

我独自一人，乘火车到南京位于浦口花旗营的南京军区侦察训练大队，向半年前就到这里开始培训的特务连侦察排报道，成为一名“插班生”，开始了我当侦察兵的军旅生涯。

三炮连战友（由左至右）徐建平、周野、陈信夫、沈永平。

1982年春训的我

向前线开进（ 8）

火车一路南行，湖南娄底市火车站到了。我们军械股助理员吴必平让我赶快去军供站食堂吃饭，难得有在军供站食堂坐下来吃饭的机会，他顶替我看守军械和弹药车。我快快地扒拉完碗里的饭菜，赶紧跑回来换吴助理去吃饭，如果去晚了的话，火车上可就没有饭吃了。

吃完饭后我爬上弹药车，例行检查一下各类物资。火车启动继续南行，这时我索性坐到弹药箱上，继续在脑海里“过电影”，《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等。

《渡江侦察记》反映的是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侦察兵过江侦察的故事。我也当过侦察兵，想起了在南京侦察教导大队的情景。

我因为是后到半年，前面的基础训练科目都已经结束，我只能一边跟着后面的训练科目一起学习，同时也需要利用空余时间补前面落下的科目，实在是感觉吃不消。带队来南京训练的副连长杨兴民，他是一个唯训练而训练的人，黑乎乎的脸没有笑容。他让一个78年入伍的老班长姜祖旺，对我单个进行辅导。一大堆的训练科目，让我感觉皮肉分家。九个新兵，他们八个都是生龙活虎，我这个“插班生”跟在后面勉勉强强。同年的兵有郭旭东、夏燕群、王立国、杨洪志、刘国胜、裴亚军、付继明（老山上牺牲）、施英和我。其他老兵有赵宏、张建新、陈声年、丁敏、庄九生、金温平（老山上牺牲）、高真华（老山上牺牲）、眭丛益、裘克然等人。

付继明烈士生前照片。

向前线开进（ 9）

我们部队自1984年7月19日从杭州南星桥火车站出发，经过整整五个昼夜的连续火车开进，于7月24日傍晚抵达云南省曲靖市。经过紧张忙碌的火车卸载，改为汽车摩托化方式向前线开进。

我坐在汽车驾驶室，回头通过驾驶室后面的窗户，望着满车的弹药箱，心里感觉还是很欣慰的。在火车运输的5天5夜里，总算是平安度过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也结束了一个人孤独的日子，又和志愿兵老班长结伴同行了。老班长他和我原来就比较熟，因为以前我在炮兵连队去安徽广德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他开的车。调到特务连后，也有过几次一起外出同行的经历。他问我：“怎么那么让人羡慕的侦察兵不干了，现在调到团后勤机关军械股改管军械、弹药物资仓库了”？

时间要回到大约一年半以前，也就是1983年的3月份。我于82年的12月底，结束了在南京侦察训练大队的培训，回到部队特务连。过了春节，新到部队的新兵也陆陆续续分来了，他们都是刚刚结束新兵的基础训练，即将和我们一起开始新年的科目训练。此时，我也升格为“老兵”了。3月15日，连长把我喊到连队队部，说有一个调令来了，就是让我去无锡王巷参加南京军区军械训练大队的学习。他不想让我走，他和司令部军务股的彭股长表达过，但是没有批准，让我第二天必须赶到无锡报道。连长不想让我离开连队，我也舍不得走，可是这是团里的命令，是改变不了的。我们彼此都知道，我这次学习回来，特务连我是再也回不去了。

向前线开进（ 10）

我们部队由火车装运改为摩托化开进的第一天晚上，在曲靖市的郊区休整一晚，第二天（7月25日）的上午我的股长武景柱，他陪着我坐同一个车继续向前线驶去。

行驶途中，我们三个人边开边聊。期间武股长对我说：“哎呀小周啊，如果你去年不'逃跑'回来，现在已经在师后勤机关了，应该说要比我们步兵团安全许多”。

我们武股长说我“逃跑”一事，想想也挺有意思。

我83年3月16日离开特务连，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无锡王巷，参加南京军区军械训练大队学习。经过四个月的学习，7月底学员们就要结业考试，考试完各自返回原部队。

我们正在复习阶段，我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了无锡解放军第101医院手术。人的一生真的是有太多的巧合，我1962年12月就出生在此医院。还有更巧的是，我的大舅舅（我母亲的大哥）此时也在外科病房住院，他是股骨头骨折。我的手术结束，医院的医生就在我大舅舅的单独病房，加了一张病床，因此我们舅舅和外甥两人成为了病友。我的大舅母和我的小舅舅（我母亲的三哥）及小舅母一起照顾起我们两个人。我的大舅舅1962年以前，他一直还是我父亲同一个部队的直接领导。

10天后，我出院回去正好赶上结业考试。7月30日结业，我带着五项科目全优的成绩报告单和优秀学员的奖状，回到了杭州部队，向当时的军械股长罗资干及助理员武景柱报到。我从此时开始，成为后勤军械股的军械保管员了，负责整个团的一个弹药库及两个枪械库的保管工作。

我刚刚熟悉了我的新的岗位，工作了一段时间，转眼之间就到了1983年的10月底。一天我们军械股接到师里的通知，第二天由师里梁副师长带队，要检查师部及所属各团的军械仓库，我们团因为距离师部最远，排在最后检查。

第二天下午约6时，梁副师长和师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分别乘坐四辆北京吉普车，来到了我负责管理的军械、弹药库。

梁副师长下了车，径直向我管理的三个库房走去，我在一旁边走边回答首长的提问，师里和我们团里陪同检查的干部们，他们也一起跟着后面。检查完毕，梁副师长说：“三团的库房管理很好，这个兵也不错”。此时一路陪同检查的师军械科的曾助理（参战时的曾副科长）说：“这个保管员，是我们师唯一一个送去军区军械教导大队培训过的”。梁副师长没有答话，只是微笑的点了个头。

一周后，师里的曾助理电话通知我们武助理，让我去师部军械科报到，我们武助理员不同意，曾助理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是师首长的意思，下午必须到。

我们武助理不好抗命，他通知让我吃过中午饭就去师部报到，我问他去干什么？他回答我说不太清楚，去了就知道了。我打好背包，转了几趟公交车，快到晚饭时间赶到了师部曾助理的办公室。

到了曾助理办公室后，他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的兵了，到军械科负责师部的军械仓库保管。他问我“供给证”开来了没有？我回答他没有。曾助理随即说：“这个武景柱，我让他开好'供给证'让你一同带上的”。“供给证”就是“军人供给关系转移证”，这个证在哪个单位，你就是那个单位的人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悄悄的打好背包，出了师部大院，转了几趟车一路狂奔，“逃跑”回到我们团，当了一次“逃兵”。我人还没有回到团里的时候，师里的曾助理电话已经打给我们武助理了。曾助理因为早上起床后，他到我的宿舍，发现我人和被子都不在了，他赶到师里大门的哨兵处一打听，确认我打背包“逃跑”了。他大发雷霆，说让团里处分我，而且必须下连队当战士。我们武助理回答他一定照办。武助理向领导报告后，说等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我的工作后，就处理我下连队当战士。

后来想一想，我们武助理当时没有给我开“供给证”，其实他是给我留着一个“后门”，就看我自己的悟性了。结果我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后门”，如果当天“供给证”落在了师里，“逃跑”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一只鸡的故事

我的好友郑开荣，他在1985年1月15日老山战斗攻打越军968高地时身负重伤。他受伤后，我在卫生队的抢救点看见他，我眼含泪水抱着他给他保暖。经过卫生队的紧急救助后，送师医院手术。

85年的3月中旬，我因为要去师后勤部押运弹药车，因此前一天的晚上，我好不容易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只鸡。我因为不会杀鸡，于是我把鸡交给了七连火力队长翟德耀，同时给他一把匕首。哪知翟德耀杀鸡时，不小心把左手中指血管割破，鲜血直冒。他自己简单的包扎了一下，把鸡处理完并煮熟交给我。

我第二天去师后勤部拉完弹药后，跑去师医院找郑开荣，因为伤员住的帐篷多，我一个一个帐篷挨个边找边喊郑开荣的名字。当我找到他时，我把煮熟的老母鸡给他，这个时候帐篷里的伤员们，一个个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告诉他翟德耀杀鸡时，不小心割破他自己手指血管，郑开荣顿时泪流满面。

出了师医院返回老山时，由于是大白天，况且车上装满了弹药，加之危险的“三转弯”处于越军的直射炮火攻击范围，因此只能待天黑以后通过。我利用这个短暂的空闲，去麻栗坡烈士陵园，静静的看了看那些牺牲烈士们的墓碑…

险遭到群狗攻击

1984年11月初，我们后勤处还住在砚山党校，处于战前训练阶段。

一日，我搭军需股他们给分散驻训连队送给养的车，到我们七连的驻训地，送两箱步枪子弹，他们是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送完子弹，军需股的车还要继续送其他连队的给养，我就准备一个人返回党校。七连的人告诉我，让我翻过西面的一个小山坡，然后从苗寨里面的小路通过，这样一来的话，时间节约一大半。

我在穿行苗寨快出来的时候，突然从路的两边一下子冲出来五、六十只狗。它们不停的狂叫着，离我不足二十来米。

我立刻紧张起来，我知道这会是遇到麻烦了。我因为只带了一支冲锋枪，没有带子弹袋，弹匣里全部就30发子弹。就是一枪打一只狗，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群狗不停地叫着，几只胆子大的已经离我只有七、八米远。我侧着身子，往地下突然一蹲，群狗看了马上后退了几步。我站起来往后退，群狗又开始准备攻击我了。没有办法，我这个时候朝天开了一枪，群狗马上后退。我是一边后退一边朝天开枪，打了有十来发子弹。

寨子里面的人听到枪声，一下子出来了十多人。他们看见了眼前的一幕，一个年纪大的人，他一声大喊，大部分的狗开始调头，可是还有几只狗还要冲向我。

年纪大的苗寨人，他走到我的跟前，他嘴巴里面说了几句话，可是我是一句也没有听懂。他发现我听不懂他的话，就用手向其它方向比划。我明白了，他是让我朝他比划的方向走。

我立刻侧着身子，半回过头来，一路跑出去。跑到一个拐弯的路口，我气喘吁吁地停下来。我心里面想，如果不是苗寨里面的人，出来给我解了围，那么今天我的麻烦就大了。

这些狗都是苗家人养的，它们都是用来看家护院的，我因为怕违犯群众纪律，引起民族纠纷，破坏军民关系，因此只能对天开枪驱赶。我在卫生队的战友史平，他曾经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当时也有四五十只狗把他围住，我俩的遭遇都差不多。

两个氧气瓶的故事

1984年的11月底，我们在老山前线战前训练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部队马上就要开赴前线接防阵地。为了保障部队各类物资充分齐全，各个单位和部门都行动起来了。

一天我接到命令，让我带车去昆明黄土坡昆明市氧气制品厂，给后勤修理所充满两瓶氧气，修理所修理装备时需要用到氧焊。随车去的还有我们团宣传处的王勇干事，他是搭我们的车去昆明军区办理工作。

从砚山一路出发，汽车行驶了一天时间，在昆明市里放下王干事，我和驾驶员两人一直开到黄土坡昆明氧气制品厂。氧气制品厂的工人告诉我，首先要进行氧气瓶耐压试验，必须完好才可以充入氧气。我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一段时间，工人告诉我所带的氧气瓶都有问题，无法充气。我顿时头大了，部队让我来昆明充氧气，一个来回就是两天，我回去如何交待？！我心里面十分焦急，可又没有办法。想了一想，我问工人师傅他们领导在不在，工人指着旁边的一个二层楼房说领导在那里办公。

我回到汽车驾驶室，取出冲锋枪用手拎着，三步并着两步跑到办公楼厂长室。我此时心里面想着，我到时让他看看我带着枪，这个家伙可不是好惹的。厂长看见一个毛头小伙子军人，手里拿着家伙，这是要干什么？他一脸的疑虑。

当我把情况向他说明后，厂长哈哈大笑，他说解放军同志，你们在前线流血牺牲，我们应该勇跃支援前线！他随即带我下楼，免费提供两个新的已经充满气的氧气瓶帮我装上车。我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眼睛也是湿湿的，不停地说谢谢！厂长也挺有意思，他说：“你就不要口头谢我了，真是要谢的话，你就让你们部队写封感谢信给昆明市人民政府，让我们昆明市的领导知道我们氧气制品厂也在支援前线”。我告诉他，我回部队后，一定办到。

任务完成心情大好，返程时在石林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当然，我回到部队住地后，向后勤首长如实汇报情况，首长口头表扬了我办事灵活。那封感谢信，第二天也加盖了我团政治处的公章寄出。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 1）

经过几个月的战前训练，1984年12月1日就要上老山阵地开始接防。我们团后勤处全体人员11月底，在军长傅全有及军部三机关有关人员的监誓下，进行了战前宣誓。

12月1日，我和我们军械股的吴必平助理员，以及部分后指打前站的人员第一批出发。记得我们一起出发的人有：军需股的孙炳祥助理员和给养保管员陆建荣；卫生队的张德成队长和部分医生及卫生员；财务股的梅德祥助理员；营房股的薛广明、程金生及其他部门人员一起出发。

一大早我们从砚山党校出发，经过麻栗坡直抵开往老山的道路。途经许多炮兵阵地，有152加农炮和122榴弹炮以及各口径的火箭炮阵地，炮兵兄弟们不时地和我们互相招手致意。

汽车行进在崎岖不平的野战公路上，有的时候能够把人颠跳起来，越往前行驶道路越难走。有一个叫“三转弯”的盘山路，这里在越军炮火直射的范围内，白天不能通过，只有待天黑以后汽车闭灯前进，伪装网后有两辆我们部队的坦克，这是专门负责打击越军直射火炮的。如果我们一但遭遇越军火炮袭击，全体人员必须迅速脱离汽车，快速跑步通过危险地带。夜里汽车闭灯在盘山公路上不停的颠簸前行，驾驶员把两个眼睛瞪的大大的，因为道路不熟悉，稍有不慎就会翻下山去，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天气非常冷，我们虽然都穿上了棉衣，到后来大家都把棉大衣穿上。

大约夜里10点钟，我们终于安全抵达老山398临时保障点。友军一看见我们，他们非常的高兴，不停的问寒问暖，他们知道自己就快完成任务下山了。

398临时保障点，就是一个海拔高度398米一个非常小的山凹，东西方向宽不过50米，南北方向进深不过100余米，一股泉水从南面几十米的坡上奔流而下，顺着斜坡流到野战公路一侧的山崖下。我们就在水流的两侧搭起了帐篷。这里是友军的一个临时保障点，用来存放部分物资和抢救转运伤员，是通往老山主阵地及部分前沿阵地的必经之路。

第一夜在零星的炮弹爆炸声中度过了。第二天起来，我和吴必平与友军人员开始清点交接军械物资。由于没有工事存放物资，所有的物资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还有顺着道路两侧的山角也堆放着，因为这里是前线，凡是能够利用起来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了。我们一起掀开盖在物资上的帆布盖，逐一清点记录接受，到12月3日的下午3时左右才基本完成清点。

下午4时许，听说友军的一位烈士抬过来了。我跑到卫生队的帐篷前一看，一位烈士躺在担架上。友军的卫生人员，他们开始为烈士检查伤口并清洗身体，给他换上新军服。因为烈士是被炮弹击中的，伤在了头部，所以伤的非常严重（为尊重烈士，不详细描述）。

烈士名叫李竹三，云南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见烈士，我的感受非常深刻，也真正的感受到我已经身处战场了。我的记忆里，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和这一幕。后来我托人去麻栗坡烈士陵园，寻找李竹三的墓碑，终于找到。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2）

1984年12月6日夜晚，我们团后勤处机关的全体人员到达398保障点，我们军械股也“全家”团聚了。股长武景柱、助理员王典汉和崔八一，以及刚刚从军械修理所抽调来的保管员张杰，加上我和吴必平助理员，战时的军械股一共六人。

张杰，他和我是发小，当年他是“当小兵”来到部队的，他的哥哥张云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家在一个大院里，两家的父亲是战友，我们的母亲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股长武景柱是河南洛阳人，他的乡音非常重，他往往一开口就是“哎呀…”。他喊其他人都是全名，唯有喊我和崔八一两人“小周”、“小崔”。用八一兄弟的话说，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长相“年轻”。

武股长一下车来到我们的帐篷里，他大喊：“哎呀小周啊，我们饿坏了，有什么吃的没有”？我回答股长有红烧牛肉罐头，马上就点燃煤油炉，把罐头直接放在上面烧。我因为没有生活经验，不知道加热铁壳罐头时，是应该把罐头打开再加热的。

武股长背对着煤油炉，他和吴必平交谈了解接收物资的情况。一会时间，他回过头问我罐头怎么还没有加热好？我说应该差不多了。武股长往煤油炉跟前刚刚蹲下半个身子，这时就听“砰”一声和武股长“啊呀”大叫，他身体向后跌坐在地上，双手捂住眼睛，嘴里不停地“啊、啊”叫。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把罐头打开加热，罐头受热爆炸，牛肉和牛油一起喷到了帐篷顶上，同时也喷到了武股长的眼睛里和脸上。

住在我们对面帐篷里的卫生队张队长等人，他们听到我们这里有大声喊叫，立刻跑了过来，他听了情况后，马上拽住武股长的衣服领子拖出帐篷，把武股长的头按在门口的流水里，他让武股长把眼睛睁开。在冰冷的流水中，我们武股长足足的浸泡了有半个小时。随后他取来眼药水，让武股长不停的滴眼睛。

我们一大堆人，一个个有些不知所措，看着武股长眼睛除了黑眼球，其它全部都是血红。尤其是我本人，更加不知道如何是好！

武股长忍着痛，不停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时候又重新加热了一罐罐头，端给他吃。

这个事情当晚大家都知道了，都说还是卫生队张队长有经验，要不然刚刚一上阵地就把武股长搞残废了，不知道怎么样向上级报告？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3）

1984年12月7日，我们后勤指挥所的大部份人员，在处长肖孝生和副处长杨玉建的带领下，从398保障点出发，继续向老山主阵地前进。后勤处政治协理员张和安与部分人员留在398，我们军械股的吴必平和张杰留下，其于四人一起随“后指”行动。

我们在老山主阵地的小坪寨安营下来，这里成了我们在老山前线整个作战时间的“家”。小坪寨是老山上一个稍微平坦的半山腰，据说原来没有打仗的时候，是几户苗族人家居住的地方，苗族人把他们居住的地方一般都称之为“寨”。

抵达小坪寨后，大家以各自建制为单位，迅速开挖隐蔽部和“猫儿洞”，我们股还要寻选适合建立“野战弹药库”的位置。由于在我们之前的友军，他们没有在小坪寨设立相关保障点，因此我们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

战勤参谋邓伟明，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指挥小坪寨的警卫工作，他反反复复地选择了几个明哨和暗哨点，把警卫人员布置好。他把我养的一只黑狗也一起带到了小坪寨，这个狗的名字叫“太监”，因为它被阉割过，所以给起了这么一个名。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4)

1985年1月15日，我们团由七连负责攻打越军的968阵地，这是为一团攻打越军的两个阵地做掩护，我们团的八连和九连负责给七连当军工，提供各项保障。

我们师当时准备从一团和三团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对越军的进攻，发起攻击的时间就定在了1月15日。非常巧合的是，越军集结了5个多团的兵力，他们准备重新夺回并占领老山，同时也把发起进攻的日子定在了1月15日。

一场双方都准备多时，而且都抱着必胜信心的遭遇战开始了。

什么叫“山呼海啸”？什么是“地动山摇”？那个“火光冲天”的景象又是什么样子？

1月15日清晨，双方的各类火炮呼啸而飞，火箭炮弹拖着长长的火焰，把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了，好像下冰雹一样纷纷地落在交战双方的阵地上。

我们团七连在兄弟连队的配合下，很快就拿下了越军的阵地。经过爆破越军的防御工事，埋设地雷后撤离968。

傍晚时分，辛苦了一天做军工的八连和九连的官兵们，他们接到命令须立刻赶往一团支援作战。我为他们补充完各类弹药，望着他们已经非常疲惫不堪的背影，心里依惜不舍。

夜色黑暗，九连的第一辆汽车翻在路边的水沟旁，这个时候只能八连后队变前队飞驰一团。

夜深了，但是各类枪炮声依然没有停止，而且火箭弹在夜色里飞行的频率也越来越密，其它火炮的隆隆声，也是一直停不下来。

大约夜里11时许，我们接到命令，我们后勤处的几个股长，也要带人去增援一团后指。我们股长带着我和崔八一助理员，与其他增援人员立刻登车前往一团。从小坪寨往一团方向行驶，在398保障点再上其他增援人员。到了398，那里的人都早已经在路边等候。此时，我把手里面的枪往武股长身上一放，跳下了汽车。武股长在车上大声喊，“小周你干什么”？我也来不及回答，快速跑进吴必平他们住的帐篷里，从一个大箱子里拿出两支折叠冲锋枪和一个小木箱后就回跑，回到汽车跟前，前前后后不到五分钟。

我们武股长一看，他全明白了。他在车上接过我递给他的小木箱和冲锋枪，又迅速的拉着我伸出去的手，一把把我拉上了汽车。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5）

我们增援人员从398一路往一团方向开去，到了一团后指发现，它是在公路边的一个自然山洞里，非常狭窄，长度大约只有50米。

我们带队的各部门的股长，他们立刻和一团的相关部门对接。我把我带的那个小木箱放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出来看看附近的地形和其它状况。走到一个路边的帐篷前，我把头伸进去一看，我中学的一个同班同学黄冬升在里面，他正坐在电台前，他是师部的电报员。我喊了一声他的外号“冬瓜”，他回过头来一看是我，我们两个马上就拥抱在一起。通过交谈得知，由于一团战事紧张，他是几个小时前赶来增援加强通讯联系的。因为战事紧张，我们不能多谈，我迅速离开。

当晚，我们就在一团后指的山洞里，抱着枪披着大衣，度过了艰苦的一夜。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6）

1985年1月18日，是我们从15日夜里增援来到一团的第三天了。

从16日白天开始，我们所有来增援的人员，都在各自忙于紧张的保障工作。

枪炮声不绝于耳，越军的火炮对我们前沿阵地实施火力封锁，各类物资和人员难以前行。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军用强于越军三倍以上的炮火，对越军打击。几天时间，就发射了数十万发各类炮弹，有的阵地的石头山，硬是生生的削下去数米的高度。我们这里有的阵地，被越军狂轰滥炸，随便抓起一把土，里面就有好几块炮弹片。

我团八连增援的一个排，在18日攻打116号高地前无名3号阵地时，到最后除赵春金一人还可以坚持战斗外，牺牲了十一人，其余全部负伤。

我们增援一团后指的人员，已经全部经过动员，准备随时投入一线前沿战斗。这个时候我把从398带来的两支折叠冲锋枪，给了武股长和崔八一兄弟各一支，在前线他们两人配备的手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身上的冲锋枪子弹袋，也许可以挡挡子弹。

后方送来了新型手雷，相当于鹅蛋大小。我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我打开箱子取出两枚，跑到一个僻静处，往山下的沟底试投了一下。我趴在地底下，观察了一下效果，感觉效果不错，就去手雷箱里又拿了两枚，放在裤子口袋里面。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7）

1月18日的下午，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团的赵景华副团长 他也早已上了危险的116号阵地组织并指挥战斗，负责加强一团后指的副政委余浩（其父亲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将军），也带着一团后指部分人员往前沿阵地去了。

我们武股长把我和崔助理叫到跟前，他交待我俩，如果需要我们投入战斗的时候，要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特地再叮嘱了我：“你这个家伙胆大调皮，你必须给我小心一点，不准跑到我前面去”。我和八一兄弟心里面明白，武股长他是在保护我们两个人。

说起崔八一助理员，他是战前刚刚从部队院校毕业来的，上部队院校以前，他是杭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部队院校特招再入军校学习的，他父亲也曾经是一名老军人。

我和崔助理关系非常好，他喊我“老兵”，我叫他“新兵”。他因为是83年进军校学习的，因此军龄比我略晚一年。他人高马大、长的帅气，有时候说个笑话出来，让你笑痛肚子。在老山的那些日子，我们彼此情同手足，武股长如大哥哥一样关心和照顾我们。

崔八一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8）

1985年1月19日上午，敌我双方的战斗成胶着状态。一团的余浩副政委已于前一日，他手持冲锋枪带领部分一团后勤人员赶赴前线，我和我们增援来的后勤人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就待一声令下立刻出发。

中午时分，从前线撤下来了部分伤员，沿着野战公路边，也有部分烈士的担架停放着，准备汽车转运。

我跑到烈士们的担架旁挨个看过去，我发现了我的好友夏毅也在其中。我与夏毅在部队营房的时候，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夏毅是我团八连增援一团攻打116阵地前无名3号高地的，他是腹部被越军的重机枪子弹打中，肠子流出来后，他自己又塞回去，简简单单的包扎后继续战斗，直到流尽最后的鲜血。他身上的冲锋枪子弹袋已经打破了几个地方，还有烧焦的破洞。我用手去摸了一下他的手掌，感觉冰凉冰凉的。

我的发小同学袁新华，他是一团的。还有我另外的一个同学翟富华，他是二团的，他也在战斗中负伤。袁新华负伤以后到了师部医院养伤，后来伤好以后再次重返前线时，又第二次负伤。

枪声、炮声始终不停。由于越军集结了5个多团的兵力，而且他们曾经侵占过老山，对这里的地型地貌非常熟悉，因此给我们造成了较大的威胁。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9）

1984年1月19日的傍晚时分，我们得知我们一团享誉全军的“硬骨头六连”，他们已于18日晚，接防了116号和前面的二、三号无名阵地。一些战斗非常激烈且伤亡很大的部分阵地，也由二团的连队接防。

越军因为非常熟悉老山的地形地貌，他们原来是准备派一支穿插部队，由我们三团和一团的防御阵地的接合部突袭，向老山主峰发起攻击，彻底切断我们山上山下的联系，割断运输线。他们这是用从我们这里学来的战术，想徒儿打师傅。

越军有五个多团的兵力，而我们加在一起全部也只有三个团的兵力。我们在正面宽约23公里，纵深长约35公里，共8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还要坚守老山地区120余个阵地，兵力显得非常紧张。

好在我们毕竟是师傅，徒儿的企图已经被我们识破。很多的炮弹一起炸向越军的突袭部队，战士们也纷纷地进行火力打击，让越军无法突破。

后方的各类物资运输，比交战之初明显得到改善，伤员和烈士的转运工作也比之前顺利许多。战场的胜负天平，已经明显的向我军倾斜了。

我们去增援一团后指的所有人员，不停的利用这个时间段，加紧进行物资的运输和补充。为后面的战斗，做好充分的物资储备和保障工作。

运输伤员们和抬烈士的担架，也比之前多起来了。

我从事后的部分统计资料上看到，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15日至1月19日晚，我们三个团共牺牲了大约130名烈士。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10）

1985年的1月23日中午，我们三团增援一团后指的人员，接到归建的命令。我们由一团后指出发，乘坐汽车向老山主峰方向开进，中途在398保障点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了一下，安全回到了老山上的小坪寨。

通过在一团后指增援的那段经历，以及越军曾经想切断我们山上山下的联系和补给生命线的意图，我们团首长和后勤处首长决定，立刻开始加大山上小坪寨和398保障点的各类物资储备，做好打大仗和长期固守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军械股下辖的军械修理所，负责修建一条简易索道车，任务具体落实到王典汉、崔八一助理员，还有陶有宝所长、修理技师张和庆、毛作祺及徐成义他们几个老修理工的身上。没有材料和经验，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土法上马，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终于一条简易的运输索道车成型了。

王典汉助理员，他是1968年入伍的副营职干部，曾经当了多年的修理所所长。武股长和陶所长都曾经是他带过的修理工，如果不是因为部队参加作战，他就准备转业回四川达县的老家了（王典汉2017年去世）。

我负责从398临时保障点到小坪寨两地的军械物资和弹药的调运。

后勤处的所有单位，都加大量争分夺秒的实施保障靠前的物资运输和储备。

就在紧张繁重的工作阶段，我因为在处理战斗损毁的装具时，差一点把自己搞牺牲了，成为我们后勤处唯一的“烈士”了。

　　这是当时拍摄的老照片，运斗里坐着的就是徐成义，他用自己的身体当物资重量试验，检验可靠性和稳定性。两个背对着带钢盔的人员，右侧的是崔八一、左侧的是王典汉。

四人合影（由左至右：吴必平、崔八一、王典汉、武景柱）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11）

我们部队经过1.15一战，有许多烈士和伤员们曾经用过的子弹袋和手榴弹袋已经破损。有许多上面都是血迹且已经发紫变黑，不能够使用了。老山上的老鼠又多又大，闻到麻袋里装的这些破装具上的血腥味，老鼠成群结队一起啃咬。

我们武股长让我把这些不能够再使用的装具，拿到合适的地方想办法处理。我把三麻袋的装具拖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一开始准备挖坑埋了，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用火烧了比较好。于是我回去取了两瓶子的煤油，全部浇在麻袋上。点着火，火焰起来了，因为火力很大烤的人难过，我又找了一根竹竿挑了一下燃烧的装具，火越烧越大，我就离开火堆向坡上面走去。

刚刚离开大约不到50米，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身后传来爆炸声，我立刻趴在地上回过头来一看，火堆被炸开了一大片，许多燃烧着的装具碎片飞溅到四处。

我惊魂未定，趴在地上一想，一定是那些装具里的手榴弹袋里有遗留的手榴弹，经过大火一烧给引爆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火焰烤人我离开的话，或者晚一点离开，我可是把自己搞牺牲了。

初上前线阵地的日子（ 12）

1985年2月初，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他们亲自带队来前线看望和慰问广大官兵。大家都深受鼓舞，决心用生命来保卫祖国边疆。

我团定于2月11日向越军的140阵地进攻，特务连和二营的4、5、6连各自抽调部分人员协同作战。我的任务是必须在2月10日晚上六点前抵达398保障点，协助一直在那里的吴必平和张杰两人，完成和小坪寨的两个保障点的互动。

吃过中午饭稍事休息，我把冲锋枪背上，手里拿着钢盔，到集合点准备出发。这个时候六连的胡年喜班长带着一个战士迎面向我走过来，他说是特意来找我的，我马上折回头，把他们两人带到我在小坪寨的隐蔽部里。

胡年喜，江苏镇江人，一米八五的个头，白白净净的脸。我原来在部队营房的时候，和他相互之间并不认识。我们后勤处在砚山党校战前驻训期间，他们六连是负责我们后勤处的警卫及所有物资装卸的勤务任务。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有四个多月，从此成为了好朋友。我们约好，待将来部队复员退伍后，彼此要经常联系和走动，因为南京到镇江只有几十公里。

我们三人在我的隐蔽部里交谈，他因为第二天要参加攻打140高地的战斗，所以特地来和我打招呼，顺便要点煤油，晚上准备做个煤油灯，给他的父母还有女朋友写封信。他掏出了他女朋友给他写来的一封信：“……昨天晚上，我陪你妈妈一起看电影，妈妈流着泪说希望你不要有任何问题，我还劝妈妈说你不会有事的……”。

我用啤酒瓶装了一瓶煤油给他，他说太多了用不了，我说以后还要用的。我又把我床边的一个小木箱打开，拿了两块巧克力和两包大重九香烟，一起给了他。他说什么也不要，我让他无论如何必须收下。

因为我急着去集合出发，我们依依不舍的告了别，大家向两个方向走开。

2月11日下午约五点左右，我在398看见躺在担架上已经牺牲的胡年喜。他的双手交叉握着双拳，遗体已经冰凉僵硬了。我和卫生队的人员，一起用热毛巾把他的双手焐一焐，如果硬掰会折断手指的。他僵硬的双手里面，全部都攥紧着草根和泥土。他是背部负伤，有三个一枚硬币大小的血洞（为了尊重烈士，不再细述）。

他应该是在牺牲之前，有一段非常痛苦地挣扎过程。他的上衣口袋里，还有半块巧克力和未抽完的大重九香烟，以及他女朋友写给他的那封信。

1985年的春节

1985年2月19日，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大年三十，第二天就是新年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年夜，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我们在老山前线的人，也同样盼望着过新年。

我们后勤处的肖处长和杨副处长，他们俩几天前就通知炊事班，让炊事班尽最大的可能搞好年夜饭。因为大家住的比较分散，除了统一供应一些菜肴以外，每个部门还分了一些猪肉和蔬菜，让大家各自做些补充。晚餐时，我们四人彼此互相祝福，他们三人会喝酒，我因为酒精过敏就拿了一瓶“巧克力香槟”汽水下肚。

武股长和王助理此时想父母、妻子和孩子，崔八一想父母和女朋友，我想爸爸妈妈和哥哥。大家虽然嘴巴上都不说，从彼此的眼神可以读出。我们的笑声也是那么地不真实，是一种五味杂陈的笑。吃过年夜饭，我就回到和邓伟明大哥及郭旭东一起的隐蔽部去了。郭旭东他是我原来在侦察排一个班的战友，他此时是司令部作训股的工兵仓库保管员，老山上的所有工兵装备和防御工事钢构件，都是他负责运输保管。

2月20日零时零一分，新年到了。从小坪寨西面的昆明工兵七连，传过来了一串串的冲锋枪的声音，我们跑出隐蔽部一看，原来是他们用军人的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我和郭旭东也拿出冲锋枪，向越军的方向一个人两个弹匣60发子弹打完。我还准备扔两个手雷，邓大哥不让扔，他怕炸到自己人，如果这样的话麻烦就大了，小坪寨的许多地方也响起来了枪声。

团指挥所打来了电话，严厉制止我们开枪。一是怕流弹伤着自己人，二是担心越军趁机偷袭。如果越军趁着我们枪响的时候偷袭，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是自己人开的枪，容易麻痹大意造成恶果。

邓大哥急急忙忙赶去昆明工兵分队的住处，让他们立刻停止开枪。

大年初三，我们徐建国副团长来小坪寨看望大家。当他来到我们的住处时，他问我年三十晚上有没有开枪？我告诉他打了60发子弹，还没有过瘾。他说他就知道，但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少不了我这个调皮鬼的。随行的几个参谋一起哄堂大笑。

(由左至右)老山作战期间时任军需股股长梁晋才、副团长徐建国、后勤处处长肖孝生

永记心田的战友情

1985年2月11日，我们团特务连和从二营的4、5、6连抽调的部分人员，组成攻打越军的140阵地的突击分队。

越军的所谓140“模范阵地”，位置在我们一团116阵地和“李海欣钢铁阵地”的中间，由于140阵地海拔高度要高于我们阵地，越军利用高度优势不停地袭击我方阵地，对我方阵地造成非常大的威胁。为此，师部命令我们团于2月11日，拿下并占领越军的140阵地。

2月11日清晨5点55分，我军开始用强大的炮火猛烈轰炸140阵地，工兵分队强行开辟通道，6时整攻击分队发起冲锋。

越军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140阵地一丢，那么他们在一定范围的区域之内，就会丧失地理优势。他们立刻用炮火试图阻断我攻击路线，象雨点般的炮弹落在我们战士的身边，越军阵地上的人员，他们也不停地用各种轻重武器打击我们攻击人员。

我们突击分队的团特务连侦察排长童央央，他在冲锋时两次身负重伤，倒在了前进的路上。侦察班长金温平、副班长高真华倒下牺牲。付继明烈士，他牺牲在为他包扎伤口的战友樊清的怀里。

侦察排战士樊清、李斌、柳玉水等人负伤，还有付班长夏燕群和工兵人员及其他连队的战友也负伤。

140阵地终于拿了下来，紧接着就是固守，他们打退越军的许多次冲锋，牢牢地把140阵地控制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曾经在特务连侦察排当过侦察兵，与金温平、高真华、付继明烈士都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他们把他们的热血洒在了南疆。

参加攻打140阵地时，时任特务连连长杨兴民（右）和指导员齐德如

我与童央央排长2018年战友聚会时的合影，童排长额头上还有受伤后遗留着的伤痕，他头部至今还有炮弹碎片没有取出。左一是童排长，中间是我本人，右一是战友白翠亮。

2018年，我与老山作战时时任团长邹学甫

我与时任团参谋长的王平

2018年春 特务连战友汇聚泰山

吃蛇肉

1985年4月初的一天，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军需股的梁晋才股长（1973年入伍，1954年出生，河南洛阳偃师人，与我们军械股武景柱股长是同时入伍的同乡。梁晋才与2018年4月去世）到我们在老山上的隐蔽部里找武股长谈事情，十分钟后他就准备回去。临走的时候，他说他那里有几包好香烟，让我去他那里拿来，让我和武股分享一下。

10分钟后，我和梁股长两个人，刚刚走到他们军需股的隐蔽部的路口，我们看见了一条大约一米多长黑红条纹相间的毒蛇，向坡上面爬行。

我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照着蛇的七寸砍下，只一刀就让那条蛇身首分家。我用匕首挖了个坑，把蛇头埋掉。我把蛇拎起来，剥了蛇皮破了肚膛。梁股长他在一旁嘴里不停念叨：“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

进入梁股长他们的隐蔽部，我用他们的小煤油炉和一个铝锅煮起了蛇肉汤。旁边还有他们股的孙炳祥助理员（1977年入伍，杭州萧山人）和陆建荣保管员（1983年入伍，江苏如东人）一起看着我。

一个多小时后，雪白的蛇肉汤煮好了，我让他们和我一起喝汤，梁股长说什么也不肯，他说不会有毒吧？此时，孙助理和小陆也想尝一尝，梁股长不让他们喝，他怕出现中毒症状。

我喝了一碗蛇汤，吃了几块蛇肉后，准备拿着他给的香烟走人。梁股长他不让我走，非要我待一会儿再走，说是如果发现我中毒的话，他好找医生来，他嘴里还是不停地：哎呀呀…哎呀呀…”。

这个时候我们股武股长他跑来了，他看我来拿香烟一直没有回来，心里面想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快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还没有回去，他怕我出什么事情了，赶紧赶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武股长听梁股长说了大概，他一边笑一边装了一碗蛇肉汤吃了起来。吃完喝完，武股长说：“水平不行，腥味比较重”。梁股长还是在一旁：“哎呀呀…哎呀呀…”。

我和武股长两个人，拿着香烟笑着离开，我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锅里的蛇汤归你们了。

走出他们隐蔽部，还能够听见后面的：“哎呀呀…哎呀呀…”的声音。我和武股长一起大笑着走了。

老山上的梁股长

部队转业后在杭州税务局的梁晋才

战友制作的怀念梁的纪念图片

在老山小坪寨洗“热水”澡

老山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

我们部队自1984年12月初上老山的时候，正属于旱季时节。山上从早到晚都是大雾迷濛，晚上气温非常低，穿着棉衣和棉大衣，也依然冻得瑟瑟发抖。雾大的时候，对面走过来一个人，要走到跟前才可以发现和看清。在小坪寨的我们，用水要到非常远的洼处，用茶缸一点一点的舀浑水汤，就是这样也很难满足需求，一个来回要近40多分钟。很多一线阵地上的人员，他们往往为了取一点水，来来回回需要数小时，有时候被越军发现了开枪打死打伤，一个人一天分不到一茶缸的水。想洗脸刷牙，那就是一种奢望。

随着雨季的到来，气温逐步回升，山上的各类蚊虫、毒蛇和老鼠越来越多。雨大温度高，逐渐的衣服已经穿不住了，光着膀子也是汗如雨下。几乎所有的人，身上开始过敏长各种各样的湿疹。皮肤就象“癞蛤蟆”皮一样，尤其是裆部开始“烂裆”，实在是奇痒无比。长在裆部、耳朵上、手心，脚心里的湿疹，会痒的让人发疯。我因为是过敏性体质，所以也是浑身上下没有好的地方。很多人都只穿一条短裤，后来有人称之为“裸体战争”。

为了改善饮水条件，后勤营房股的余其生股长带着吴平军、薛广明、程金生、郭泰贵等，他们想方设法，架设了一条从山下到小坪寨非常短的一段供水管道。一个小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带动一个小小的提升泵，虽然一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个小时的供水时间，但也是解决了很多问题。

1985年4月的一天，我实在是身上痒的难受，先用匕首刮自己的皮肤，再涂一点绿药膏，一会时间又是原样，还是痒的受不了。

我跑到提升泵处，那里有一个给提升泵回水用的柴油桶，里面的水温大概有40来度，我直接爬进去洗澡，一下去瞬间觉得太舒服了。刚刚一洗，感觉有问题，身体上好像涂了一层油脂。原来是柴油桶里有没有搞干净的柴油，我立刻爬出来，不停地用毛巾从头到脚擦身上的柴油。直到一个多星期后，身上还有柴油的味道，而且身上也越发痒的难受。

我在老山前线的时间里，唯一洗了这么一次“热水澡”。

大难不死的“张马列”

我们部队1984年在老山前线作战时，时任后勤处政治协理员的是张和安。

我刚刚当兵的时候，他是我团三营机枪连的政治指导员。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从何时开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马列”，反正我一到部队，大家背后就是这么叫的。

“张马列”后来也调到了后勤处，任政治协理员。老山上，他是坐阵我们后勤398保障点的最高领导。

“张马列”为人善良厚道，大家伙儿与他相处非常开心。每一次伤员到398转运的时候，他一定会想方设法为伤员们提供帮助。每一个烈士到398转运的时候，他不仅帮助抬担架，也一定会帮助卫生队人员一起为烈士清洗遗体。

1985年的4月中旬，在398保障点一辆刚刚卸完物资的卡车出现故障，汽车始终无法发动。“张马列”坐进了汽车驾驶室，脚踩着刹车和离合变速器，让驾驶员用汽车摇把发动。汽车刚刚发动起来，立刻滑到前面两米远的一个大陡坡跟前，紧接着翻了几个跟头，翻到山下十多米的深沟里。

所有在场的人员都傻了眼，心里面想着“张马列”肯定完了，大家赶紧从沟的两侧跑下去。好不容易打开已经变了形的汽车驾驶室门，把“张马列”拉了出来。一检查，“张马列”除了有一些表皮擦伤，竟然完好没事。

事后有人说，“张马列”是好人有好报！是那些烈士们，用他们的英灵在保护他！

我团牺牲的所有烈士，都是由张和安亲自清洗换衣入殓，让烈士有尊严的上路。在此向张协理员致敬！

在老山上的张和安。

现在的张和安。

2017年秋季，战时时任后勤处处长的肖孝生，重返当年398保障点，站在昔日为烈士清洗遗体的地方，泪湿双目。

不忍发出新军服

在我们团后勤398保障点，除了要负责各类物资的运输保障工作，伤员的转运及烈士的遗体清洗任务也要在这里完成。

军需股负责被服管理的助理员徐岩兴，他战时阶段，大部分时间都是在398保障点度过的。

每当一名牺牲的烈士转运到398时，卫生队的人员和张和安政治协理员，他们都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为烈士清洗遗体，徐岩兴助理员会认真对照烈士原来穿着军装的尺寸号码，为烈士挑选合适的新军装，让烈士能够有尊严体面的上路。

每一次发出一套新的军装，即意味着又有一位战友英勇牺牲，徐岩兴助理员他的内心都在流血，他多么希望他所管理的新军装，一套都发不出去，多么希望没有战友牺牲。

钢铁是在军营炼成的

记得我小时候读过前苏联的一本小说书，书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主人翁就是保尔.柯察金。

保尔.柯察金的感人故事，自始至终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参军来到了部队，尤其是在参加老山前线的战斗中，我发现在我自己的身边，就有许许多多鲜活的如保尔.柯察金一样的英雄人物。

我在特务连工兵排的战友童玲，他也是其中的一位。

童玲，南京溧水石湫人，1964年11月出生，1981年10月入伍。

小时候的童玲家境贫寒，他母亲在前夫去世后，带着他的三个哥哥嫁给了他的生父，随后又生下了他的四哥和他本人。他从幼儿时代开始，直至到部队之前，从来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也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学生时代，他从山里的家中去学校，要走非常远的山路，中午裹饥的也就是一、两个山芋。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身高也就刚刚到一米六。

初中毕业的童玲参军到了部队，被分配到特务连炊事班当炊事员。在炊事班里他洗菜、炒菜的时候，因为个子小够不着，班长拿一个小凳子给他垫在脚下。

一年的军营生活很快就过去了，部队又来了新兵。童玲找到连队干部，死缠硬磨终于去了工兵排当了一名工兵。

我们部队1984年参加老山作战，童玲多次参加排雷任务。他的排长邹又发、代理排长沈国良牺牲了，战友凡俊也牺牲了，同一个乡的战友尹光新也炸掉了双小腿。他没有畏惧，一个人在老山上就排除了340余枚地雷。战后荣立一等功。当时的解放军报也用一个很大的篇幅，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

军营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战场是我们的钢铁熔炉，我们一生一世都永远忘不了火热的年代和火一样的军营。

一等功臣童玲

南京大金山国防园童玲事迹的展图前，童玲给他的孙女讲述自己的故事。

由左至右：陈友军、尹光新、童玲、周野、殷庆年

2018年10月，侦察排部分战友及家人庐山聚会合影。

　　我的脚永远都不会再冷了

2019年6月23日这天上午，我们几个战友在南京溧水区小聚，席间原特务连老排长汪健宁（穿红衣者）回忆起1986年的一段往事。

1986年的隆冬，汪健宁他送在老山前线被炸失双退的尹光新（图片右一）和尹光新的女朋友由杭州回南京溧水区的家中。

他们一行三人来到溧水，下了公交车后需步行一段路程，天上飘着雪花，地上结着冰，尹光新的女友（云南人）和汪健宁一起搀扶着刚刚按装了两个假下肢的尹光新慢慢挪步。尹光新关心女友，问她身体和脚冷不冷，女友回答不冷。当女友反过了问尹光新身体和退是否冷的时候，尹光新告诉女友“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觉得脚冷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让一旁的汪健宁感慨万千，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强忍着不掉下来。

今天我们几个战友聚会，汪健宁把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说出来，我们几个男子汉全部都落泪。

险遭着越军空爆炸弹袭击

1985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与我的股长武景柱一起，前往老山位于卫生队住处下方山脚下的临时弹药库检查。一会功夫，我们还在弹药库里，就听见外面有爆炸的声音。

我和武股长跑出来一看，发现空中高度大约100多米的地方有几团黑烟，同时就是爆炸声。紧接着就看见，在我们的不远处的树林，被炮弹片一下子打断了很多的树枝。

这个时候，武股长立刻一下子把我拖跑到旁边路上，那里有一辆停着的工兵分队的推土机边上一个排水沟槽里，他让我趴下，他蹲在旁边护着我。

“哐”的一声响，我们旁边的推土机的驾驶室中了一块弹片。

10多分钟以后，我们两个人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了，又返回临时弹药库检查。发现有两个炮弹片穿透了顶上的防雨布，打在了我们弹药的木箱子上，扎进去了一截。我取出旁边一个工具箱里的老虎钳，把弹片拔了出来。经过开箱检查，发现弹药箱里的弹药没有问题。

出来后我俩跑到坡上的卫生队一问，他们的帐篷也被打了几个洞，好在当时帐篷里面没有人。我们要了几张膏药片，回去把弹药库上的防雨布临时贴上了膏药片。

修理完毕，我们心有余悸的回到自己的隐蔽部里。

亲如兄长般的邓伟明参谋

邓伟明，湖北武汉市人，1972年底入伍，老山作战结束以后，曾经担任我团二营营长职务。

说起邓伟明大哥，战前他是我团军务股的参谋。在部队营房期间，他是负责管理军容风纪等工作的，如果让他抓到你风纪不谨的问题后，他可是非常不客气的。他刚刚当兵的时候，各项军事训练都名列前茅，非常吃苦耐劳。曾经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戚建国（曾经担任过我团一营营长）说过：“邓伟明可是我们部队的训练标兵”。

部队开赴前线作战初，他随我团副政委李金山和政治处的刘天顺一起，加强后勤处工作。在老山作战初期，他和李副政委还有副政委的警卫员三人住在一个隐蔽工事里。后来，李副政委上调工作离开，我和郭旭东二人，就和邓伟明大哥住到了一起。

老山上的邓伟明大哥，他不仅要完成军务工作，同时还要兼任战勤任务，是我们整个后勤的“不管部”部长。我们后勤的所有明、暗哨位，都是他一个个仔仔细细选择按排，深夜里经常一个人检查哨位，好几次差一点被哨兵当成越军特工伤着。烈士和伤员的转运工作，与昆明军区工兵分队的协调任务，都成为他的工作之一。

有的时候由于战事紧张，经常会一天到晚吃不上饭 ，只能吃一点压缩饼干充饥。一天夜里 ，我们几个人肚子饿的咕咕叫，我与邓伟明大哥，还有郭旭东三人一起爬起来用煤油炉煮东西吃。我和郭旭东对伟明大哥说，你结过婚会做饭，烧的好吃。他嘴里用武汉话骂道：”那妈个巴子的两个小坏蛋，欺负起老家伙来了”。他一边笑骂着我们两个人，一边动手下清水面条给我们吃。我们三个人边吃边笑，他嘴里面又继续骂我们两个人：“奶奶的，清水面条没有结过婚的人就不会下啦”！我们一起开心大笑，我和郭旭东对邓伟明大哥说，面条是我俩从炊事班“偷”来的，以后你继续负责下面条，我们两个人负责“偷”面条，三个人又笑成一团。

我们和邓伟明大哥，在老山上结下了深厚友谊。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他在跟前，我是从来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发生的。我们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说他是我和郭旭东的“大警卫员”。

当战士时“大比武”的邓伟明

当战士时“大比武”的邓伟明

邓伟明大哥以及他在照片背面上给我的赠言

左）邓伟明、（中）李金山副政委、（右）刘天顺三人在老山的合影

家国情 战友情

在老山小坪寨我团卫生队和临时弹药库的路边山坡下，驻扎的是昆明军区直属工兵团的一个工兵连。他们的任务，是保障我们一线作战部队野战公路的畅通。因为山体经常塌方，越军的炮弹的不断炮击，野战公路经常会被迫中断。物资和伤员的运输时不时的无法完成。严重的时候，全力以赴所有的工程机械一起上，冒险抢修也需要二、三天才可以完成抢修任务。工兵分队边修路，边躲避越军的炮弹。

我们作战部队与工兵部队的联系和协调任务，全部都落在邓伟明参谋身上。邓伟明与工兵部队官兵，在整个部队作战期间，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1985年2月底，我受领任务要去昆明采办物资。临行的前一天晚上，邓伟明把我带到工兵连，我们告诉工兵连的陈连长，我第二天要去昆明，如果时间能够允许的话，我会去看看陈连长的家人。

陈连长，26岁未婚，家住昆明圆山公园旁边的一个胡同里。他上面有几个姐姐，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父亲已经去世。他1米八多的个头，身体较瘦。因为工兵部队的任务特殊，经常风餐路宿和风雨侵袭，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以上。

陈连长飞快的在一张纸上，给他母亲写了非常短的一封信，他在信封外面写好家庭地址交给我。我让他把信口封起来，他说一是没有浆糊，二是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他让我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告诉他的家人他现在老山前线，让我说部队现在在文山州的市里面休整。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准备出发因为要赶在天亮以前，通过危险路段“三转弯”，以防止越军的直射火炮的袭击。

这个时候，邓伟明从他的衣服口袋里面，他取出二十元钱交给我，他让我去陈连长家的时候，买一些食品交给陈妈妈。同时他又交代我，就说这些东西都是她儿子让我带回家的。

我们部队在前线作战期间，所有干部原来的月薪，都是由部队留守处按月寄给他们的家人的。作战期间每一个干部，一个月只有50元钱的补助钱，用于个人的开销。作战期间的战士们，每人每月有10元补贴。

我在昆明办理完公事，和驾驶员很快就找到了陈连长的家。汽车停在小胡同口的外面，驾驶员留在车上。我提着用邓伟明给的20元钱买的糕点和罐头，在陈妈妈邻居的指引下，来到了陈家的屋门口。

进入陈妈妈家，我说我是他儿子的战友，是受他儿子的委托来看看老人家的。陈妈妈做在椅子上，她听我说后，她让我扶她到屋门口，她对旁边的房间喊了几声人名。从隔壁的房间里跑出来一个女同志，她是陈连长的小姐姐。

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下来，我把陈连长写给陈妈妈的那封信，交给了她姐姐。陈连长的姐姐打开一看，两眼流下眼泪。她告诉陈妈妈说，她小弟弟一切都好，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再带他母亲去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

陈妈妈告诉我，她现在眼睛基本上看不见了，为了不让儿子担心，她没有告诉儿子实情，她让我也千万不要告诉她儿子，就说她的眼睛已经比以前好了许多。

我告辞准备返回前线了。陈连长的姐姐让我稍等一会，她说她去她的房间，给她弟弟写封信让我带上。当她再进屋里的时候，她交给我一封信，同时有两个网丝袋子的罐头和食品。她说是她刚刚去外面买的，两袋食品是给他弟弟和我一人一份的。

回到老山，我把采办的物资卸完，向我的领导报告完毕，就返回我和邓伟明一起住的隐蔽部。

邓伟明听过我对他说我去陈连长家的情况后，他让我不要把陈妈妈的实际情况告诉陈连长，就说陈妈妈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我们两个人一起，带上两袋食品去见陈连长。

陈连长看见我们两个人进来，立刻给我俩倒了两杯水。我把他姐姐写的回信给他，把两袋食品也交给他。陈连长看完信后，他把通信员喊了进来。他对通信员说，把食品留下一点，其它的全部拿去给连队官兵们分享，就说是他老母亲慰问大家伙儿的。

喝完水，我们一起又聊了一会就离开了。

最后的党费

邹又发烈士，1960年出生，湖北仙桃人。解放军长沙工兵学校毕业，时任我团特务连工兵排排长，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1985年1月15日，在参加攻打越军968阵地的战斗中牺牲，被追记一等功，终年25岁。

1月15日，攻打越军968阵地开始了，邹又发带领工兵强行开辟通道，和他们在一起的有攻打越军阵地的七连尖刀排排长杨慧军等战友。

下午1时许，邹又发被抬到了卫生队的抢救帐篷里，我因为当时在临时弹药仓库，离帐篷只有十余米，看到伤员送来，我马上就跑了过去。

卫生队的张德成队长，他带领第一救护队人员迅速展开抢救。我看见邹又发的一只手上面，大姆指和食指已经完全脱离手掌，只有一小截皮还连接着。致命伤是在右边胸部，有一个豆粒大小的伤口，肺部打穿了，形成气胸伤。

张队长命令立刻注射强心针，几个人轮流不停地按压邹又发胸部，同时进行人工呼吸。抢救了大约20余分钟，只听着邹又发嘴巴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啊”，随即从嘴巴角流出了黑红色的血液。到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邹又发英勇牺牲了。我们在场的人，都低下头向他默哀。

打开邹又发的衣服口袋，有一份遗书和一张拾元纸币。遗书中写道：“……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请组织上能够追认我为正式党员，并请代交最后的党费，随附拾元…”。

邹又发是从农村入伍的，他牺牲以后，战友们曾经去他老家看望他的父母，父母家里家徒四壁，十分困难。

2017年3月，战时任特务连指导员的齐德如（工兵排老排长），带领工兵排的部分战友，去湖北仙桃，看望烈士邹又发的父母。前排左一王怀（双下肢为假肢）；左二齐德如指导员；右一尹光新（双下肢为假肢）。

攻打越军968阵地尖刀排排长杨慧军。杨慧军，安徽合肥人，战后荣立一等功。

特殊的军工

1985年的二月末，我们老山的小坪寨来了10多名特殊的军工，他们就是我们军男子篮球队的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他们原来都是从地方特招入伍到部队的专业运动员。一个个人高马大，大手大脚的。

运动员们此时此刻，也需要经历战场的考验。他们每一个人，基本上就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有几个人打过靶，其他人连枪都没有摸过。带队的正、副队长一人配备一把手枪，其余的人连根烧火棍也没有。

负责安排他们的邓伟明参谋，让他们在小平寨的北坡安营，两个帐篷分别住下。考虑到他们的身体条件，营房股照顾他们给每个人分了一个床板，用门子形的毛竹架支撑起床板。因为他们个大，床板不够长，只好再接一个竹架，勉强可以伸开身体睡觉。有的运动员对邓伟明说，他们是到部队打篮球的，现在要来打仗了，我们这两百多斤的生命就交给你了。

雨季的老山，天天下雨，坡陡路滑。运动员们身体重心高，走平路没有什么问题，一但上下坡时，经常是连续摔跟头。

运动员们身体棒、个高，从卡车上卸物资确是一个顶俩。一般人双手抱着一箱子弹，他们可以一手拎一箱。

一天，他们负责卸弹药，其中一个运动员问我要手榴弹。我问他以前训练过没有？他说没有扔过真的实弹，训练弹扔过有近80多米。我告诉他，实弹和训练弹差距大了去了，如果他把实弹当篮球投篮瞄准的话，超过时间就会在自己的手里爆炸。让他还是发挥身体条件，好好的当军工吧，枪炮子弹不是他们这些人玩的。

从老山前线返回杭州部队营房

1985年7月10日上午11时许，我们打前站的七个人，先于大部队回到杭州部队的营房。我是和我团时任组织股股长张福超（前排中间），以及政治处的孔祥顺（后排中间）等五名干事，我们一行七人，由张福超带队从昆明坐客列卧铺出发，经停上海转火车再到杭州，回到部队营房。

他们要提前在部队营区布置好灵堂，准备迎接我团牺牲烈士的骨灰盒回营区安放。同时，他们还要准备接待烈士的家人和伤员的家人来部队。工作量很大，担心有什么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影响后续的工作开展。我是因为要提前整理营区仓库，为部队归营后各类物资入库做准备。

我回到营房宿舍，先向住在我隔壁的仓库主任曾国才报到（曾主任是部队上前线时营区留守人员之一），报到后我就开始打扫宿舍房间。由于一年没有住人了，房间里有很多的蜘蛛网和蚊虫，拖完地清理完蜘蛛网，我又用一个破铁盆，放了两张旧报纸，再洒上一些“敌敌畏”，用火点燃驱蚊虫。

晚上六时，我和曾主任一起去食堂吃晚饭。进入食堂看见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他带了几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一箱茅台酒，专程来慰问我们打前站回营房的同志。

我因为不会喝酒，一两酒下去就开始头晕了。

晚餐结束后，我们大家待副省长他们坐上车离开，我和曾主任又一起回到宿舍。我把宿舍房间的门窗打开，让燃烧“敌敌畏”的燃烟飘出去。我洗了个冷水澡，就睡觉了。睡觉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是晚上八点来钟。

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一看手表，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跑到宿舍门口一看，天上的大太阳还很高。我一想，我竟然这一觉是足足地睡了有二十个小时。

我不知怎么回事，想一想我是酒喝多了，还是回到营房心里踏实了，还是“敌敌畏”中毒了？这个时候我鼻子一酸，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床上的草席上有一大片的眼泪水和鼻涕水，我想家和我的母亲了，想吃我母亲包的饺子了。

我哭着哭着，听到了敲门声，我打开房间门，曾主任手上拎着个暖水瓶进来。他说他已经听到我哭了一段时间了，他是进来让我不要再哭了，他让我洗个热水脸，他看见我席子上的湿处，帮我擦了擦干净。

回想起我母亲，从我小时候开始，夏天睡觉的时候，她从不让我吹着电风扇睡觉。她说电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硬风”，睡着以后容易伤关节的，到年纪大了以后会落下病根。她都是用芭蕉扇给我扇，她说芭蕉扇扇出来的风是“软风”。我什么时候睡着以后，她才悄悄地离开。就是我已经当兵后，1982年在南京侦察教导大队训练的时间，星期六晚上请假回家，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母亲依然帮我扇扇子，待我睡着觉再离开。

我母亲2018年春节包的饺子

团政委杨瑞丰检查灵堂布置情况，侦察排战士牟伦选守灵汗湿衣衫纹丝不动。

　当大部队全部返回杭州时 ，烈士们的骨灰也同时抵达，在返回部队营房的一路上，沿途所经路段上的路人，他们都纷纷驻足，向烈士们致敬！烈士们的英灵，终于回到了部队营区的家。全体官兵列队迎接。庄重肃穆的灵堂内，官兵们列队祭奠。追悼大会的当日，全体官兵热泪不止，烈士的家人们也哭成一团，我们活着回来的所有人，十分想念那些离去的烈士，大家都曾经朝夕相处亲如兄弟一般，而今却阴阳两隔。

我们团一共牺牲了54名烈士，安放在烈士灵堂里的54个用大理石做的骨灰盒，让人潸然泪下。

用大理石做的骨灰盒内，一个小小的红绸袋子里，装着一把灰白色的骨灰静放其中。想一想曾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战士，他们为了祖国英勇牺牲。

2017年春，侦察排战友一起去看望烈士白群鹤的家人。当年老山作战时，时任侦察排排长的童央央与烈士的母亲拥抱。

马头山上的杜鹃花

我们部队的营房，位于杭州一个叫中村的马头山下。每当春天来临时节，山上盛开的杜鹃花，满山遍野姹紫嫣红美不胜收。营区里一排排高大的香樟树，散发出幽幽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

1981年的10月我参军来到部队，一开始分配在三营的炮兵连（三炮连），与我同年入伍，同在一个新兵排的战友邱新国、黄希勇，他们后来在老山前线作战中英勇牺牲。

1985年2月16日，我在老山上的398烈士转运点，看见黄希勇烈士的遗体，他是被越军的狙击步枪击中眉心而牺牲。

我与两位烈士曾经同训练同生活，可是他们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南疆。每每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眼前，犹如马头山上盛开的杜鹃花一样，让人难以忘怀。

2016年10月24日，我们原三炮连的战友，一起回到老部队营区，共同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我为聚会写下了感言。

满江红.杭州战友会

远望钱塘，风雨中、滚滚潮头。 忆当年、马头山上，杜鹃花红。中村绿营欢声沸，香樟树下同聚首。而如今、铁骑满军营，钢蛟龙。英灵在？渗心怀。它日战？誓血仇。欣江山依旧，战旗最红。明日踏骑奔驰袭，顽寇缩头鬼见愁。荣归来、再添红旗秀，潮头颂。

后排中间邱新国烈士

前排左一黄希勇烈士

部分三炮连老战友

又是一年的1.15 （ 1）

每年的1月15日，是我和我的战友都要纪念的日子。

1985年1月15日，我们在老山前线作战。根据战前的布置，由我们三团七连负责攻打越军的968高地，以策应一团攻打116号阵地前无名2号和无名3号阵地。

当时，我们三个步兵团，除了由二团担任总预备队和军工任务外，其他两个团还要分别坚守共计100余个阵地，兵力部署显得较为紧张。

1月15日，是我们部队预定发动进攻的日子。此时此刻，越南军队他们集结了5个多团的兵力，准备重新夺取和再次占领老山地区。越军发起进攻的日子，也非常巧合的定在了1月15日的这一天。一场恶战，就这样不期而遇。

1月14日晚6时许，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七连的阵地。我与郑开荣（七连60迫击炮班班长）、翟德耀（机枪连排长，配属七连担任火力队队长）、施英（特务连侦察排副班长），我们四个南京同乡，一起在翟德耀的隐蔽部内，开了两个罐头，翟德耀又拌了个萝卜丝，一瓶白酒四个人干完。

晚7时整，七连集合准备向靠近越军968高地我方一侧的1072阵地秘密移动。1072阵地是由我团一连坚守的，离968阵地比较近。15日的出发阵地，就定在了此阵地。

我们四人互相告别，我与施英望着翟德耀和郑开荣集合离开的背影，彼此再握了一下手分别走开。

天色已黑，我抓紧时间往返回小坪寨的路上赶，我手里提着一支冲锋枪快速跑着。因为我是没有请假就私自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下，我就是请假也一定不会被批准的，这是战场的纪律所决定的。没有口令，万一被哨兵发现，有可能会被误伤，而且晚上比白天都增加了许多的暗哨。

第二天，郑开荣身负重伤。

由左至右施英、我本人、郑开荣三人，当年在老山主峰的阵地坑道口的合影。

又是一年的1.15 （ 2）

我从前沿阵地一路往回跑了一个半小时，返回到我在小坪寨的隐蔽部时，时间是1月14日的晚8时45分许。

夜里10时15分，我们后勤处的战前保障准备预案会议结束。各个部门再根据方案的要求，进行各部门的细化工作会议。由于军械股是战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部门，因此我们的部门会议一直开到1月15日的凌晨。

我的任务就是从15日早上5点开始，进入临时彈药库值守，在没有得到撤离命令以前，必须保证随时随地的彈药发放任务。

1月15日凌晨，我们团和一团从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打越军阵地的进攻，整个前沿地区炮弹横飞，感觉得到山体都在震动，空气中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此时此刻感觉得到有一些异常，越军的炮火也非常紧密的向我们袭来，似乎有山崩地裂的味道。

上午时间大约在11时许，担任军工的战友，他们抬着第一个担架，跑到了卫生队的紧急救助点，送来了第一个伤员。因为我所在的彈药库，离抢救点只有十余米，我立刻跑了过去。

走进一看，我立刻泪如雨下，送来的伤员恰恰就是郑开荣。

我赶紧把我的左手放在郑开荣的头下和担架直间，给他当垫枕，我又用右手搂住他的左臂，把自己的脸靠在他的脸上，我的泪水滴在了郑开荣的脸上，再滴到担架上面。

郑开荣睁眼看着我，他喊着我的小名说：“小野，救救我、救救我”。我告诉他放心，他已经在卫生队了，医生正在抢救他。

卫生队的张德成队长和其他医生，他们打开郑开荣负伤部位的绷带，发现郑开荣是右下腹部负伤，有两个如蚕豆大小一样的血洞，鲜血不停地外流。

张德成队长看过伤口以后，他又重新用绷带扎起来，他说伤的太重，必须马上送后方师部医院手术抢救。我和其他人一起，将郑开荣抬上了运输伤员的卡车上。

我们战时运送伤员的车辆，就是平时部队的解放牌大卡车。运输伤员的时候，在车厢板上铺上约30公分厚的黄沙，这样可以防止担架滑动，同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两个战士负责看护和照顾伤员们。

汽车向老山下面飞驰而去。这个时候，张德成队长他问我：“这个伤员是你什么人”？我回答他说：是我哥！张队长又问：“你的亲哥”？我回答：是的！张队长说：“他的伤非常严重，你要有思想准备。况且到师医院还有几个小时的山路，'三转弯'那个地方不知道越军有没有封锁掉？希望你哥能够坚持的住”！

郑开荣在攻打越军968阵地时第一个负伤，是三炮连的朱建华排长带着一个班的人，从越军的炮火下，冒死把他抢救出阵地，七、八个人轮流不停地用担架抬到卫生队的。

后来得知，郑开荣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到达了师医院。给他进行手术的医生说，如果当时再晚到15分钟，郑开荣就有可能牺牲在后送的路上了。他的手术刀口呈一个L形，刀口长度有近二尺。他是肝脏、胰腺及肠部三处被炮弹片击伤，医生从他的腹腔内，取出了两个与一元硬币大小的炮弹片。

老山作战期间，时任我团三营炮兵连排长的朱建华。他于2018年的10月，与部分战友从返老山，在国境线的界碑前留影照片。

由左至右三人，他们是我们团老山作战期间，时任后勤处处长的肖孝生、时任团参谋长的王平、时任团炮兵营营长的饶林清。他们三个人于2017年的秋天，重返曾经的老山战场，追忆往昔。

又是一年的1.15 （ 3）

我与七连60迫击炮班班长郑开荣是同乡，以前在部队营房的时候，我经常去他们连队。因此，七连的许多战友，特别是郑开荣他们排的人员，我基本上都比较熟悉。

1985年的1月15日，七连负责攻打越军的968阵地。郑开荣第一个负伤，他们排里的李向光也随后身负重伤。

李向光，安徽怀远人，1982年入伍。

当大家开始向968阵地发起冲锋的时候，李向光一路向前不停地运动着。越军的炮弹如雨下一般，不停地在周边爆炸。有战友负伤倒下，也有战友牺牲。当他从一个炮弹坑中，跳跃进另外一个炮弹坑的时候，他的双脚踩上了两枚防步兵地雷，顿时失去了双脚。这是因为原来的炮弹坑中，被后面炮弹炸起的气浪，将周边地下越军埋藏的地雷，掀进了前面炮弹炸过的炮彈坑里。

1985年8月，李向光由昆明军区总医院，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继续治疗。他在接受治疗的时间里，和医院的一个女临时工护理员产生了感情，随后他们两个人结婚。

南京市人民政府知道了此事，特别批准将李向光的户口迁移到南京。把李向光的妻子安排在南京商厦当营业员，同时在南京迈皋桥的一个新建小区，给他们夫妻俩在一楼，分配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新居。为了照顾李向光坐轮椅出行方便，又将他家门前的水泥台阶，改建成便于推行的坡道。

如今的李向光，他已经安装了两个假下肢，可以慢慢地步行走路。他们的一个男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三口之家在南京幸福的生活着。

如今生活在南京的李向光，一脸的灿烂。

又是一年的1.15 （ 4）

1985年的1月15日，我团七连顺利地攻打下了越军的968阵地，根据战前的作战布置，七连将968越军阵地上的各类工事炸毁，再埋设了地雷后，全部撤回到我方一侧的防御阵地。

此时此刻，一团方向的战斗越来越紧张激烈。我们团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一起向一团方向的越军阵地发射。傍晚时分的天空，都让火箭炮彈的火焰照的红红的。

越军用5个多团的兵力，分成多个梯次，不停地攻打我们一团的防御阵地。敌我双方发射了有十多万发炮弹，战斗呈现胶着状态。

我团八连和九连全天都是在给七连当军工，他们负责运输伤员和各类物资，到晚上一天了，大家都是粒米未进。

这个时候，师部命令我团八连和九连，立刻赶到一团，配属一团投入战斗。八连连长杨文生，他带着一辆汽车和部分人员，来到了我负责的临时彈药库，我先按照一个标准基数，给他们补充齐了彈药和手榴弹（一个标准基数：每支冲锋枪120发子弹，每个人四枚手榴弹）。我问杨连长他还需要再多带多少基数，杨连长说大家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了，也带不不了太多的彈药了。他让我再发一个标准基数，其它到一团再说吧！看着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的模样，我明白他们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休息和吃饭。但是，由于一团战事紧张，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地赶去增援…

当晚11时，我们也接到命令，立刻起程前往一团后勤增援作战。

图中左侧的是战时我团一营付教导员的钱富生（作战期间他主动兼任一连指导员），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指导员”荣誉称号。

又是一年的1.15 （ 5）

夜里11点，我们团增援一团后勤的人员，在小坪寨登车出发，途经398保障点再带上其他增援人员一起，快速赶往一团后指（后勤指挥所）。我在398临时停车时，拿了两支折叠冲锋枪和一个原来用于装手榴弹的小木箱。这个小木箱，可是我的宝贝。在我们部队要上阵地换防以前，我在砚山买了八听罐头，其中有四听水果和四听午餐肉罐头，还有几包香烟和几块巧克力。最为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一个冲锋枪的子弹匣，已经装满了30发子弹。我是准备不时之需时，可以随时使用。我们武股长后来知道了我的宝贝，他笑着说以后关键时刻，大家就靠这些东西了。

16日的凌晨时刻，我们所有的增援人员，开始熟悉一团的物资储备情况，把各类物资的储放点和具体数量了解清楚。

进入一团后指，这是一个紧靠路边的一个自然山洞，长度大约50米，宽度只有10米不到。进洞口地势较低，往里走是个上坡，坡上端顶部一个约一米直径的通风口，没有梯子是无法爬上通风口的。

一团的余浩副政委（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小儿子），他让大家自己在洞里找地方落脚，靠在四周坐下休息待命。

此时此刻，一团前沿阵地战事非常紧张。敌我双方的炮弹不停地爆炸着，我们的山洞里的顶部，不时的因为炮弹的爆炸震动影响，有松动的小石头落下，大家都抬头观察以防万一。一团的副团长张景华，他已经上到前沿116号阵地，直接组织和指挥战斗。

我在一团后指，遇见了我中学的同班同学黄冬升，他是比我早到几个小时，从师部带着无线电电台来增援一团的。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同学的发小袁新华，他于1984年12月24日，在116阵地前的小尖山战斗中负伤，1985年1月10日刚刚出院。他伤还没有好透，此时又战斗在一团的102阵地，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再一次负伤。袁新华所在的一团七连，整个老山作战期间，一共牺牲了25名战友。

2018年7月29日，袁新华和战友一起，在江苏镇江和金湖，祭奠在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兄弟。

前排右一是我的同班同学黄冬升，后排左一是我们南京的战友杨晓峰。前排中间的是我特务连的战友李保安，李保安老山作战期间，担任后勤处通信员。

又是一年的1.15（ 6）

回忆往事，有快乐也有痛苦。在回忆战争时期的过往，留在心里面的却是悲壮。一些不想再去回忆的历程，总是觉得应该让自己永远铭记，也想让自己的孩子，了解一下父辈的曾经。

1985年1月15日至19日，我们在老山前线度过了最为艰险的日子。我们三个团与越军的五个多团，在四天时间里，双方共发射了几十万发炮弹，一些前沿阵地反反复复地争夺，战斗激烈程度实属罕见。

我团八连的一个排，在增援一团攻打116阵地前的无名2号和无名3号阵地的战斗中，22人当中除一人外，排长应国飞、杨春水、代理排长夏毅等11人英勇牺牲，其他人员全部负伤。

1月19日，应国飞牺牲后，其他战友多次要把他的遗体从前沿阵地上抢回来，越军用各种火力封锁通路，几次出击都没有成功。不能丢下战友的遗体，永远也不能放弃。我们部队调集强大的火炮力量，对越军进行压制。战友兄弟们，冒死将应国飞的遗体终于抢运回来。从应国飞牺牲，到遗体抢运回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烈士的遗体已经…

我团八连连长杨文生和指导员卜专政，他们在认领牺牲的11名烈士的骨灰时，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去医院看望负伤的战友时，和大家抱在一起哭声震天，整个医院都能听见。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不得不让两个连队干部静下来，以免影响其他伤员的情绪和休息。

谁都知道，只要是参加战斗，就一定会有牺牲。可是，当你亲临其境，尤其是看见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你的感受却是别样的难过。

又是一年的1.15，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我和许多的战友兄弟们，大家都会好好纪念的日子。它是我们这一生，一个永远都难以忘怀的日子。

缅怀烈士，想念战友！

再见了老山

1985年5月底，我们部队终于完成了使命，结束了参战的日日夜夜，部队就要下撤，到文山自治州休整，进行战后的总结。

在撤离老山战场的前一日，我特意跑到小坪寨临时弹药库的路边，在布满越军炮弹爆炸的弹坑上，让人给我拍了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做为永远的纪念。

枪声 炮声 撕杀声 声声震耳

汗水 血水 眼泪水 水水相通

老山之战

作者本人

部队生活随笔（ 1）

从2018年的12月起，我用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本人在老山前线的日日夜夜，做了一个回顾。一是因为生命中有许许多多需要铭记的人和事，二是因为想赶在自己尚未老年痴呆以前，和曾经的战友共同回顾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我和许多的战友兄弟一样，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部队大院里，对部队的感觉就是自己的家一样亲切。所以长大以后，由于没有考上大学，去部队参军是必然的选择。仿佛我们的人生轨迹，必须经过这一个点，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的。

我们参军来到野战部队，就犹如搬了一次家一样简单，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中，随着父辈的工作调动，搬迁了许多次，只不过是从部队的A单位到B单位一样，换换地方而已，始终还是在部队大院里生活。

我们一帮发小来到野战部队，对于部队的首长，感觉就是自己家隔壁的叔叔们一样，对他们没有畏惧感，有的只是一种亲切感。野战部队的师、团级干部，他们比我们在军区大院里的同级别的左邻右舍，都要年轻在10岁上下。所以在我们的浅意识里面，他们就是叔叔。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部队生活，加之潜意识里的那种感觉，因此常常会被认为是太随便，或者说是有一些“老三老四”的味道。

部队生活随笔（ 2）

1981年10月23日晚8时，我参军来到陆一军一师步兵第三团三营炮兵连（三炮连）。我们南京入伍的新兵，因为是当年第一批到达部队的，分配到三团的一批人只有10余人，一个连队分配不到一个人，所以三炮连的新兵我是第一个报到的，我和带我的老班长王春奎（79年入伍，江苏射阳人），两个人住在新兵排里。

后面开始，陆陆续续又来了许多新兵，有上海的、有安徽的、有江西的，还有江苏溧阳、溧水及高淳的。

新兵开始分班训练，与我同班的战友有顾强、王成岩、周毅、况云生、江川、唐列，新兵班长是庞跃进（79年入伍，安徽滁州人），副班长李学军（江苏洪泽人，半个月后调连队当文书），副班长谢明（80年入伍，江西人）。

新兵的基础训练非常枯燥，但是这是每一个军人必须经历的，它是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成长为军人，不可不进行训练的第一课。

新兵训练还没有结束，我与同年兵沈永平、徐建平，提前让连长姚义海和指导员赵全群，挑选进老兵“先行班”里，开始进行专业的炮兵科目训练。我们将来必须成为其他新兵训练的标杆，为连队训练做表率。

部队生活随笔（ 3）

我们三炮连一共有10门火炮，其中有6门“82迫击炮”和4门“82无后座力炮”。我们“先行班”，操作的是迫击炮。时任班长杨良忠（79年入伍，安徽滁州人）、副班长卜长青（80年入伍，合肥人）、老兵吉毅（81年入伍，上海人，一炮手）、老兵陈信夫（81年入伍，温州人，二炮手）、老兵金光远（81年入伍，上海人，三炮手）。我和沈永平、徐建平，分别担任一、二、三炮手。

我们三个属于82年入伍的新兵，在老同志手把手的传帮带下，很快就完全掌握了82迫击炮的操作要领，连队任何时候把6个迫击炮班放在一起考核，我们班拿第一名是必须的，从来就没有旁落给其他班，就象现在的中国乒乓球队一样，银牌即意味着失败。

部队的伙食真的让人受不了，早餐是大米饭，菜就是用油炒过的一碟腌萝卜或者腌青辣椒，汤是“迷糊汤”。中午饭也是大米饭，两个见不到肉的蔬菜和“迷糊汤”，晚饭基本和中午饭雷同。连长和指导员及全连官兵，大家伙儿吃的全部都一样，没有任何人有特殊。

所谓的“迷糊汤”，其实就是先在大锅里烧一锅开水，然后把一小盆的面粉用冷水打稀，再倒进大锅的开水中煮沸，“迷糊汤”即完成。认真的来说，就是稀浆糊水。

这个“迷糊汤”刚刚开始接触喝的时候，有一股生面粉的味道，日子待长了就习惯了，一餐不喝都怪想喝的。

离开部队多年以后，有时候战友聚会，总会想着法子，让曾经在炊事班待过的战友，一定要烧一锅“迷糊汤”尝一尝。不过，无论怎么样烧，感觉永远都不如原来在部队时的那个味道好。

三炮连老连长姚义海

部队生活随笔（4）

一个人的一生，除了有物质财富上的积累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财富的积累，有些精神财富是可以让人终生受用的。

1982年的春节前，杭州满城飞雪，营里通知大家去澡堂洗澡，准备干干净净过年。我们一个团有二十多个连队，每一个连队洗一个小时，两天时间洗结束。

到了洗澡堂一看，顿时傻了眼。一个有30多平方的热水池，里面的水已经是乳白色的浑汤水，上面飘着泡沫，一千多人洗过，池子底全部都是污垢。淋浴没有热水，都是冰冷的凉水。部队没有条件，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那些老兵跳下池子，他们说这个是洗“牛奶澡”，“脏水不脏人”，后面用凉水把身体一冲，浑身红热解决“战斗”。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快速洗完。

部队的年轻战士能吃饭，有的人一顿可以吃三大碗大米饭，也有的人一次可以吃十五、六个包子，这样的人多了，因此伙食费必然显得格外紧张。为了改善生活，每一个班都分配了菜地，规定每个月要收一定数量的蔬菜给连队，以弥补伙食费不足的困难。

我们大家利用星期天和训练结束后的空隙，都要到包干的菜地劳作。大家轮流挑担子，从连队的卫生间挑到菜地，距离有几百米远。班长说我没有干过农活，其他人都是挑一担，他让我挑半担。

我挑着半担粪水，刚刚走上连队往菜地去的台阶上，因为有一棵大香樟树，地下有青苔，脚下一滑，把整个担子的粪水，全部倒在了台阶上，顺着台阶流在了连队宿舍前。大家一看，立刻端水冲地面。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冲，连队门前的臭味，一个多星期也还是很重。

老同志陈信夫，他让我以后不要再挑担子了，他让我在菜地里负责浇水。

战友情深，回想往事，历历在目！

三炮连连队老营房

部队生活随笔（5）

连队的生活艰苦，加之饮食习惯的不同，我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每天吃不下一点饭。

我在新兵班的同班战友顾强，他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我们三营营部当通信员。有时候，我不想吃连队的饭时，我就去营部食堂找他，他会给我打上营部的菜来吃，我们连的食堂和营部食堂只有一墙之隔。

这样一来二去，让营部的夏振营副教导员发现了，他喊我直接坐在他的饭桌前，让我吃他的饭菜。我一开始，还有一些不好意思，慢慢的熟悉了，有时候我就大大方方的，跑到营部食堂吃饭。我感觉夏振营副教导员不是首长，就是自己小时候隔壁邻居家的夏叔叔。

夏振营副教导员是河北人，讲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待人和蔼可亲。他部队转业后，到杭州地方工作，如今已退休了。祝福老领导夏叔叔身体健康、幸福安康！

我的好朋友顾强，他如今也把家安在了杭州，我俩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如今的老领导夏振营

我与好友顾强，2012年夏天，在杭州的茶社一起喝茶。

部队生活随笔（6）

野战部队担负着重要的战备值班任务，我所在的部队就是值班部队，因此每个星期的休息日，是排在周三。部队的干部也比较年轻，我刚刚到部队时的孙团长，他是60年代初入伍的，邹学甫副团长他是1964年入伍的。而我们住在南京军区大院的差不多大的发小们，父辈们基本上都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个别解放后入伍的非常少。

每周的休息日，一个连队只有两个名额可以请假外出，一百二十多人的连队，其他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娱乐一下，我就和一些战友们踢踢足球。我们连队宿舍前有一个篮球场，营连干部们进行篮球比赛，他们比大机关的同级别干部要年轻十五、六岁。

我们营属炮兵连的训练相对于步兵连队要轻松一些，步兵连队他们整天都要摸爬滚打，很多新兵的衣服都磨出了洞。休息日，他们都要抓紧时间，去营区外面的小铺子缝补衣服。

有时休息日连队改善生活，大家包饺子吃，以班为单位，把饺子馅和面粉领回来，会包饺子的人负责包，不会包的人只能去捡柴草埋行军锅下饺子。有的人用啤酒瓶赶饺子皮，同时可以一次赶两个出来。我包饺子的功夫，就是在部队里学会的。

部队生活随笔（7）

一个人从老百姓来到部队，不仅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还必须从心理和思想上要有转变。训练有素的军人，当真正的上了战场，你就会有所发现和有所体会。

我刚刚开始到部队，对于炮兵专业训练，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困难，每一次的考核，总是名列前茅。而步兵分队的训练，他们要比我们辛苦太多。他们除了单兵战术训练以外，班战术、排战术、连战术训练，让人整天筋疲力尽。我在炮连可以说是一个好炮手，如果到了步兵连队的话，一定是个困难户。

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们发小们，把从军区北大门到西大门，有一公里长的马路两边的杏子树上的杏子，还没有成熟就给摘光了。我们连在卫生队有一个哨位，旁边有一棵杨梅树，当杨梅成熟的时候，我就趁着站哨的时候，爬在树上吃杨梅，好像这里还是和家里一样。小时候我和发小们一起，到了冬季，年年都会在露天放电影的草坪上烧火玩，号称烧“稀毛瘌痢秃”。有时候火烧大了，都赶紧逃跑。警卫连的战士们，他们发现后，都来用大扫帚扑火。年年不准烧，我们是年年要烧。

我们连队养了20几匹军马和骡子，是用来驮炮的。我有时候无聊，就偷偷地去骑马。好在没有被领导发现，要不然挨批评是必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逐步的开始改变玩皮的态度，不再随随便便了，懂得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训练和学习了。

部队生活随笔（8）

我们当兵的时候，正好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多部队裁军。我们部队是战备值班部队，因此没有在裁军的范围之内。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部队的装备和生活条件依然如故，需要为经济建设节衣缩食。

现在我们战友们有时聚会，回到老部队去看看，感觉现在的部队，各方面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他们高兴，因为祖国强大了、富裕了，军队的装备及军人的待遇，都与祖国的进步同步发展。

我们参军的时代，虽然非常艰苦，但是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总是有坚韧不拔的信心，因为部队大熔炉的锻炼，经过战场血与火的洗礼，我们自己能够坚强如钢。

我参军半年后，在领导和老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已经不再调皮了。心里面度过了起初的浮华，一心只想把训练搞上去，如果可以的话，还要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

我在三炮连待了半年，就被调到特务连侦察排当侦察兵了。可是，三炮连是我从一个军人子弟成为军人的第一站。良好的基础是从这里开始打起的，我对三炮连感情始终不减。我几十年来，在饮食上从来不再挑肥拣瘦，穿着上也基本不买名牌，心里面满足于温饱就好。这些都是因为在部队服役期间，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尤其是后来参加了老山作战，使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三炮连在老山作战期间，牺牲了两个战友，他们是邱新国和黄希勇。他们两个人和我是同时入伍的战友，大家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邱新国牺牲以后，他的骨灰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他的父母因为思儿悲伤，已经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黄希勇1985年2月16日牺牲后，我在398保障点，看见了他的遗体。担架上还有一个他家人刚刚寄给他的包裹，包裹里是两条腌腊肉。他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英勇牺牲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的家乡星子县的烈士陵园里。

三炮连，我的连队，我的兄弟。

部队生活随笔（9）

1985年1月15日，我团七连负责攻打越军968高地。时任三炮连排长朱建华和老班长于春福带领担架队，负责抢运伤员。

战斗进行过程中，越军的炮弹不停地射向我方，有战友牺牲，也有战友踩到地雷。

于春福头上的钢盔被炮弹片击中，弹片卡在了钢盔上。幸亏弹片没有击穿整个钢盔，只是打进钢盔部分，留在外面大半部，人被震昏过去，醒过来后，他继续不停抬担架。此时的于春福，他已是服役8年的老兵。

卫生员纪安林，把不幸踩到地雷炸伤腿的战友伤口上的皮肤，临时缠绕在碎骨上，再扎上止血带紧急止血。

在通向越军968阵地的小道上，由于战况紧急，工兵分队开出的通道只够单人通过，见担架队过来需要宽幅道路，工兵分队、尖刀排及助攻排的战友，主动趴在地上用身体铺路，要为朱排长的担架队员们，充当”人体道路”。可是，朱建华排长他们不忍。硬从通道两侧，冒着踏响地雷的危险，硬生生地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了两条小道。用他们的话说，谁先踏响地雷，谁就是为后面的战友做贡献。后面的人，继续这样下去。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真正的知道战场的危险。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才能够懂得战友之间的情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