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将军回忆录（完整版）第十四章——沉冤待雪（完）

军营子弟

作者：丁盛

口述记录：金光

整理编注：余汝信

美篇制作 树林

第十四章

沉冤待雪　　　

一、株连家人，扫地出门　　　

1977年11月把我关押之后，连夜迫害我的家人，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军区一个副政委叫刘公元，很老的同志，是个老红军；政治部主任孙克骥，抗战时期的干部，两人到我家里去向孟文虹宣布：丁盛被关起来了，你们不能在这里住了。没有看见逮捕证，又没有看见搜查证，任何手续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什么法律，他要执行就是法律。只有搬家了。我们几十年以来，供应都在部队，过去没买过油盐酱醋，都不管这些事情，都是部队里面供应的。有时买点零碎，买点菜，什么票都没有，那时候许多东西是要票的。这样，就把他们赶走了。公家的东西一点不能带，自己的东西由你带走。我们也没有东西，我们从广州到南京来什么也没有带。我从广州到南京来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一个司机。这个司机是浙江人，他愿意到南京这边来工作。

怎么办呢？孩子们在南京住了几年了，都有些朋友了。小江、毛毛他们的同学来帮忙搬家，抬我们的东西，买家具买床，买桌椅板凳，这样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凑合着可以睡觉了。但是，供应关系没有拿到，他们根本就进不去南京军区大院。没有办法，没有吃的，同学们就把粮食一类的东西给我们送来。这样过日子，困难的不得了，老百姓不理解，“你们这么多孩子，怎么连米都没有啊？”那时米是定量的，我们的粮食都是部队供应的。到第二年，1978年1月份才开始供应。

　　孟文虹当时有病，受刺激太大，大出血，去军区医院看。按道理讲，应该住院，大出血嘛，弄不好要死人的呀。“不行，不能住院，回去”。哪有什么人性，哪有什么共产党的气味？对我老婆是这样，我女儿西西因为我的关系，我被隔离不到半年，就被派到医疗队下乡。我被关的时候，西西不在家。后来她妈写信告诉她，你爸爸被抓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妈妈有病，叫你回来，她就回来了。领导就质问她：你为什么回来？她在军区总医院嘛。“回去，不允许在这儿待着！”要把她赶回去，多伤心啊，这些人真做得出来啊。

当时在南京的几个孩子中，她是老大，宁宁、毛毛、小江都很小，她还能管点事啊。不行，回乡下去。这样，孟文虹负担更大了，女儿不允许回来，我又不知道哪儿去了。这时候，因为精神刺激，她就生病了。对我的家属就这样摧残。在第一次关押期间，拉着我到处批斗。司令部大会，政治部大会，后勤部大会，炮兵大会，六十军大会，上海警备区大会，批斗我。

　　反正我不怕斗，但他们耍一些流氓手段。在上海，一群人冲上来硬要我承认讲过，“三连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放哨”。没有，不是这样讲的，我是说，“你们是给上海市委站岗，你们任务很重”。冲上来威胁我，我说你们不要来这一套，我不怕你们这样搞，我又不是没见过。我不怕，问题在哪里呢？孟文虹。我关起来之后搞她，完全当成敌我矛盾。“你为什么参军？”“你为什么和丁盛结婚？”到处去调查，跑到江西赣州，到河南54军，到西安，到她过去的同学那里，全部去调查，搞她的材料，把她当特务看，大会小会批斗。

南京的冬天很冷，11月、12月，1月份很冷的。“你要上班！”规定孟文虹要上班。上班也是可以的，她当时是俱乐部副政委嘛。其他什么站长，政委，他们房子里有火烤，木炭火啊。她坐在老房子里，没有火，冻她。没有事干，可能给她任务吗？不可能，完全就是要在肉体上、精神上折磨她。他们暖暖和和的烤火，她在那冷房子里什么事情都没有。而且，歧视她，叫她承认这个，揭发那个，也是在政治部开大会斗呀，批呀，很长时间了，把她当特务看待。直到我出来后，有关部门才在电话上给她说了一句：“你没有事了”。按道理，你们大会小会，骂得狗血淋头，搞成这个样子，应当给她平反。毛泽东主席过去教导的，你在什么范围内戴的帽子，什么场合批斗的，应该在什么场合平反，恢复名誉。连小范围的平反也没有，只是在电话上说了一次就完了。

　　她的生活待遇，她的职务，1949年参军，是学生，本来就是排级干部待遇。后来到军里，到新疆的时候，她是学校校长，是科级干部，当管理局接待科副科长。“九一三”之后，到军区政治部当宣传科副科长，到南京军区就当俱乐部的副政委。我们是完完全全一心为公的。1970年，广州军区领导，那时是刘兴元主持的，提出来，云南发生谭甫仁事件[ 谭甫人事件：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兼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谭甫人在军区大院内的住所遇刺身亡，其夫人王里岩同时遇难。

半月后破案，查实凶手为军区内部人员。]，我们这些领导同志的老婆是不是都穿上军衣？本来她们参加革命的时候都是军人，1954年转业了。1970年，其他领导的老婆都穿上军衣了。孟文虹是我老婆，我是军区司令，我就没让她穿。我说：“你们的老婆穿军衣，我批准，我同意。我的老婆不能穿”。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原因。我是司令，我担心这样做，群众有意见，你怎么说？你们的老婆穿上军衣，我老婆不穿，我来讲话，不是有本钱吗？完全为党啊。

　　1973年底，我走的时候，广州军区给她穿上了军衣，1974年批林批孔又把她搞掉了，许世友搞的。这事我没管，本来当时找一下上级，是可以给她穿的。她的职务，我说不能提。这样，她的科级待遇多少年没有动。职没有动，级没有动，还是20级。后来全国规定，大学生多少年没调级的，给调了两级，她18级。退休之前，军区俱乐部有七个人调级。按理讲，七个人中，有司机，有一般工作人员，退休的时候要提一级，俱乐部也报告了。报告之后，其他人都提了一级，唯有她没提，还是18级，每月工资就是113元。什么问题呢，从生活上折磨她，从政治上打击她，从经济上限制她。他们这样对她，不讲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还有人性吗？这是对她的折磨，对我的折磨。我还是干脆折磨都士？（土话）L兀，

1982年，我就解除关押了。1984年到了南昌，因为生病又回到南京。原来我第一个地方是在宁海路住着的。我被抓走之后，就叫我老婆、孩子从宁海路搬到仁和街一个院子里住着。到了1985年又要搬家，“你们不能在这儿住”。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走的时候，给他们讲了：我走了，我的老婆孩子，你们要搞个房子给他们住着。他们是同意了的，说你的老婆孩子一定会安置好。到了1985年，没有房子了，要搬家。我说：“往哪里搬啊？”一个是三牌楼，就两间房子，叫我们往那里搬，我们当然不愿意。

　　他们说，住这房子的干部已经升为师级干部了，你们还不能住，真是笑话，这里原是连排级干部的房子，不能因为干部升为师级干部，这套房子也就升为师职的房子了，就这样不讲理。儿女们往哪里搬呢？镇江路有套房子，能住两个人，我女儿毛毛和西西到那儿去住。但是镇江路这家人没有搬。按道理是应该由主管单位去安排，让前面住的这家人搬走。别人走了以后，我们还得收拾一下再往里面搬。没有搬，怎么办呢？

后来政治部换人了，不是原来那个人了，让外面搬到五条巷。我们去看了一下，这房子还可以，但这里原来住着军区俱乐部的一个副主任。这个人不知犯什么错误搞走了，他的女儿在那里住着。按道理，你们应当叫她搬开，搞好了以后，我们再搬进去，但有关部门去不管，让我们自己去讲。我说，我们自己怎么去讲？你们应该做工作，最后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还是我们去给她讲。这个孩子还是很好的，看着我们实在可怜，搬走了。为了逼我们搬家，他们采取恶劣什么措施呢？第一步就是断水，断电，把电线给我们剪掉。

　　剪了之后，我的孩子么也有办法，同学也多，老百姓中什么能人都有，又给接上。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有一次很危险，我的女婿从步校到我们家来，不知道电线被剪断了，差一点把他电死。还巧，他摸着的东西不导电，没粘上，粘上就死了。他们把水管子破坏了，我们又接上，后来他们把粗水管锯断这么一截，就没法搞了。搬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家没走，你没法搬。最后，他们把院子大门打开，说是房子要维修。工人、老百姓，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搞得你不得安宁。这样折磨到后来，镇江路那家搬走了，五条巷那家也搬走了，我们终于搬过去了，这场折磨才结束。

前前后后，折磨了好几个月。当时，五条巷这房子也不成个样子。我们提出，南京这地方蚊子多，苍蝇也多，阳台上没有纱门，给我们搞个纱门好不好？办了，破破烂烂的木头拼起来加一层铁纱。墙上乱七八糟，地板不成样了，他们也答应搞。这些家伙呀！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搞点红料呼呼呼地往地板上一刷，看起来很齐，很漂亮，门也是红的，地也是红的。我们搬进去住，一拖地板，拖把全是红的，地板又成了原来的样了。

　　我的女儿西西是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按过去的制度，要在医院实习一年。她到南京后，到鼓楼医院实习一年，就回军区医院工作。领导前一天找她谈，你实习期满就是正式医生了，第二天又找她谈，你转业。她在南京军区医院眼科，表现很好的，那里的主任等都对她很好。那也没办法，领导说话了。你有什么道理？这样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实习满了，今天成为正式医生，明天就转业，这不是受株连吗？还有什么道理？是丁盛的女儿，就不能在军队医院。

女婿高瑞君也在南京军区医院。他这个科有点青黄不接，而他正是得力的中坚力量，经验也有，技术也有。转业！为什么？因为是丁盛的女婿。西西后来到了深圳，当眼科副主任医生、副教授，只要她看过的病号，公认她这个人好。另一个女儿毛毛是1975年下放的嘛，因为我的问题回不来。所有下放的人都回来了，就她一个人在农村回不来。部队领导小孩下放，全国哪有啊？有多少啊？毛毛到江宁农村五年，在农民家里，插秧、挑大粪、打猪草，什么都会，什么都干。

二、这一切都是捏造　　　

大会小会搞完以后，到1979年审判“两案”十名主犯之前，在军委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负责的人乱说一顿，丁盛不听叶帅的指挥，丁盛骄傲自满，叶帅叫他不要去上海，他要去上海。林彪南逃，丁盛在广州。这些人什么根据也没有，说完了，走了。他们认为要查办，要审判。另外一种意见不同意，哪能是这样一种做法呢？所以1979年我的案件没有定，没有解决，直到1982年。为什么这样定的，我就不知道了。实际上我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在华国锋、汪东兴，加上南京那些负责人。

华国锋为什么这样搞我呢？因为我不支持他们搞卜占亚。1972年下半年，华国锋要整卜占亚，说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在北京开完会，我和华国锋等人一同飞长沙。到了湖南，卜占亚还蒙在鼓里，他不知道哇。晚上开会，我就骂卜占亚一顿，骂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后来我给他说了，我骂了你一顿卜占亚，但华国锋他们对我不满意，说骂一顿有什么用啊？你要揭发他的材料。我说不知道卜占亚有什么事，我揭发什么呀？所以华国锋就记下这个仇恨。本来我们过去没有同过事，我在广州，他在湖南，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一般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搞我呢？就是他认为，要搞卜占亚，我没有支持他。华国锋这种心情，汪东兴是为了表现。在江青跟前的时候，跟江青说话，腰都挺不起来，江青同志这样、那样的。你叫我们接待江青，给我交待那么具体，那么明确，三番五次地讲。等江青倒台了又反过来说，江青在海南岛打高射炮，你丁盛知道不知道？你安排了任务，完了又说我投靠了江青，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1982年6月，总政治部的保卫部、检察院、法院三个单位来人了。在大会上讲来审我了。他们是有框框的，是照华国锋、汪东兴与他们讲的那个框框来的。我这事完全是先带好了帽子，后穿衣服，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要我承认什么？一是说我讲了那几句话。文件上这么写的：“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这不是我说的，是许建军信上有这么一句话。“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为什么我前面谈到李宝奇和刘耀宗呢？刘耀宗到哪儿去了啦，李宝奇的来龙去脉，这就是所谓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部署什么呢？就是我谈了上海的防御。我是针对未来外敌入侵讲的，他们完全是歪曲。

　　“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就是六十军’‘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到苏州一线，我很担心’”。这是捏造，根本没有提这些东西。“‘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他们就没有想一想，七万多条枪，一千多万发子弹、炮弹，要多少仓库装？要多少车运？要多少时间才能发下去？绝对没有这个事情！“9月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徐景贤关于丁盛与马、徐、王密谈和给上海民兵发武器情况的汇报后，对徐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决定免于起诉”。从犯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两次到延安饭店，是他们来找的丁盛，不是丁盛找他们。

他们讲到“杀头”这句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我没有讲。讲话总要有个头绪吧，这话从哪里讲起来的呢？当时我们没有提全国形势，而且我是去上海布置演习的，不是去上海玩，也不是去上海找他们。所以过去说我不听叶帅的指示，叶帅不是说不要去上海吗？叶帅是1975年11月，我有病，叫我不要去上海治病。我去是1976年8月，将近一年了，根本是两回事。我不是去治病，我是去搞演习。说“杀头”，谁杀我的头？蒋介石杀不到我的头，日本人杀不到，台湾杀不到，美国也杀不到，谁来杀我的头呢？总有个前提呀，我要反对谁啊？我不反对毛泽东，不反对共产党，谁杀我的头呀？这些话都是捏造。我说，你们拿出证据来，他们当时讲：我们没有证据。毛主席说过，审案子，审查干部，要凭证据，不凭口供。但他们讲，我们没有证据。马天水他们的口供就是证据。那就没法说了，就这样定我的案。

这一段，审查多少天，都搞突然袭击：“‘打内战’你什么时候讲的？”我说：“9月3日”。他们想把我思路搞乱，又问什么时间讲的？我被他们搞得头昏脑胀答：“8月8日讲的”。那就完了，你也不能改了。后来，他们专案组搞了个什么地方，一进去，叫我坐下，“你签字”。我迷迷糊糊地就签了，签什么字，我都不知道。搞我的时候，造成很大压力，心脏反应得厉害，有医生陪着的。我说：“我不行了，心脏不行，吃不住”。医生也说：“不行，赶快让他回去休息”。他们还这样搞，那医生也在呀。他们就是这样搞诡计，拿不到桌面上来的。

我讲的他们不听，他们讲的我也不听。我说，你们这样搞行吗？徐景贤、王秀珍他们的口供就是证明。他们的口供又是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开始又没隔离，还可以串，就把武装暴乱的责任推到我头上。是徐景贤、王秀珍要搞武装叛乱，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所以，别看他们有口供，那口供是假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口供是假的。我这里有新华总社1976年关于上海密谋暴乱的调查材料，其中有王秀珍企图推卸策动暴乱的责任。王秀珍说：我为什么暴乱呢？就因为受了丁盛的影响。你王秀珍受我什么影响？我从来没和她一起工作过，没有业务关系，受我什么影响啊？她嫁祸于人，说搞叛乱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不叫你气愤吗？他们搞武装叛乱，总共有多少武器？上海民兵武器总数二十二万余件，库存还有一万五千余件，这是一个数字。

　　另外，7月份，市委批准下发了七万余件武器。他们把这也推给我，说我批准下发。我问过新华总社参加调查的记者。他说，据了解，从8月份以后，上海没发大批的武器，但要搞暴动，零零星星发了些手枪，大概有几十枝。发也好，不发也好，跟我没有关系。上海搞武装叛乱，就算发了1/3武器，还有2/3，要搞武装叛乱照样可以。受我什么影响？徐景贤这个文化痞子，造谣！上海搞叛乱，徐景贤问上海的一个副司令：“上海附近有什么部队？”他连这都不知道嘛！如果是有所部署，那徐景贤为什么要问？8月8日到10月有两个月嘛，他怎么会不知道？反过来，“四人帮”没打倒之前，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如果需要的话，全国哪一个地方的兵力部署，他搞不到呀？随便一句话，兵力部署就会弄来，很简单的事嘛，他怎么弄不到呢？上海有几个军，王洪文，张春桥不知道啊？要我给他们说啊？所以这些人没有知识，乱讲话，强加于我，我也没有办法。

他们还说：你老婆1974年“批林批孔”在广州挨整。因为江青说了话才解围。我说：“不对”。‘批林批孔’1974年3月份才开始，我老婆1974年1月就到了南京，在南京过的春节，这个你们可以查。他们说：“你没说这个话，但不等于你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是什么逻辑？是这样的啊！天气是阴的，就说晴的；是晴的，就说是阴的，这些人就这样颠倒是非，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冤案错案。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定，你们没有证据，一件证据也没有。去年9、10月，我又给中央江泽民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写了材料，送上去了。我也把这几份材料送给中纪委尉健行书记。我希望到北京去，谈我的问题。

三、何处可伸冤　　　

我到南昌，又回到南京。我们全家生活很困难，我是150块钱，丁克西是120块钱，毛毛和小江是8、90块钱。孟文虹也是百把块钱，就这样维持生活，是相当困难。加上南京气候冷，过去冬天有暖气，现在没有了，冻得受不了。我的关系搞到南昌之后，供应是要户口，凭票的。我人在南京，户口在南昌，在南京买什么东西都没我的份，只有他们几个人的。怎么办呢？忍着了，忍耐。搬家后，我女儿在南京医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了。我感觉没办法就给她讲：我们在南京维持不下去了，太困难，经济困难，物资困难。你可不可以到广州，到深圳看看。

她就去看了一下，找找关系，找找过去的同学。上面这些人，在职的人没有用，也不能去找他们。找了以后就说可以，因为她是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又毕业了。她过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手术开刀很不错，所以考了一下，说可以接收，就要离开南京。从我来讲，做父母的，年纪都大了，无论哪方面都舍不得她走，不走呢，也没有办法。

　　1987年，我们也是70多岁的人了。她本身也很不愿意。一是父母年纪大了，一是她丈夫、孩子在南京。我们全家没有人在深圳，倒是有个大女儿和儿子在广州，也帮不了忙，他们自己也是苦得不得了。我的儿子小明因为我受株连把他搞到三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忍心让孩子们出去。想来想去，最后还得忍心让他们出去。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谋生，深圳这边收入高一点。她走了以后，我常常一个人在床上流泪，睡不着觉。

这时候，我的女婿为民从步兵学校毕业到了惠阳42军。他到惠阳之后，我的女儿毛毛就可以到惠阳了，这样就靠近深圳了，好一点。再往后，找点关系，1989年把小江他们也搞到深圳来了。开始没地方住，他们兄弟姐妹就挤在这房子里。我们来了，他们还住在这里。后来我女婿在警备区分了房子，他们一家才搬过那边去。当时的困难逼着大家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站住了脚。1989年冬，南京很冷了，我们两个老的就到深圳来，在这过一个冬天。

　　1990年5月份，我们就到北京去了。我第一步去找了中组部。这个处长，我在南昌病倒时，他来过，所以我找他。我当时发了电报，中组部来了个处长，中纪委来了个处长。我把这几年的情况都给他讲了。他说：“现在你的事情，我们中组部不管了，归中纪委”。我说：“中纪委去找谁，我不知道啊？”他说：“现在中纪委有个‘两案办’。你到那儿找就可以了”。我就到中纪委，找到副秘书长马英杰。一开始，我把自己的遭遇，错案都提出来。他说：“不能谈”。“为什么不能谈？”“为了稳定局面，为了安定，所以就不能谈”。

我认为，这个矛盾不谈怎么行呢？他说，你怎么说，都不能谈，可以谈生活。我就讲，1984年我到了南昌。生了病，身边没有儿女，儿女都在南京。老伴也在南京。我一个人在南昌，没办法生活，又回到南京。可是我的关系在南昌，在南京没有供应关系，生活困难，票证不够用，粮票，油票，什么都是票。我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回南京，就这么一个要求，没有别的，为了解决我的供应问题。他答应说，这些要求不高，但我没有决定权。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你的问题要找政治部。办你的事情，我们中纪委知道，但具体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解决你的问题，要找政治部。他记录下来，说反映上去。

　　这样，我又去找总政治部。到了接待室，很多的人，我们到那儿都报名的，递条子进去，就坐着等。那时我们都很老实，等了好久，没人管，也没有人问。后来孟文虹就进去了，也没给他们打招呼，说：这样一个老人，到这里来，你们也没人管。他坐在这里怎么办？坐好长时间了。这时候，他们才出来，把我叫进去了。他们说，不知道。我想，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来了，就给她们讲。我把怎么受迫害的全部给他们讲。也是一样的答案：不能谈！不能谈，我也要谈；不能说，我也要说。我到了总政治部怎么不说啊？人家就不愿意接见，不愿意办这事。见干部就一个一个说，他们听完了就说，你这问题，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管，纪委管。

好，明天我再来找纪委。反正你不接待，我也不走。找纪委谈了以后说：我们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四个部门都谈了，最后他们说：“现在谈了没有用”。“为什么没用？什么道理？”“现在凡是‘两案’，就是林彪一案，江青这个案，过去办了的、处理了的，处理对了，不要动了；处理错了，也不动，就错了；处理轻了，也不动，就轻了；处理重了，也不动，就重了。对也好，错也好，轻也好，重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压死了”。“什么道理，你没给我讲啊！”“为了安定，为了社会安定”。“你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人，是一批人”。“一个也好，一批也好，总是个问题存在呀，回避怎么行？不谈怎么行？怎么办呢？”“这个我们管不了。生活问题可以向上面反映，我们没有权”。

　　他们是没有权，他是个处长嘛，部一级的根本不接见。我们都在那个信访办公室。讲得这个信访办满好，实际上信访办最脱离群众。不是挨训，就是挨批，不然就不管。上午等到12点，下班了，没有人了，下午到几点钟又没有人了。这些上访的人哭啊，可怜啊。我去了五六次，每次去都听到在讲这讲那的。最后一次是信访办主任见。我没有别的要求，要求把我的关系转一下，不是转到南京，是转到广州。我的儿女全都在广东了，南京没有人了。他讲：你这个要求不算高，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他这也是实话。信访办有什么权？上去就是石沉大海[ 丁盛在1980-1990年代曾写过多次申诉，现留存于亲属处的，详见本书附录《我的申诉》。]。

没有办法，搞到8、9月份，我在北京住了几个月时间。一些老战友听说我来了，都来看望。老战友见面都说：你是不会犯什么错误的，我们相信你。他们知道我很困难，一个月两百块钱，自己开伙，租房子，所以一下就是一大筐鸡蛋、油、米，生活用品齐了。鸡蛋、小米、红茶、富强面、肉，什么都有。陆陆续续来看我的，有过去负责干部，也有过去的译电员、保密员、秘书。

　　在这过程中，我给聂荣臻写了封信。这信原稿还放着：聂老总，我到这儿来，我这个情况说一下，简单提了一下，要求先把我的关系转到广州，请您给批个条子。这是1990年9月份。聂老总批了，当然批之前我不知道。聂荣臻是很严肃的，原则性很强的。如果他认为我不对，他会退回来给我的。据说，聂老总这个批件是批的让刘华清、杨白冰来办。杨白冰当时权利很大，是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9月24日，聂老总批了，告诉我说，送给他们了，我很高兴哪[ 有关经过详见本书附录《关于丁盛同志要找聂帅面报情况的证明》。]。等来等去，一点消息也没有，等到10月份也没有。听说有一次参观外国的一个什么展览，王平碰到刘华清问：“看到聂老总的批件没有？”刘华清说他：“管这个闲事干什么？”碰了个钉子。

当时就剩聂老总了，其他元帅都没有了。聂元帅，1990年批的这个条子，把我的关系转到广州来。这个话是别人听到的，我们没有听到。具体怎么批的，我们不清楚，不敢随便说。但聂老总有批示，这是真的。

四、人间自有真情在　　　

10月份，天津来人，把我们两人接到天津去了。在天津住了20天，也就是过去的老战友，各家各户走走。在天津比较冷了，因为我们从广州去都穿得很薄，结果毛衣、棉衣、皮衣都送来。对我们非常热情，还照了像。当年我们打天津的时候，这些都是参加了天津战役的人啊。当年打天津时的连副指导员负伤留下，离休了。他们也很困难。走的时候对我很同情，知道我们要走，每个人十块、八块、三块、五块，把钱凑起来给我们。没有任何人给他们讲啊，干什么呀？表达心意，你买东西也可以，买什么也可以，反正是我们的心意。

他们收入很低的，连级干部嘛。我们在天津那批人，最高就是韩辰，是军级干部，后来到贵州省军区当副政委，其他人都是团以下干部。我们各家去看了，吃了饭，照了像。到了金汤桥，民权门那个地方没有了，完全改了，形象都变了，我们在那儿照了相。11月份，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广州，到深圳，这是1990年。1990年，批条子也好，提要求也好，都没有一点反应。

　　1991年6、7月份，我们又出去，到武汉去了。我那天讲过，我现在出去是靠战友，武汉是一样的也都是老战友，到他们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天气很热，大家来看我。我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也是一批战友在那里，我们部队的，也有过去不认识的，鸡公山没什么事，就是避暑。之后，我们从武汉到了南京。到南京后我生病了，心脏病，就在南京住医院，江苏省工人医院，住了个把月。后来好点就出院了。医药费就要五千多块钱，哪折腾得久啊，我哪里有钱？就欠这医院的钱。我们没有钱，要找个担保的。

当时，我就给医院说：医药费你们开个收据，你们算一算。后来由南京到济南，到济南后好几个月才解决这医药费。后来南昌市老干局的罗局长讲，你在南京住院花了那么多的钱。按道理说，你是没有那么多开支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才给你报销的。按规定是实报实销的，我是实报实销的嘛。他说：我们不知道。凭良心讲，他那个南昌市卫生局是很穷。有一次，我们去报个帐一百多块钱，转了一圈，没有钱，报不了，这也是实际情况。

　　到济南，在老战友家住。过去133师的，6、70岁了，离休了，来看我，又到他们家去。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在济南的，来了一百多人。有一位135师的干部，我下连当兵时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干部我不认识他，他说：我听说你啊要来看看。在济南过了一个冬天，这是1992年冬天。1993年到南京，买不起软席票，坐的硬席卧铺，还是最上的第三层。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年纪，也没有人和我们换位置，得爬上去，这样到的南京。孟文虹在最底下，底下人多拥挤，我就在上头。

南京天气也热，因为热的关系，我的甲状腺发炎，影响到心脏。本来准备9月中买票回广州，但那天我很难受，孟文虹原单位军区俱乐部的一个医生利用关系，把我们带到军区“八一”医院。一检查，医生就感觉我病的很重，不能回去。医生是按医学观点讲话的，他不管你政治不政治。“今天不能走，住下！”我也感到很难受，就住下了。但他是俱乐部医生，我住院，他要办很多交涉，在这里磕头，到那里去讲。他讲了之后，医院也没这个权，也得往上面反映，往军区反映，后来答应了：住下。

暂时住在急救室里。晚上孟文虹回去了，医生也回去了。这个医院是给战士连排干部治病的，病房里没有卫生间。我的病很重，身上没有力气，但要大便，不能不去呀，厕所是战士用的，是蹲在地下的，结果我解完大便就起不来了。当时，我很明白，如果起不来，今晚就会死在厕所里，所以我拼命把脚往前蹭，猛地一下抓前面的墙站起来了。我晕乎乎地往前走，在走廊碰见一个战士。她说：你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照看的。我也没有说话，回到病床上休息。

　　第二天，孟文虹他们来看我，我说了前一晚的情况。她着急，就给军区报告：丁盛病重，我们的儿女都在广东，没人照顾，请求派个人来照顾一下，主要是上厕所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军区派了一个战士来。这里的好些战士是学校里去实习的，我也是处处遇到好人。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不输液不行，就24小时看着，用心脏监护器。当时病很重，有死的可能，医生很重视，态度也还可以。孟文虹一个人忙不过来，每天要给我抹好澡，洗好脚才走，每晚11点还没吃晚饭，回去还要通广州、深圳的长途，真是困难啊。幸好儿女们，战友们都来看我，给我很大的安慰。10月份，我们就由南京到了广州和深圳。

1993年1月16日，孟文虹在住房里犯病，晕晕乎乎，我赶快把她扶着，人事不省。我赶快打电话给武警医院一个认识的医生。找不到，没办法，女儿去北京开会了。一直到晚上，我的侄孙女婿帮忙找到一个车，送到武警医院。后来知道是丁盛的老婆住院，他们请示警备区，请示广东省军区，才同意住院。他们不请示，就不敢接受。女儿毛毛去了，孟文虹吐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她那天也可能死。毛毛不敢告诉我。怕我急病了。第二天我去看她，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也不能说话。我想，这都是受我的株连啊，连看病也要请示，这里批准，那里同意。

　　总算有了病房，氧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了。但这个医院没能够对症地看她的病，也没有这个仪器来检查。我的女婿小高用车把她送到宝安一家医院作了“CT”，才确诊为脑干炎，就是中枢神经发炎。这种病有可能死，有可能残废。这样必须要到红会医院看，因为那里有个专家门诊，是上海的专家轮流来的。这个专家很负责，当时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后来一起吃饭他才知道：“噢，你是这么一个人！”

1993年这一年就过去了。我也去住了一个月医院，孙逸仙心血管病医院，有些不舒服，但没有什么危险。在当时情况下，一点小事对我来说都会很困难。1994年就好了，我的身体还好，她也恢复了。1994年4月，儿女们、战友们凑了些钱，我们回老家。飞机票，我们买不起的呀，五个人去，三个孩子，我们两个人，要千把块钱。到了赣州，住了几天，遇到130师那些同志热情的不得了。“是老军长！”一定要看我，一定要吃饭，接待我。交际处的范科长是54军转业干部。他把我们原来54军的许多同志召集来了，讲话呀，座谈呀，给我很大鼓励。我很高兴，对他说：你参军时，我已不在54军工作了。他说：你是不在54军工作了，但我一参军就知道你是老军长。讲部队作风，讲训练，都提到你呢，所以我们知道，但没见过面。这次就好了，见到了。

　　当时他们问我：“能不能报销？”我说：“到哪里报销？到我的儿女处报销”。后来，吃饭没要钱，住房也少交了些钱。回到我老家，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女儿们不同意我在家里面住说：这儿没有医院，你生病怎么办？我的姐姐不让我走，要我多住一住。好可怜啊，瘦得像干柴一样，我姐姐当时已90岁了。我给姐姐留了些钱，留了些药，就从老家赶到赣州住了两天，回到深圳。6月份，从深圳到桂林，一站一站选好的。1994年很快活，很高兴，战友们对我们也好。

那次，我对中纪委的人讲：你们说我身体好。对！为什么？从我本身来讲，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我没有做坏事，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我现在的生活是“三靠”：一靠老伴、儿女。老伴招呼我，儿女养着我；二靠组织。住医院，儿女们拿不起钱，住孙逸仙医院那次就是八千多块钱，我住院必须靠组织；三靠我的战友。出门靠我的战友，他们安排我吃、住、行。平时，我的战友给我寄钱，一百也有，五百也有，一千也有，我让他们不要寄，他们说这是自己的心意。

　　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心情愉快。战友们说：你不是坏人，你受委屈，总有一天会好。这三条，一条都不能缺。儿女养活我，谁能代替？老伴、儿女伺候我，谁能代替？我住院必须靠组织，我的儿女不能代替。我要出去转，儿女代替不了，组织代替不了，老战友给我安排。这三条是我的依靠，我不能少一条，每一条也不能互相代替，少一条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深圳来，就是这个道理。

去年，1995年[ 1995年，经军委一位领导人批准，总政同意由军队接收丁盛，到广州安置。],我82岁。你们看看我，眼睛也快瞎了，不行了，单独不能生活。在江西举目无亲，没有人可以依靠，怎么办呢？中国人的习惯，人老了，就享天伦之乐吧。我不靠他们靠谁呢？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嘛，所以我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深圳来，必须靠近我的儿女。

　　而且，深圳这个地方，军队就有一个干休所，这个干休所是团级干部的，现在还有十几套房子没有人住。他们那些人要求高，要三房，我哪怕有两房的给我几间就可以了。我自己和老伴一套，我的儿女还没有房子的，他们来住，就可以了，什么要求都没有。关系转过来更好，不转过来就给我房子也可以。

中纪委的同志讲：“到广州，到深圳，恐怕有些困难，还是要找军队”。他问我：“军队有什么熟人没有？”我说：“当然有了，他们当了大官了，不敢干这件事请，没有人管，要找军队，还是你们中纪委，你么去找为好，你们好商量着办”。中纪委这个人是办事的。他回去以后，中纪委可能和总政商量好了，总政愿意接受了。所以中纪委就发了一个文件给江西省纪委，纪委通知老干局，通知干休所，干休所就正式通知我：“军队愿意接收您了”。“还有什么内容？”“没有，就是个通知，告诉一下”。怎么办？不知道。往哪去？他也不知道。这个所长很好，不是那个女的了，是干休所周所长，很实在地告诉我。　　

（完）

祖国之恋 / 歌词

演唱：王丽达（原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

祖国之恋

我是你春天的一枝花蕾

我是你长河里一滴水

我的梦想从你怀里放飞

生来就为把你追随

我的生命因为你无比尊贵

我的笑容因为你无限明媚

我的长路撒遍你的春晖

结伴同行多少兄弟姐妹

再大的风雨 从未停下脚步

你的千山万水遍野芳菲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年岁岁

我的生命都属于你啊.....

把一切交给你 我无怨无悔

我是你春天的一枝花蕾

我是你长河里一滴水

我的梦想从你怀里放飞

生来就为把你追随

我的生命因为你无比尊贵

我的笑容因为你无限明媚

我的长路撒遍你的春晖

结伴同行多少兄弟姐妹

再大的风雨 从未停下脚步

你的千山万水遍野芳菲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年岁岁

我的生命都属于你啊.....

把一切交给你 我无怨无悔

我无怨无悔

后 记　　　

本书的主体──丁盛将军回忆录，系根据将军生前于1990年代中期两次长时间谈话录音整理而成。其时，将军身处逆境已近20载，身边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资料，全凭对历史强烈的责任感和过人的记忆力，将50年战斗生涯的艰辛，20年不白之冤的磨难，一一叙述，几无错漏，殊为不易！将军的谈话录音，经金光记录、整理成文字，曾于2001年自信印刷，在战友中内部传阅。该自印本保留了将军的语言风格，体现了将军的性格特征，读来确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受丁盛亲属的委托，本人近半年来对自印本进行了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记录将军一生征程的珍贵历史照片及附录文字。惟愿本书的公开出版，能理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将军一个公道，以告慰于将军的在天之灵。

回忆录的再整理和校对、注释工作，得到了迟泽厚、余樵、曾鸣诸前辈的襄助，将军的亲属和原秘书陈宏康先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照片，周均伦先生为将军晚年的坎坷经历提供了证言材料，尤其是迟泽厚先生拨冗为本书写了情深意切的《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对于以上各位前辈的支持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资料所限，本书再整理及编注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阅后给予批评指正。　　　

余汝信　　　2008年5月